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当然是有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坛只有创作没有理论的。作家与理论家的共生，简直就似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一样，缺一不可。作家的创作有时就像一堆石头，只有经过理论家的手指一点，才能成金。另外，世界文学上一些更先进更前卫的创作流派和创作理论，更多的是理论家们介绍给我们看。
有人说理论家是作家的导师，能指点作家们走出迷途；有人说是教鞭，能鞭策作家们前进；还有人说理论家是只疯狗，追着咬作家们的屁股。我认为这更好，不妨说理论家是紧逼作家们身后的恶狼，然而这会迫使作家们不敢大意不敢怠慢，永远处于亢奋的抗争状态。正如恶狼追赶下的动物，练就得身强体壮奔跑有力，而且相当精神抖擞。
问：文学上存在所谓的“全盘西化”吗？
答：我最讨厌“全盘西化”这个词。实际上我们整个生活的形式早就“全盘西化”了。我们所有的交通工具，飞机、轮船、汽车、火车、乃至自行车，哪个不是人家发明的？我们睡觉的床，照明的灯，听的收录机，看的电视机，用的电脑、电话、电报、电传；还有电冰箱、电磁炉、微波炉、自来水、纯净水、煤气、液化气、抽水马桶等，全是从人家那里学来的。另外，多年的老中医现在也戴着个人家发明的听诊器，就是开批判“全盘西化”的会，用的麦克风也是“西化”出来的产物。可以这么说，现代生活无论从形式到内容，没有一样是我们发明的。这种全盘西化的存在方式，难道对我们的头脑没有意识作用吗？
现在再说文学，首先我们的老祖宗在文章里就没有标点符号，没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的小说写法，没有倒叙、悬念、跳跃、蒙太奇，甚至没有文学意义上的长、中、短篇的分类。再加上用电脑写作，我想，至少写作形式已经“全盘西化”了。其实我觉得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们的邻居日本比我们更全盘西化，但人家却最顽强地保持了日本文化，就服装而言，那笨拙的和服，还是人家最感到尊贵和庄重的。我们现在有什么？在自己的国土上开会，最讲究的服装竟然是西服，有时还恬不知耻地规定，必须西装革履，否则不准与会！（笑声）读懂邓刚
问：你觉得读者最喜欢你的是哪一部作品？
答：读者最喜欢我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曲里拐弯》。因为至今所有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没有一个说不好看的，而且绝大多数说是一口气读完。当然，好看的小说不一定就是好小说，但我还是有点得意忘形，二十多万字的小说能吸引读者一口气读完，这也说明我的幽默能力。更幸福的是还有若干相当美丽的读者爱上小说里的主人公，这其实就等于间接地爱上我一样。（笑声）为此，在我签名售书时，我总是在这本书的扉页狂妄地写上：我写的小说绝对有意思，不信你看！（掌声）问：你自己认为满意的是你的哪一部作品？（请不要用贝利"T一个进球最好”的方式回答！）答：我对正在构思小说很满意，如果我不满意，我怎么会有勇气写出来？但我对发表后的小说却汗颜，总感到还有缺陷，为此我就又追不及待地去构思下一篇小说。就是这种不断地满意和不满意，使我一直能写到今天。否则我早就改行了！你如果认为我这种回答是贝利式的回答，那我只好说我自己认为满意的是长篇小说《白海参》。因为不喜欢这部作品的读者对它腻烦得要死，喜欢这部作品的读者却又爱得要命！没有中间阅读状态，这使我感到很奇妙。另外，写这部长篇时，我曾想过，在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会一直读着这部小说的。人生历程中最美好的是青春年华，而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却是在最黑暗最荒谬的年代里度过，痛苦的生存会使你的理想更趋强烈，为此有了我的《白海参》。所以，生命将尽之时回忆最美的和最丑的，生与死都会泰然。
问：国外的文坛，作家们常常相互辩论，甚至毫不客气地讥讽对方。可我们中国文坛上很少看到作家相互攻击的文章。这个现象是否说明我们的作家比外国作家团结？
答：你只是注意到外国作家毫不客气地攻击同行，却没有注意到他们毫不掩饰地钦佩同行。有一些国外作家写文章表扬同行作家的作品，其热烈而诚恳的赞美之词常常令我感动不已。中国作家虽然相互之间不剑拔弩张，但也很少看到他们之间推心置腹地钦佩。国外作家的恨爱全表现在明面上，我们却全闷在肚子里不吱声。认真地说，在团结方面中外作家都差不多，只不过是表现形式各异，人家团结得像磐石，但有楞有角；而我们团结得似浆糊，有些稀里糊涂而已。（笑声）问：你的处士作是哪一篇小说？你满意吗？
答：思想最幼稚的，写得最臭的，发表时却令我最激动的那篇小说就是我的处女作。那还是刚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从一个阴冷的，不敢说人话的年月里走出来，战战抖抖地第一次拿起笔来写小说，你想能写到什么份儿上？所以，我也就不告诉这篇小说的名字了，因为这实在是没什么意义。
