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最痛苦？
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这些断续写成的诗句，有如复沓的音乐，弹奏着爱情的苦痛。但是，眼前飞扬的沙粒，可以使心灵流血，却未曾使理性在打击下昏盲。深度的痛苦有一种促使自身升华的元素。她觉得，个人情感的天地过于狭小了，必须超越其上，进入更自由、更广阔、更高远的境界。她向往着，又疑虑着且惊惧着。然而，她毕竟能够为自己画出一个新的梦境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组诗中的第33首。大约启程回国前夕，萧军在信中向她坦陈了自己的隐情。对此，萧红表示出了唯“五四新女性”才有的理解和宽容。她说，发生在男女之间的爱情，只要是真诚的，哪怕带着点“罪恶”，哪怕对她构成了侵犯，她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这里包含着对于徒具婚姻形式的男女关系的一种否定，在个人的泪光里，闪耀着女性主义的纯净的光华。
她开始经受智慧的痛苦了。
她已经不再是一只迷羊。
1937年1月中旬，萧红回到上海。
他们把家从北四川路搬到吕班路，住进一家由俄国人经营的家庭公寓里。吕班路很静，行人很少，连树木也没有。弄堂里是一排西班牙式楼房，里面有些空房出租，房客大多是白俄，许多文化人，包括一群东北作家都集中居住在这里。
安顿下来以后，萧红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谒鲁迅墓。
那是一个半阴的天气，她和萧军踏着沙沙落叶，走进万国公墓。在墓前，她看见了鲁迅的瓷半身像，看见了地面上许多已经枯萎的花束，看见了鲁迅家中的那只灰蓝色花瓶也站到了这里，瓶底已经丢失，四周长满了青草。她想象着，再过一些时日，墓草就将埋没了花瓶，恐怕连鲁迅的瓷半身像也要被埋没到胸口了……
萧军上前清扫了一下墓基，萧红将手中的鲜花轻轻放在上面，又在近旁拔了一株小小的花草，竖在墓边的泥土里。然后，她对着鲁迅墓深深鞠了一躬，低下头，默默垂泪。
附近的石匠在钻击着墓石，发出丁丁的空洞的声响……
离去时，刚刚走了几步，她突然急转身，奔到鲁迅墓前，扑倒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
一个多月后，是3月8日的一天，萧红写了拜墓的诗：
……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并没有能被人带走……
在纪念鲁迅的大量的文字中，多的是“国家”、“民族”、“大众”之类的大词，像“正义”这样一个伦理学的用语，大概只有出现在萧红这里。对于鲁迅，她有着独特的理解，也有着独特的感受。“正义”是一个代表弱者的词，在这里，除了社会公正性的含义之外，恐怕还带有很强烈的私人色彩，对于她与萧军之间发生的矛盾，所有的朋友都跑到萧军一边去了，谁能支持她，能够站出来说几句公道的话？
回国以后，萧红的一头烫发又变成了平顺的短发，穿着也十分朴素，完全回到了从前的样子，但是，她在文坛的地位可跟从前大不相同了。许多刊物向她约稿，许多活动请她参加，显然，她和萧军已经进入了名作家的行列。开始时，她努力振作，心情应当说是很不坏的，从梅志看来，甚至比刚到上海时还要好。有一次，她出席了一个新刊物的特邀撰稿人的小宴会，梅志见到她的情绪是高昂的。在会上，她说出自己的主张和想法，梅志才发现，她是那般热爱她的文学事业，而且那般渴望着有大的作为。
然而，这样的时间太短暂了。
萧红在回国之前所接到的萧军有关婚外恋的信息，很可能是简单的，蒙混的，不完全的；以她回来的观察所得，实际上并非那样一回事。她所以放弃一连几个月矜持自守的姿态，从国外回来，大约心里想着，一来可以解除彼此的相思之苦，二来希望以一种退让、宽容的态度，换取萧军的爱、理解和尊重。哈尔滨时代是她所记念的，“牵牛房”的一段日子，始终是她心里的一片抹不去的阳光。爱是单纯的。如果能回到从前那般单纯的境地里去，该有多好！可惜不但不能，相反事情是愈来愈糟。萧军太自负了！他根本就不把她放在眼里！
出于道义上，或是利害方面的考虑，萧军的“无结果的恋爱”结束了，但许粤华怀了孩子，得做人工流产的手术。这样，萧军便忙着照顾她，无暇顾及萧红了。文艺界的活动，他多是自己应酬去，编刊物也是以个人的名义进行的。他们不常在一起，作家白危在马路上见到他们，也是一前一后地走着，萧军大踏步走在前面，萧红在后面跟着，并排走着的情况很少。
这期间，他们经常闹意见。
张秀珂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刚进屋，萧红就告诉他：方才他们争吵过，萧军把电灯泡打坏了。萧军马上抢过来说：“是碰坏的。”并且分辩说自己是如何的有理等等。他问萧红到底为什么，萧红反而支吾着不回答了。对于两人之间的冲突，萧红一直抱持沉默的态度，即使对胞弟也不愿说出真相，甚至加以掩饰，不愿迁怨于对方。所以，张秀珂说，他当时是拥护萧军，不赞成萧红的，直到十年以后，他才知道他们所以闹意见，并不能怪怨萧红。
冲突开始出现极端的形式，强者使用暴力，弱者作心理的抵抗，以此维持家庭表面上的平静。
有一个日本作家来到上海，特别想见见许广平和一些进步作家。在一家小咖啡室里，聚集了萧军、萧红，还有另外几位。梅志，靳以，他们都见证了家庭暴力的事实。
萧红的右眼青紫了很大的一块，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怎么啦，碰伤了眼睛？”
“好险呀，幸好没伤到眼球，痛不痛呢？”
