郎明
一
1919年新春佳节之际，我出生在沈阳。听老祖太说，正月初九天蒙蒙亮，妈妈肚子疼得上厕所，突然听到了婴儿的哭泣声、妈妈的呼叫声、大黄狗的嚎叫声，我差点被狗叼走，有人说，就叫“狗剩”吧。
我的祖先属满清八族之中的正黄旗，为努尔哈赤立过大功，在八族中很有地位，我是堂堂正正的大小姐，怎么能叫“狗剩”？我生在拂晓，就起名“晓亮”。
我父亲是学法律的，和母亲在学校念书相识、相恋。母亲是汉族，由于当时满汉民族之间不许结婚，他俩经过了多少次努力，终于结成连理。
父母去世后，大哥为了照顾我们，把我们接到了天津。在这里我读了《世界知识》、《新生活》、《妇女生活》等进步书刊，知道了巴金、萧军、丁玲等一批进步作家。
1935年，我来北平，考上了政府主办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这时的我不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而是一个逃亡在北平的穷学生了。
一二·九运动爆发了。目睹过日本鬼子屠杀百姓、令人发指的罪行，我自觉地投入到这个运动的洪流中去。我和同学们手挽手，迎着军警的木棍参加游行，到郊区集市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这时，经徐迈伦同学介绍，我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介绍我看有关共产党的小册子，到读书会学习，做一些传递书信、掩护同志的工作。
1936年暑假，我参加了民先队在香山举办的夏令营和军事演习，听了施复亮教授和抗联干部关于东北抗日活动的报告，提高了对抗日救国的认识，也得到了一定的锻炼。
二
七七事变后，女作家丁玲受中共中央之命，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抗日前线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著名作家、诗人吴汉如、田间、邵子南、史轮、任天男、曼晴、李劫夫、王洛宾、何慧、高敏夫、凌子风、夏革非、陈明等都是来自各大城市的大学生和高中生。10月初，这支队伍来到太原。正好，那时我随逃亡学生也来到了太原。看了他们的演出后，很受感动，于是决意要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我壮着胆子来到中国共产党驻太原办事处。该处主任是红军有名的将领彭雪枫，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穿一件夹克上衣，西服裤，身高1.62米，自认为配做一飒爽英姿的女文艺战士。我向他表示一要参加抗日，二要打回老家去，三要在丁玲同志领导下从事文艺宣传工作。他问我，能吃苦吗？我说，能！他看我是这样的坚决，就立即给丁玲同志写了介绍信。当我拿到这封介绍信，高兴得跳了起来。我深深地给他鞠了一躬，表示衷心的谢意。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对我这样一位想当八路军战士的青年学生竟是那样的亲切，处理又是那样的果断，使我深受感动。
我拿着介绍信，迎着太阳向丁玲住处跑去。很快，就站在她的面前。她稍显纤瘦，中等身材，一双富有风采的眼睛闪着睿智的光辉。由于长年为工作操劳奔波，使她两颊有点凹陷，但嘴角边的两个酒窝却盛满了爱意。她热情地接纳了我。从此，我就成了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文艺战士了。
当时太原正处于失守前夕，日本鬼子的飞机每天都在狂轰滥炸，人员已开始疏散。奉周恩来同志之命，我们赶赴榆次待命。
从前面退下来100多名散兵。别看他们在日本人面前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但对老百姓却是见什么就抢什么，走到哪就抢到哪。为了使老百姓免遭散兵抢劫，丁玲同志决定，我和其他三名青年同志，在姜管理员带领下，到这些散兵的宿营地，宣传抗日，讲不能伤害老百姓的道理，并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地解散，或者投奔八路军。可他们不把我们几个赤手空拳的青年放在眼里，不但不听劝阻，还大大咧咧地要动武。姜管理员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他举起匣子枪，神情镇静地向他们申明大义，在他的说服下他们终于同意就地解散，所缴的枪全部交给了当地的游击队。
到达榆次后，队伍又奉命赶到晋东南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开展随军宣传活动。
朱总司令来了。他穿着和我们一样的灰色棉军装，腰扎皮带，挂着一支手枪，一张黑瘦的脸膛，双眼炯炯有神，慈祥得像一位农家的老爷爷。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真的就是我们经常唱的那个朱德总司令么？从此司令部走到哪儿，我们的宣传队就工作到哪儿。沉闷寂静的村子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墙上涂满了动员抗战的标语和壁画，儿童团站岗放哨，妇女们飞针走线做军鞋，填上新词的民歌小调响彻大地。