问：你有勇气对自己的作品赞蔓或是批判吗？
答：如果你是一个还知道什么叫恬不知耻的人，那么，批判自己的作品并不需要什么勇气，但赞美自己的作品却需要相当了不得的勇气，也就是说你必须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才敢赞美自己。（笑声）因为一个人尽管很难看出自己的缺点，可是更难看出自己的优点。
我们生括在一个经济上和文化上都非常落后的国家里，可绝大多数人却认为自己正确，认为自己善良，甚至认为自己伟大。人们要看出自己真正的模样，实在是太困难了。当然，我说的赞美自己和自我吹嘘是两回事，所以，我有时会吹嘘自己，但决不敢赞美自己的任何一篇作品，哪怕我很喜欢这篇作品。
不过，我倒是比一般人敢批判自己，从文学的本质意义上说，我写的东西全是废纸，我不是故意糟蹋自己，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能正常地进行下去，不远的将来你们就会明白我说的话绝对是真理。（掌声）问：除了写作，你还有什么爱好？
答：写作本来就是我的爱好，可是这个爱好现在成了我养家糊口的职业，于是，除了职业以外，我就等于没有什么爱好了。如果说读书是一种爱好，现在也不能算作爱好了，因为我现在读书完全是为了写作的需要。
我过去是个山狼海贼式的海碰子，潜到深深的海底下，看到那五彩缤纷的水下世界，应该算作是不错的爱好吧，可惜，穷困的生活逼得我无法欣赏五彩缤纷，而是只注意躲藏在五彩缤纷之中的海参和鲍鱼，因为这些海珍品能换回宝贵的粮票和布票，更能卖钱。所以，我更多的快感是看着鱼枪穿透鱼肉。倘若这种快感能成为一种爱好，那真是可怕。现在我有时还到海里去潜泳，但失去一种劳作的目的，也就失去扎猛子的兴趣。
说起来，我挺可怜的，因为我惟一的爱好就是挣钱，（笑声）说得好听点儿就是爱好文学事业。
问：邓老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认为你的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答：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最大的优点——头脑太清醒，换句话说是活得太明白。对我赖以存活的世界，我知道什么是轻重利害，什么是高低深浅，什么是忠言逆耳，什么是左右逢源。我还知道什么时候不能激动，什么时候不要愤怒，什么时候可以慷慨激昂，什么时候话到嘴边留三分乃至留八分。有一句老话说作家要面对惶惑，但我却从来就没一丝惶惑。所以，我在创作的钢丝上走得非常精彩和机智，但明白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花架子。
问：邓老师，提一个小问题，你习惯坐着看书还是躺着看书？
答：这确实是个小问题，甚至就不是问题。看书的姿势大概都差不多吧？一般都愿意躺着看书，又舒服又省劲儿。但现在人过中年，不敢躺着看书了，因为只要一躺下就想睡觉，不管多好的书也能睡着。不过细想一下，我还比别人多一种看书的姿势，就是走着看书。在我最艰难的狗崽子岁月，为了养家糊口，我每天上班干工厂里的活，下班干家里的活，压根没有看书的时间。所以只好利用上下班走路的时间看书，我家离工厂五站地，我从不乘车，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并练就能一心二用或三用的硬功夫：既能注意前面的车辆行人，又能注意脚下的坎坷不平，而且走路的速度不减，还能一字不漏地看书。十几年如一日的走路看书，竟然一次也没撞到电杆上。（笑声）问：再问一个小问题，你对写作的条件很苛求吗？你喜欢夜里写作还是白天写作？
答：很多作家对写作的条件很讲究，环境太吵了不能写，环境太静了还不能写，还有的必须有抑扬顿挫的音乐才能写。美国作家海明威说他是一条腿站着写作，有些报纸竟然像傻瓜一样宣传，说是一条腿站着写多么多么神妙。我认为海明威一条腿站着写作的说法是一种幽默，其含意是写作速度一定要快，你想想，一条腿站着多累，不能容你写得慢慢腾腾。我很同意海明威的创作方法，构思可以慢，但动笔一定要快，否则就过了那个热乎劲儿。所以，我只要是感到构思成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写起来，绝不挑剔白天还是黑夜，也不挑剔环境吵还是静。也许是过惯了苦日子，我的适应能力极强。简直就是个全天候写作机器。（笑声）问：邓老师，你构思到什么程度才能拿起笔采写作？
答：无论构思的时间长短，我的构思从来都是含糊的，但在这种含糊中我必须构思出一个好的故事结尾，一旦有了好的结尾我就认为这是构思成熟，写起来就胸有成竹。这就像我在吃力地挖什么，无论所挖之物多么坚硬，但最终能挖到金子，所以我就挖得格外有劲儿。如果所有的情节都构思得太细，笔路就太窄，而且写起来不能自由驰骋。一篇小说写得再好，只要结尾不行就等于全完蛋。开头决定全篇的气质，结尾决定全篇的价值，没有好的结尾，千万不能动笔。
问：作为一个作家，你最喜欢看的是哪一家报纸？
答：无论我是不是作家，我都喜欢看《参考消息》，相较我们报纸上的文章而言，国外的记者观点写得比较客观和真实一些。