“眼睛可得小心呀！”
“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萧红平淡地回答，又补充说道，“黑夜里看不见，没关系……”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萧军在一旁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就打她一拳，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大家看着萧军一边说话，一边仍然挥着紧握的拳头做势，都不说话。
“别听他说，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萧红说着，又凑近了梅志，轻声说道：“他喝多了酒要发病的。”
“不要为我辩护，……我喝我的酒……”
萧红的眼睛里立刻涨满了泪水……
时间仿佛倒退到一年以前，萧红又常常一个人往许广平那里跑。鲁迅去世以后，许广平搬家了。到了许广平家里，敏感的萧红，总是有一种物是人非的落寞之感。
她一去，又是一坐半天。她的痛苦，只能向许广平一个人倾诉。这时，许广平就像母亲一样，安慰她，让她在跟前慢慢地舔自己的伤口。当她诉说着的时候，有时遇到梅志进来，也并不避忌。她找不到可靠的亲友了。为了她的事情，许广平和梅志私下商量过，萧军是不好去规劝的，只能劝慰萧红，希望她珍惜身体。
萧红知道，许广平的哀戚还没有平复，不好太多打搅。她尽量地让自己沉浸在写作中去，以忘却一切苦痛；遇到心情特别不好时，才从屋子里溜出来，幽灵一般地在荒凉的大街上游荡……
在骆宾基的《萧红小传》里，记录着一个动人的片断，这是萧红在病中向他讲述的。
萧红往往写作到夜深，每到就寝前，窗外就会传来远处卖唱的胡琴声。这凄楚的琴声，使她对于人间的不幸起了共鸣，而益增了伤感。她打开窗子，望见卖唱的盲人走近窗下。为盲人领路的褴褛的女孩子发现她了，立刻在窗底下站住，这时盲人拉着胡琴唱起“道情”来了。萧红听不懂唱词，却为他们的身世感动了。这盲人是女孩的祖父吗？还是两个天涯沦落人在人生途中偶然的结合？她突然发觉琴声停止了，于是从桌上迅速收集起所有的铜板，投落到街上。为了不抛散，她还用纸紧紧裹住那些铜板。
从此，老年的盲人和领路的女孩子，每夜都到她的楼窗底下，凄切地唱着。萧红同样每夜都当是一种新的苦诉来接受，而投下白天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的小洋角子和铜板。
有一天，她回来得晚了，胡琴声寂止了。
她回到楼上，发现临出门时忘记了关灯，心想，他们一定在窗下唱了许久。当他们一无所获地离开时，该是多么地失落和悲伤呢？她打开窗子，久久怅望，然而，胡琴声是永远地寂止了……
鲁迅逝世时，许粤华同胡风、黄源、周文和萧军等一起值夜守灵；从她以雨田的笔名发表的纪念鲁迅的文章看，她对鲁迅有着很好的理解。在日本，萧红亲自感受到她对学习和工作的投入的热情，对自己在生活上也有过关爱，因此，不会为了萧军与她短暂的恋爱关系而影响到对她个人的敬重之情，也没有中断彼此间的来往。
一天，萧红到黄源家去，正好遇见萧军在同黄源、许粤华夫妇说话。但是，萧红一出现，他们的谈话就突然停止了。萧红并不惊疑，因为这在女性生活中是常有的事。她向许粤华招呼道：“这时候到公园里去走走多好呀！”见到许粤华躺在床上，窗子敞开着，她说：“你这样不冷吗？”说着，要把大衣给她披上，黄源说话了：“请你不要管。”
萧红立刻从三个人的沉默而僵持的神色上察觉其间的不愉快是什么了。
她悻悻地退了出来。她想：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对待萧军，竟然拿我出气了。可是，我们之中谁和太太们的友谊不是建立在作丈夫的朋友身上呢？谁不是一旦和朋友决裂，就连同太太作为一体而被摈弃的呢？而且，当友谊破裂的时候，不管那太太有着怎样纯洁而美好的心灵，同样要遭到摈弃。这时，萧红再明显不过地看清了自己，其实包括所有女人，作为男人的附属物而存在的事实。
在日本时，她还认为，萧军的婚外恋只是因为两人之间的“空隙”在作祟，当她填补了这空隙，那恋情的阴影将会随之消失。对于她和萧军的爱，她还有些自信，总以为不会轻易被分裂的。她还不是那种庸俗的女人，总是用力拉拽着男人的衣角，或者拒绝别的女人在男人的身边出现。她要独立地展示自己，希望自己曾经选择的男人也同样地选择她，而且无悔于这种选择。
幻想破灭了。萧红终于发现，萧军没有悔意，他不但不爱她，甚至连起码的尊重也没有。她的反抗意识迫切要求赋予它以外在的形式了。
西美尔比较两性的时候说，女人是更倾向于献身的生物；但是，一个女人最完整的献身，也不会勾销那隐蔽在她灵魂里的自我归属感。对萧红来说，如果她的献身不能够获得萧军对自我的尊重，那么，她宁可从不相融的家庭里首先分裂出来。但是，她知道，她的独立行动不可能找到支持者。她在反抗萧军的同时，必须反抗社会。
一般而言，弱者的反抗是消极的、低姿态的反抗。萧红开始还拿不出公开决裂的勇气，作为反抗的一种自助形式，她选择了逃逸。
在报纸上，萧红注意到吕班路附近有一所私立画院的招生广告。她打了一个电话过去问：“你们那里也有寄宿学生吗？还有床位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她试探着亲自来到画院。接待她的是一位犹太画家，说是可以随时报名的。她从画院里出来，在同一条路上遇见萧军。萧军没有注意她，她也没有向他打招呼，就径直走回到家里了。
当时，她并没有报告。也许，思想还没有准备好。就在这天晚上，她躺在床上，还没有睡着的时候，听见萧军和他的友人的谈话：
