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冬，刘邦显来到陕西省委的驻地云阳镇，张德生同志见了他道：我们又见面了。你在华县的工作我听说了，很有成绩。培华学校的工作正待大力开展，但形势变化快，我们只能根据新的形势，改变自己的工作方针。这次，你的任务首先是学习，全面提高自己，之后再分配新的工作。
一 省委初训后回临潼工作
当时在云阳的陕西省委，云集了一大批和刘邦显情况相似的、由西安去的学生党员，大家对党的知识都是一知半解，相当一些人仅是凭抗日热情加入到党的行列之中。仅刘邦显当时熟悉了解的西安各学校的学友就有十多人。而当时的陕西省委的领导中，确有相当多的老同志。既有参加过长征的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等，又有在陕西地下斗争中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的赵伯平、汪锋等熟悉情况的“老陕西”。刘邦显坚信，在这些老同志的帮带下会迅速地在各方面提高的。刘邦显进入了省委办的由赵伯平兼任主任的省委党员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张德生同志给大家讲授了《党的建设》，系统地介绍了我党的建立、发展，党的纲领，党的奋斗目标等党的基本知识；贾拓夫、欧阳钦等同志全面细致地介绍了党的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长征过程，遵义会议的召开及伟大意义，洛川会议的精神等；其他领导干部也分别讲授了抗日战场的形势、国统区的抗战局势等，使得刘邦显和训练班同学对党的基本知识和抗日形势有了一个全局的了解。赵伯平同志特地给大家作了如何结合陕西的情况做好自己工作的报告，使得这些年轻人进一步明白了自己的工作职责。
1939年春，从省委干部训练班结业后，组织部部长张德生对他讲：省委要调离在临潼工作的谈国帆同志和现任县委书记刘庚同志，派你去担任县委宣传部长。你是临潼人，又在临潼搞过抗日救亡工作，熟悉环境，了解情况，准备一下，尽快去上任吧。就这样，1939年5月，刘邦显回到临潼，6月初，在纸李乡庙刘村刘邦显的家中，由张军主持召开了县委会，由刘邦显传达了省委调整县委成员的指示：刘庚调回省委，周乐民继任县委书记，张军任县委组织部长，刘邦显任县委宣传部长，董实丰任县委青年部长，张中涛任县委统战部长。但是，周乐民当时情绪低落，丢下工作不愿意干。此后的一段时间，县委其他几个同志一边积极工作，一边帮助周乐民，还要提防周乐民万一叛变危害组织。刘庚同志因此事迟迟不能返回省委。这样的局面一直拖到8月份。省委了解情况后，来了通知：调刘邦显、张军回省委，去延安学习；尹省三来临潼参加县委工作；刘庚暂不离开，继续担任县委书记。这个消息，使刘邦显激动万分，他终于可以到延安学习了，也终于要见到党的领袖们了。
二 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初到延安，刘邦显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宝塔山虽不高，但山上那座宋代建的九级宝塔却直插蓝天，显得格外挺拔；延河的水量虽然不大，也泛着黄色，但河两边不时可看见身穿灰军装、打着绑腿、或是在操练、或是在行进的队伍，气概昂然。河两边的山峁看着也不甚高，似乎比家乡的马额塬也高不了多少，但山腰那一排排窑洞中传出的歌声、哨声、军号声充满了活力和神秘感；偶然听到山上传来高亢的陕北民歌尤其令人倍感亲切。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是刘邦显在中央党校学会的第一首歌，令从小就不爱音乐的他激动不已，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曲对全中国爱国青年抗日救国的动员令。
1939年秋季，刘邦显穿上了灰军装，打起了绑腿，腰上扎上了皮带，像一个八路军战士一样，开始在中央党校系统地学习。清晨，他们列队在延河畔跑步出操，进行队列训练；上午，在窑洞外的场院中听教员授课；下午，或是继续听课，或是在延河畔学习射击，投弹；傍晚，这些年轻人经常漫步在延河边，消化一天的学业，谈论前方的战事，想念家乡的亲人……
党校学习使刘邦显的认识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开学之初，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就使他豁然开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接着学习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使得刘邦显清楚了抗日战争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明白了抗日战争不可能速胜的道理，但最终一定是中华民族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使学校的青年学生党员明白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中央党校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次全会上的报告中有关部分作为教材，组织大家学习，结合每个学员在白区、在战场、在敌后等不同的斗争实际进行讨论、消化，使得刘邦显明白了党在抗日战争中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的全局中既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又要在局部战线或战场坚持自己的领导作用；既要在抗日的大前提下与国民党蒋介石保持一致，又要在实际斗争中，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我党、扩大我党的队伍，反对民族败类，严防奸细渗入破坏。
严格的、军事化的学校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对曾是父母的乖乖娃、学校的乖学生的刘邦显起到了脱胎换骨的作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交流中，他的视野极大地开阔了。国际、国内、敌后、战场、边区、延安，几乎每天都有大量新鲜消息进入他的脑海，促使他丰富知识，促进他勤于思考，催促他逐渐成熟。
