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曾这样解释“美国梦”，他说：“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种得天独厚的机遇...他有权生存，有权工作，有权依靠自己先天和后天条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实际上，“美国梦”就是中产阶级的梦。美国人相信，不管你来自何方，也不管你来自社会的那个阶层，只要努力工作，勤奋节俭，你最终都会获得成功，逐渐成为中产阶级，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孩子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每年有带薪的假期，可以和家人一起出去旅游，享受医疗保险，到了退休年龄，可以拿到足够的退休金，没有后顾之忧，等等。从二战后到1970年代中期这30年，大部分美国人确实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
那是美国的大繁荣时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这30年经济高速发展，形成巨大的规模经济，社会财富不断增加，而财富的分配也相对合理，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再投资，其余的分配给管理者和员工。这些员工会组成行业工会，维护其利益。同时，国家监管机构会为关键的服务行业制定价格标准，使消费者享受到实惠。那时调节分配的主要手段是税收。联邦政府对最富有的人群和公司征收较高的所得税，并把大部分收益用于国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新技术研发等。政府补助退伍军人上大学，很多家庭头一次买得起房子，几乎所有人都分享着经济繁荣的果实。由于生产力高速发展，带来几千万人稳定的就业，美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其数量约占总人口的50%以上，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经济上日益平等，人民安居乐业。到50年代，中等家庭收入比1929年翻了一番。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们提供各种新型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60%以上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到1955年，大多数美国家庭拥有一部汽车，70%的住宅安装了电话。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实现了近乎完美的结合，使美国成为中产阶级富足的典范。
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切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主义的民主层面走向衰落，在分配财富、稳定就业、制定公平游戏规则等方面，承担重要职责的各种机构--大型企业、大型工会组织、监管机构以及立法机构日渐式微。如今的公司除了无情地追逐利**外，别无选择。从1973年--2005年家庭收入中位数（50%比它高，50%比它低）增幅约为16%，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全职工作的男性的收入中位数，比32年前还低11.3%，即美国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收入下降。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或在下降，而那些富人的收入却大幅上升，顶层人群的收入却出现了飞跃式的增长。到21世纪初，富人获得了国家财富增长的最大份额。据经济学家统计，从2002年到2007年，顶层那0.1%的美国人，收入增长了94%，1%的美国人收入增长了62%，而90%家庭的收入只增长了4%。据经济学家研究得出的结论，2002--2007年全美总收入增加值的三分之二流入了美国那1%的顶层家庭。
2009年美国界定的中产阶级核心层，是年度总收入为35，000--85，000美元之间的工薪阶层，这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50，599美元，但2011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49，103美元，跌破了50，000美元的心理关口。美国中产阶级在财富所占有的份额在萎缩，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总数在全国所有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1970年的62%下降到2011年的45%；中产阶级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1971年美国中产阶级人数占总人口的61%，2009年减少至53%，2015年减少至44％。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解体，且“向下流动”明显。劳动者失去了高薪就业的机会和有保障的退休生活。CNN(美国有线电视网)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美国的中产阶级离穷人只有“三个月的距离”，也就是说，一旦被炒鱿鱼了，等到3个月失业救济金拿完了之后，那些账单就没有办法支付，中产阶级的工人们只能宣布破产，立马沦为穷人，靠政府救济生活。这次金融危机中，有1，200多万老百姓做出了“榜样”。