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死后，其父窦天章十六年间在大都中举做官，步步高升，以“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身份行按地方，到楚州查验案卷。窦娥冤魂出现，百端解释下，告明父亲，自己正是他的亲生女儿窦端云，受诬蔑被杀。窦天章派人抓住张驴儿、桃太守一干人犯，又把逃至涿州的赛卢医也擒拿到衙，终于使女儿沉冤得雪。最后，窦天章贬了桃太守，流了赛卢医，剐了张驴儿，并收养了蔡婆婆。
此剧结局有些俗套，借窦天章之口唱道：“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这些，在黑暗的元朝势力，只不过是白日梦罢了。元朝社会，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杀人抢劫，买卖人口，盗抢奸占，是随时随地可见的“常态”。
元代社会，官贪吏污是“正常”的政治生态。蒙古、色目阶层作为征服者，杀人掳掠，无恶不作。特别是元朝前期地方官并无正式俸禄，他们的贪污受贿就成为赚取薪水的“正当”手段。仅大德七年一年（公元1303年），御史随便“普查”一次，就钩得贪污官吏近两万人，没得赃钞四万五千余锭，发现冤案五千余件，真个是“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窦娥冤》中的桃太守就是个丑角形象。当差役押来张驴儿、窦娥等来人衙时，一干“人犯”跪地申诉，桃太守竟也向“人犯”下跪行礼。差役问原因，桃太守明白言道：“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此语虽令人发噱，却一语道破了数千年中国官场的黑暗生态。因此，张驴儿手中的银子就是桃太守的惊堂木，明明知道窦娥冤屈，他仍下令让衙役大刑拷讯这位无辜的年轻寡妇。
关汉卿深得戏剧情节安排之妙。世间传奇戏，虽以“现实”为基础，但最主要的要以拼凑“现实”来造成“无巧不成书”的细节来打动人。愈激烈、愈打动人的戏剧一刻，观众稍稍在座一“清醒”，就会立刻察觉戏肉的安排太“巧合”，人物情节太做作，从而头脑中的“批判”就会占于上风。看琼瑶电视剧，在男女主角大喊大叫的噪音中，观众最能感受下九流戏剧虚伪结构的苍白。但是，关汉卿的大手笔，正是能从人物性格与人物语言上出戏，使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衔接非常巧妙，美轮美奂地高度掌握了戏剧的结构与戏剧的“冲突”，让人在道德升华的同时，感觉到戏剧“荒诞”的可信。
《窦娥冤》一剧，以“楔子”开端，借蔡婆婆自述，详细讲明了窦天章父女与她一家的全部因缘的来龙去脉，如此，化冗繁为简约，一下就展现了元代社会的普通生活场景。窦天章书生出身，又携一幼女，在下层社会苦苦挣扎，只得把女儿变相卖给蔡婆婆才能使自己的“功名”之路有起点。蔡婆婆虽是高利贷者，却也不是多么凶恶的妇人，善良未泯，此种塑造，避免了人物的平面化和程式化。赛卢医与窦天章相较，显然是个恶人，同样是欠钱不能偿还，他想到的竟然是杀掉债主，可以由此想见元代是怎样一个人相鱼肉的混乱社会。此外，窦娥与蔡婆婆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阶级论者”想象中的那种被卖童养媳与恶婆婆之间的斗争关系，而是相依为命、互为温情的人世婆媳关系。蔡婆婆一步走错，引狼入室，害了儿媳一条性命，但她表现出的真诚痛悔，让我们怎么也对这个高利贷婆恨不起来。
《窦娥冤》剧本的原始母体，当是“东海孝妇”的传说。据晋人干宝的《搜神记》：
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其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自诬服之。时于公为狱吏，曰：“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不得理，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自后那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极标，又缘幡竹而下云。”
当然，原传说中没有多少戏剧冲突，“诬告”周青的小姑子非是出于恶意陷害；官员杀周青，也是误断误判，非出于收贿枉法。但这个故事中的“热血逆流”与“三年大旱”，确实有很浓烈的戏剧性效果。至于“六月雪”，灵感当源于战国时代燕惠王手下大臣邹衍被冤入狱，五月盛夏之时（阴历五月等于阳历六月）霜从天降。关汉卿笔下，“五月飞霜”发展成为“六月大雪”，戏剧效果更进一步。
关汉卿笔下的妇女人物，性格特征分明，一人一面，绝不雷同。窦娥虽是个贤良的媳妇，但也气性高傲，俐齿能言，泼辣不屈。乍听说婆婆答应张驴儿父子与自己婆媳二人“匹配”，窦娥倔犟气恼，数落婆婆说：