这期间，令他兴奋不已的是，他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在延安的党的领袖。他们风趣的谈吐、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不由得回忆起两年前苏一平、何承华等从延安返回西安讲的一句话：中国的前途在延安！
三 在马列学院的日子
1939年底，中共中央为了尽快地培养从理论到实践能迅速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一批领导干部，决定成立中央马列学院，学院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院长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亲自担任。理论教员相当一部分由曾留学苏联、欧洲的老同志或是党内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担任，军事课由前方归来的指挥员讲授，实际斗争课由党的各级领导兼任了相当一部分。学员主要从当时在延安的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女子大学等学校中的有过斗争实践经验的党员学员中选拔。所有学员一律经过考试，合格后方可入校。
深感自己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较低的刘邦显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了自己好友张军，两人在征得学校的同意后，一块儿报考了马列学院，经过审查双双被正式录取。
马列学院所设置的学科，增添了很多新鲜内容。前所未闻的许多知识名词，进入国内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的脑海，如“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简介）”、“剥削”、“剥削量”、“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这些名词对他们来说，既深奥，又新奇。刘邦显和他的学友们认真地领会着，反复地争论着，不断地思考着。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知识好像并不急用，但是，他们坚信掌握了这些知识，今后一定会大有用场。
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大多数在马列学院兼有课程。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来学院讲解国统区的斗争。朱德总司令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来学院全面讲述对日寇战争的实情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刘少奇作了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员品质修养的报告。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则系统介绍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讲解了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更是马列学院的必修教材……
在马列学院，除了同去的同乡张军以外，还有从老家临潼县县委书记职务上离任交接完工作前来深造的白云峰。白云峰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1939年11月接替刘庚任临潼县委书记，1940年春离任前来延安深造。他给从临潼出来的刘邦显、张军介绍了临潼组织变更和斗争情况，缓解了他俩的思乡之情。这期间，他们又结识了从山西侯马来的同学付子和。付子和又瘦又高，皮肤较黑，因此同学们叫他黑娃。在学习中，付子和是个活跃人物，思维敏捷，发言踊跃，接受新鲜事物快，对学院的公益事业又热心，很快就和大家熟悉起来。不久，大家知道付子和的女朋友也来到了延安，在另一个学院学习，就叫嚷着让付子和介绍给同学们。付子和毫不羞涩，果然把她介绍给了学友。这是一个活泼、大方、身材高挑的女孩子。直爽的张军见了后，忍不住说：黑娃，你真有福啊！不久，大家见一直开朗、活跃的黑娃忽然沉默了，少言寡语，换了个人似的。一天傍晚，付子和把他信任的好友刘邦显和正直的张军约到延河边，痛苦地说到他的未婚妻不爱他了，跟别人好上了。一听这话，好打抱不平的张军立即吼道：岂有此理！看我给你教训她。他跑到那个女孩子的驻地，把她拉到延河边，说道：当着我和邦显的面，你说，你还爱黑娃不爱了？那个女孩子镇定地答道：爱！张军又问：那你为啥和别人好上了？那个女孩很清晰地答道：我更爱那个人！张军气得抡起拳头就要打，被刘邦显和付子和双双制止了。1967年夏，同在陕西省任省委常委和副省长的刘邦显、付子和两人都被打倒靠边站了。一日晚间，稍懂中医的付子和悄悄来到病中刘邦显的床边探视，共同回味着延河边曾发生的那一幕。在病床边看护刘邦显的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忍不住问道：真的吗？付子和微笑地回答道：那时，我们毕竟是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啊……
在马列学院期间，刘邦显联系上了在西安培华女子学校熟悉的雷存福。雷存福1938年来到延安，就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为了管理方便，在抗大上学的所有女学员统一编在两个女子学员队中。1939年，又将在抗大、党校等学校的女子学员集中在一起，成立了抗日女子大学，简称女大。从此，在宝塔山下，在延河水旁，这一双年轻的男女共产党员在共同的奋斗目标下，进入了热恋。而穿针引线甘愿出力服务的，就是热心又热情的张军。1940年春暖花开之季，在前陕西省委书记、当时的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的主持下，刘邦显与雷存福喜结连理。这一年的初秋，刘邦显从马列学院毕业，分配回陕西省委，担任临潼县委书记。雷存福也从女子大学毕业，随刘邦显回到临潼开展地下斗争。
这一年，刘邦显刚过23周岁，雷存福也刚满19周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