而且将继续有更多这样的噩梦不断出现。绝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禁不起任何失业危机，一旦失业超过9个月，就会沦入拍卖房产，流离失所的境地。即使对于一些顶尖的高科技公司的那些“金领”，出身名校、掌握着核心技术的专家，也不能保证一辈子安然无恙。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同一天，数十家高科技公司同步裁员，包括RIM、斯普林特、微软和SunGard公司，裁员幅度高达15%。裁员已经从金融领域蔓延到高科技行业，甚至已经深入到高科技的心脏--研究室。被裁的全是资深研究人员。美国的失业率攀升到26年来的最高点。受影响最大的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据统计数据说，有41%的年轻人没有任何保障。金融危机使美国年轻人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沦为“啃老族”，不然，就只能沦落街头了。
退休金曾是美国梦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公司给与员工的承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安全网。但华尔街和华盛顿的规则制定者，互相勾结，以各种方式改写退休规则。在美国，最基本的养老金是“社会安全金”，所谓社会安全金就是老百姓在几十年工作时期间缴纳薪资税，退休后从国家领取的养老金。所以，社会安全金就是美国全民性的养老金，是民众从政府处获得的最基本养老金。它是大多数美国人退休后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美国，每个参加工作的人，每个月收入不低于1，160美元，就可以获得点数，在达到40点后，退休时就可以按月领取社会安全金。对于退休人员而言，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社会安全金在退休后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大。社会安全金收入平均占老年人收入的40%。在65岁以上老人中，53%的夫妻家庭社会安全金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74%的单身家庭社会安全金收入占家庭收入的50%以上。这组数据表明，美国民众每月领取的社会安全金金额平均下来并不是很高，但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主要依赖社会安全金来安度晚年。所以社会安全金是美国人养老最基本的收入来源。但国会吹捧推行用“401k退休金计划”代替“社会安全金计划”。401k退休计划是美国在1980年代对私人企业退休金制度改革的产物，这个退休计划是把过去由雇主单独为雇员提供退休福利变成雇主与雇员共同负担退休福利的格局。这个计划完全是为了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公司利润，它既不是普及到私营企业每一个人的退休福利计划，也不是政府主导的全民社会福利计划。这个计划没有保险，它比传统的退休金保障更低，管理成本更高。这个计划使退休金计划受到严重威胁，将在今后几十年损害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中产阶级。美国约六成将要退休家庭拥有401k退休计划，但要维持退休后生活水平不下降，仅靠401k计划中的退休金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安全金仍是大多数美国人退休后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从1950--1980年代，有国家保障的退休金所覆盖的美国人数量稳步上升，到1980年，在私营企业总劳力中，由固定福利的退休金计划覆盖面达到28%，这曾是退休的黄金标准，退休金计划保证退休人员终生有固定收入。但自1985年以来，已有84，350个退休计划被终结了，其中每一个计划都是对成千上万的人承诺的退休福利。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根据一个咨询公司的统计，1998年在《财富》500强中最大的100家公司有67家提供了固定福利退休金计划，到了2010年，只剩下17家。许多著名的美国公司，如惠普、卡特彼勒、杜邦、卡夫食品、摩托罗拉、3M、沃尔玛公司都不提供这样的退休金计划。到2011年，只有3%的私营企业雇员享受这种退休金计划。如果你所在的公司破产了，那么你可能失去你的全部退休金。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分析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大幅为富人减税。从里根到小布什，美国政府不断大幅度降低富人的税收。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1950年代的92%降到现在的35%；特别是降低了个人和公司的股息税，从1970年代的70%降到现在的15%；资本利得税从28%降到15%；1980年上缴税金是平均收入的47.9%，2007年却只有19.8%。每年减收1，570亿美元。在国会的改造下，税法变得类似一种为富人量身定制理财产品。这种减税，是使顶层这1%的美国人在过去10年中财富极端膨胀的主要原因。减税使整个国家深深地陷入财政赤字，根据美国国家税务局的数据，2001年到2007年，对富人的税收减免高达7，000多亿美元，财政部却把这7，000亿美元变成了联邦债务，而支付利息的负担将沉重地落在中产阶级身上。在最富有的美国人享受巨额减税，而中产阶级的税收实际在增加。著名投资家巴菲特说，他缴税的税率在他的办公室是最低的，比他公司的接线员和做卫生的人还低。因此，他联合了一些企业家发表声明，要求国家向富人增税。
