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最初我面对“灵性俑”这三个字，脑子里长时间缺乏想象力，或者说很莫名其妙了一阵子。但是我又相信，就像每一位母亲都会审慎地对待自己每一个孩子的名字一样，小说家黄献国也决不会在他长篇处女作的题目问题上马虎潦草。当我认真阅读完将近20万字的文本之后，不仅终于从题目中体察到了作者的心机，而且简直觉得这是黄献国文学智慧的一次优美发挥。我是愈来愈喜欢这个题目了，以至于借着它独自进行了一场小小的“造句运动”，“造甸运动”的结果便是本文标题的诞生。
我基本满意地觉得，本文标题大致传达出了我对《灵性俑》的二维评价：一是它呈显了“文化大革命”那个行为疯狂，思想呆滞的年代里中国军人丰富的心灵和幽邃的性情；二是这种心灵和性情得到了富有作家个性和创造才气的灵动表现。
《灵性俑》（载《文学四季》1989年冬之卷，单行本将由北岳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反映“文革”期间航空兵生活的长篇小说。“写什么”虽然不能构成评判一部作品优劣的终极价值标准，但却必然包孕着一定的题材择优因素，沉淀着作家最初的创造价值动机。我认为，《灵性俑》的创意首先就在这个层面得到了展示。
写“文革”仅止于政治批判的单一浅表价值取向早为人们所不屑，而深入到畸形政治导致人性变态的关系揭示人性的或文化的批判，似乎是不少作家作品的成功所映证了的可行之途。然而，黄献国却并没有去这条路上步人后尘，甚至恰恰是背道而驰。——《灵性俑》与其说是专注于揭橥荒唐政治年代里中国军人的人性负面如虚伪与变态等等，还莫如说是侧重于通过“文革”中部队日常生活的演绎来显现中国军人灵性的闪光与情操的升华。作者在“题记”中首先声明：“这是一部纯粹的日常生活小说”。——妙哉斯言，这句话实际上道出了《炅性俑》创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即用灵性来观照非正常政治年代里的日常生活，观照日常生活中富于灵性的中国军人。或许在作者看来，不管任何“运动”降临，军队中的日常生活仍然照常运作，“文革”中的军队如此，军队中的航空兵尤其如此。这就关乎到军队的特殊性了，一是军队对稳定性的高度要求使它受运动风暴的冲击相对间接，因而保证了它的日常生活的相对正常性；二是航空兵部队对技术性的严格要求，决定了它的结构成员的相对复杂（如文化高、兵龄老等等），因而又孕育了它的日常生活内涵的相对丰富性。这样，在黄献国的笔下，就出现了一块飘浮于“红色海洋”中的相对安定的“绿洲”，在这块“绿洲”上，仍然有一群中国军人的人性之花在比较自由地英勇地生长与开放——
当节日之夜熄灯号吹响之后，中队长走进大宿舍训斥大伙；“熄灯啦！闭嘴”时，那位有着20余年兵龄的大学生出身的机械师“老柴禾”却调佩：“你小子当年尿床，半夜起来发癔症，直喊发大水，你忘啦？”还有那位在朝鲜战场击落两架美机的战斗英雄，五十年代由苏联教官培训出来的飞行团长旁若无人地和司令员讨论男人对于女人的魅力……试想，在当时那种人人自危，三缄其口的政治高压中，这一群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有点儿耸人听闻？它们只有生发在这样一块特定的“绿洲”中时才显得合情合理，反过来说，速块“绿洲”上的“小气候”也培植了这一群血性男儿，使他们敢爱敢恨敢歌敢哭怒敢骂。他们敢于为飞行员“狗熊”与“米米”的爱情设谋牵线，大演苦肉计；也敢于为掩藏团长逝去的一段青春的秘密而结盟起誓，智斗“贺保卫”；敢于为“老柴禾”的“七夕相会”制造假电报，也敢于为“小柴禾”的应征入伍“指示”甄司令……而这一切的一切，又都是出自真的友谊、善的愿望与美的情操的驱力。或者说，在那个政治泯灭人性的荒唐价值体系恣睢泛滥之时，他们仍然最大限度地恪守自己作人的价值标准，有意无意地对那股潮流作着英勇的抗争，发出充溢人性灵气的几声呐喊。
