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
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萧红说萧军是一个有着强盗般灵魂的人。强盗是劫夺的、征服的、占有的，而不是给予的，拒绝自由交换与交流，拒绝对方独立自主的行动；即使提供保护，也无非要求对方甘于做永远的弱者、战败者、屈服者。萧军自称是“感情的奴隶”，在男女关系上，实质上是服从力必多冲动。他的强健的体魄、旺盛的情欲与一贯的“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哲学结合起来，使他不可能满足于一个性对象。
如果说萧军寻求的更多的是性爱，那么萧红追求的，仍然是最初梦想中的爱情。她在男人的身上，努力发现祖父的影子，在潜意识中有着深长的期待。直到后来，她不断回忆童年时的情景，实际上是希望在爱情生活中延续、重塑这种情景：在男人的保护之下，她是安全的，温暖的，然而又是自由的。萧军还不是这种男人。但是，自从有了旅馆的狂吻之夜，她便把萧军当成人生中的第一个爱人而进入同居。
同居，在拉丁语中指的是“床上共同体”，是男女双方的一段不确定的性关系。但是，对萧红来说，同居如同婚姻一样神圣；只要同居着，就意味着成为一个人。她不能忍受第三者的存在，如果爱不是专一的话，同居便完全没有了意义。萧军对女色的迷恋与追逐，引起她强烈的反感，然而，她又极力压抑自己而不遽尔分手，暴露了女性在情感方面的全部弱点：感情过于投入，承认自己的弱小，因而容易引起伤感。萧红的受伤，并不像别的女性那样有羞辱感，而是被抛感，孤独感，挫败感。困难的是，她要战胜的不是眼前的哪一个女人或是男人，而是自己的内心。
然而，正如她在诗中说的，“只有一个他”。除开性伙伴不说，在遥远的异地，萧军几乎是她唯一的亲人和朋友。三年多的共同生活的经验，又使她确认曾经存在过一种叫“爱情”的东西，虽然很不稳定，生生灭灭，毕竟给过她以温暖和幸福。所以，她没有选择离开萧军，就不仅仅是一个勇气问题。她愿意继续等待。
在萧红与萧军之间，第三者是间隔出现的，程女士也不是初次现身，这一切对萧红来说，虽然构成接连的打击，但也增加了她的心理承受力而不致于突然崩溃。在与萧军同居时，她已身为孕妇，性问题在她那里应当不是首要的，性是忠诚或是背叛的一种象征；而忠诚，则成了具有道德倾向的感情问题，心灵问题，而不是肉身的贞操问题。
她在痛苦中慢慢抬起头来。宽容了萧军，也就是释放了自己。
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两性问题上说过：“对于作为主人的男人来说，在其生活活动内，并没有将他对女人的关系的兴趣看作性命攸关的；女人在她与男人的关系中却恰恰采取这种态度。”的确，爱情对萧红来说，是生命整个的存在。她不可能把爱情和写作分开，当她自觉失去了萧军的爱之后，几乎什么也写不成，又害怕在家里呆着，经常一个人四处游荡。吃饭也是随便打发的，胡风就不止一次在霞飞路上遇到她，一个人去俄国大菜馆，吃两角钱一客的便宜饭。实在苦闷得不行，她就只好往鲁迅家里跑。
就在这一年春天，萧军和萧红把家搬到北四川路离鲁迅寓所不远的地方来了。萧军说是靠近些，为的方便，可以多帮忙。开始他们每夜饭后都会前来一次，有时还吃点东西才走，但是到了后来，常来的就只有萧红了。
萧红每天要来一两次，甚至一来就是一整天。要在痛苦中解放出来，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她无路可走。许广平回忆说，萧红有时倾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是用纸包着水，总是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自然，她也时常用力克制，反而像是在水壶上加热，壶的外面布满水珠，一点也遮不住。
