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顾喝酒，起首连忙替我们筛，后来就只筛自己的，一定要等干了杯才说话。
“这是没有办法的！”他摇头坚决的说：“他们都是穷人末！顶多只能收点药钱，总而言之，是阔人就没一个肯上我的门的。我会看像，我会外科，有些人我知道是流氓，绑票匪，我常常白给他们治伤。他们呢，诊好了，去啦，还用片子介绍别人来，也是不给钱的。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们以为我是好人吗？其实我也很坏的，是穷人，到我这里来，他们都是别处诊不好的，他们没有钱谁给他诊，是这种人，我是欢喜给好药，一次二次就好了，阔人就不同了，一次诊得好的，我给他分做几次诊，多弄他几个钱，其实我是很坏的。”
“你这样待人家，人家把你当呆子，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能存在的。我劝你以后还是把牌子挂出来，好好的干一下，免得受苦！”我说。
他还是温和的笑，连连把酒往口里送，酒完了，又再叫两斤。
“是的，牌子原先挂的，在弄堂外头，因为警察要捐钱，才取下来的。”
“哈哈，假使人家说你不该吃饭，你就把自己的颈子割了吗？这是太笑话了！”我说。
他也笑，已经很醉了，话便滔滔不绝。
“原先我生意很好，每月赚二百多块钱，那不是现在这个地方，这是去年搬来的。我赚了钱就把门面扩充起来，我没有老婆，订是订的，因为她要八百块钱办嫁装，我没有，他就另外嫁人了。我把老娘由乡下接来住，请了两个听差，有一个不能做事。这听差原先有田在乡下，给人家骗了，很可怜，我就把他带到这里来，他是个呆子——那时候，我的日子很好过，门诊是一块二，没有钱的就减半，看人说话。不料去年革命，我的诊所烧得干干净净，好，没有想到这个革命把我打倒了。搬到这里之后，起首还敷衍得过去，凑巧，闸北办市政，一条马路修上大半年，交通断绝了，简直没有人上门。好，这个市政又把我打倒了。光修马路还不打紧，三四月间落起黄霉雨来，你想谁肯爬过烂泥堆里走过丈多深的水沟到我这里来呢？
这里又这样偏僻！好，这个黄霉雨又把我打倒了。房钱欠七个月，生意没有，我吃的是身上的衣服，是老娘的皮袍子，是木器。有一次听差的走了，后门口扒手进来把老娘的棉衣也偷了！——是的，我牌子是有的，弄堂外有块大的，前门的壁上写着‘照原眼科’四个大字，但是我给不起捐钱，警察天天来要，起首我就把外面的牌子取下了。
昨天他又来了。我就把墙上的字也粉了，省得他来麻烦。
可是牌子一取消，就简直更没有瞎子能找得着我了。好，这个警察捐又把我打倒了。这就可以太平了吧，但是那个印子钱逼得很紧，所以——我近来不快乐，睡不了觉，头痛，有了钱就喝酒。我想把牌子挂在这酒店的楼上，夏先生噢，我们两个无论如何在一起。这地方真好，慢慢的我们会发达起来的！——不过，现在，——唉！——我还有两个好朋友，都死了。我晚上眼睛一闭，就看见他们两个。唉，好人。——阔朋友我也有的，那是姓何的，从前和我很好。如今有几十万，白克路有洋房。上次我买点东西去送他，他不见，他怕是绑票的。——是的，我是要饭的，你们看这幅样子，——我常常半夜里……”他说到此地，眼睛朝天，两手合拱着：“爬起来，打开眼睛，是的，我是晚上才喜欢打开眼睛。因为我不愿看不见什么，我对天说：天啦，你把我的寿命减少二十年吧，切莫再使我是这样子啊。”
他不再笑了，两手撑着头，慢慢的伏在桌子上。我们全都沉默着，忽然他又抬起头来说：“这地方真好，我们每晚都要来的噢，夏先生！”
“不来了，明晚我请你到鸿运楼吧！”我说。
很晚了，曾先生还要酒，我们不承认，我叫孩子来算账，曾先生就立起来用手一挥，好像这应该归他出，我也就不客气，给了二百四小账就往外走。我回头向柜台一看，看见那孩子仿佛用蝌蚪文在簿子上写着：“曾先生欠……”