也正是这样一块“绿洲”和这样一群血性男儿的交汇，才使得作者的人性解剖之刀在切入人物社会属性霉变层面的同时，更切人人物的自然属性深处。作者基本上以情爱为支点来透视每一个人的灵魂，从团长到指导员、中队长、“老柴禾”直至“狗熊”、屠非洲和“我”，人人都程度不同地有过或正在卷入一场场灵与肉的冲突和性与爱的纠葛。这样，就让他们在那场文明与愚昧、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鄂恶大搏战的时代大背景下，也划出了一条条各自闪光的生命体验的轨迹，从而更加富于血肉、富于情感、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气息，在那一出出庄严的喜剧和荒诞的悲剧上演过程中，让来自生命本俸的正气与灵性得到了高扬与激射。一一找到这样一块“绿洲”来楔入“文化大革命”，并以此来显现黑暗年月中当代中国军人的灵性闪光，无疑是一个具有极大审美价值的人性与社会内蕴的独特视角。这个视角既是二十年前新兵黄献国接受的来自航空兵生活本身的一份慷慨馈赠，也是今天作家黄献国对那段历史的一次成功反思与人性洞穿。
当然，我们所说黄献国慧眼独具地为我们选取并描绘了一块“绿洲”，仅仅是一种比喻，而且带有极大的相对性，何况这块“绿洲”毕竟也是飘浮在那无边无际的“红海洋”之中，它势所必然地要受到程度不同的浸染，所章黄献国对于红色政治带给军人的人性扭曲与人格分裂并不避讳，同样以极大的勇气给正视和剖析——“贺保卫”时时事事紧跟风向，到处侦察破案，甚至私设公堂把战士张兔娃逼上绝路，丽自己最终也成了张兔娃的枪下鬼。如果说“贺保卫”的下场是自讨苦吃罪有应得，那么，一生愚惠最后身染重病还要坚持倒在机场的中队长就让人可怜可叹了，尤其他临死前一手把全部积蓄200元钱交党费，一手向组织郑重指出团长和指导员是共产党内两个最危险的敌人的临终遗言，更让人啼笑皆非之余陷入深深的悲哀。也许，这二位的忠诚都并非伪饰，而确实是一种病人膏盲的“政治病”，他们自觉自愿地为政治殉难，并不给心灵带来痛苦，相反可能正是一种解脱。与此不同的是另一种人物清醒的自我分裂——指导员为了当典型，发给全连每人一根绣花针连续十几个昼夜赶制巨大的领袖绣像；而“我”则为了得到一张鲜红的党表天天提着油漆桶到处制造“红海洋”，甚至犯着恶心忍受着指导员的“爱抚”，直至最后又不得不把指导员“出卖”……这种二重人格给自小闯荡江湖历练人生的指导员，和身为将军后裔的“我”的心灵带来怎样的戕害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厌恶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又不得不违背良心，也即是说他们一方面为“红海洋”所吞噬，一方面又为“红海洋”的肆虐推波助澜，作者在那反复运用渲染的红色象征中灌注了多少泣血锥心的悲愤之情啊一一《灵性俑》就是这样，通过对特殊年代里军人人性正负两面的磨砺与拷问，既完成了对中国军人灵性的一次高扬，也给那场悲剧在中国军人心理上投下的阴影作了一次曝光，并留与了人们关于人民军队自身建设与命运的某些思考和警示。
黄献国在文学道路上虑思穷神已有十余年了，曾收获过以军旅题材为主的中短篇小说数十部。他早些年发表的歌颂老一代军人高尚情操的短篇如《白头翁》（1981年）、《老枯树》（1982年）等，都在传统现实主义的白撒手法、细节运用以及人物刻划等方面表现了一定的基本功，作品也因此颇得好评。可一九八五年那场小说革命使他眼花缭乱，一度陷入对异域新派小说技法的迷醉，也如法炮制过《洼地春秋》，《老孩》等作品，新则新矣，但却程度不同地残留下囫囵吞毒消化不良的后遗症。从《洼地毒秋》到《灵性俑》，黄献国显然征服了一次来自艺术变革的挑战。而且，在比较阅读了他的长、中、短篇作品之后，我有一个预感——我预感他那潇洒畅快而非内敛凝重的行文，奔放敏捷丽非严谨精致的运思，都更加适合于长篇品的创制。以他军人家庭的熏染和二十年军旅生涯的历练，如果专注于长篇是否愿意来再作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