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张氏绑架案显露的计生乱象
广东和重庆两地的民众和媒体关注的张氏兄弟绑架人质筹钱救母案，终于有了一个令大多数人满意的结果。张氏兄弟认罪领刑不上诉；弟弟张方均被判缓刑，表示欣喜过望。
我舒了一口气的是，张母平安无事，现已乘飞机返回重庆万州。我曾担心张母谢守翠在法庭上因激动而发病，虽然法庭格外经心为她配备了救急的医生和专用车，但有些事是很难预料的。忘不了今年5月5日《重庆晚报》曾报道，也是重庆人，也是五十余岁的朱某，也是高血压，也是无钱治病了，因为社区领导关心，探望他之后，赠送了一笔慰问金，并允诺给他报销部分医药费，朱某激动得热泪长流，领导离开病房不到10分钟，他就病情加重，离开了人世。谢守翠如果因法庭判决实现了她的愿望，真的有一个儿子可以不坐牢，回家帮她先收拾庄稼地而激动，脑出血的病人再发作，要救也很难的。
在宣判张氏兄弟绑架案的同时，从重庆市原司法局局长文强藏钱处鱼塘底起出近两千万现钞赃款的报道正在网上广为传播，这世相令人不知说什么好，唯有“长叹息以掩涕”。
我始终关注着这一起发生在广州闹市的刀劫人质筹款救母案。我觉得，从到重庆调查张母状况而在医院当场捐款1800元的三民警，到昨天赶到法庭给张家捐款1500元的不留名阿姨，都让人感受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性的善良和同情心并未被灭绝，绝非那些“钓鱼执法”敛财者所认定的前提——“雷锋”根本不存在了。我也很赞成《南方日报》等媒体的清醒而平衡的报道，如刑事律师王思鲁所言，检方、法官不能只在有媒体监督下才“人性化”执法，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北京大学教授夏学銮说：“不能因为孝心而得到从轻的处罚，否则就有可能引得他人群起而模仿，社会的公共安全就会受到侵害”（事实上法官从轻处罚的理由是初犯、悔罪等）；受害人邝女士不愿原谅被告得到了人们理解。
我现在要说的主要是此案报道过程中披露的计划生育乱相，至于张方均小学未毕业就出来做童工，张方述陷入血汗工厂做奴工，张母是如何被骗再嫁给“脑子不灵活”的现任丈夫的，等等，这篇短文说不清。
相关报道说，哥哥张方述有一个3 岁多的儿子徽徽（他妈妈是安徽人吗？），是他在广东打工时与打工女友阿娇生的，阿娇受不了他家的赤贫已出走，他这些年就是为寻找“女友”，花光了打工的积蓄还欠了做小老板的同乡同学的4万多元钱。这个孩子现在没有户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黑人”，因此未能上飞机同奶奶一起来广州。我们不知道漂流在外地的打工者们有多少这样的“黑孩子”。这个找不到妈也见不到爹的“黑孩子”生存相当艰难，心理也必然会留下阴影。报道说，这个3岁多的孩子，“衣衫袖口弄得脏兮兮的，鞋也开了口子”，平时谁要说他妈妈的是非，他就会扑上去掐谁。他再长大些，会怎么样呢？他能像他的父亲和叔叔一样，将屈辱化作对父母的这般“孝心”吗？（报道说，张氏兄弟随再嫁的母亲到邻村，小伙伴和同学都喊他们“隔壁村的野蛋”。）
张母今年52岁，那就是说1957或者1958年生人。按年龄她结婚时已开始计划生育了。她已有两个孩子，却收养了一个女儿。按政策她是无权收养的。更可怪的是，她收养的是她妹妹（当然比她年轻，肯定赶上计划生育了）的女儿，说是她妹妹的孩子太多了。她妹妹生了多少？怎么就没人管？是还想生男孩吧？
而到了她的养女，报道说是今年20岁，在广州打工，身孕已使她不能行动陪养母到法庭听审判。又一个未婚先孕生了再说的“阿娇”，生下来当然也是“黑人”。你看，学者们在争论计划生育政策要不要松动，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可不可以生两个孩子之时，人家“不争论”，就这么怀着生着……计生政策、婚姻法、清谈与断裂的现实世界就这样脱节了。乱局不知何时了，但最终肯定是全社会埋单，直到那些“黑孩子”长大，我们都可能有邝女士的不期而遇的遭遇。
我没有指责计划生育管理人员的意思，不论是对“人口流出地”，还是“流入地”。张方述、阿娇这样的打工者流动性很大，谁也管不了。只要阻碍城乡人口流动和融合的户籍制度存在，农民身份的人无法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变为异地的常住居民，城乡割裂，管理制度与生活现实割裂，种种乱象包括计生方面的乱象就无法根本改变。
我敢说，偶尔披露的“黑孩子”存在就可以证明，中国人口现在到底有多少只是个估计概数，也许早就过了14亿吧。
（《南方都市报》2009/09/29）
再问北京是谁的首都
1999年4月30日，我在北京的媒体发表过一篇《北京是谁的首都》；今天想在网上搜到电子文本，却发现网上广为传播的同名评论是“李曙明”2004年10月所写。我是有感于最高法院招人限于持北京户口者，李文是有感于2005年除了财政部外几乎所有国家部委在京的岗位都要求报考者具有“北京户口”。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不知道，也不想再说了，因为道理已讲尽，这不仅是就业歧视，而且是政治权利不平等；住处根本不是理由，外地报考者愿意录用后像“北漂”先赁居一段时间地下室又有何不可？
之所以再次提出这个极其普通的常识性问题，是我的不公平感再一次被北京人就业、读书之外的特权深深地触动了。
长假归来看报，10月12日《报刊文摘》头版头条转载的新华社记者专稿《国以民为本，民爱国若家》教我眼睛发亮。这标题把国与民、国与家的关系表述得多么透彻，“爱国主义”就这么简单，这么朴实！这道理这逻辑当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适用的。可是，细读内容，你看——
