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是办在重庆之南的南温泉，第二期是在重庆复兴关的山顶上。后来在复兴关下边，盖了很大的房子，以后多少期，都在这新房子里。
第一期毕业是一个月的期限，毕业的时候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是丁维汾主席，我也在场。先是一位安徽省党部的委员站起来问：
“我们从安徽来，是从敌人枪林弹雨里跑过来的，我们以为应学些打游击、指挥军队的办法，回去好同日本人作战。哪晓得到这里竟学立正、稍息，只说立正要六十度，把我们弄得腰疼腿酸。你们这些常务委员管什么事？你们是怎么弄的？我们一点都不明白，国家都快完了，你们这些常务委员是不是都睡觉了？”
问得主席没有话答，丁维汾只是笑而不言。又一位山东省党部委员站起来问：
“讲新生活的教官一上台就说：‘我向来都不知道新生活是什么东西？偏偏地叫我来讲，我讲什么呢？’我们走几千里路到这里来，冒了多少次的危险，费了多久的时间，到这里来受一个月的训练，就受这种训练吗？这样子不是中华民国倒霉了吗？你们若不能办，不办不是好吗？”
又一位江苏省党部的委员说：
“主席，你们看，到谈话会的人有多少？在那住室里，至少有一半没有来参加，你们知道为什么不来吗？因为跟着党里的人来，青年团的就不愿意，若跟着团里的人来，党里的人又不愿意。人家现在公开地说：‘干脆我们就不去，不论党和团，我们都不参加。’这是实在的情形，你们当主席，当常务委员，你们到底负责任不负责任？你们办事办得这样，什么事情不办坏了！”
又一位江西省党部委员站起来说：
“在讲堂上讲功课，一位教官说 ：‘国民党太腐化了，并且是太无能了，我们要组织青年团，把国民党打倒，我们来代替他们。’主席，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跟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人，我们是国民党的党员，能怪我们吗？我们在讲堂上把教官打了，你们知道吗？你们既然办训练团，应当不应当要个妥当计划呀？你们不是把党弄着玩，把国家弄着玩吗？”
主席旁边坐的三个人，一个是陈立夫，一个是张厉生，一个是朱家骅。丁维汾除了笑以外，什么也不说。还是朱家骅当每一个人骂完了，他站起来说：“别骂了，同志，骂的够瞧的了，下次我们一定改了。”他们三个人脸比红布还红。还有许多省党部委员顿着脚，捶着胸，骂着说，“你们都是饭桶，为什么把事情办得这样坏？”朱家骅又站起来说：“我也知道太坏了，请你们留点脸吧！”
这次的谈话会，就这样闹了两个钟头才算散会。过小河的时候，我同丁维汾坐一个小木船，我问丁维汾：“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把我找了来？”丁维汾说；“他们找错了人，他们不愿意你知道这些事，也不愿意我知道这些事。”丁又说：“糟糕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不知道糟得这么厉害，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说了，人家也不听。”丁说完了这话，一连长叹了两声，再也不说了。这就是蒋介石花了几百万万办的中央训练团，中央训练团的精神都是这样。
头几期的中央训练团是常常找我去讲话，那时是王世杰负责任。王把蒋介石讲话的本子印好了，告诉请来讲话的人，拿着印好了的本子念给大家听。我对王世杰说：“若是这样，你们念就好了，何必找我来。”王说：“别人讲话都愿意这样办，为的是省事，你如不嫌麻烦，那么你自己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就把蒋介石的本子翻开，关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我找出蒋指出的是不对的，我就演绎出来给大家听。那里有个负责任的姓段，是一位小法西斯，他玩的一些办法太缺乏常识。如同请的各院部长，讲他们各院部的事情给大家听，有的是浙江口音，有的是湖南口音，一百个中总有五六十位听不懂，甚至还有百分之九十听不懂。又每次听讲的有两千人，讲话的人的声音只有一百人可以听得见，那些人们也就在那里站两个钟头，这些受训的人怎么会满意呢？结果是前面讲，后面就骂。
后来有位姓王的负责训练团的责任，他用种种方法教给学员们一见蒋介石就把帽子抛有二丈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最好把皮带也解下来，和帽子一同抛那么高。当然免不了有些教员和学员不肯那么谄媚，就问姓王的：“这种动作出于哪本书？中国书有吗？”姓王的回答说，“你们自己不读书，还问我，意大利的领袖墨索里尼，德国的领袖希特勒都喜欢他的部下对他这样做。”第二天就把几个问话的开除了，那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还没倒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