许广平为了减轻鲁迅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留出时间在楼下的客厅里陪她长谈。但因此，对鲁迅的照料便不能兼顾，往往弄得不知所措。一次许广平陪了萧红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鲁迅说是刚刚睡醒，而这一天全部窗子都忘了关上，风相当的大，他因此受凉了，发起热来，害了一场病。
这年夏天，胡风受了鲁迅的委托，正在帮助日本人鹿地亘翻译鲁迅的著作，便常常到鲁迅家里来。他的夫人梅志有时也跟着来，每次来到几乎都在楼下遇见萧红。这时，许广平就会让梅志跟萧红谈话，自己忙别的事情去。在梅志的印象中，萧红形容憔悴，消瘦多了，脸色也苍白得发青。她见到梅志很冷淡，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只是海婴缠住她玩，不停地问这问那，她才慢慢地有了一点兴致，和梅志拉拉家常。
有一次，许广平在楼梯口迎着梅志，诉苦似地说：
“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吗？唉！真没办法。”
而鲁迅是喜欢她，欢迎她来的。
一天下午，鲁迅在校对瞿秋白的《海上述林》，萧红刚走进卧室，他那张圆转椅便立刻掉转过来了。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他一边说着一边向萧红点头。
萧红一时错愕，鲁迅又转身坐在躺椅上兀自笑起来……
以鲁迅的敏感和世故，他不会不知道在两个青年人之间发生的矛盾，以及这其中所给予萧红的伤害。他也许不知道详情，大约也不便打听细节，而且也不会介入做调和的角色。但是，只要身体好，他总要陪萧红谈天，逗她快乐，像说说她的穿戴服饰之类，有时也邀她一起看电影。只有在鲁迅身边，她才会暂时忘掉忧伤，像儿时见到了老祖父一样。
梅雨季节是很少有晴天的。一天上午刚放晴，萧红就跑到鲁迅家来了，跑上楼去还喘着。
鲁迅说：“来啦！”
萧红也说：“来啦！”
她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问萧红：“有什么事吗？”
萧红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她完全回到她的后花园里去了……
这一年，鲁迅特别多病，到了六月，便完全躺倒了。整整一个月，萧红都不敢上楼去。这是她最郁闷的一个月。
将近半年过去，萧红的身体更加虚弱，而精神状况也愈来愈坏。
黄源建议她到日本去住一段时期。日本距上海不算太远，生活费用也不算太贵，环境比较安静，可以一面休养，一面专心写作，有兴趣还可以学习日语。而他的夫人许粤华正在日本学日文，不到一年已经能够翻译些短文了。如果萧红愿意去，让她照顾一下是不成问题的。
这时，萧红通过白朗打听到了弟弟张秀珂正在日本留学。姐弟间好几年没见面了，当此彷徨无依之际，萧红特别希望见到他。一段时间以来，她还时时含着泪水想起逝去已久的母亲呢。
到了七月，鲁迅的身体明显好转，客人可以上楼看望他了。萧红隔了一个月没有上楼，忽然上楼心里不免有些不安，走进卧室的门，不知道该站到哪里。鲁迅大概看出她的不安来了，说：“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这时，鲁迅又可以说玩笑话了，而且笑声是明朗的。
其实，萧红最放心不下的是鲁迅的健康，看到他恢复过来的神采，可以释怀了。关于去日本的事，不知道她有没有征求过鲁迅的意见，如果说起来，那一定是赞成的。鲁迅对日本的印象很好，他自己也曾有过赴日疗养的动念，秋天成行应当是合适的。
萧红和萧军协商的结果是，萧红去日本，萧军去青岛，一年以后再回到上海相聚。恰好这时书店为《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结算了一笔书款，这样，旅费问题也就顺利解决了。
7月15日，鲁迅在家里为萧红设宴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制馔。鲁迅总是担心萧红过于单纯，这次远行，他便讲了一些在日本应当注意的情况，以及对付的办法。萧红一直记住他临别时的叮嘱：“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