除此之外，多年来公司的所得税也在不断下降。据资料介绍，公司在税收总量中的份额不断降低，1950年占GDP的6%，1960年占4%，1970年占3%，1980年占2%，1990年占1.6%，2000年占2%，2010年仅占1.3%。1952年，企业税收占联邦政府总税收的32%，2011年，企业税收的份额只有7.9%。不仅如此，很多大公司如波音、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富国银行等，想方设法避税，申请税收减免。2008--2010年富国银行获得179.6亿美元的税收减免。美孚公司因为在国外缴纳了158亿美元的所得税，回到美国还得到8.38亿美元的税收补贴。国会调查机构政府问责办公室对1998-2005年的企业所得税申报单做了研究，发现大型外资公司有72%不交任何所得税，美国人拥有的大型公司也有55%不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与此同时，在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瑞士、新加坡、卢森堡和其他避税天堂的银行里存有数目惊人的钱财--估计有2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年联邦预算的一半或所有州政府支出到总和。这些财富即使按25%的税率征税，也有3，750亿美元，这个数目超过美国1亿人所交的税款总和。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银行都有数百家子公司设在这些避税天堂。讽刺的是，开曼群岛只有5.3万人，却有9.3万家公司，一栋5层办公楼是1.8万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如果联邦政府要求他们把钱转回美国，他们说：可以，请把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5%。
第二，就业岗位流失，失业率增加
大量的制造业企业为了追求低成本高利润，向国外转移，使得大多数人失去原来较高工资的工作，转而从事工资较低的服务业，使多少美国人的生活被毁掉。不仅制造业的工人失去工作，就连搞IT的工程师或办公室的白领也面临着丢掉饭碗的危险，因为越来越多的岗位被“离岸外包”，转到印度、中国或其它国家。据普林斯顿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分析，有291种职业，共3，800万个就业岗位可以被外包，占劳动力总数的29%。《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近十年，到2011年底，累计对墨西哥的贸易赤字达到6，980亿美元，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计算，估计有150万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因从墨西哥进口而消失。按美国官方数据，在经济危机之前，从2000年至2008年，失业率为4%-6%，2009年达到9.3%，2010年达到9.7%。但这个数据与真正的失业率差别很大。美国对“失业”有严格的界定，失业者必须每周两次到政府指定的部门持续申请工作才可被界定为“失业者”。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大量找不到工作的人失去了就业的希望，因而不会定期频繁地去政府机构申请工作，这些人都不算失业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也不算失业者。此外还有数百万半失业人口，即找不到全职工作，只能作半职工作的人。如果把这些人统计在内，2010年的真正失业率应为16.5%。
第三，工会力量的削弱
工会组织曾是美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一支强大的、不可忽视的力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劳工运动取得了非凡的胜利，工会取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合法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有组织的劳工发挥了强大而明显的作用，工会与公司、政府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工会为工人争取合理的报酬和社会福利。除了经济影响之外，工会还扮演着核心的政治角色，成为民主党在南方之外的中流砥柱和力量源泉。现在的人已很难理解工会在当时是多么重要。一位工会主席华尔特·鲁特被1998年《时代杂志》评为20世纪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鲁特从1946年开始担任“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直到1970年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令资本家们心惊胆战。他坚持不懈地领导工会为工人们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如医疗计划、学费返还计划、利润分成、人寿保险、解雇费。休假等等。1949年全美汽车联合会与通用汽车公司达成里程碑式的协议，根据该协议，通用保证工会成员的工资、医疗和退休福利与生产率同步增长，这个协议被称为《底特律条约》。其它工会以此为蓝本，保证工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甚至未建立工会的企业主也会向工人提供与工会成员大体相当的待遇。与此同时，强大的工会对管理层和股东的收入发挥了抑制作用。联邦政府也是《底特律条约》非正式的一方，它以多种方式实施干预，支持工人的谈判立场，发现高层收入过度就加以抑制。1969年通用汽车CEO的工资是79.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30万美元，只有今天沃尔玛董事长李·斯科特工资的五分之一。