我给抗日战士洗衣裳，
男的打仗女的来帮忙，
洗了袜子补衣裳，
洗清了耻辱烫平了伤……
当时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也和我们在一起。她向世界传播着八路军的赫赫战绩，并报道了许多有关朱德、彭德怀两位大将军的战斗生活。
1937年12月的一次急行军，虽然只有60多里路，但走起来却很艰难。爬山，下坡，再爬山，再下坡，虽然天气很冷，但个个头上冒汗。风卷着雪花，山路泥泞，稍不小心，就摔跟头。不知是谁吹起了口琴，唱起了秧歌曲，同志们不约而同地都扭起秧歌，边扭边跑地向前推进。雪花飘飘悠悠地拂到脸上，化成滴滴水珠，和汗水汇在一起流到眉毛和嘴边，个个脸上都五麻六道的，但兴奋中的我们却忘记这一切。休息时，你看看我，我瞧瞧你，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驰名中外的大胜仗，总司令部叫我们去慰问演出。后勤部送来了很多战利品，如日本军服、皮靴、钢盔、大刀等等，大伙儿十分高兴。演出是相当认真的，节目是根据指战员英勇杀敌的事迹创作的，如张可编写的《大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鼓词等等，很受指战员们欢迎。
周围的一切都在感染着我，激动着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撞击着我的心扉。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已经长成大人了。行军时，我习惯地捆行李、扛背包；演出时，我同男同志一起抬桌椅、装舞台；演出后我和同志们一起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帮老乡扫院子、担水，教孩子们唱歌。我还大胆地承担起卫生员的工作，整天背一个画有红十字的药箱，给划破了手的涂点碘酒，给感冒了的服两片阿司匹林，同志们亲昵地称我是个“蒙古大夫”。
1938年1月，我们接到赴临汾去的命令。那时，我们的月津贴一元五角钱。我们在村子里花了五角钱，买了五只鸡，刚煮到锅里，集合号响了，等回来时，天已黑了。
第二天行军，脚夫还津津有味地啃着鸡大腿，我们都去抢，一抢那鸡味才更香呢。
一路上，我们不断地宣传演出。有的还到学校教歌，在墙上写标语、画壁画。脚夫还在街头拉二胡，和民间艺人一起唱歌、记谱。
在距临汾县二十多里的万安镇，我们连续演出了三场，虽然很累，但兴致未减。我从当地的乡亲那里学会了踩高跷，踩着鼓点扭起了秧歌。老百姓惊奇地夸赞着我，我还真的有点洋洋自得呢。
除夕之夜，丁玲同志和任弼时等领导要和我们联欢。消息传来，大家激动不已，立即布置会场。会场设在一个大老财家宽大的客厅里。我们摆上几张长桌、几条长凳，桌上放了些花生、红枣、柿子、核桃、梨，都是当地的特产。汽灯高空悬挂，光亮四射，迎春对联挂满墙壁。我们列队到村头迎接，朱总司令、任弼时领导来了，康克清同志亲切地握着我们的手说：“小鬼们好！”我参加革命队伍后的第一个春节就同朱总司令一起联欢，这是多么难忘的一个春节啊！丁玲同志带着湖南腔细声柔情地唱了井冈山小调《送郎当红军》。大家也齐唱了“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要问是哪个，朱德、毛泽东”。歌声、笑声、鼓掌声把房子顶盖都要震塌了。
节后，为了到国民党地区西安宣传抗日救国，争取团结广大知名人士支援和参与抗日战争，我们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写诗、谱曲、写大鼓词、编快板、排大秧歌剧……戏剧家塞克，作家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和我团陈正青、陈明等同志集体创作了一台三幕话剧《突击》。1938年3月5日，队伍来到西安，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的主任是林伯渠，经常和丁玲联系工作的是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宣侠父同志（我们离开西安不久，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丁玲同志和各方面取得联系后，我们顺利地演出了三幕话剧《突击》和一些独幕剧、大秧歌剧、快板、相声、大鼓，反映了前方军民齐心抗日救国的心情。最后演出了京剧《忠烈园》、秦腔《烈奴殉国》等。我在《突击》中扮演了一个男学生，大家说我还很有点男子气。当时，全团人员都登台了，诗人田间也同我们一块打小旗、跑龙套。三个月的演出活动震动了西安古城，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感动得许多青年学生也都奔赴延安，从军抗日。