“国庆前夕，北京地铁四号线开通了。轩敞的站台，高档的滚梯，还添置了触摸屏电脑供自助购票。可这种先进性让许多人不适应，刚把钱投进去，还没来得及选线路和终点，电脑就‘自说自话’地往外吐票、吐零钱了。尤其是习惯了按车程付款的外地客，往往吓一跳，直怨自己误操作。工作人员还得前来解释一番：在北京不管坐几条线，就是坐一天，也只收两块钱。
“在北京选乘公交，可真是便宜啊。可背后要是没有国力的发展，没有强大的公共财政支撑，哪能这么便宜呢？公交连着千家万户，公交的一大进步，只是国家改善公共服务进程中的微小一步。而公共服务的进步，正在形成国与家之间新的纽带。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以民为本，民爱国若家……”
这真是很奇异的逻辑，由地铁等公交票价出乎外地游客意料的超级便宜，推论出适用于全体中国人的国与家关系论。难道一千余万北京人的感受就等于全中国13亿数千万人的感受？都门之外，如广州，地铁票和公交车票价比北京高数倍，13亿外地人又该如何认识国与民、国与家的关系呢？
的的确确，“背后要是没有国力的发展，没有强大的公共财政支撑，哪能这么便宜呢？”那么，北京公交的便宜靠的是北京市公共财政的支撑吗？既是，又肯定不是。
据广州媒体9月29日报道，中科院院士、建设部原副部长周干峙在会议上建议广州学习北京，在公共交通方面加大投入。周夸“北京的公交做到了多个世界第一……乘客只需要花2毛钱、4毛钱，像我这样头发白的根本不用掏钱”。对于这种“何不食肉糜”的建言，广州市长张广宁回应说“我也想（学北京），但是有难处啊”。他解释说，目前广州地区生产总值大概在8000亿元左右，相应的税收是2419亿元，这么多税收里有75%须向国家和省里上缴，广州只留了25%，加上国家和省里的返还大概到28%，“所以广州和一些直辖市没办法比……”这就是说，北京等直辖市的大量公共投入，其财力靠的主要是税收留成政策的倾斜。这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转移支付。对西部等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搞直接和间接的转移支付是必要的，但对北京的这种转移支付却是以建设首都的名义进行的。
以前，人们包括一些北京人士和在京媒体，一是质疑中央财政向北京过度倾斜的必要性，政治性的首都不必什么都是大中心，如一些文体大工程不必集中建在缺水的北京，如北大、清华占国家教育投入的比例不该空前地多；二是质疑固化户籍制度以保障北京户籍子女在上名牌大学、进国家机关工作等方面的特权。现在，我们从公交票价就可以感觉到北京人享受的经济特权，已太过分了。凭什么？广州市长不服，我作为广州市民不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纳税人更不服！
我讲不清代表权、征税用税权和政务公开的大道理，也不拿美国首都华盛顿来比，更不想用“利益输送”、“构成既得利益集群”这样一些政治学术语来描述，我只想喊一嗓子“这不公平”！比毛泽东时代“三年困难时期”的首都特保（最基本）供应，还要不公平；比历朝历代对京畿地区的优待还过分。凭什么在广州上公共汽车就是2元，北京人才4毛钱？
“国”与“都”最古的词义就是城堡，城堡里面住着人数不多的“皇亲国戚”和侍从。21世纪的国与都绝不应将特权“复兴”到先秦之先。
（《长江商报》2009/10/16 ）
怎样才“有尊严”
温家宝总理在春节团拜会上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个新提法让我感动。
作为政府工作宗旨（或曰政府“合法性”依据），为人民谋幸福的说法，在230多年前的美国《独立宣言》中，在延安时代的颂歌《东方红》里，就早已有了；统计“幸福指数”更是一种时尚的做法。问题只在于，一要防止官员浮夸政绩，出现“被就业”、“（工资）被增长”之类欺世盗名的人民“被幸福”；二要警惕回到30年前公然宣称就是要“舆论一律”，严控信息公开从而在大饥荒年代和“文革”动乱时期，还在高唱“到处莺歌燕舞”和“就是好！就是好！”的伪幸福局面。
而“更有尊严”的提法，特别触动我的心。老实说，我觉得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做人的尊严。古话说，“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可是在“人情社会”里，有多少人能不屈心降志“找关系”？你可以不图升官发财巴结人，但是为了孩子上学、就业，死扛到底不觍颜求人你能心安理得吗？国家富起来了，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到欧美国家要办签证要过海关，持中国公民护照，被人“另眼相看”审视着，自尊心不能不受伤；谁叫中国人确有许多偷渡者赖在人家的国家不走呢？
关于幸福与尊严是个很重要也很复杂多维的论题，值得深入探讨。在我看来，幸福与尊严都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衣食足而后知荣辱”，韩方明先生“活得有尊严先要有体面”，国际展览局主席拉丰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城市要让每个人生活得体面”（《南方日报》2月23日），大体都是这层意思。试想，一个啼饥号寒的人，一个无钱治病而受疼痛折磨的人，或挤在春运临客里被屎尿憋得想哭的人，蚁聚在“蜗居”里难免产生摩擦的家庭，幸福感和自尊心必然大打折扣。但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物质条件下，如果说人的是否幸福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心理感受，尊严则既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取向，也取决于外部的社会环境和评价。
