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作为思想的主要表达手段，其本身受到的民主社会情况和制度的影响，如果读者已经完全了解了上面我就整个文学所述的一切的话，就不难明白。
其实，可以说美国的作家主要是在英国的环境下生活的，而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生活，因为他们一直在研究英国作家的作品，并且整天将英国的作家作为榜样。但是，人民本身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对人民最有直接影响的，是只能对美国发生作用的那些独特原因。所以，我们要想了解贵族的惯用语成为大众的语言时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就必须注意口语，而不必注意书面语。
一些有教养的英国人，和一些能立刻就辨别出语言的这种细微差别的让我望尘莫及的人，一再叫我相信：美国的有教养阶级，同大不列颠的有教养阶级在语言方面上有明显的差别。
他们不仅指责美国人使用大量的新词（英美两国的差异和距离的遥远造成了这种现象），还指责说这些新词主要是从各政党和各行业的用语以及业务术语中借用来的。他们还说，美国人赋予了英语中的一些旧词新义，并加以使用。最后他们说，美国的居民在说话时常常加入一些让人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词语，有些词在他们的母语中本是不能混用的，但是美国人却把这些词当成同义词使用。
这些话有很多值得我相信的人向我说过，这引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根据理论得出的思考结论，同他们据实际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贵族制社会里，一切事物都处在停滞状态，语言也是这样。在这种社会下产生的新词不多，因为它的新事物不多。就算出现了新事物，人们也会尽力用含义早已固定的通用词来附会。
就算贵族制社会的人精神终于自己振奋起来，或被外部射进的光芒刺醒，为了表示它绝不是来自民主社会的，它所创造的新词也会具有一种学究气、辞藻色和哲学味。君士坦丁的陷落使科学和文学移向西方之后，法语当中立即出现了一些新词，而这些新词全都可以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找到根源。于是，流行新词的风气在法国出现了，但是都是有教养的阶级在使用这些新词，而且流行的效果并不明显，只是在人民群众中普及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欧洲的所有国家中，都先后出现过类似现象。仅弥尔顿一个人，就给英语增添了600多个几乎全来自拉丁语、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的新词。
反之，语言和事物的面貌不断被民主社会内部发生的连续运动改变着，世间万物都在变化。在这种万事都在变化，并且人们的思想也在互相竞争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很多新的观念，而一些旧的观念则渐渐消失，或在消失之后又出现，不过更多的是发生极其微小的变化。
所以，常常是一些词必然变成废词，而另一些词又被拿来使用。
而且，民主国家本身就喜欢变动。语言如此，政治亦然。所以，民主国家即使无须改用新词，有时也想要改用新词。
民主国家人民的天才，不仅在他们大量使用新词方面有所体现，而且在这些新词所代表的观念性质方面也有所体现。
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切法律都由多数制定，语言方面的规则自然也要由多数制定。多数的意志，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多数从事实业和政务的人比从事研究学问的人要多，重视政治和商业利益比重视哲学或纯文学的思辨更甚。多数创造或采用的词，大部分都带有由此产生的习惯的色彩。这些词主要服务于表达实业的需要、政党的激情和公共行政的细节。将来这些方面的语言还会不断发展，而形而上学和神学方面的语言则会逐渐被抛弃。
至于民主国家新词的来源和创造方法，都是不难解答的。
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人，对罗马人和雅典人使用的语言一无所知。他们缺乏的词汇没必要到古代的语言中去寻找。就算有时他们也会求助于高深的词源学，一般也是为了满足自己也能对已经逝去的语言进行探微的虚荣心，而绝非因为他们的头脑天生就能如此博学多才。所以，最爱探求词源的人，有时反而表现得最无知。总想把自己的民主愿望拔高，为了显耀自己并不高贵的职业，他们经常喜欢使用一个希腊或拉丁的名称。在他们看来，职位越是低下，说明自己越没有学问，而名称越是好听，就可以显示自己学识渊博。例如，法国的走索演员，就用希腊语的Acrobate和拉丁文的funambale来称呼自己。
虽然民主国家的人民对已经逝去的语言一无所知，但他们随时可以到现在使用的语言中去借用新词，因为各国人民之间来往密切，并且能在与日俱增的互相接触中彼此仿效。
但是，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还是从本国语言中去寻求革新的手段。有时，他们重新使用一些早被遗忘的用语，或者引申某个阶级专有的用语，让它成为普通话。一些专门用语原来只属于某一派别或职业，现在便成为一般的用语了。
民主国家改革语言文字的最常用办法，就是赋予流行已久的用语以新义。这种办法非常简便易行，不需要什么学识就能运用，甚至没有学识的人更便于应用。但是，它却会给语言造成极大的危害。民主国家的人民用这种方法增加一个词的新义，有时会使新词意和原词意混淆。
一个作家先把一个通用的词汇解释得同原意略有差别，为了让那个词汇更符合自己的目的，就这样将词义修改了。也会出现另一个作家，从别的方面来理解这个词汇的词义。第三个作家可能对这个词汇又有新的解释。结果，因为没有一个公断人，也没有一个常设的法庭能够最后确定这个词的意义，从而使这个词的词义处在了一个游移不定的状态。所以，作家们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似乎不止一个解释，而是有一大堆解释，得让读者去猜测作家的原意。
这是民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我宁愿让我们的语言混杂着中国语、勒靼语或休伦语的单词，也不愿法语的单词词义混淆不清。谐音和押韵，只是语言的次要美。一般在这类问题方面都有许多规定，只是可以不必严格遵守。如果没有明确的词义，那就不会是好的语言。
