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婷
3岁的伊米是个羸弱的小姑娘，她一出生心脏就有个洞，而且心脏瓣膜形状异常。依靠最精心的医疗护理她才活到足以承受开胸大手术的年龄。
随着手术日期的临近，伊米的父母也陷入了深深的焦灼之中。由于心脏手术的某些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手术的风险相当大，但是不手术伊米就肯定活不过童年。
作为儿科高级住院医师，我为伊米作了细致的术前检查。她的心跳完全不同于正常心脏有规律的跳动，我再一次惊叹于小姑娘的忍耐力。当我帮她穿衣服时，注意到她的粉色小衬衣上别着一枚徽章。
“这是圣多福徽章吧？”我问。
“哦，是啊，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到的。”她母亲略微腼腆地答道。
“我们觉得它能保佑伊米。有圣章在，伊米肯定会没事的。”她的丈夫接口道。两人彼此会意地点头微笑，疲惫的眼神在那一瞬焕发出希望的光芒。我的心被触动了。
接下来的一两天，伊米接受了一系列检查，我碰到她几次，留意到那枚徽章一直别在她的病号服上。不难想像，它对孩子的父母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手术的前一晚，我对一位心外科医师不经意地提及此事。他回应我一个讥讽的微笑：“谁都有自己的信仰，不过和圣牌圣水比起来，我更愿意相信佩恩医生。”
佩恩是国内德高望重的心外科医生，明天他将给伊米的手术主刀。我写了张字条提醒自己明早把伊米病号服上的徽章取下来，以免它遗失在手术室里。但是第二天上午，我忙于抢救两个遭遇车祸的孩子，等我赶到时，伊米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持续了将近12个小时，进展得并不顺利。作为一项新技术，分流泵出了几次故障，伊米失血很多。术后，毫无知觉的她戴着呼吸器，被安排到重症监护室。
伊米的妈妈见到我，声音颤抖地说，伊米的病号服在手术室被脱下来，扔进了医院的洗衣房。徽章丢了。我劝她不要着急，我会帮她想办法。
当晚，我在宿舍里辗转反侧，无法人眠。眼前总是浮现出那枚丢失的徽章和伊米父母焦急无望的神情。最后，大概凌晨2点左右，我起身给佩恩医生写了张字条，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以及徽章对伊米家人的重要性。我穿上衣服，回到医院，把字条贴在佩恩医生办公室的门上。做完这些，我的心轻松多了，不过又隐约担心起来——
我在字条上署了名，要是我真做了件蠢事怎么办？如果外科医生们都不在意这件事，凭什么佩恩医生会在意呢？
白天过去了，傍晚我回医院值夜班时在重症监护室稍作停留，检查了伊米的身体状况，和她家人说了几句话。她仍然昏迷不醒。我俯身去听她的胸腔，赫然发现她的病号服上别着一枚圣多福徽章！我如释重负，转身询问他们是不是又弄来了一枚。“不，”她妈妈说，“这就是丢失的那枚。”原来是佩恩医生下午来把徽章还给他们的。徽章失而复得，我感到非常高兴。“是啊，我们也是，”她爸爸笑着说，“现在女儿安全了，不管将来再发生什么。”
后来，外科医师向我讲述了寻找徽章的经过。当天，佩恩医生像往常一样去查房，他的身后跟随着十多个年轻的外科医师，都是他的门生。查房结束了，他们没有休息，全部被佩恩医生带到了医院地下室的洗衣房。在那里，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于是，为了找到伊米的病号服，所有人把头一天儿科送洗的东西挨个儿翻检了一遍。他们花了半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伊米的病号服，那枚徽章仍端端正正地别在上面。
我惊讶不已，“他说了为什么要求你们这么做吗？”
“哦，是的。”医师答道。在小山一样堆积的衣物中间，佩恩医生告诉这些年青的精英们，当年他的老师曾经给过他同样的教诲——关照人们的心灵与照顾他们的心脏同样重要！
当她再次面对那些幼小的生命，看见她们穿着洁白的长裙，静静地躺在那里时，她忍不住热泪盈眶地说：“她们多像是天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