西安演出后回到延安，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了我们，并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对丁玲同志率领的一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前方，唤醒广大民众一致抗日，做各阶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评价。这时，我和赵尚午等五名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打这以后，我更加努力。半个月就学会了唱京剧、唱秦腔、打锣鼓，只要是党的需要，我就敢于学、敢于做。
党组织决定，丁玲等十几名同志留在延安，而其他人和抗大、陕北公学调来的一部分同志，由周巍峙领导奔赴抗日前线。离开我所崇拜和爱戴的丁玲同志，真有些恋恋不舍。她像母亲，关心着我的生活，理解我的感情；她是严师，教育我走上革命道路。我就像她身边的一只丰满了羽毛的小鸡，母亲的翅膀盖不住了，就要离她而去独闯世界。
虽然感到难过，但一想到她的教诲，我又充满了信心和力量，以愉快的心情迎接新的战斗。
三
1939年1月，我们经过1000多里路的急行军，于春节之前来到晋察冀边区平山地区。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认识了由陕公来的鲁钊同志。鲁钊是上海人，从小父母双亡，11岁在印刷厂当童工，后参加了工人运动，七七事变后被分配到难民署工作。1937年末在党组织安排下，一行四人由香港转道来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被分配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后，参与了支部工作。每天行军都打前站，找房子，帮管理员买粮食、蔬菜、柴火，烧开水。大队到来之前，他把一切全都准备就绪，因此，大家就叫他“鲁大钊”。过封锁线时鲁钊同志由前站变为后方收容队。130多里的夜行军，到达铁路跟前要跑步前进。一路上，他帮体弱的同志背行李，走不动的，他就架着往前冲。急行军，真苦啊。有的同志耳朵冻出水泡，脚打了血泡，但还是凭着毅力要闯关。黎明时，虽然离开了警戒区，但又怕敌人出动，还得再急行军30里。我们常常困得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后面同志推一推，再往前走。到了宿营地等待分配房子的刹那间，躺在地上全都睡着了。而打前站的同志还得跑着号房，安排住宿和吃饭。大家都看得见，鲁钊是最辛苦的。
在晋察冀边区，我们走遍了五个军分区及专员公署。背着背包，抬着汽灯，赶着毛驴驮布景、道具，整天不是行军就是演出。而鲁钊负责的是舞台监督。演出前，找台、装台、挂布景，演出之后，又拆台、叠布景，还要背回驻地。有时我们已回到驻地，吃过夜饭，他还没有回来。记得一天出早操，他说我们几个女同志站队不合格，穿的衣服军不军、民不民（衣服是便服，裤子是军裤），我不接受他的批评，吵了起来，事后政治干事找我谈话，批评我盛气凌人，叫我在小组会上检讨。我像一匹野马似的性格，就这样被逐渐磨炼着，终于做到了随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行动。
1939年秋季大扫荡，鲁钊一个人被分到印票子工厂开展工作，我抓紧时间给他做了一双棉袜子、一副棉手闷子，送他出发了。望着他离去的身影，不知怎么，心里生出一种依依的感情、一种隐隐的惆怅。夜里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好觉。我的眼前，老是浮现出鲁钊的面影：时而是那张过封锁线架着体弱同志往前走的紧张的脸，时而是很生气又很无奈的脸……我审视着这些脸庞，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鲁钊，他是个正直、淳朴的好同志。由于工人出身，不善言讲，但总是那样勤奋努力。这时的我，真不知是不是萌发了对他的爱情。为了配合当地政府对敌进行的反扫荡斗争，我们分散到区、乡，和干部一起做群众工作；坚壁清野，不叫敌人抢走一粒粮食；和民兵一起摆地雷，和敌人打麻雀战（《李勇大摆地雷战》就是诗人邵子南和民兵在一起战斗生活后写出的长诗），稍有空闲，我们就教青年妇女识字。
敌人撤退了，我们和干部又一起做善后工作，埋葬死难的同胞，帮助群众盖房子，重建家园。年末，鲁钊由工厂回来，大家又相聚了。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油然呈现在我的脸上。我还是那样的泼辣、豪爽，但在他的面前却多了几分少见的柔情。我们终于相爱了。
1940年3月27日，我俩得到支部的同意结婚了。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结婚也只是一件小事。找了一间房子，俩人搬来各自的行李住下来。第二天同志们知道了，买来些花生、红枣，热闹了一阵子。第三天又回到集体中去生活。1940年秋季敌人大扫荡，病号队中增加了我们三名怀孕的女同志。紧急行军，翻山越岭，那两名同志早产了，把她们留给当地的老乡照顾，而我和病号们一起继续赶路。清晨开始爬山，上山下山没个完。有时，我是连手带脚地爬着，爬了几十里还没到山顶。这爬不到顶的山啊，对我和没出生的孩子，是个最大的考验。阜平县那座有名的大黑山我终于爬了上来。这里只有几户人家，很穷，没有粮食给我们吃。带队的同志又下了山，弄到些大枣和包米面。半个月后，敌人撤退了，病员随着下了山，却把我留在了老乡家。