萧军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
他的朋友说：“结构也并不坚实！”
这轻慢的口气，使萧红深受刺激。她觉得，萧军明明白白地在与他的朋友连成一气，和她对立。她突然走了出来，使他们餐后的快意的闲谈停顿了。
“你没有睡着呀！”
“没有。”她和婉地说，目光是冷峻的。
她心里想，我每天家庭主妇一样地操劳，你却是到吃饭的时候一坐，有时还悠然地喝上两杯；在背后，还和朋友凑到一起鄙薄我呀！……
夜深以后，当萧军和朋友都各自睡去的时候，萧红悄悄走下床来。她打开提箱，发现只有十二元法币，便给萧军留下一半，随后又备好所需的衣物，趁黎明到来时，悄然走出家门。
萧红到画院的第三天，萧军的两个朋友便追踪而至。她躲避不了。他们一样像寻找猎物般地寻找她。
“你原来是有丈夫的呀！”画院的主持者说，“如果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
萧红终于像一只被捕获的小鹿一样，没有反抗就被带回来了。
在画院的几天，萧红有可能作过黄金般的幻想。在日本的时候，她曾经写信告诉萧军，她想到巴黎学画。巴黎，那是一个多么自由的艺术的天地呀！失败之余，她又想到去北平，住一段时间再作打算。总之，她要离开上海，离开萧军，以及他的朋友们！
她把前往北平的想法正式向萧军提了出来，至于理由，仅说是出于怀念而已。从现在开始，好像她变得不那么坦白了，她已经学会把真实的意图在心底里藏匿起来。
萧军应当觉悟到这一切都出于他造成的伤害，虽然他对北平的印象并不算太好，为了弥补对萧红的过失，也就同意了她的决定，让她先到北平，自己随后再到。在近期，虽然他变得特别粗暴，但是对于两人的旧事也不是没有系念的，心想陪萧红在北平住上一段日子，或许会生出一点感情来，至少两个人的关系不至于太僵。
萧红此行是一个升级行动。去日本原是有期限的，也有较为明确的目的，如学日语之类；而去北平是没有的，只带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坐在火车上，身体摇动得厉害，她觉得心里很烦乱，大概会回想起当年同样当啷当啷地坐着火车去北平读书的情景吧？
在没有什么欲望的情况下，她，还是没有忘记给萧军写信。
在家庭里，她厌恶君主制、集权制，希望实行共和制、联邦制。她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只是争取自治而已。可是，她无法改变现有的体制，因为萧军太强大了；只要和萧军在一起，她就只能处于屈从的地位，一次又一次宣告败北。
到了北平之后，萧红立刻找住处，先到迎贤公寓，觉得不好，就到中央饭店住下。然后，她按萧军开出的地址去找他讲武堂时期的一位周姓同学，辗转多处也找不到，于是寻她的旧居。而那个曾经给她梦想、快乐和忧愁的地方，也已经改成一家公寓了。她又去找了姓胡的旧同学，门房说已经不在，意思大概是出嫁了。
北平风沙大，扬起的沙尘几乎把她的眼睛给迷住了，使她感到懊丧，一种破落的滋味随即浮上心头。
她跑到学校去找旧日的朋友李镜之，在他的家里，看到了他的一大群儿女。他带着萧红去找李洁吾，这时，李洁吾已经做了父亲，有了一个周岁的女儿了。
萧红在李镜之的陪同下来到李洁吾家，见到好友，禁不住兴奋之情，立即作了一个拥抱。这样的动作，吓坏了李洁吾，他的妻子从旁看了，大大疑惑起来，于是随即搅起一场风波。第三天清早，她说是到朋友家去，把孩子丢下就走了。李洁吾自然是不能带着孩子上课的，只好连累萧红到家里照看。
这种沉闷的家庭气氛，使萧红感到非常难受。
家庭成了思想中的一个死结。她在写信给萧军时，曾经这样谈到：“坐在家里和他们闲谈了两天，知道他们夫妇彼此各有痛苦。我真奇怪，谁家都是这样，这真是发疯的社会。”说完，她还自嘲地补了一句：“可笑的是我竟成了老大哥一样给他们说着道理。”
为了有一个安定的住所写作，在李洁吾的帮助下，萧红住进了灯市口一家叫北辰宫的旅馆。但是，房间不算好，房租也贵，想租民房又嫌麻烦。就这样拖延着，一周过后，还是安不下心来。
实际上，也不单是住处的问题。她的心情原先便不好，这时候更坏。在信中，她说：“我一定应该工作的，工作起来，就一切充实了。”对她来说，工作确实是最重要的，然而她无法进入。她努力取悦自己，在同一天，看《茶花女》的电影，读《海上述林》，但她说，“心情又和在日本差不多，虽然有两个熟人，也还是差不多。”其实，比在日本时差得远了。
时间才过了一天，正是5月4日，她写给萧军的信简直是一场哭啕：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知道，明明又作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刻，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
……
这几天我又恢复了夜里骇怕的毛病，并且在梦中常常生起死的那个观念。
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我常常怀疑自己或者我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经或者比丝线还细了吧？
我是多么替自己避免着这种想头，但还有比正在经验的还更真切的吗？我现在就正在经验着。
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锁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我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