遇时辰我替你忧，拜家堂我替你愁；梳着个霜雪般白鬏髻，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
蔡婆讲：“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
窦娥又道：“你虽然是得他得他营救，须不是笋条笋条年幼，凭白的便巧画蛾眉成配偶。想当初你夫主遗留，替你图谋，置下田畴，早晚羹粥，寒暑衣裘，满望你鳏寡孤独，无捱无靠，母子每到白头。公公也，则落得干生受。”
而且，她还怒恼地奚落婆婆说：“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我道这姻缘敢落在他人后。”
相比关汉卿笔下的杜蕊娘、赵盼儿、燕燕等人，窦娥是个知书达礼、温柔敦厚的书香妇女，命运的乖涩，官府的不公，以及张驴儿父子的无赖刁奸，都使她在忽然之间转化为一个指天骂地的抗争型妇女，纵受千般拷打，万种凌逼，她始终不承认是自己毒死张驴儿的父亲。最后，恰恰是怕年迈的婆婆受毒刑，窦娥才屈招了“罪名”。临刑前，为避免婆婆见自己伤心，她还要求不走前街走后街。如此一个大义凛然的“自我牺牲者”，让我们见到了黑暗年代人性中最善良的光辉。
还值得一提的是，当窦天章当大官后，见到女儿鬼魂，马上拿出宝剑呵斥其不孝，窦娥的倔犟性格仍旧保持，回斥道：“哎！你个窦天章，直凭的威风大”，满腔冤由，一腹愤怒，俨如其在生之时。当然，窦天章为自己女儿“平反昭雪”，这一情节太过牵强，太大的“巧合”，反而令人感到安排的痕迹太浓，这一点上，关汉卿仍无法摆脱时代的束缚和道德的虚妄，凭藉“鬼魂”来申冤，确实冤得可以——无论如何，那是一个黑暗时代的缩影。汉族下层人民，恰似窦娥那样一个孤弱女子，只能乞求“超自然”的力量来颠倒乾坤了。
关汉卿对人性有着无比深刻的洞察力。以张驴儿父子来讲，这一老一少两个混蛋泼皮无赖，他们的生活逻辑看似混乱不堪，毕竟在开始时也有救人的原始冲动，观其本性，并非是“胎里坏”。但是，一旦救人成功，生存法则当即起了作用，他们马上想到的是“物质化”的报酬，是讨价还价，命，在他们眼中，都是有标价的。
奇特而又让人感觉啼笑皆非的，是混蛋儿子给混蛋老子“提亲”：“不如你要了这婆婆，我要她媳妇，何等两便！”蔡婆婆慌乱无措表示不肯，他便马上威吓说：“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勒死罢！”刚刚造了七级浮屠，听说没有回报，马上要把被救人重新送入地狱，这种天上地下的角色重换，在那样一个黑暗的社会，却又让人感觉丝毫不奇怪。当然，张驴儿只是欺软而已。真正遇到天性清傲的窦娥，他也无计可施，只得出下三滥的末技，先欲除掉蔡婆。即使是剧中无关紧要的配角赛卢医，其实他本人也是个“受压迫者”，一个可怜又可恨的下层人物，蟑螂一样的东西。张驴儿要他合毒药时，他起先还骂对方：“这厮好大胆也！”倒忘了他早先要勒死债主的穷凶极恶。被逼卖毒药给张驴儿后，赛卢医因“一生最怕的就是见官”，忙逃往涿州躲避，卖鼠药为生，“刚刚是老鼠被药杀了好几个，药死人的药，其实再也不曾合”，这样一个人，其实也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在利欲与苟活的夹缝生存，他卑微而又胆怯地活着。
《窦娥冤》中，窦天章虽是个“正面人物”，实际上让人感到面目可憎。这位当年为了进京赶考把女儿卖给高利贷者蔡婆的读书人，做官变阔，察看案卷后，得知窦娥就是自己亲生女儿受刑而死，依旧一张“赏罚不避亲”的官脸，叱责道：“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蔡婆家），要你三从四德……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你快与我细吐实情，不要虚言支对，若说得有半厘差错，牒发你城隍祠内，差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这样一个刻薄寡情之人，还是统治者中“道德”最好的清官。由此推之，其余可以想见。可叹的是，窦娥的时代，毕竟还可化为“冤魂”来“报仇雪恨”。在大彻大悟的“唯物主义”清醒者满地的今天，那些社会底层的冤死者，比如孙志刚们，又如何能让岭南六月遍飞雪花呢？
“杂剧”一词，唐代史籍中就已出现。至宋代，大儒洪迈解释说：“俳优侏儒，同技之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讽时政，……世（人）目为杂剧”，但这似乎并非元代的杂剧。元代汉人陶宗仪给出元代杂剧的定义：“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之变，世谓之杂剧”。到了明朝，王爷朱权爱唱戏爱演戏又爱研究戏，给出一个集“大成”的定论：“（所谓）杂剧之说，唐为传奇，宋为戏文，金为院本，杂剧合而为一……杂剧者，杂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