次日，萧红、萧军和黄源一起吃过饭，然后到照相馆拍了张合照。萧红烫了头发，穿上西装，好像刻意要一下子改变自己的形象似的。她太想离开上海，离开萧军，太想过一种新的生活了。
7月17日，萧红终于登上轮船，独自前往异国。
蔚蓝色的大海渐渐变成了墨蓝……
萧红站在船尾，望着海，心里顿然生出了恐怖。在这一片汹涌着喧哗着的黑暗的荒海里，仿佛只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怎么渡得过去呵！……
入夜以后，她回到底舱的铺位，开始给萧军写信。她太需要说话了，可是找谁呢？
除了萧军，还是萧军。
东京。
萧红找到黄源的夫人许粤华，在趜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一五中村方找到了一间房子。全屋是六张席子，铺着榻榻米，她觉得就像画里的房子一样宽敞、舒适，竟立刻想到萧军来到时，先在席子上打一个滚的情景。屋里的摆布简单规整，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都是借来的，一个人安静地耽着，于是感到了寂寞，总像屋子里缺少了一点什么似的。
使萧红最感到失落的，是弟弟张秀珂已经返回东北呼兰家中，而且是她来到日本的头一天走的。据张秀珂后来的回忆，他这时尚未离开日本，知道萧红到来的消息，可是怕被特务发觉，所以不敢找她。但不论如何，姐弟间的亲叙是不可能的了，这对于萧红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邻居是陌生的，说话的人一个也没有，看的书报也没有，想到街上走走罢，不认识路，语言也不通。她曾经到神保町的书铺去过一次，但那书铺好像与她一点关系也没有。许粤华每天忙于工作，两人聚谈的时间并不多，就连这样一个熟人，一个月之后也因为家事回上海去了。萧红很难过，又忧虑，时时想哭。她觉得自己像是被充军西伯利亚一样，不晓得怎样过下去，怕忍耐不住了。
她听不惯满街响着的木屐的声音，像在不断地提示着这是异国。她起了无边的乡愁，可是诉与谁呢？戏剧性的是，看来仍然是那个曾经朝夕相伴却又急欲离去的人，在千万里外的人！
8月初，萧军已经到了青岛。萧红的第四封信，就是寄到青岛去的，信中附了她写的一首短诗：
异国
夜间：这窗外的树声，
听来好像家乡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
但，这不是。
这是异国了，
踏踏的木屐声音有时潮水一般了。
日里：这青蓝的天空，
好像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
但，这不是。
这是异国了，
这异国的蝉鸣也好像更响了一些。
萧红在信中不时地诉说着寂寞，不安，灵魂的波动。纸烟许久不抽了，现在又挂到嘴上来。她买了些画，有的挂在墙上，为的是自娱，有一张画的是茅草屋里睡着的农家的小女孩，她就觉得像她小时候的样子，非常喜爱；还有的留着时常看看，消消“闲饥”，将来带回国去。她知道，这种像蛹一样被卷到茧里去的生活，萧军是不会有的。萧军粗豪，达观，总能看得见前面的大目标。而她，虽然承认生活着是为着将来而不是现在，却确信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生活是不行的。
当她为眼前平常的琐事所纠缠时，就不能不受伤了。她在一封信里写道：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这又爱又怕的心情，写得很细腻，婉转而含蓄。