萧军算是及时给萧红复信的，萧红每读一封他的信，就要哭一次；而且，几次写好了复信，都没有寄出。
在5月6日发出的信中，萧军说他一时烦乱的心情已经过去，有了工作的欲望。几日来，他把整部的精神沉浸在读书里，正在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发现里面的渥伦斯基，好像是在写他。他向萧红传授两个治理自己的方法：一是早晚对自己说：“我要健康，我要快乐，我要安宁，我要生活……”；再就是报上介绍说的，女人每天“看天”一小时，一个星期会变得婴儿似的美丽！信中还建议萧红计划长篇或“印象记”的写作，此外，报告说他正在学一种“足声舞”，准备学好了将来教萧红的。
9日，萧红复了一信。
她说：“你来信说每天看天一小时会变成美人，这个是办不到的，说起来很伤心，我自幼就喜欢看天，一直看到现在还是喜欢看，但我并没变成美人，若是真是，我又何能东西奔波呢？可见美人自有美人在。”她心里的结不但没有解开，反而因“美人”一词的刺激给打得更紧了。她说得很含蓄，但也自知这话的重量，不愿太多地损伤萧军，于是在这话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添上这样一句：“这个话开玩笑也。”但她接着便说：“我已经是离开上海半月多了，心绪仍是乱绞，我想我这是走的败路。但我不愿多说。”
在同一封信中，写到最后，萧红禁不住用了讥讽的语调，发泄久积的怨愤：
我的长篇并没有计画，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呵！自私呵！”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何况我还没有忘了性命，就是忘了性命也是值得呀！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
最后一句话写下来，又被她用笔划掉，然后加了一条附注：“这一句似乎有点特别高攀，故涂去。”
爱得深，怨恨也深。最后被划掉的一句话，萧军大概不会感受到，它蕴含着支撑、拉曳了萧红一生的巨大的力。她是多么看重和留恋这曾经有过的两人之间的调谐，对于萧军搀扶她一起跋涉，脚迹陪伴着脚迹，她一直怀有对命运的感恩。
戏剧性的是，对于两人的关系，萧军晚年却用不调谐的音乐作比。他写道：“如果按音乐做比方，她如同一具小提琴拉奏出来的犹如萧邦的一些抒情的哀伤的，使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无法抗拒的，细得如发丝那样的小夜曲；而我则只能用钢琴，或管弦乐器表演一些sonata(奏鸣曲)或sinfoma(交响曲)！……钢琴和小提琴如果能够很好地互相伴奏，配合起来当然是很好的；否则的话也只有各自独奏合适于自己特点和特性的乐曲了。无论音量、音质和音色……它们全是不相同的。”
萧红应当知道，那调谐的音乐已经弹奏过了，梦一样过去了；她的悲剧就在于，她总是期待着两种不同乐器的合奏，在不调谐中奏出调谐来，——因为在生命史上，确实出现过这样一段谐美的音乐！
萧军是否也曾这样期待过呢？在5月8日信中，他向萧红说教起来：“对无论什么痛苦，你总应该时时向它说：‘来吧！无论怎样多和重，我总要肩担起你来。’你应该像一个决斗的勇士似的，对待你的痛苦，不要畏惧它，不要在它面前软弱了自己，这是羞耻！”他劝说萧红忍耐，说：“现在就是需要忍耐。要退一步想，假如现在把你关进监牢里，漫漫长夜，连呼吸全没了自由，那时你将怎样？是死呢？还是活下来？可是我见过多少人，他们从黑发转到白发，总是忍耐地活下来，……”又说起各有各的痛苦，他继续写道：“你是自尊心很强烈的人。你又该说你的痛苦，全是我的赠与等，……现在反来教训你等等，……。但是我的痛苦，我又怎来解释呢？……”
对于这样的规劝，萧红能说什么呢？她复了一封短信，表态是：“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
萧军知道，她根本拐不过弯来，信中说的“道理”，那是反话，那也不会“照做”。在她看来，他在唱高调罢了。
舒群年初便来到了北平，住在沙滩的北京大学宿舍里。听说萧红来了，非常高兴，即刻到李洁吾家里找她。随后，他们和李洁吾的太太一起游了北海。舒群经常来找她，有时一起去中山公园散步，看美国明星嘉宝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去听富连成小班演唱的京戏，或者去逛逛王府井大街和东安市场，去吃东来顺的涮羊肉。他们还经常坐在环行电车上兜风聊天，舒群注意到，每逢路过儿童服装店的橱窗，萧红便踌躇不前，思念起她在医院里放弃的孩子。有一天，他们一同去看戏，回来时太晚，舒群寄宿的旅馆关门了，就在萧红房间的地板上过夜。
最后，他们还一道游了长城。“风悲日曛，群山纠纷”，这伟大而悲壮的风景，震撼了萧红的灵魂。长城从历史的深处蜿蜒而来，应当不会使她产生虚无感，而能从个人的痛苦中挺立起来的罢？
15日的信刚刚发出，就收到萧军12日发来的信。信中说他连夜失眠，恐要旧病复发，如萧红愿意，请束装返沪。
信是客气的，也是恳切的。萧红不愿多想，当即动身离京。
和舒群分手时，萧红把鲁迅用红笔修改过的《生死场》的手稿送给了他。这份手稿，对作者来说本来是非常珍贵的，而今转交朋友保存，除了友情的纪念，其中有没有更深沉的生命的含义呢？
男女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物理作用，保持适度的距离，有可能增强原有的亲和力。这是很有意思的情感实验。总之，萧红自返沪之后，同萧军的关系相对稳定了不少。5月间，她的一个短篇散文集《牛车上》出版了。其中，主要收入旅日期间的作品，这也使她得到不少精神上的慰藉。