要问怎样活得更有尊严，先要弄明白什么叫“有”尊严。“尊严”首先是一种内在的坚强，独立品格，自在自足的精神。常言道：“人到无求品自高”、“无欲则刚”，俗话叫“人不求人一般高”；自立自强与自尊是一体的。“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人是有尊严的，古贤称为“君子”、“大丈夫”；反过来则云“人必自侮而后（别）人侮之”。其次不是说你有钱或有权，就当然“有”、就叫“有”尊严。只会扫地做饭的文盲老太太袁苏妹，以她敬业周到的服务受到香港大学师友的尊敬，授予她“荣誉院士”称号；同在香港，前几年黄姓教授因虐待家庭成员的丑闻被千夫所指，解除教职。现在有些官员谄上欺下，表面八面威风，实为众所不齿。23日多家媒体报道，安徽省一位“局座”遭前妻和17岁的儿子以《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当官的爹》为题，公开举报其贪污受贿嫖娼，他尊严安在？那些在境外出手阔绰的富豪及其家人，被商家当“财神”(或冤大头），却被世人视为财路可疑的暴发户，包括《参考消息》2月15日载在香港购买每平方米76万港元海景房的大陆人，自我感觉再“成功”也不大可能得到别人的尊敬。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如果内政不修明，“实力”再强大，哪怕天天“可以说不”，也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反之，北欧那些小国，政治清明，人民富裕，没有核武和航母，更没有安理会的否决权，照样可以得到世人尊重，国民出国多享受免签待遇。
尊严既有内在和外在两条标准，仅靠个人修养修炼修为是不够的；世上超凡拔俗的“真君子”和“大丈夫”没几个，大多数人都不能不为社会环境所制约所影响。要人们活得“更有尊严”，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加强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建设，加快社会转型。没有人格平等，权力与权利边界不清，大搞“官本位”，人身依附严重，谁能有尊严？“屁民”固然要看当官的脸色，小官不是也要仰大官的鼻息吗？没有言论自由，讲真话“口将言而嗫嚅”，举报违法而担心被“跨省追捕”、“被自杀”，能有尊严吗？没有民主选举，一被“破格提拔”就被公众怀疑有“背景”，不能服众威信何来？没有法治，你的企业办得再大再成功，总忧心红黑两道有人找碴儿掐死你，多方赔笑打点，能有尊严吗？
因此，人们要活得更有尊严，除了公民的“反求诸己”，国家也必须“自强不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努力进步，让人们尽早生活在自由平等规范有序的大环境之中。
（《南方日报》2010/02/24）
“阁下”这粒沙子
昨晚上影院看陈凯歌的新片《梅兰芳》，散场出来一看手机才知坐了2小时又20分；一点不嫌长，而是遗憾意犹未尽咋就结束了。陈的这部电影差不多可以媲美他导的《霸王别姬》，值得回味，打算有空写篇《最是可怜邱如白》，评评这个敢与世相违、不怕开罪所有人的人物。不过，现在我先说点不吐不快的，就是吞不下的一把沙子：剧里日方的翻译官一口一声对梅兰芳称的“阁下”。请注意，他不是敬称梅兰芳，而是在梅兰芳被关押时，将日酋的咆哮转译给梅兰芳听，说“阁下”对你梅兰芳说什么，“阁下”又说的是什么什么。听着真是硌耳朵眼哪！
我得承认严歌苓等人的编剧水平令人佩服，整体而言，全剧的对白赶得上经典的话剧。你看，邱如白说服孟小冬割断与梅兰芳的情缘的话，就是“谁毁了梅兰芳的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那一段；邱如白力劝梅兰芳不要放弃演戏，就是“假如德国人占领了英国，英国人就不演莎士比亚了吗”、“战争是一时的，过几年就会烟消云散，重归于好，而艺术……”（大意）那一段；特别是福芝芳“打”上孟小冬的门时两人的对话，都有对梅兰芳的爱又互相竞争的关系，表现得多么生动、尖锐而有品位！可是，却出现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连“阁下”这个虽然古久却仍有不少人在用的敬辞都用错了！
有点古汉语常识的人都知道，“阁下”与“陛下”、“殿下”是同样的语词结构，表示第一人称的“我”很谦卑，不敢直面第二人称的“您”，所以“我”只能通过您的“（陛、殿、阁）下”的人来转达。因此，“阁下”根本就是“您”的委婉称谓，不可能是第三人称的“他”。如果要指第三称的“他”，那就应该称“皇上”、“太子”或某老爷之类，勉强也可称“皇帝陛下”、“太子殿下”、某相爷阁老等吧，绝无转述时称“阁下”的可能。《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阁下”条的释义是：“敬辞，称对方，从前书函中常用，今多用于外交场合：大使阁下/首相阁下。”这个解释精准：称对方！然而，电影《梅兰芳》却不是称对方，而是称第三人。
为了说明这个“X 下”的文化背景，不妨以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之一折）里的道白为例：两位大人喝令低头下跪的苏三抬起头来，苏三要回一句“小女子不敢”；然后，两位大人说“恕你无罪”或“要你抬头，你便抬头”，她才敢抬起头来面对断案的老爷叙述案情。这就是面对不面对所体现的尊卑之别。“上大人”不是你想接近就可以接近的，因此要通过“X 下”来转呈。称人家“ X下”表明你知道自己的地位够不上对话。
啰唆这么一大堆，不是想给谁上语文课，而是奇怪这样没有常识的错谬，怎么就出现在这样千锤百炼的大片里呢？