萧红多年来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确实不曾这般安闲过。想到闲静的由来，她是不能不有所怨尤的；但是直白地说出来，又怕伤害对方。作为女人，她倒是常常记挂着萧军。在她的心目中，萧军永远是一个粗人，一个对一切无所谓的人，一个不懂得收拾生活的人，所以特别留意他的饮食起居；也许共同生活的经验，也自然形成了一种体贴、照顾对方的习惯。她尤其害怕一种放纵的、无规律的生活会损害了萧军的健康，因为她自己便一直为疾病所苦，来到日本也仍然患着头痛胃病发烧失眠之类，信中有关的报道是不曾间断的。所以，她得“庄严地告诉”萧军一些事，比如：不要忘记吃药，少吃些饭，日间游泳多少次；还有，要买软枕头，不要买硬枕头，买有毛的被单，若懒得买可以告诉她买了寄去；再就是买一件皮外套，等等。光是说买枕头的事就不只一次，因为她认定硬枕头是伤害脑神经的。她知道萧军平时胡乱吃东西，所以特别仔细告诉他：“船上买一点水果带着，但不要吃鸡子，那东西不消化，饼干是可以带的。”这种种嘱咐无疑显得太琐碎了些，然而，正是这琐碎，构成了女人命运的全部，也是生活的全部。这琐碎的、细微的、不起眼的，对女人自身来说完全是瓦解性的，是不能承受之轻；但是对男人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蕴藏着生命所必需的润泽与温暖。
对于不同的个人，上帝所赋予的爱的份额应当是不相等的。像萧红，她的一生便充满了爱。她说爱是她的追求，因为爱，所以永远地关心着和给予着。假如她失去了所关心的对象，也就同时失去了她自己。
可是，对萧军来说，萧红关心的未免太多了。他晚年为萧红的书信作注，在嘱买软枕头和有毛的单子一节中这样写道：“她常常关心得我太多，这使我很不舒服，以至厌烦。这也是我们常常闹小矛盾的原因之一。我是一个不愿可怜自己的人；也不愿别人‘可怜’我！”在这里，萧军明确地把关心当作“可怜”而加以拒绝。或许，一个强硬如钢铁般的人，是无从体察弱质的心的，譬如萧军，既然他认为孤独和寂寞是“无害”于他的，又怎么可能度量这种不见形迹的精神疾患对他人的危害呢？
萧红依然无尽地诉说着。
她说，“做了一张小手帕，送给你吧”；她说，“因为下雨所以你想我了，我也有些想你呢！”她说，“你的精神为了旅行很快活吧？”她故意学了长辈的口气，说：“小东西，你还认得那是你裤子上剩下来的绸子？坏得很，跟外国孩子去骂嘴！”有时又用了中学生的口气，说：“我给你的书签谢也不谢，真可恶！”……
偶尔，也有近于撒娇的时候。她在一封短信的煞尾处写道：
别的没有什么可告诉的了。
腿肚上被蚊虫咬了个大包。
这就是女性的特质。在潜意识里，她在恳求：“抚摸我吧！”但是，文字上却表现得很平淡，纯叙述的。
果然，萧军大不以为然。他后来这样写下对此的反应：“腿肚上被蚊虫咬了个大包，她也会说一说的，好像如此一说，这‘大包’就可不痛不痒了，其实我对她这‘大包’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是我们俩体性不相同的地方。在我是不愿向任何人谈论自己的病症或伤害的，我以为这是无益，也伤害到自尊的事，总愿意把‘愉快’给与人……”
萧红说：“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
对于这段自白式的话，萧军注释说：“我的灵魂比她当然要粗大、宽宏一些。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的，她会感到它——这样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她曾写过我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这确是伤害了我，如果我没有类于这样的灵魂，恐怕她是不会得救的！”他分明以恩人自居了，接着又写道：“我曾经有自知之明地评价过自己，我是一柄斧头，在人们需要使用我时，他们会称赞我；当用过以后，就要抛到一边，而且还要加上一句这样的诅咒；‘这是多么蠢笨而蛮野的斧头呵！……’”
萧红所崇敬的粗大、宽宏的灵魂是能够充分包容了细微和弱小者的，如此看来，萧军并不具备这样的灵魂。而这，也正是让萧红感到失望的地方。
由于病苦的纠缠，间中自然也含有对爱情的失望，或是不祥的预感，萧红时时会无端地有坏心情来袭。她在一封信里如半空坠石一般，劈头就这样说到她和萧军的健康状况：
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