在此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萧红所以能够保持一种饱满的战斗者的情绪，当然主要是来自芦沟桥的炮声的感召。
1937年7月7日。民族革命战争掀起了新的一页。
8月12日夜晚，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带了一只小猫来萧红家，告诉他们日本即将开战的消息。第二天早晨，鹿地就来了。他证实了池田的话，用中国话夹着日本话，一边打手势，一边讲述目击日军开枪射杀的事实。他说：“日本这回坏啦，一定坏啦……”
次日，他们搬到许广平家里去住。在萧红这边不方便，邻居知道他们是日本人，还有一个白俄在法国捕房当巡捕，街上打间谍，日本警察曾经到他们从前住过的地方找过他们。在两国的夹攻之下，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随时有可能陷进去。
过了一天，萧红和萧军一起到许广平家里看望他们。
他们住在三层楼上，鹿地看上去开心得很，俨然是这家的主人。他请萧红抽烟，萧红看到他已经开始工作。一个黑封面的大本子摊开在他的面前，他说他写日记了，萧红抬头看见那边池田也在一个大本子上写东西。他们的这种状态，让萧红看了很是感佩，觉得这种克制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是很少能够做到的。
又过了两天，萧红去看他们时，鹿地劝说她参加团体工作，热心地说：
“你们不认识救亡团体的？我给介绍！”
“应该工作了，要快工作，快工作，日本军阀快完了！……”
鹿地说他们现在写文章，以后翻译成别国文字发表，有机会还要到世界各国去宣传。
在萧红的眼里，他们好像变成了中国人一样。
两三天过后，萧红又去看他们，他们已经不在了。许广平说，他们昨天下午一起出去以后就再没有回来，至于去哪里也不知道。一连几天，萧红都在打听他们的下落，然而一点消息也没有。
一个月以后，萧红正在家里准备午饭，有一个从前认识的人进来，告诉她说，鹿地夫妇昨夜又回到了许广平家里。萧红听了，正在替他们高兴，但接着听他说下去时，就不禁痛苦起来了。他们在别人家里躲了一个月，那家人非要赶走他们不可，因为住着日本人，怕被当作汉奸看待。住在许广平家里是很不便的，外界已经谣传她家是一个能容二三十人的机关，而且她又正做着救亡工作，怕被日本暗探注意到。
“那么，住到哪里去呢？”
“就是这个问题呀！”来人说，“他们要求你去送一封信，我来就是找你去送信的，你立刻到许广平家去。”
萧红送信的地方是个德国医生，池田一个月前在那里治过病，当上海战事开始时，医生太太曾经对池田说：假若在别的地方住不方便，可以搬到她家去暂住。有一次，萧红陪池田去看医生，池田问他：
“你喜欢希特勒吗？”
医生迟疑了一下，回答说“不喜欢”，并且说他不能够回德国。
池田据此判断医生是很好的人，同时又受到希特勒的迫害。萧红送完信，又带了医生的回信赶到许广平家里，鹿地夫妇打开信看，说是可以随时过去，他等待他们。
“我说对嘛！”萧红松了一口气，说：“那医生在我临走时还说，把手伸给他，我知道他就了解了。”
入夜，鹿地开始乔装打扮，穿西服，白裤子，黑上衣，非常可笑，像是卓别林的样子。萧红叫来汽车，告诉他：“你绝对不能说话，中国话也不要说，不开口最好，若忘记了说出日本字来那是危险的。”
汽车穿过雨幕，颠簸着到了德国医生的家。这是一幢三层的大楼，因为开电梯的人不在，大家等不及了，就提着东西跑上楼去。
医生在小客厅里接待鹿地夫妇：“弄错了啦，嗯！”
萧红感到很诧异，看看鹿地，看看池田，又看了看胖医生。
“医生弄错了，他以为是要来看病的人，所以说随时可来。”
“那么房子呢？”
“房子也没有。”池田摆了摆手。
萧红想，这回可成问题了。许广平家里是绝对不能再回去的，可是，此刻能找到房子吗？她对鹿地夫妇说：“到我家里去可以吗？”
池田说：“你们家那白俄呀！……”
医生还不错，穿了雨衣替他们找房子去了。在这中间，大家心里起了恐慌：他说房子就在旁边，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呢？
池田一直担心着箱子里的文章被发现，睁大了眼睛问：“老医生不会去通知捕房吧？”
过了半点钟，医生回来了，随即把他们带到他找到的房子去。这是一家旅馆，茶房极多，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嘈杂得很。但也没有法子，即使鹿地夫妇知道这里有危险，也只得住下了。
向中国政府办理证明书的人说，大概再有三五天便可以替他们领到，可是到第七天还没有消息。他们困在那房子里边，简直像小鼠似的，寸步不能移动，也不敢大声说话。
没有人敢去看望他们，只有萧红和萧军常作“不速之客”，萧红去得最多，这使在寂寞和恐怖中度日的鹿地夫妇非常感激。
一天萧红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池田不在屋里。鹿地见到萧红，立即在桌上摸一块白纸条，摇摇手之后在上面写着：“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门外偷听了，一下午英国巡捕英国巡捕，即印度巡捕。、中国巡捕，从一点钟起停到五点钟才走。”萧红最受感动的是，他的纸条上出现了这样的字眼：“今天我决心被捕。”
萧红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没有办法，池田去许广平家里了。
