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外交文化简说
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外交观念与外交方式，其实就是它自身的一个文化符号。如今，全球已渐趋一体化，文化虽然还具有各自的特质，但外交规则，或者说游戏规则，基本上全球大同了。大同之前，中国奉行的是自成体系的传统外交——朝贡外交。这种外交建立在“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的朝贡制度（或曰朝贡体系）之上，所以人们把它叫作朝贡外交。这种外交模式的目的是“际天极地皆王臣”，其后盾是强盛的国力，其实质是政治上的招徕及利益上的诱惑，其表现方式是朝贡一方“称臣纳贡”，另一方，也就是宗主一方“册封赏赐”。前者降格以求，得到的是比通商还要安全保险的高利润，后者高高在上，用沉重的财政代价得到政治上的虚荣与心理上的满足。双方基本上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事儿。只不过，站在纯经济的角度，有时候我们分不出谁是周瑜谁是黄盖罢了。
中国传统外交的基调是慕化外邦，以德感人，声闻于外。“朝”与“贡”合在一起使用，始见于班固的《汉书》，内有“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一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朝贡外交起于汉时。相反，中国的朝贡外交由来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话时代。相传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领前来朝贡，比如《竹书纪年》载：“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中国古代文献中，与“朝”、“贡”相近的词太多了，“献”、“奉”、“贡献”等不一而足，所以，虽然西王母亦男亦女亦人亦仙亦母系氏族首领抑或男系氏族首领等身份方面的迷惑我们难以确认，但是中国朝贡外交起源甚早当是确切的。它应该起于先秦，规范于秦汉（范晔的《后汉书》里，“朝贡”一词数次出现），成熟于隋唐（朝贡此时已成为专用语），明清时期，朝贡外交走向制度化（此乃费正清先生的观点，中国有些学者不以为然，认为应该远在明清之前）。
中国朝贡外交的立足点是际天极地皆王臣，际天极地皆王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么一种观念下，导致中国的统治阶层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国际主义或曰世界主义的眼光，也就是说，凡是天地间所能出现的人，都是华夏的子民，凡是天地间所能看见的地，都是中华的田园。用现代一个术语来概括，叫“通吃”。这种立足点有两个根基：一、中华是世界的中心，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这就导致华夏统治者在要求外夷臣服朝贡的同时，怀了一种与近代西方殖民者截然相反的心态：自视优越，对夷狄之邦那是悲悯慈善示柔情。心态决定了手腕或曰方式，所以中国朝贡外交的基调是慕化外邦，以德感人，备有武力却轻易不用，当然偶尔一用，至于用兵不行（比如大宋一代）也并不影响宗主一方的优越心态：野蛮之邦，进化落后，向往华夏文明，却又不知如何对它臣服，咱们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
如果世界真的只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华夏乃中心、周边小夷拱环中土的话，那么中国的这种传统外交倒是十分令人向往的，老子的那种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倒可能实现了，全世界到今天，估计还正在什么康乾盛世里打盹儿。可惜的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一厢情愿，所以当我们愈来愈坚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世界则发现我们只是文明中独特的一枝时，我们正舒服地打盹时他们则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了我们。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明白这触角跟以往的夷狄小邦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近世以来的外交舞台上，我们闹出了诸多国际笑话。当然，这些笑话我们笑不出来。因为当西方按照他们那一套游戏规则，试图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时候，他们收获到的，只有来自中国政府的无知和傲慢；而中国政府，最终也为自己的傲慢与无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交出了巨额的学费。时至今日，当我们用现代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外交的时候，心中的感慨是比较复杂的。每换一个角度，就多一重感慨。
【一】站在政治的角度看朝贡外交
传统中国政治，首先讲究的就是个秩序，最忌讳的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比如孔子出齐，第一次见到齐景公，给人家出的主意就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世的君主为了实现此目标，不惜把礼仪道德化、制度化甚至法律化。反映在外交上，就是努力营造出“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华夷世界秩序。其第一层政治意义是显示中外君臣之间的主从关系。第二层政治意义，乃是马端临所谓的“柔远人以示太平”。具体运作方式便是朝贡国行臣服之礼，宗主国一方对其进行册封和赏赐。如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称臣入朝事汉”，并且沿用春秋战国时中原各国纳质子的方法，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汉朝。在他之后，南越与西域诸小国也相继纳质于汉。