平等也必然使语言有所变化。
在贵族时代，各个民族都喜欢保持自己的特点，都闭关自守，互不往来，因此几个民族本来是同源的，却也往往将彼此视为外人，以致不能团结一致。最后，它们的语言也不再相同了。
在这样的时代，每个民族的内部又存在着若干阶级，各个阶级之间也很少往来和混合。各个阶级都养成并固定自己的特有的智力活动习惯，选用一定数量的单词和用语代代相传下去，像遗产一样。所以，即便是同一种通行的语言，又会有穷人用语和富人用语、文人用语和通俗用语之分。阶级之间的界限越明显，阶级之间的壁垒就越严格。语言方面，也必然是这样的。我敢断言，在印度的不同种姓之间，语言的差异大得让人感觉难以置信，不可接触者的语言同婆罗门的语言差异巨大，大得同他们之间的服装差异几乎相同。
反之，当人们不再受到等级的限制，而可以不断相见和交往时，即在种姓制度消灭、阶级界限取消，而人们混合为一体时，语言的一切词汇就是通用的了。只要一个词汇不能被大多数人采用，那它必然要被淘汰；而保存下来的词汇，就会形成公用的词汇总藏，人人都可以随便从中选取自己使用的词汇。使欧洲出现几种通行语的一切方言，几乎都将明显地趋于式微。在新大陆上，已经没有方言土语了。旧大陆上的方言土语，也会逐渐地消失。
社会情况的这种变化，影响了语言，更影响了文体。
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要使用同样的词汇，并且要对每个单词有同样的理解。在文体方面所作的规定，几乎将被全部废除。词语将不会再有粗野和文雅之分。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大家使用的都是共同的语言和词汇。词的来源将完全被人们忘记，就像人的出身一样。语言的浑然一体，将同社会的浑成一体一样出现。
我知道，词的好坏不是由社会的形式决定的，而是其他的因素决定的，这个因素必然来源于事物的同一性。有些词语和句子所表达的意思是低级下流的，所以粗野；而另一些词语和句子描写的对象的品质是高尚的，所以文雅。
等级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在此过程中，并不能完全取消等级的差异。但是，思想方式方面的那些纯属任意和硬性规定的东西不能不被平等破除。除民主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重视我上面所说的词必然有好坏之分，但是我认为民主国家将永远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重视这些，因为在民主国家，人们不能在教育、知识和时间方面使自己长期去研究语言的自然规律，人们也不会通过自己考察这些规律而让它们得到重视。
讲到这里我不能就此停止，我还要讲民主国家的语言与其他国家的语言的最后一个不同的特点。
民主国家的人民爱好甚至是热爱一般的观念，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既源于他们固有的优点，又源于他们固有的缺点。对一般观念的这种爱好通过长期使用通用的词语和抽象的观念，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词语和观念表现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上面，也体现了这种爱好。这既是民主国家语言的一大优点，又是一大缺点。
民主国家的人民之所以热爱通用的词语和抽象的观念，是因为这样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以将思想升华，能把大量的对象囊括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并有助于智力的活动。
一个民主的作家如果要说一个人有才能，他只喜欢用“才干”这个词来抽象地说明，而不会具体地说明才干的具体应用细节。对于目前发生的一切，他会用“现实”一词一笔带过；对于世界上在他说话时可能出现的一切，他会用“偶然性”一词去解释。
民主的作家在不断创造着这类抽象的名词，或者使语言中的抽象名词的含义更具抽象性。
除此之外，他们还把抽象名词所代表的事物人格化，使它好像是一个真人在活动，以使写作简洁。例如，他们说：物力喜欢让人才来支配它。
我的这个想法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用“平等”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使用它的绝对意义，我也在很多地方把“平等”一词拟人化。例如，有时我说平等可使某事如何，有时又说平等不会使某事如何。我们可以断定，路易十四时期的人是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因为他们没有亲身享受过平等，所以他们的头脑里也不会想到享受平等。与其说他们没有使用这个词，倒不如说他们没有亲自体验过平等。
这类抽象名词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中随处可见，而且人们在使用的时候不必将它和特定的事实联系起来，正因如此，它们一方面在扩大思想，另一方面又在模糊思想。它们虽然使语言的表达简洁了，但却使含义不明确了。然而，从语言的实际运用角度来说，民主国家的人民不愿意下工夫推敲，他们更喜欢模糊不清。
民主国家的人民用这种模糊的语言来讲话和写作，我不知道这种语言对他们是不是有某种隐秘的吸引力。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要经常靠个人的智力活动能力进行判断，所以他们的活动总是处在迟疑的状态。而且，再加上他们所处的环境在不断变化，所以就算他们的财产没有变动，他们的思想也不会永远停在这一点上。
所以，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人，似乎总是有一种犹疑不定的思想，他们需要用泛泛的词语来概括这种思想。既然他们没办法知道今天所表达的思想是否适合明天遇到的新情况，所以他们自然要爱好抽象的词句。抽象的名词就像一个两层底的箱子，你想把什么样的观念放在里面都行，而把它取出来时又能不让别人发觉。
一切民族语言的基础原本都是笼统的和抽象的词汇。所以，我不认为这种词语只出现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中。我只是说，在民主时代，人们特别喜欢去创造这类词语，经常能孤立地使用最抽象的词义，而且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拿来使用，即使在交谈中没必要使用抽象的字眼时，他们也还是照样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