那时候，他们已经断绝了经济来源，证明书还没有消息。在租界上，日本是有追捕日本或韩国人的自由的。然而，要脱离租界也不行，到了中国地面，又要被中国人误认为是间谍。
萧红感到，他们的生命，就像系在一根线上那么脆弱。
这一天晚上，萧红决定把他们的日记、文章和诗，包在一起带回家里保存。她对鹿地说：
“假使日本人把你们捉回去，说你们帮助中国，总是拿不出证据的呀！”
说完，她要赶快离开，把这包致命的东西带走。
鹿地握着她的手问：“害怕吗？”
“不怕。”
萧红说了。至于怕不怕，就是下一秒钟也没有把握，当时，在感觉上，她就像是说给立在狼洞里边的孩子一样。
萧红去世以后，许广平在一篇追忆文章中特别提到萧红为鹿地夫妇所做的一切，把这称作“一件侠义行为”。她写道：“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萧军晚年回顾他与萧红的关系时，断定萧红不会真正欣赏他这个“厉害”而“很有魄力”的人物，却也坦言他自己“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认为两个人的结合是“历史的错误”！他说：“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萧红确实有着林黛玉般的脆弱、善感的一面，但也有着史湘云、尤三姐的倔强、刚烈、侠义的另一面。她对鹿地亘夫妇的乐于救助、勇于担当的态度，就不是一般的柔弱女子所可以具有的。在关键时刻，许广平看到而且惊叹她身上发出的炫目的光彩；而身边的萧军竟然看不见，他看到的只有阴暗。
萧红常常在独奏她的忧伤的小夜曲，萧军的说法没有错，只是他不承认她能够像他一样演奏奏鸣曲或交响曲罢了。就在她为鹿地的事情积极奔走的时候，谁会料想到她一个人在暗地里烦躁、恶心、心跳、惊恐，并且想要哭泣？
她又失眠了！
前一天，她到朋友们那里走了一趟，听到大家在诉说各自的心愿，都说如果打回满洲去，免不了先吃高粱米粥或咸盐豆，也有说自家的地豆多么大，珍珠米多么长的，还有的说如果真的打回老家去，三天两夜不吃饭，也要打着大旗往家跑，等等。受着这种乡情的蛊惑，她想起了屋前的蒿草，后园里茄子开的紫色小花，爬上架的黄瓜，等等，而在清早，太阳带着露珠一齐来了！……
只要说到蒿草之类，萧军就向她摆手和摇头：“不，我们家，门前是两棵柳树，树荫交织着做成门形。再前面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门。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着我们家的门口，那山梁就像蝙蝠的翅膀似的向村子的东西两方伸展开去。而后园黄瓜、茄子也种着，最好看的是牵牛花，在石头桥的缝隙爬遍了，早晨带着露水开了……”
“我们家就不这样，……”萧红常常打断他。
有时，他也不等萧红说完，就接下去说。两个人各说各的故事，彼此都好像不是为了说给对方听似的。
有那么一天，萧军买来一幅《东北富源图》挂在墙上，手指就在他的家乡一带的山脉上滑动：“这是大凌河……这是小凌河……哼……没有，这个地图是个不完全的，是个略图……”
“好哇！天天说凌河，哪有凌河呢！”说到家乡，萧红总想给他扫一点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相信！我给你看！”萧军立刻从书橱里把地图找出来，指点着说，“这不是大凌河……小凌河……小孩的时候在凌河沿上捉小鱼，拿到山上去，放在石头上用火烤着吃……这就是沈家台，离我们家两里路……”
第二天早晨，萧红刚刚张开眼睛，萧军就抓住她的手说：“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匹驴，一匹你骑着，一匹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顺便也许看看我的舅舅去……我姐姐很爱我……她出嫁以后，每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姐姐一哭，我也哭……这有七八年不见了！也都老了。”萧红这一次没有打断他，一边看地图，一边听着。
“买黑色的驴，挂着铃子，走起来……铛啷啷啷啷啷啷……”他越往下说越亢奋，形容铃声的时候，仿佛铃子就在他的嘴里边含着。
“我带你到沈家台去赶集。那赶集的日子，热闹！驴身上挂着烧酒瓶……我们那边，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炖片粉……真是味道！唉呀！这有多少年没吃那羊肉啦！”萧红看见他蹙着眉，额头上起了很多皱纹。
萧军把手从萧红的手上抽回去，放在自己的胸上，然后又反背着放在枕头底下，很快又抽出来，理了理自己的发梢又放在枕头上去。
这时，萧红对着大镜子想：
“你们家对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
她继续想着：买驴子的买驴子，吃咸豆的吃咸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停着的也仍是别人的家乡……
家乡这个字眼，在她总觉得不大恰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她又不免心慌了！实际上，在那块土地还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对她来说，所谓家已经等于没有了！
她没有乡土，所有的女人一样没有乡土……
在这个世界上，女人永远是异乡人……