我早就有了这样的不可思议的感觉。多年以前，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历史的天空》，唱得一往情深，传遍大江南北。开头两句是“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这“鼓角铮鸣”听得忒别扭：鼓是擂的，角是吹的，它们都不是金属，干吗非要用个表金属撞击声的象声词“铮”来形容？
《康熙王朝》的主题曲《向天再借五百年》就更倒胃口了。其歌词不仅基调是竭力讴歌封建帝王的壮志和铁腕，令稍有现代意识的人嗤之以鼻，歌词也莫名其妙：什么“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做人一地肝胆，做人何惧艰险……”晓不晓得“安得”是什么意思？杜甫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木兰辞》名句“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安”都是“怎么”的意思，而绝不是安安逸逸的意思。“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里“愿”与“安”打架，总有一个是多余的。还有什么“做人一地肝胆”，算是哪门子创新的用法？可是，就张俊以这种人写出这种“一地鸡毛”的歌词来也算很正常，问题是这样拙劣的词，是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了严格的审查，才得以上央视传播、走红全国的，它们代表的是国家级水平呢。
前些天，美国人恶搞即将卸任的总统小布什，给他颁发了个“英语终身成就奖”，当然是嘲讽他的英语烂，演讲多有口误和语病。可人家小布什有自知之明，早就承认自己书读得不够好；而且口误之类毕竟是他个人的瑕疵，我们的影视作品可是集体行为，经过组织和专家审查、反复修改了的呀，大概注意力只盯着政治“把关”了。
这些当红的影视作品，对年轻人的表达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说不定有学生会根据它们的错误用法来反驳老师，那就是误人子弟了。
用词甚至能影响我们的思维和历史观。日本刚公布了2008年的“年度汉字”是“变”。这显然与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时用的鼓动词“改变”一脉相承。不过，由“变”我想起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用法，据说“事变”一语就搬自日语，一个中性的表述；我们却不知不觉采用了，等于就承认了善恶性质未定……扯远了，打住吧。
（《羊城晚报》2008/12/18，题为《〈梅兰芳〉里的沙粒》）
“谷子地”获金马奖的特殊意义
大陆演员张涵予凭大陆电影《集结号》的男主角连长谷子地，入围台湾电影“金马奖”并获封“最佳男主角奖”（俗称“影帝”）。他意外，台湾有些人意外（据说摆卦大师五人有四个算定是演《投名状》的李连杰），我也有些意外，毕竟《集结号》主要以国共内战为情境，张涵予主演的是“共产党的军官”。张涵予对记者说，这个奖对他“当然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入围那天起我就很兴奋，也很欣慰”。对于他获这个获，我也很欣慰；我觉得，对于希望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人们，都应该为此感到欣慰。张涵予获这个奖表明两岸艺术家、两岸官民紧张对峙的心理已放松，有了平常心；而且，它表明在政治对立和意识形态之争淡化的大背景下，两岸中国人在关于生命价值观、人道主义方面有了相当程度的共识。
张涵予对这部电影的内涵有很深刻的体味。他告诉记者：“其实一直都有外国的观众和我说，在《集结号》中，他们看到的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个人、一个重情义的老兵的坚持和命运，让他们感动。这种情感是共通的，不涉及意识形态，不涉及种族，可以感动所有人。”正如他所言，我，我相信台湾的影评投票人也是，觉得这场仗谁和谁打并不重要，战争只是故事背景，重要的是人物的情感和命运感动了我们。谷子地连长就是要为他逝去的战友讨一个公道，讨一个名分，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慰仍在含辱忍垢的死亡战友的亲属。对待战死者的这种不公正，共产党军队里发生过，国民党军队里也发生过；战争年代发生过，和平年代也可能发生——有人就将谷子地比做穿军装的“秋菊”。
这种对个体命运的关心、对公平正义的关注，对于两岸中国人来说都不容易。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传承，重国家轻个体，视“一将功成万骨枯”为常情常理，将不惜个体牺牲视为维护江山社稷一统天下的“必要代价”。海峡这边不用多说了，多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人，都成了无名英雄或荒坟野鬼。记得《集结号》放映后，北京有家杂志就做了一个专题，叙述湖北莆圻（今赤壁市）建国初剿匪时的一家原野战医院坟地的无名战士墓群。他们可能也像谷子地的战友一样，没有被承认为烈士，而“享受”着比有投降之嫌的“战俘”稍高一点的“失踪”人员待遇（祸及家属）。这样的电影能拍出来、通过审查上映已不简单，还破例上了《新闻联播》，以之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文化样品，这应该说是“以人为本”的一个成果。有位我相当尊重的学者，居然还撰文说该电影没有拍出我解放军战士的理想境界，可见这部电影思想已颇为“解放”。