记得小时候第一次从一个角落里捡到一张揉搓得皱巴巴的《参考消息》，看到上面有台湾的消息，甚至还报导国民党骂我们的文章。我吓得不行，以为是反动标语了。（笑声）20世纪60年代初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全世界都欣喜若狂，我们数亿中国人在当时几乎就不知遭这件事。但在《参考消息》上能含糊地看到，尽管是角落里一则豆腐块消息，却让你知道世界上原来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件。政治的狭隘使一个国家变得小气，实在是一种悲哀。有时发生了全世界都为之注目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报刊竟然没有半个字的报导，大家只能活得像个聋子一样。但你如果认真注意《参考消息》上的消息，就会从一些字里行间看到世界上的一些真实。
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的新闻报刊有了极大的改观，世界大事的报道增加了很多。《参考消息》过去只能在党员和干部中发行，现在全民都可以阅读了。不过，总体地比较起来，还是《参考消息》的新闻早一些多一些和客观一些。
问：你对未来的创作有何计划？
答：最近我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暂定的名字叫《叛逃》。这是根据一个中国青年在“文革”中逃到原苏联的曲折经历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为此，我做了很长时间和很认真的准备，并到俄罗斯体验了近三年的生活。能否写好这部长篇，故事的素材和艺术的把握都不是什么问题，惟一的障碍是我有没有胆量面对真实。
问：你喜欢港台和新加坡的影视片吗？
答：我认定全世界最臭的影视片就是港台和新加坡的。如果说这里还要分一二三等的话，那么新加坡最臭，香港第二，台湾有些片子还可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臭片子却能横扫千军如卷席，把大陆的影视片打得人仰马翻，并让绝大多数的观众如痴如醉。所以，我们不得不这么说，大陆的影视片比最臭的影视片还臭。（掌声）问：在你的文学生涯中，有哪些作品销路最好，也就是说销量最大的是哪一部作品？
答：说起来惭愧，我是写小说的，但我写的小说却没有财运。歪打正着的是我的幽默散文《邓剐海味馆》却销量最大，而且这部书的读者来信也多得让我目瞪口呆，搬家时装了足足两大塑料编织袋，写字台上还剩下一大堆。所以，我准备大量地写一些这样的幽默小文章，挣些钱存起来，以备写小说时好用。读者来信我是一个三十有余的“老姑娘”。我感到这样活一辈子也挺好。可我的家人和同事们却为此惊慌万分，您也认为我不正常吗？你说你感到孤独是一种人生的乐趣，我却觉得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孤独。我只是预感到在不远的将来，在你走向40岁、50岁乃至60岁时，住在千千万万个家庭中间的一个小房子里，你是否会感到人生的孤独。……我和我丈夫都是科级干部，日子过得挺和谐。但自从我破格升为处长之后，我的丈夫脾气变得古怪起来……这样过日子真是很累……坦率地说，我认为你的丈夫是个窝囊废，是个没有任何爱的价值的软蛋，我不知你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还会有什么意思！请原谅我的直率……第九章读者来信
生活的困惑
问：……我是一个12岁的女孩，爸爸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去世了，妈妈的工厂不景气，工资都不能按时发。这种状况下，妈妈要养活我和年迈的外祖母，常常经济拮据，所以，我不想上学了，要到饭店洗碗或是打点零工。但妈妈却坚决地要我好好读书，为此她辞职去南方城市创业。看起来她创业非常成功，每个月都会给我和外祖母寄来很多钱。这样，我就继续快快乐乐地上学，还当上了少先队的干部。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妈妈在南方城市不是什么真正的创业，而是干着下流的勾当——卖淫。我的头脑一下子被这可怕的消息打蒙，第一个念头就是想立即从我住的城市逃走，宁肯到外地流浪和讨饭吃也永远不再回家；后来我还想直奔南方城市找到妈妈，和她暴吵一顿，把她从肮脏的地方拉回来；再后来，我都不能用手去动妈妈邮来的钱，我觉得那上面有细菌。
坦率地说，我想到自杀……邓老师，你是个套写幽默文章的作家，对人生一定有着相当深邃的经验，你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答：你这封信使我想了很久，并且想了许许多多的解决办法，最后还是感到，任何横向的干预，都会给你带来长远的不幸。最后，我只好写下这封无用的信。
……你不能自暴自弃地出去流浪，也不能去南方城市找你的妈妈，更不能愚蠢地想到自杀。你只有一条路，就是继续在学校里好好读书，而且要更发奋的读书。因为你读书的每一分钱，都是你母亲用生命换来的。也许你会说这是用肮脏换来的，但我还是希望你不要批判你母亲，因为你还没有能力批判她，你实在是弄不懂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你甚至都没有能力弄懂你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