失眠一直延续到黎明之前，在高射炮的轰鸣声中，她听到了一声声鸡鸣，和家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
战争的环境，不容许一个人太多地耽溺在个人的伤感里。广大的人们的灾难，战士的死亡，为共同的命运所凝聚的集体的斗争，不能不激发着萧红的工作热情。纤细而低沉的弦乐，这时被淹没在一阵宏大而急骤的鼓角声里了。
金剑啸殉国的消息传来，萧红深感悲愤，随即写成悼亡诗《一粒土泥》；接着，又写下《天空的点缀》、《火线外》二章：《窗边》和《小生命的战士》，都是燃烧的文字。在她个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参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事务。她希望尽力把新闻报道收集得更齐全些，校订更精准些，把属于自己的部分做得更完善些，不要留下遗憾。
上海战事发生以后，许多刊物停刊了。胡风计划筹办一个刊物，约请萧红和萧军等一些作家商谈，端木蕻良也在这里面。关于刊名，胡风原先拟定为《抗战文艺》，萧红建议改为《七月》，既有象征意味，又有诗意，后来就这样确定下来。
《七月》半月刊出版了三期，上海即将沦陷，胡风决定将刊物迁至武汉，并邀请其他同人也迁往那里，坚持将刊物办下去。
萧军和萧红最先撤退。9月28日，他们从上海西站乘火车出发了。
下了火车，萧军和萧红转坐轮船，驶往江汉关。
入关前，要进行例行的检疫。当检疫船靠近时，他们意外地发现检疫官是哈尔滨时代的朋友于浣非。他是东北人，也写诗，笔名宇飞。通过他的介绍，他们认识了船上的一位诗人蒋锡金。
蒋锡金是江苏宜兴人，1934年到武昌，在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任职。抗战开始以后，在汉口与冯乃超、孔罗荪合编《战斗》旬刊，又与穆木天合编《时调》半月刊。冯乃超和孔罗荪，每天都要去民政厅和邮局上班，跑印刷所发稿和校对之类的实际事务都由他去干，要是干不完回不了家，没钱住旅馆，他就在这检疫船上过夜。
宇飞告诉蒋锡金，他们就是萧军和萧红，要在武汉长住；由于太多难民涌到武汉，住房紧张，问蒋锡金有没有办法安置。蒋锡金当时还没有读过两人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但他们的名字是知道的，在上海一些刊物上也读过他们一些文章，多少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于是答应把卧室腾出来给他们住，自己住书房，而且不收房钱。
萧军、萧红随即搬进了蒋锡金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寓所。
每天，萧军买菜，萧红做饭，蒋锡金也和他们一起吃饭。萧红在洗自己和萧军的衣服时，顺带把蒋锡金的衣服也洗了。蒋锡金多数时间耽在外面，萧红忙完家务，正好利用书房的桌子写作。
这时，她写的是一部伟大的心灵史：《呼兰河传》。
按大致的计划，这小说应当写两三部的，这时，第一部才进入第二章。蒋锡金读了，惊异于框架的宏大，调子的舒缓，乡情的深阔；仿佛无须河岸，码头，登船就立即到了茫茫海面，既不见人物，也迟迟不见情节发生。他不知道萧红将怎样写下去，但是告诉她，他是喜欢的。
她的另一个知音张梅林也来到了武汉。他住的地方离小金龙巷不远，所以常来看萧军和萧红。
三年不见，张梅林发现萧红的脸色似乎比以前白净和丰满些了，握手也是西洋式的：侧着头，微笑着，伸出软垂的手。以前她跟人家握手，右手总是老粗式地有力地伸出来。张梅林事后和她谈起这西洋女性握手式时，她大声笑起来，说那是故意装出来的。
接着，端木蕻良也来了。萧军与端木蕻良是辽宁老乡，是他写信邀端木蕻良前来的。他的热情有点过分，端木蕻良来的头一个晚上，甚至邀过来睡到他和萧红的床上，三个人一起过夜。蒋锡金觉得这样很不便，第二天到邻家借了一张竹床，一张小圆桌，让端木蕻良住进书房里。
从此，房门钉上了一张卡片，写着三个人的名字：萧军、萧红、端木蕻良。
张梅林初次见到端木蕻良，印象很深刻。长头发，背微驼，脸色黄白，声音嘶哑，穿着流行的一字肩的西服，还有长统靴子。当他走了进来，从瘦细的手上除下棕色的鹿皮手套时，笑着对萧红说：
“我说手套还不错吧？”
萧红试着戴上那手套，坦直地大声嚷道：
“哎呀，他的手真细呀！这手套我戴正合适哩！”
萧军坐在一张木椅上，听了哈哈大笑……
这是萧红许久以来最忙碌，也最感快乐的日子。她参加了蒋锡金为电台组织的诗歌朗诵活动，出席《七月》同人的聚会和座谈，在家里忙大家的饭食，洗衣服，只要有空隙就写她的呼兰河。
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是经常在一起的。遇到蒋锡金不出去的时候，四个人有时就起兴唱歌，唱中国的歌，外国的歌，萧军还会唱京戏、平戏和大鼓书，或者跳舞。萧红和萧军都会跳却尔斯顿舞，还会跳萨满舞，闹得声音大了，还经常引来邻居家孩子扒近窗户看。有时，大家一起讨论文艺问题，也讨论时事。比如，谈到武汉失守怎么办？有人便说，可以组成一个流亡宣传队，四个人多才多艺，能唱歌、朗诵、演戏、画画，能写标语和传单，还能写文章写诗，不论流浪到哪里都能多出一手；又有人说，如果不行也可以开饭馆，干重活萧军包了，上灶有萧红，其余的跑堂，保证能把顾客侍候好，还能创出几样名菜，比如说“萧红汤”易做好吃，营养丰富，内地人不会做，可是喜欢吃，这就行！……青年人凑在一块，开玩笑呀，抬杠呀，都是免不了的。
有一次，萧军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最伟大？