走到街上，我拒绝他送我，他说：“不要紧的，我们通晚不睡觉不要紧的，睡觉是受罪，在外面走走很快乐啊！”到了我自己的弄堂口，我和他告别。我在十二步之外还听见他的声音：“夏先生，我们再到那酒馆里去坐坐吧！”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曾医生了。
第二晚，我原打算请他到鸿运楼去的，不知怎样我忽然变了计，只随便买点干牛肉之类的下酒菜请他到家里喝。他起首不肯去，后来虽是去了，但是不再多说话，只低着头在房里徘徊。我问他：“股票押了吗？”
“没有，要明天听回信。”
“今天有生意吗？”
“有的，一块假洋钱。”他掏出那洋钱来后，笑着说：
“铅的，分量轻，放在手里就知道。”
“上海人真坏，看病的钱也给假的！——那末，你不能叫他换吗？”我老婆不平的说。
“马马虎虎，那个人送我假洋钱当然也是没有钱喽！”
“是没有钱就送诊也可以的，给假洋钱你不妨责备他的！”老夏很反对他的态度。在我家里，酒也喝得不少，但他不多说话，话里也没有惊人的句子。不过我们都觉着他的神经的确纷乱了，每句话是牛头对马嘴的，因为我知道他昨晚送我回家后又在酒馆里去喝了一顿，又因为被窝放在别处去了，只伏在椅子上看书，度过这寒宵。他呢，也知道自己这次是失了一个不小的败，所以不高兴多说话。不过，他也不十分沮丧，他还有无穷的希望呢，他有一张五十块钱的股票，明天那张股票总会押了的！
第二天晚上，天下着毛毛雨，我走到他那里，我看见那替他押股票的人说，事情又变了卦，要过一个礼拜听回信。总之，这是推脱的话，这股票肯有人要，五十元只押三十元，六分息也没有人要，而且那印子钱别人不肯再放了，非马上收回不可的。我很替这医生不平：“二三十块钱的事有这样难吗？又不是凭空讨人家的，曾先生，你给股票我，我明天去试试。”
“好，谢谢！”他将股票给我，深深的一揖。
天还是下着毛毛雨，很冷，我一早搭车到江湾，想找几个朋友，因为那些朋友起码赚二三百元一月，又没家眷，就是一人力量不够，几个人总可以凑足的，如果不放心，就由我负责，然而结果是：“我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如果□□在这里，那就没有问题啦！”
我回到曾医生家，走进他的寝室，把这消息告诉他，把股票退给他，答应再想法，可是他睡在床上起不来，因为房里有个姑娘，我听他说过有个朋友介绍一个女人给他，他曾因为自己没有钱，关照那姑娘别再上他那儿去的，现在她又来了。
“姑娘，请你出去一下。”他说着，那姑娘就走了。
于是他抬起身来，掀开盖在身上的惟一的外套，把那件窟窿累累的绒绳褂扯得很周正。披上外套，伸出穿着无底袜的脚来，费了许多工夫，才穿好靴，因为不如是，那袜是不容易就范的，此外我还发现他腿上失去了那条西装裤。
我们同在客堂里坐，他还是笑，鞠着躬说：“对不起你，这样的雨天，害得你跑江湾！”我和他谈了很久，我没有坐，因为他的藤椅也不见了，圆台边只剩了那原先摆在后房的三脚椅。
我回家了，下午又向另一个有钱的朋友打主意，更不成，他说他并不干这样的生意。我只好回曾医生一个信，就再没有到他那儿去了，老实话，我不敢再见他。
过几天，老夏又来了，我问及这医生，他说：“近来他再不喝酒了，脸也肿了。山东人天天来吵，要那笔钱，很凶的。这两天他没有在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大概是害怕这山东人吧。”
我不敢再问了，我只尽量的沉思：为什么不藏在黑暗的破屋里，却走到外面去呢？怀着忧伤，到荒野徘徊去了吗？到山顶怆地呼天，向北风求助去了吗？到黄浦江边痛饮去了吗？他欢喜孤独，连好友老夏也不要了吗？连……“这个人很可怜。老黄，你是欢喜把自己妻子儿子都上小说的，也把他上一上小说吧。哈哈！”
“但是——唉，在这年头，这玩意早已不时髦了，这事情，太平淡了，上了小说不会有人看的。”
我禁抑着奔放的热情坚决的这样回答。
一九二八，一二，二五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