多病从来就是造成萧红压抑、自卑的根由之一。在健康问题的背后，有着她对于双方平等，其实是对于被对方理解的渴求。而在萧军看来，两人的差异和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后来走向决裂是必然的，宿命般的。他在阐释这出爱情悲剧时，大谈“唯物主义”、健全理智、伦理道德和美感情操，最后表示说，在他那里“所余下的只是一些历史的怀念而已”。萧红呢？“在萧红或者连这些‘怀念’也不愿或不敢再保存于自己的记忆中或表现于什么形式上——她恐惧它们，憎恨它们，她要做一个超历史的，从而否认历史的、光荣独立的人！”
当他如此喋喋不休的时候，萧红已经永远地归于沉默了。
在这里，萧军有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或者说很不“公正”的地方，就在于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事人”的样子，甚至一再回到一个“保护人”的位置上，回避了萧红赴日的直接原因。
萧红的创伤自然只有她自己知道。在通信中，她在表达爱意的同时，刻意作出矜持的姿态，而这正是伤痛的展示，只是变换了另一种形式而已。她极力克制，忍隐，退让，不愿以此牵系对方；二来，这也是她一贯自尊的表现。但是，她又不甘于保守缄默，认为有必要让对方明白：你做错了！
她有时故意写得很客气，譬如让萧军寄书，就说：“我不知你寄书有什么不方便处没有？若不便，那就不敢劳驾了。”写信于她本来是一种生理需要，但又抱怨说：“我给你写的信也太多。”萧军在信里告诉她游了劳山，她问：“逛劳山没有我同去，你想不到吗？”其实“缺席”的事实本身是暗含了一种抗议的。她说要把写好的诗寄给黄源看，不让萧军看，预料萧军看了不但不感到趣味，反而又要说她缺乏意志，非成了“寂寂寞寞”不可。“……闲饥难忍，这是不错的。”她说，“但就把自己布置到这里了，精神上的不能忍也忍了下去，何况这一个饥呢？”
萧军把一个在青岛写的短篇《为了爱的缘故》寄给萧红。这个小说用第一人称写法，是以他们两人在东北的爱情生活为素材创作的，其中女主角芹就是萧红。应当说，爱的追忆，多少给他带来一些歉悔之意。萧红看了，内心里的冰块并没有像萧军想象的那般容易消释，回信说：
在那《爱……》的文章里面，芹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读了使自己感到了颤栗，因为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我想我们吵嘴之类，也都是因为了那样的根源——就是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从此我可就不愿再那样妨害你了。你有你的自由了。
往事不堪回首。这里传出一个清楚无误的信息是：自两人结合至今，自己的变化太大，其实根源于爱情自身的变化太大。过去吵嘴是因为爱一个人，现在不会吵了，因为自己已经做出决定，就是：不妨碍你，把自由给你。让你去吧！潜台词是：与其无爱地生活，毋宁及早分开，互不妨害！
萧军在信中说到青岛旧地重游是如何的好，萧红回信说：“你再来信说你这样好那样好，我可说不定也去，我的稿费也可以够了。你怕不怕？我是和(你)开玩笑，也许是假玩笑。”其中，“我的稿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暗示：如果你仍然不珍惜往日的情谊，我是可以重做娜拉的！只要娜拉有了经济权，那么她就不一定非回来不可！
然而，萧红在理智上设想过分道扬镳的未来，情感却一再回到风雨同舟的过去。她下不了分手的决心，就算暂时分开，是如约一年返国，还是延期住下呢？在信中也都是反复不定，充满矛盾的。她说：“你说我滚回去，你想我了吗？我可不想你呢，我要在日本住十年。”就在同一封信里，却又说：“你等着吧！说不定那一个月，或那一天，我可真要滚回去的。到那时候，我就说你让我回来的。”她曾经表示说，房子是没有心思装饰的，“花，不买了，酒也不想喝，对于一切都不大有趣味，夜里看着窗棂和空空的四壁，对于一个年青的有热情的人，这是绝大的残酷，但对于我还好，人到了中年总是能熬住一点火焰的。”等到寂寞退潮时，她又详细地报道如何布置房间的情况，大有长住久安的样子：“我的房间收拾得非常整齐，好像等待着客人的到来一样。草褥折起来当作沙发，还有一个小圆桌，桌上还站着一瓶红色的酒。酒瓶下面站着一对金酒杯。大概在一个地方住得久了一点，也总是开心些的，因为我感觉到我的心情好像开始要管到一些在我身外的装点，虽然房间里边挂起一张小画片来，不算什么，是平常的，但，那需要多么大的热情来做这么一点小事呢？非亲身感到的是不知道。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前半个月吧，我也没有这样的要求……”