在海峡对岸，对“共匪”、“共军”的敌对意识，一直笼罩着宝岛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台湾70后作者truevoice在他的网志中说：80年代他上小学时，大家唱的儿歌《哥哥爸爸真伟大》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革命军人真伟大，四海把名跨，/拼命去杀敌，牺牲为国家，/杀吧杀吧革命军呀，我也要把奸匪杀，/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奸匪”指谁不言而喻。上月海协会长陈云林访台，还有八旬老兵抗议国民党的两岸和解政策而当众自焚的，更有政客想利用这种思维和情感，来“操控”舆论谋求政治利益。但内战思维已不是台湾政治文化生态的主流。这次“金马奖”，台湾“观众最喜爱的影片”是《海角七号》，这很正常，毕竟当地大多数人都看过这部当代生活片，更亲切。专家评委的奖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准要求更高，但所评也一定要考虑大多数观众能否接受。
两岸电影人的共识，我相信也是或能够成为两岸中国人的共识。
（《华商报》 2008/12/09）
“文明”的朴素理解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创建文明城市”，有些城市正在验收，验收者想必有关于“文明城市”的达标条款。这是我们城市建设的“升级版”。此前，有创建“园林城市”、“卫生城市”，验收指标比较容易量化，如绿地面积的比例、垃圾处理设施和办法等等。“文明城市”的“文明”其所指就很难量化，既不像清扫卫生死角搞几天突击就可以了，也不像建街头花园那么立竿见影成绩显然。由此，笔者不揣鄙陋，想谈谈自己对“文明”的理解。
什么叫“文明”？历代专家学者的论述汗牛充栋，两字上网一搜就有海量的解说。在我看来，作为日常语汇中褒义词的“文明”（如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是指不同历史和民族传统的文化形态，他的心中虽有高下之分，但主流舆论是讲宽容，要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最基本含义只有两种：一是表现在如何处理不同族群、不同团体之间的关系，与“文明”相对立的是“野蛮”；二是表现在个人如何处理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与“文明”相对立的是“粗野”（uncultivated，未开垦的， 没有教养的， 未开化的，用我们乡下斥责的话说叫“有娘养，没娘教”，用当下官话说叫“素质低”）。
在第一种意义上，人类社会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进化的过程一直在进行，至今没有完成。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永远脱离不了动物性、兽性，整体上不可能消灭“好色”、“好货”的贪欲，只能因势利导，把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但人毕竟已经异于禽兽，是有了“神性”的高等动物。这种“神性”不仅表现为支配地球万物的智慧，更表现在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良知和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
人类的先贤比如孔夫子、耶稣等人早就为我们提出了“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宽恕你的仇敌，要求我们“外不惭清议，内不疚神明”。到了近代，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等人则提出天赋人权，法国大革命时提出“自由、平等、博爱”。我看这些东西是相通的：你肯定不愿意无端遭别人杀、打、抢、骗，不愿做绝对服从的工具和奴才，推己及人，推己及众，这就是要保护基本人权即生命权、身体权、财产权和表达权，这就是宪政的基本原则和所谓普世价值，也是任何社会与宗教要求的不偷盗不说谎等戒条，也就是文明的普遍规则。但人类社会实际上一直处于野蛮状态，奉行丛林原则，即弱肉强食、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杀伐不已。只是到了“二战”之后，以《世界人权宣言》发布为起点，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新世纪，才大体上以和为贵，人权和文明才开始成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呼声。在国际问题上我们若还动辄喊打喊杀，那是违背文明准则的。在国内，若仍奉行“斗争哲学”，崇奉暴力而不相信协商与合作，那也是野蛮的表现。蔑视秩序和规则，以强凌弱，逞威风，搞特权，自以为高人一等，正是不文明的表现。在一个城市里，若人们没有安全感，也不相信任何规则，暴力和血腥的事件迭出，人情冷漠，就很难说它是文明的。
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所谓有教养，就是心中时时处处有别人，为他人着想。公共场合说话小声点，晚上电视机不大声，进屋先敲门，电影院不脱鞋，开会不开手机，进电梯先让别人出来，找人先预约，宴会不逼人灌酒，诸如此类细节，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教养即文明程度。更不要提不随地扔垃圾，不高空抛物等基本公德了。这种教养，从前说与知书达理有关，如今似乎与读书多少无关了。有些老农民很有教养，有些博士生却缺德得很，便后冲水也做不到。所以“文明”（有教养）与否关键在于心中有无别人。