当然，宗主国的意思并不在于所谓的质子，而在于“称臣入朝事汉”背后的政治意义。汉哀帝时期，匈奴单于给大汉政府上书，说“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圣德”。一句话，如果说文武大臣按儒家仪式演习后在皇宫里三跪九叩大呼万岁能让无赖小儿刘邦乐得屁颠屁颠的话，那么夷狄首领的跪服臣拜更会让这些统治者产生“天下者，乃我的天下”之类的错觉，而且这种错觉会成为心理传统一直延续下去。唐太宗时期，前来进贡的夷国竟然不绝于路，这种盛景连后世的大宋人也表示羡慕，认为唐太厉害了，“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两层政治意义合二为一，无论对统治者来讲，还是对臣民们来讲，夹有自作多情、自慰、自恋、自满等多种情结在内的民族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
政治上的臣属，决定了军事上的义务。简单讲，兄弟之邦有了麻烦，宗主国有帮助兄弟解决麻烦的义务。比如明朝万历时，中国政府帮助朝鲜抗日，一抗就是七年（1592—1598），中国士兵死伤人数，咱就不说了，反正政府不在乎，史书上也找不到。明政府为此花去白银2600万两。2600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对照着说吧，万历皇上当时正在给自己打造豪华大墓，这豪华大墓花去国库白银800万两，也就是说，有朝鲜战争那俩钱，万历甚至能给自己的儿子、孙子也都造一个同样豪华的大墓！这种精神你不服行吗？
明朝的这种精神风度，是有来由的。春秋五霸之首小白（之所以叫他小白，不叫他齐桓公，是因为我太喜欢他了，就把小白当作他的昵称了，我现在把克林顿叫作小克，把小布什叫作小布也是这个意思）乃春秋时代的第一位国际大哥大，比万历还要帅呆。仅举一例：小白帮燕国打恐怖组织山戎，山戎跑了，一下子腾出500里地来。小白却硬要把这500里地送给燕国。燕国当然不要，可小白愣要给，燕国就要了。燕王感动得不行，亲自送小白班师回朝，谁知俩哥们儿谈得太热乎，分手时发现燕王已送到齐国国境线内50里。小白不乐意了：按周礼规矩，诸侯送诸侯，不能越过国境线，现在，你送到这儿了，干脆把这50里也给你吧。燕王更不要了，可小白不干：俺是大哥大，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结果，这50里地也给燕国了，其他诸侯王一听，哪里找这么够意思的大哥大？还挺着干嘛儿？投奔他去吧。
不过，我们出兵的时候，也讲个地理上的亲疏远近和文化上的内外有别，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比如爪哇，想象中我们认为它就是天之边了，西方殖民者侵略它时，人家也向我们求救来着，我们就没有出兵。
还有，四夷宾服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和平，所以，更多的时候，朝贡双方也经常开战的。比如汉匈双方就曾经打得特热闹，直到对方从我们眼前消失遁入那大漠深处。还有，隋炀帝就一度希望高丽能乖乖地听话，不乖，炀帝就出兵，直到打得自己都站不稳脚跟为止。还有大宋时期，宗主国似乎还要看朝贡国一方的脸色过日子，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认了。
明白了朝贡外交重政治的特质，我们才会深切地明白，所谓的礼仪之国背后的实质，也就是说，它重仪式，因为仪式决定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明白了这一切，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马戛尔尼使华时，大清一方坚决要求对方下跪，马氏一行当然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下跪，可是这一跪对大清来讲则是太重要了，下跪，表示的是臣服之意。其他的可以不要，我们只要一个三跪九叩！
【二】站在经济的角度看朝贡外交
朝贡外交重政治的特质，必然决定它轻经济的倾向，这种倾向，决定了中国朝贡外交厚往薄来的传统外交原则。其具体表现是：1.贡使一进入中土，沿途吃穿用度及差旅费由宗主国全包。吃的是鸡鸭鱼羊俱全，就连供使的马匹草料也由我们全包。2.贡使所献贡物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形式及形式背后的象征意义。有时候，我们甚至怕这些可怜的蕞尔小邦太破费，所以有时候会像邻家奶奶般体贴。比如明宣宗时，朝鲜来贡，皇上就发话了：可怜见的，这么可人意的孝顺，经常来贡，小国家穷，受得了吗？以后来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带金银之类的了。官员马上传话给朝鲜贡使：你们国家没有那么多金玉，以后再来，就带点土特产表示一下诚心即行。3.对于夷狄小国所进之物，宗主国一方要计价酬答，当然为了不失大宗主国的面子与风度，更为了小邦国的臣服向化之心不致冷灰，宗主国一定会以高于市值的价格回赠金银铜钱及货物，有时候甚至以高于几倍的价格回赠。宋神宗时期，皇帝虽然穷得找王安石帮他搞变法，但在这方面仍然做得很大气，认为礼轻仁义重，对贡物估价回赠“有伤事体”，所以干脆不估值了，直接规定一个庞大的数额“以绢万匹永为定数”。
厚往薄来，意味着宗主国一方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余英时先生注意到，汉匈建立朝贡外交后，维持朝贡外交的费用要比和亲政策的费用高得多。当然如果大家愣要说一个汉家姑娘的尊严与幸福无法用金钱与物质来衡量的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还有，如果大家认为朝贡能换来和平，战争无价，人的生命无价，和平有着潜在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的话，那我更无话可说了，因为和平应该是任何时代的主题，是我们的共识。
厚往薄来下，周边小国很乐意前来朝贡，但常因经济小账而生气。试举例说明：明成祖时期，规定日本10年朝贡一次，每次限200人，船2艘，但是小日本等不得10年，经常找各种理由——朝贺、谢恩、献俘、告讣，走马灯地来朝贡，有时候，还发生争贡事件。1523年，也就是嘉靖二年，日本诸侯大内氏遣贡使宗设来华，同时，日本将军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也遣使宋素卿来华。宗设的船先到，宋素卿的船后到，但由于后者是被日人雇佣的华人，知道中国的游戏规则，所以，他贿赂了宁波市舶司太监赖恩，就先办了手续，宗设大怒，追击宋素卿，追不上，就到处耍流氓，杀掉明朝军官及居民若干，后回到宁波，抢掠一阵，夺海而走。日本人有经济头脑，蒙古鞑子也不傻。明朝时规定蒙古瓦剌部每年贡使不得超过50人，但是从1445年起，他们每年派来的贡使超过2000人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