当萧红写下这些自知多少带了刺激的话时，便又随即感到不安了。她不愿意伤害至今仍然为她所爱恋着的人。百转千回，结果，她又得这样书写：
均：上面又写了一些怕又引起你误解的一些话，因为一向你看得我很弱……
女人呵！
萧红的书信始终绞缠着孤独、寂寞、思念、疾病和工作，她挣扎着，努力让工作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
安顿下来才几天，她就打算留在家里写东西，但是根本写不下去。看来她不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她适应不了新环境。她说，她很难过，很想哭，她听不到萧军那熟悉的登登上楼的声音了。不要说写作，在她想要写信时，发现钢笔里的墨水没有了，怎样装也装不进去，而且抽进去的墨水一压就又随之压出来了……
疲乏，头痛，不能支持。心跳过速，血流加快，在冲击着全身。就在这感觉最坏的一天，萧红写信说：“假如精神和身体稍微好一点，我总就要工作的，因为除了工作再没有别的事情可作的。”其实，各种疾病贯穿了她的整个日本的旅程，当然也贯穿了她一生的旅程，然而她一再说：“我把写作放在第一位始终是对的”；“我主要的目的是创作，妨害——它是不行的。”在到东京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寄出去三篇短文，都是她努力挣扎着写出来的，接着计划写长东西。为了完成计划，她改变了多年早睡的习惯，晚上一直熬到十二点或者一点。风雨大作，电灯忽明忽暗，她照样写；剧烈的肚痛长达数个小时，全身发抖，吃四片洛定片也不生效，她照样写；发烧持续不退，她继续写。她回到了儿时，而忘却此刻的自己。在一个半月里写了三万字，其间，有二十多天感到呼吸困难。
这个三万字的短篇，就是《家族以外的人》，叙述的是家中的老仆人有二伯的故事。无论写作速度还是质量，萧红都是满意的。
八月，《商市街》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署名悄吟，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书的出版，对于情绪低落的萧红来说，无疑是一个鼓舞。后来，萧军信中把出版后受到好评的情况告诉她，她说是喜欢而且感谢的。十一月，短篇散文集《桥》也被编入“文学丛刊”第三集出版了。
《桥》共收入十三篇作品。其中部分属于个人生活回忆性质，如《蹲在洋车上》、《过夜》、《索菲亚的愁苦》等。《索菲亚的愁苦》通过俄文教师，一位俄罗斯姑娘的叙述，展现了俄国革命后的犹太人、“穷党”、流亡者的艰难处境；对于他们为祖国所阻绝的痛苦，作者感同身受。还有一部分描写社会题材，《小六》写一个少年人过早承担家庭生活的不幸，《烦扰的一日》写一个年轻妇女求做保姆时的困窘，《桥》写一位母亲舍弃亲生儿而做了他家乳娘的内心撕裂的创痛。《三个无聊的人》揭露了一种病态的中产阶级生活，这个短篇有着较为明显的女权主义意识，其中使用的讽刺手法也是值得注意的。可见后来长篇《马伯乐》的产生并非偶然。在集子中，《手》的写作较晚，讲述的是一个家里开染衣店的女学生在学校里备受歧视，最后被逐的故事。小说结构严谨，致力于人物的刻划，似乎走的契诃夫的路子，这在萧红的散文化写作中是少有的。
这个集子不是同一个时期创作的，材料和写法很不同，但是，都一致地表现社会或家庭中的少数、异类、弱势者和孤独者，描写他们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而且这些人物几乎全数是妇女和儿童。在这里，可以看到，爱和温暖，不只是萧红所追求的，也是她所给予的。