以上关于文明的解释“卑之无甚高论”，是本人的一点心得。理甚粗浅，做到却不易。
（《人民之声》月刊2008年第11期 ）
冯小刚们的心愿
南方周末报社与东方卫视联合搞了一个“‘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的活动，6月27日在上海录制晚会节目时，我在现场就很感动，只是遗憾限于节目时间，“中国梦践行者”的代表们（法学家江平、企业家王石、官员龙永图、导演冯小刚、演员章子怡、经济学家胡祖六、北川中学师生）的表达不过瘾。7月9日的《南方周末》做了“致敬盛典”的专题，配发了每个代表人物的专访，感觉更充实了，但少了一点原汁原味，尽管这是意料之中的。
从整体上说，令人感动的是，这些人在中国是大众歆羡的成功人士、各自领域的TOP，但都有一颗平常心，讲的话都很朴实，强调自己的成功是遇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好时代，同时庆幸个人得到了机会，当然也坦陈自己付出了顽强的努力。冯小刚对主持人讲：“比如说我做导演，说实话是从生存角度出发的，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是一种挣扎的本能。因为我觉得我只有一部一部把片子拍好，让片子有观众，我才能生存下来。否则我没上过大学，更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我没法在这个行业里生存……”是观众用人民币投票选择他成为一个著名导演。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章子怡说：“我觉得我嫂子也挺成功的，她没有事业，但是她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她有我们所有人的爱，我觉得她很成功。成功没有办法拿一个标准去衡量。”可以感觉她说这番话发自内心，是这种人生观、价值观使她大器而有气质；没有这种成功规则“器小易盈”，所谓“低调”、“谦虚”只是技术层面上的装样子。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经济总量上、硬件建设上令世人刮目相看，但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在软实力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我们的梦想相比，还差得很远，希望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更快更大的进步。用龙永图的话说，就是“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但是要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国家，那还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也就是增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增强我们国家对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是我对中国未来的梦想”。
龙永图、江平、胡祖六作为官员、学者，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期望，讲的是宏大话语，而冯小刚、章子怡讲得则很感性。冯小刚说他现在有两个梦想，一是希望我们国家环境干净点，蓝天多一点；另一个梦想是“希望尊重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他说，这“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其实，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我一直拍那种贺岁片……但是我觉得，凡事还得有点良心，我应该说点实话”。
凭什么说冯小刚说的是真心话呢？关于第一个梦想，我看了排版后压缩掉的访谈原稿，他说他为选景去了很多地方，新西兰可能比我们国家持有的美元少得多，但每一个角落都很干净；而他住的北京酒仙桥那一带，路口飘的塑料袋、饭盒、纸、土（沙），很脏。他说“希望我们国家的环境能够真的干净点，蓝天多一点，这样民族才会有尊严”。这个“真的”用得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干净”是突击性的，做给领导或外人看的。他把环境干净上升到民族尊严角度，这就将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文明复兴联系起来了，环境干净既要每个公民提高文明素质，也与政府管理水平有关。
关于第二个梦想，他在晚会舞台上先有一段插曲，见报稿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实在不行也可以说假话，但是尽可能做到的是别把假话当真；既然不得已要说假话，也得说得心虚一点，不好意思一点，别把假话说得特别理直气壮，特别声情并茂。”这段话是针对南方周末领导人说的南周的底线是“有可以不说出的真话，但决不讲假话”而讲的，我觉得很诚恳。众所周知，电影电视审了改改了审，不听话就不能过关，他拍《天下无贼》的结尾就必须把警察改成英雄，不说假话谈何容易！