当我开始分娩时，鲁钊还在山下。房东大嫂不知从哪儿淘弄来四个鸡蛋，捡些柴火，把屋子烧得暖烘烘的。我折腾了一天一夜，疼得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大嫂一直守在我的身边，老奶奶在一旁祈祷观音菩萨、送子娘娘，保佑我和孩子平安无事。汗水和泪水浸湿了我的面颊，老乡诚挚的关怀使我太感动了。我和她们非亲非故，素昧平生，是这场抗日救国战争把我们连在一起。可能是上苍真的被老乡的真诚所感动了吧，我顺利地生下了我的第一个女儿。
在大嫂的关怀下，我的身体在恢复，鲁钊和同志们赶上山来，用担架把我和女儿送到医院治疗。
敌人撤走了，边区召开党代会，团里决定演出《雷雨》，剧中鲁妈还得我演，我被同志们用担架抬着走向营地，走前把女儿交给当地的老乡照顾。
演出时，正下着雪，首长、同志们和群众都坐在露天广场。因剧情的需要，台上下着瓢泼大雨，演员们穿着单衣，为了演出的效果，虽然冷得有些哆嗦，还得表现出激愤的神情。而此刻的我，也进入角色，竟忘却了数九寒天。
剧中的周朴园由李牧扮演，而白居饰繁漪，何慧饰四凤，凌子风饰大少爷周萍。我扮演鲁妈这个角色，是颇下了一番工夫的。我边背台词，边体会鲁妈的心境，把这位从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到坚强自立的女性的复杂的感情历程都较好地表现出来，得到了边区政府主席和观众的好评。
我从演群众、学生，打小旗、跑龙套，到演《西班牙的母亲》中的母亲、《雷雨》中的鲁妈等，是一个锻炼成长的过程。既有领导和导演凌子风对我的指导帮助、启发诱导，也有我的苦钻和学习。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战斗的日子里，我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渐渐地走向成熟。
1944年3月，北方分局通知我们要调回延安。大家怀着喜悦的心情，进行告别演出，总结工作，准备第二次回延安。
我们自己动手用黄土把白布染成紫花布，做成便装，我把队伍唯一幸存的后代——我的女儿接回了队伍。
三岁半的女儿，长得又瘦又小，还不太会说话，我背着她，开始登上返回延安的路。
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冲过了敌人封锁线，虽寒气袭来，沁人肌骨，可我却累得汗流满面。当时带队的凌子风同志把孩子接过来，背到他的背上向前面走去。突然“扑通”一声，他俩从坡上摔了下去，女儿侧身没碰着，可凌子风同志却落下了腰疼的后遗症。女儿渐渐地和同志们混熟了，也能简单地说一些话了，她成了大家的女儿。行军时，同志们帮我背着她，到宿营地又都哄她玩，教她说话。大家行军1000多里，硬是把女儿背回延安。
4月末到达了延安，我们被并入鲁迅艺术学院，向中央领导、党政机关、部队同志和驻地群众进行了汇报演出，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一次，我们到杨家岭为舞会演奏。当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快步走到我们面前，一一握手，连说“辛苦了”的时候，我和同志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没料到，一位首长走到我身旁请我跳舞，我的心敲鼓似的跳起来，脸也涨得通红，一个劲地说：“我不会跳，看都是第一次。”同去的同志悄悄地对我说，拒绝是不礼貌的。于是我就应邀而跳，一支曲子终了，当首长把我送回原位置时，我还紧张得不知所措呢。
诗人邵子南在前方搜集了有关白毛仙姑的传说，几个作家写出了大型歌剧《白毛女》。王昆演喜儿。这幕剧的演出，对发动群众反抗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争取全国的解放，起到了宣传动员的作用。它的演出也是我们西战团向党中央和边区军民的献礼。
在鲁艺，我被分配到戏剧系，边学习边参加大生产。男同志到地里干农活、种庄稼、种菜，女同志在窑洞前纺线、织毛衣，时间安排得很紧张，过的却是田园般的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人们沸腾了，纷纷来到门前、庭院、操场上，扭起了大秧歌，我也狂喜地闯入人群，尽情地扭了起来。当胜利的喜悦还停在脸上嘴边时，中央决定派干部奔赴东北搞接收工作，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出发了。看着奔赴东北的同志们，我心急如火燎。等到第四批，我们才被批准，那天，鲁钊我俩和弟弟赶上毛驴驮着两个女儿出发了。
经过一路奔波，来到辽宁省的黑山县，听说八路军已撤出沈阳，我们又急忙奔向张库，来到西满军区所在地——郑家屯。我被分配到西满文工团工作。
鲁钊同志参军前是印刷工人，因为急需印制东北地方流通券，上级调他去完成这一任务。于是，我也随他做了土改工作。从此，彻底离开了文艺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