然而，对于《桥》的出版，萧红的反应并没有很高的兴致，或许她正在雄心勃勃地计划着下一步较为宏大的写作罢！问题是，她并不如萧军一类作家，写作可以像办公事一样，在一定的时间开始，按一定的速度进行，全部规定好了的，连稿纸也有定量。她太容易受干扰了。在日本，她的作品并不多，除了《家族以外的人》，其实只有《孤独的生活》、《红的果园》、《王四的故事》三篇短文。《永远的憧憬与追求》一篇，实际上是应刊物的要求而写的自传，只是写得漂亮，成了优美的散文了。她就这样，往往在不经意间显露出色的才华，《红的果园》也如此，全篇闪烁着印象派绘画的光彩，而意蕴深长。
因为写得少，这也就给萧红的心里增加了不少压力。她必须努力做出调整，可是，等到她把状态调整得稍好一点的时候，更大的苦痛又压过来了！
在东京住下来几个月之后，萧红对周围环境逐渐熟悉起来，房东待她很好，还常常送给她一些礼物，比如方糖、花生、饼干、苹果、葡萄之类，还有一盆花，给她摆在窗台上。虽然有警察前来光顾，此后却不见再来，日子还算平顺。书稿的连续出版，无论如何是好消息，而最使她感到快慰的是，日文进步很快，一本《文学案内》已经能读懂大半了。照这样的速度，不久就可以自由地阅读许多书；在日本，好书层出不穷，多呆些日子，实在是很有好处的。
这时候，她想不到的是：鲁迅死了！
一个最威严，最顽强，然而又是最慈爱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萧红根本不能接受眼前的这个事实。在她和萧军的通信中，第一次提到鲁迅的是10月13日。这一天，萧军正好从青岛回到上海。她告诉萧军，她在电影中看到了北四川路和施高塔路，想到了病中的鲁迅，那一刻是忐忑不安的。过了一周，她突然看见报纸上出现鲁迅的“偲”这样的题目。她立刻翻开字典查找，没有“偲”这个字。但是，文章里又有“逝世”的字眼，谁逝世了呢？她慌神了，赶忙冒雨回到家里，打开房东的格子门，可是怎样也进不去。女房东正在炉旁切萝卜，看见萧红的狼狈相，抓住白围裙，像鸽子似地笑起来：“伞……伞……”萧红这才明白，上不了阁楼，原来是自己在慌张中忘了把伞合上。
第二天早晨，她来到一家熟悉的饭馆里，又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逝世、逝世”的字眼，还有“损失”、“陨星”之类，都是可怕的词。她一下子难过起来，饭吃了一半就回到家里，接着乘了电车，找到唯一的朋友。那朋友正在走廊上刷一双鞋，看见萧红，不禁惊呼道：“呵！你来得这样早！”萧红说明来意，朋友说她不相信。她病了好长时间，没有看报，于是翻出了报纸，又找来日文字典查了“偲”字，知道是印象、面影的意思。朋友说，一定是有人到了上海，访问了鲁迅先生回来写的。萧红质疑道，那么为什么会有逝世的字眼在文章中呢？文章上好像还说到鲁迅的房子有枪弹穿入，而鲁迅，就安静地躺在摇椅上。鲁迅是被枪弹打死的？她记得在电影上看见日本水兵被杀事件，北四川路又是戒严，又是搬家，而鲁迅就住在北四川路。而朋友却说，“逝世”当是鲁迅自己谈过去的事情，不用惊慌的，安静地坐在摇椅上又有什么稀奇。她送萧红出门时还说：“你这个人呀！不要神经质了，最近在《作家》、《中流》上面都有他的文章，可见他的身体已经在复原……”
直到22日，日本靖国神社开庙会，萧红才证实了鲁迅去世的消息。
前些日子，她还买了一本心爱的画册打算送给鲁迅的，而现在，这画册只好留着自己来看了。本来人活得好好的，和他一起吃饭仿佛还是昨天的事，临别时的叮嘱，也还这么亲切地在耳边响着，然而要说死就死了！……
使她感到愧疚的，是一别三月，竟没有给鲁迅一封信。临走前，萧军说是鲁迅身体不好，不要打扰他，于是约定一年内大家都不给他写信，免使劳他作复。她没有细想，就应承了。回想起来，这是多么不合情理的做法呀！不给写信，不是让他更加惦记么？事实上正是这样。鲁迅去世前十四天，复信茅盾时还说：“萧红一去之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这信萧红没能看到，大约至死也未必能看到；若果看到了，不知道该如何地痛悔！
在悲痛中，萧红给萧军写了一封信：
军：