他说：“我很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哪怕我没有赶上，我希望看到年轻导演能够遇上一个真正的思想解放，使中国电影呈现出非常的活跃、多样、丰富。”因为“粉碎‘四人帮’这么多年了，其实这种‘左’的思想遗毒还在，就是有一些望文生义的、听起来都非常可笑的那种审查意见。我希望领导们能够有更大的智慧，想一想怎么把中国电影搞上去，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电影怎么样才能够丰富多彩”。章子怡也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我们要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大成功，可能在电影环境上还要下工夫。比如，我们拍摄的电影题材和涉及的面更宽一些，审查的尺度能够相对放宽，电影分级制度能够出台，可能我们的电影能够走得更远。”
冯小刚们呼唤再来一次思想解放，“真正的思想解放”。所谓“真正的”当然不是说以前的就是假模假式的，而是期盼有更大力度的更彻底的思想解放，也就是实现宪法确认的基本人权“言论自由”，像《国际歌》唱的“让思想冲破牢笼”，百花齐放，除了自由批评和依法管理而不受禁锢。
惟其如此，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软实力的提高，才是可以期待的。
（《长江商报》2009/07/10）
否定一下“不容否定”
尽管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因与网民坦诚地交流，以他这个级别的宣传部门官员破天荒地被省纪委、省监察厅“谈话提醒”（《南风窗》今年第19期《“少女卖淫案”问责的解读》），但云南省委宣传部推出的“媒体新政”（记者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不得迎合地方官员把群众脸谱化、妖魔化，随意给群众乱扣“刁民”“黑恶势力”等帽子，禁用、慎用“不明真相”和“别有用心”“一小撮”等形容词），还是得到了社会和新闻界的广泛认同。人心希望公民的表达权得到尊重，官民平等交流、良性互动，厌恶仗势欺人的“上纲上线”和蛮不讲理的强加于人。为此，的确需要改造我们的话语系统，而这种改造首先是心态的改变，以接受（或“忍受”）公众监督为常态，同时也是思维和表达习惯的转变。
需要清理的用语很多。几年前我曾撰文为“炒作”一词辩护，我认为不能像指令农民种什么庄稼一样，动辄规定市场化的传媒一个话题只能说多少次。今年我就“开胸验肺”写过一篇质疑“煽动”罪名的文章，想知道张海超如果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串联若干工友集体维权，那算不算“煽动”？我耿耿于怀的还有“不容否定”这个依然强势的话语。今天我要来否定一下“不容否定”。
注意，我说的是“否定一下”，并不是“全盘否定”、“彻底否定”。的确有些东西是“不容否定”的，否定了就会引发战争或法律制裁、舆论谴责，比如领土完整，比如最基本的人权（对罪犯也不能用酷刑、虐待和辱尸），但这是在基本的国际秩序、社会秩序和人道规范领域。在言论领域，就没有什么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上中外宪法都有质疑的，我们可以通过有控制的社会实验（改革试点）尝试突破，进而对宪法应否定部分做出修改（修正案），甚至“全盘否定”重起炉灶另写过数次，何况质疑一般的法律法规红头文件？
现在有些部门或地方的官员，不习惯、害怕乃至抵制舆论监督，他们对付媒体或霸王硬上弓，不许辖下子民接受采访，阻挠甚至殴打记者，或给媒体人员送“封口费”，而软硬兼施“高效节能”的办法则是搞“危机公关”，请媒体主管部门下禁令。据我所知，他们的公关说辞，有给媒体主管部门和媒体上政治课的，比如讲“稳定压倒一切”、“正面宣传为主”、“维护国家利益”等，也有请求并上传播专业课的，比如请不要“过分炒作”、不要跟风等，而忍不住就会夹一句狠话“（……）不容否定”！
人家这句“不容否定”之前的主语，不会直说“我们的利益”，人家有“君子风范”不言利；一般也不会说“我们的权威”，人家也明白“权威”光靠逞“权”抖“威”不行，“威”还得跟“信（誉）”跟“（民）望”连着才体面；人家会说他们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即政绩）不容否定，会说他们行使的那些政策法规不容否定，诸如此类。可是，媒体批评你质疑你，都是就事论事的，谁要将你全盘否定呢，急什么？分明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爱吹不爱批”。至于法律法规红头文件，如上所述在言论自由领域，没有不可以商讨的，质疑是为了改进和完善，也谈不上“全盘否定”。民众有知情权、参政议政权和表达权；媒体有报道权和评论权；你也有包括解释、辩驳在内的发言权、公告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耍横腔岂能服众？
上百度一搜，这个“不容否定”有975，000条之多。什么“五四精神不容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容否定”、“孙中山的历史丰功伟绩不容否定”，字面似乎很正确，但我们知道它就是只许歌功颂德，不容别人有一点儿具体的批评探讨意见的意思，与言论自由、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完全相悖，是一种很要不得的思维和文风。