但在80年代里根当政时，工会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一次航空管理工会举行大罢工，里根对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进行了强硬的镇压，下令把所有的罢工员工全部开除，派军队去管理，这对工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反工会运动得到最高层的政治支持，美国的政治气氛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工会，工会开始逐渐衰落。1400万名州和地方政府的雇员中有700万人没有集体谈判权。农业工人、家庭服务人员、底层管理人员，被明确排除在确保工人组织权的法律保护之外。而企业雇佣临时工，半日制工人达到2，200万人，占私人部门雇佣总数的22%。相对于物质文明的进步，美国工人的权益受到剥夺。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工会几乎被踢出了私人领域。有些大公司如沃尔玛，不准在公司内成立工会，试图组织或支持工会的工人，就会遭到公司非法解雇。1970年代以前，39%的美国员工隶属于某个工会组织，到了2006年这个比例不足8%。工会运动被倾覆，工人已经失去了对工资和福利等保护自身权益的谈判的能力，更失去了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欧洲的工会依然强大而有力，工会谴责管理层过高薪酬，强调保护工人权力。
第四，放松管制
20世纪70年代以后，《底特律条约》被废止，二战后曾抑制不平等的制度与规范消失，不平等恢复到“镀金时代”的高水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建立的限制不平等的制度和规范，从70年代开始，遭到破坏，导致不平等的加剧。上层收入上升反映了社会政治变化，管理层的收入高的离谱，高管实际上是自己为自己制定工资，由于最高边际税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70%降到35%，高管们有更大的动力来利用其职位谋利，其工资与管理者的素质及人才市场毫无关系。高层收入飞速上升，也不是因为对人才需求的增加，而是因为工会一蹶不振，反对高薪的声音沉寂了，政治家们在曲意奉承提供竞选捐款的人，舆论在赞颂高管们的商业天才。从1980年以来，欧洲和日本，收入不均的状况几乎毫无变化。所以有充足的理由证明，美国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科技发展或全球化，而是制度与规范的变化造成的。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题为《从洗碗工到洗碗工》一文中指出：美国被错认为是一个能给所有人提供无限机会的国家，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政策导致穷人仍然贫困，穷人孩子的父母贫穷，这些孩子陷入代际循环，在贫困中成长的孩子往往成年后也是穷人。若干代不流动，会使金钱差别走向凝固，社会上层与下层日益固化，且绝对差距加大。社会分裂现象日趋严重。研究者认为，1950年左右出生，1970年左右就业的美国人（称为战后第一代），进入80年代便开始感到因工资和各种额外补助减少而造成的生活艰辛和工作的不稳定，呈现明显的“代内向下流动”趋向。而在1965年左右出生，1983年左右高中毕业后就业的人（称为第二代），一工作就感受到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的变化，不能再奢望长期稳定的职业。1985-1990年间出生，2002-2007年间进入就业市场的人（第三代）在就业之初就深刻感知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人员之间工作收入的巨大差距。对于这两代人而言，“代际向下流动”表现更为明显。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上向社会流动”的美国梦是多数美国人的经历，然而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社会流动呈下降趋势，即由中间阶层向更低阶层的流动成为代际流动的主要趋势，社会中下层成为社会上层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研究表明，当下美国的“上向社会流动”已不如英国和法国，甚至远低于加拿大、德国及芬兰、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也就是说，在欧式就阶级结构的僵硬程度上，当代美国已远高于欧洲。
中产阶级就业状况的恶化和经济地位的下降，已对美国社会、政治等方面带来严重影响，最突出的是，中产阶级不满的增加，可能威胁到美国的政治稳定。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对美国的社会分配制度越来越不满意。2007年4月，盖洛普在民意测验中问道：总体而言，你对当前美国的情况满意不满意？只有24%的人回答满意，74%的人回答不满意。对于数以亿计的美国中产阶级，以及希望实现这种身份的穷人来说，“美国梦”已经结束了。大部分中产阶级非常苦闷，甚至十分愤慨，他们经常叹息过去那种舒适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对美国社会的前途悲观失望，认为美国社会正在腐烂，美国这个庞然大物正在重蹈罗马帝国灭亡的覆辙。华盛顿背弃了普通的美国人，80%的人认为美国不再是那个民主国家，已经成为一个财阀统治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