关于周先生的死，21日的报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点……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纸上清清楚楚地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睡到哪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说：“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了！来啦！……”
我等着你的来信。
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安慰着她，最好使她不要安静下来，多多的和她来往。过了这一个最难忍的痛苦的初期，以后总是比开始容易平伏下来。还有那孩子，我真不能够想象了。我想一步踏回来，这想象的时间，在一个完全孤独的人是多么可怕！
最后你替我去送一个花圈或是什么。
告诉许女士：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哭。
红
12月24日
国内的刊物约萧红写回忆的文章，她告诉萧军，自己一时写不出，情绪太难处理。后来，《中流》半月刊在“纪念鲁迅先生专号”上，就用了这封信，加上题目《海上的悲悼》发表了。
萧红的心里，一直被这个巨大的噩耗盘踞着。她写不出文章，却时时惦念着许广平和小海婴，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封信都必然提及。在她看来，许广平也是命苦的人，现在更孤零了，孩子又小，还不能懂得母亲，因此，吩咐萧军说，“既然住得很近，你可替我多跑两趟。别的朋友也可约同他们常到她家去玩，LL，即鲁迅。没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但他的爱人，留给谁了呢？她想得很细，连鲁迅家里那两个老娘姨也记得起来，要萧军代她问候。
她想着给鲁迅出版全集的事，认为中国人集中国人的文章总比日本人收集的方便，而日文版的鲁迅全集11月份就可以出版了。这使她佩服不已，因之也更加焦急，跟萧军说，她要找胡风、聂绀弩、黄源诸人商量立即做起来。
鲁迅的死折磨着萧红。在获悉死讯之后几天开始，一个月里不断地发烧，嘴唇全烧破了，一块一块的；她总是回想着鲁迅对她的种种爱护、迁就和抚慰的情形，在这世界上除了老祖父，再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对待自己了，于是情感上放不下，精神烦躁得很，什么也写不下去，工作全停顿下来了。
她没有地方去，整天呆在家里。筝声从邻居家里传过来，凄切，幽怨。她觉得脑子里有一个线团在纠缠着，非常混乱，说不出是思乡呢，还是思什么，总是想哭……
萧红没有按约定的期限在东京住满一年，她提前回国了。
12月间，大约萧军曾经写信劝她归去，所以她会在几封信里一连谈及，但是，声明还没有这个意思。当时，她的弟弟张秀珂已经到了上海。在信中，她和萧军讨论了弟弟的工作问题，表示了她的意见；元旦过后，颇有兴致地附寄了弟弟给她的信，信里有对萧军的“鉴赏”的内容。
就在这时，情势发生了变化，萧军再度坠入爱河了。
有关的原因，萧军在晚年承认说，“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其中说的“某君”，就是离日返沪的许粤华。
大约萧军也自有他的痛苦的罢，所以，在这期间一个人拼命地喝酒。黄源把他喝酒的情形告诉了萧红，看来，萧红未必知道背后的因由，只是从他的健康着想，这样对他说：“清说：你近来的喝酒是在报复我的吃烟，这不应该了，你不能和一个草叶来分胜负，真的，我孤独得和一张草叶似的了。我们刚来上海时，那滋味你是忘记了，而我又在开头尝着……”
这孤独而柔弱的草叶，还没有完全从死亡的大风雪中恢复过来，就又面临了一场沙暴的吹袭。这时，她写下组诗《沙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