今天我下笔写此文，实是为美国总统奥巴马21日接受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戴维·莱特曼采访时的一番话所感动。我们知道本月12日在华盛顿发生了反对奥巴马医改计划的万人游行抗议，有些反对者的标语很激烈，有的竟把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他在节目中谈及医改受阻时说：“当你踏入政界，要面对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人会对你喊叫……不论何时，只要总统想带来大变革，尤其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都会引起一些人的愤怒。”（据新华社电）这不是自我解嘲，这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平常心。我们各级国家机关包括国企的官员、工作人员，都应当有这种对待批评质疑的肚量。其实，我们在有自信之时，也有关于批评的和自我批评的好说法，叫“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如果没有自信那就另当别论了，就不会“让”人讲话，不是吗？
（《东方早报》2009/09/25，题为《辨析一下“不容否定”》）
古今“赵高”之异同
古人有言“国家不幸诗家幸”，因为“欢悦难写，哀愁易工”嘛。比起那些民主法治已上轨道，因而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发达国家，艰难转型中的中国，天天都有刺激人烦扰人的悲剧性新闻事件揭载。
可恼的是，同一个“剧本”反复上演，令人极其厌恶。这里不说上访、强拆强征等故事，且说这指鹿为马“侮辱人们智商”的故事就一出接一出地演个没完。
请看本省最近新闻：21日凌晨3时许，深圳罗湖区有一男子烂醉如泥倒地，一民警到场强行将醉汉塞进一的士，的哥见醉汉神志不清且孤身一人遂拒载，民警见状怒骂并驾警车一路追赶的士，最后的士撞上绿化带，民警说声“拜拜”后离去；当事的哥报警讨说法，而据“罗湖警方指挥处有关人士介绍，纪检监察部门已介入调查……涉事民警到场后问醉汉要亲戚朋友的电话，问了半天醉汉说‘帮我找辆出租车送到水围就行了’，民警便为醉汉找出租车，之后因沟通不畅引发纠纷，民警见的哥带着醉汉驾车离去，担心的哥在半途将醉汉放下，于是驾车追赶出租车”云云。这个调查解释，哄三岁小孩子不知他会不会信，反正我是不信的：“担心的哥在半途将醉汉放下，于是驾车追赶出租车”，这么有爱心责任心的人民警察，干吗不自己开公务车送醉男，强制出租车司机做也？
请想一想，如果说杭州警方的“70码”（网民称之为“欺实码”）事件，贵州安顺民警连开五枪打死二村民事件，算是案情“复杂”的，那么，去年发生在云南的看守所疑犯“躲猫猫”猝死、江西九江的被拘者“做噩梦”身亡、到今年河南鲁山的被拘人“喝开水”死去，哪一起不是弥天大谎？
不提一贯强势，被“专政思维”惯坏了而很不适应新世纪“人权思维”的某些警察，且看一般事件中的某些地方的“官方”，那也是出口成谎，毫不迟疑，把世人当白痴打发。最著名的是前年的“华南虎照”事件，陕西省有关官员谎话连篇，直到被穷追不舍辩无可辩，“官方”才不得不处理几个官员。
近日，山西疫苗事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报道《山西近百名儿童疑因注射问题疫苗致死致残》3月17日开始在网上传播，山西省卫生厅当日就做出回应，表示“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报道基本不实”。对于这个官方回应，该报道的记者王克勤随后接受采访说：“我跟大家一样，看到的也是网络上的信息，包括卫生部，包括山西省，包括山西省卫生厅的一些说法。仅限于此，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机构跟我联系。”记者收集的证据根本不理会。而多名患者家属现身说法，调查结果已公布，调查人员两天后才找上受害孩子家的门。为此事实名举报多年的知情公务员陈涛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疫苗门”提出了九点质疑：“华卫公司招摇撞骗，假称卫生部企业，卫生部门为什么至今不报警？”“疫苗上的标签是否合法，依据是什么？这些标签谁组织印刷，谁组织管理，谁负责统计？标签的寓意是什么呢，是不是官商结合呢？贴标签的人员构成、谁来贴，有多少人贴？怎么培训的？”等等。
有这么多说不明白的问题，有关部门就是敢反咬人家的调查报道“基本不实”，没有指鹿为马的勇气肯定是不行的。有人考证过，日本鬼子骂人的话“八格牙路”（马鹿），其实是借用中国的典故指鹿为马，意同“你这个骗子”！
可是，我觉得玩指鹿为马的权奸赵高，与今天某些人的欺世之言相比，并不算最放肆最无耻的。
想那赵高玩指鹿为马，一是炫耀权力，对在朝的文武百官进行威慑，老子有权力说什么就是什么，谁敢拂逆我，我就可以给他定下危害国家安全的叛逆罪或煽动颠覆我大秦政权的阴谋罪，不是罪人也是罪人，将他五马分尸，灭他的九族！二是测试，看谁犹豫不决，还想固执己见，而不紧跟我，不以我的是非为是非。须知，那是一个宫廷政治的时代，且只是要统一同一个大的利益集团内部的看法，与普天下的黔首黎民何干？
如今，不同了，上述事件中的指鹿为马者，是要昭告天下人，是要昭告藏龙卧虎的中外网民，是要“统一”天下人至少中国内地人的思想；不想统一大家的思想让人心服，至少要能够压服得住众人的口声；如果觉得“屁民”无足轻重，嚷嚷几声动摇不了自己的乌纱帽，那也至少不能让众人“以头抢地”的悲愤之声上达天庭，搅得上头心烦，拿你平民愤息舆论换和谐。——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抱住老皇历，还要学两千多年前的赵丞相指鹿为马，无乃既横且愚，自讨无趣乃至自取其辱乎？
我想，借用梅兰芳演出的京戏名折《宇宙锋》中，不愿嫁给无道昏君秦二世的赵丞相之女赵艳容的一句台词，送给今天还想玩指鹿为马的人：“这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并非你一人之天下。”
（《南方都市报》 2010/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