大家闲聊了一通，他忽然发表了一个理论，说是在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最伟大，中篇次之，短篇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能算；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他接着联系在座的人，举例说：他写长篇小说，最伟大；恰好端木的长篇《大地的海》在江上被炸掉了，所以要写出来再看；萧红也要写长篇，但依他看，没有写长篇的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他翘起了个小指头，故意往锡金脸上晃了晃：“你是这个！”
蒋锡金懂得萧军在逗乐，没理会他。可是萧红认真起来了，和端木蕻良一起同他争论起来。萧红最激烈，用许多理由驳斥他，也说了些挖苦的话；端木蕻良不搭他的话，却绕着弯子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罢了。蒋锡金有时也搭上几句，说他胡言乱语。抬杠抬得厉害，后来竟有点像吵架了。
这时，胡风来了，他问大家吵什么，问明白之后，笑了笑说：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的地方，不妨写出来，《七月》下一期可以出一个特辑，让读者参加讨论。又说，刊物要发稿了，你们赶快写出来，三天后我来取。
三天以后的上午，胡风来取稿，谁也没有写，萧军却交卷了。胡风坐在蒋锡金的床上翻阅萧军的稿子，边看边点头，说：“对呀，对呀！”大家感到惊讶，问怎么能说对呢？
胡风于是开始念稿子，萧红一听气坏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反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说着就涕泗滂沱地哭了。
萧军大模大样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
萧红还是哭着，握拳狠狠捶他的背，萧军弯腰笑着让她捶，说：“你们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我还手你们可受不了！”
萧红写过一篇短文《大地女儿与动乱时代》，记叙了另外一件因为玩笑而使她深受刺激的事情。
她借来两本外国女作家的书：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和丽洛琳克的《动乱时代》，想重新翻翻写点介绍的文字。她特别欣赏《大地的女儿》，那里面记载的多是粗糙的声音，狂暴的吵闹、哭泣、饥饿、贫穷，其实也都是她所经见的，而且能够为她所感受的。就在这不幸的环境之中，她清楚地看见，一个女孩子是那么坚强地离开了不幸，坚强地把自己的命运给改变了！……
书放在地板上，最先被端木蕻良看见了。他用细长的手指把它拈起来，拨弄了一下，再放回到地板上：
“这就是你们女人的书吗？看一看！……”
“工车工车上……六工尺……”萧军手里捏着毛笔，口里哼着古乐谱，越哼越快，等他听萧红说《大地的女儿》写得好时，立刻停下来，笑着，叫着，用脚跺着地板，像遇到什么喜事似的急于迎上去说：“有什么好呢？不好，不好……”
端木蕻良附和着他，用很细的指尖在书的封面上指点着：“这就是吗？《动乱时代》……这位女作家就是两匹马吗？”说着，笑得前仰后合：“《大地的女儿》就这样，不穿衣裳，看唉！看唉！……”
萧红看了看封面，那里画着一个裸体的女子，她的周围：一道红，一道黄，一道黑，大概那是地面的气圈吧？她就在这气圈里边，像是飞着的一样。
这样的议论使萧红受不了。她感到胸部隐隐作痛。她知道：眼前的两个男人都是知识分子，而且是维新而不是复古的，他们说这些话，不过在开玩笑罢了，可是大家说笑，为什么非要拿女子取乐不可呢？
她随之想到了长期以来一直压迫着她的问题。第二天，当她把事情的经过记下来时，特别提到“男权中心社会”这个词。
有一天，女漫画家梁白波到小金龙巷来找蒋锡金。
梁白波是广东人，蒋锡金少年时的朋友。二十年代她在上海中华艺大学习艺术，后来远走南洋，三十年代初回到上海，为《立报》画长篇漫画。抗战爆发后，她参加叶浅予率领的漫画宣传队。她和叶浅予是公开的同居关系，这时叶浅予还在南京，她则随宣传队先到了武汉。
蒋锡金把她介绍给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认识了。她进门就注意到墙上钉的萧红的风景画，随即表示欣赏，和萧红谈起了艺术。萧军停下他的写作，也加入了他们的座谈。其实，萧红和萧军对梁白波这样热情，还因为她是“鸽子姑娘”，这称呼是已故的朋友金剑啸告诉他们的。她和金剑啸在上海学画时相识，感情非同一般，金剑啸回到北国以后，还写过一些怀念她的诗篇。
大家谈得很高兴，这时，梁白波提出想搬到这里同住。萧红和萧军即刻表示欢迎。蒋锡金倒为难起来：总共只有两间房，怎么住呢？萧红建议端木和他们两人住在一起，梁白波住蒋锡金的房间。蒋锡金说文艺界复杂，惹出闲话没法说清楚。梁白波说，看过我的住处，一定会同意我搬来住的。在萧红和萧军的催促下，蒋锡金当晚送她回去，顺带看了她的住处，果然破陋不堪。而且，她借住的地方是叶浅予的一位男性朋友的家，这朋友夜晚不回来睡，可是每天清早都得提前起来让给他睡。这样，蒋锡金就帮她把行李打好，雇了车，仍旧把她送回到小金龙巷。
回来后，大家又忙了好一阵。
新的布局是：把端木蕻良的行李搬到萧军和萧红的大床上，三个人共睡一张床；端木的竹床让给梁白波。
两个男人加一个女人同在一张床上组建一个“合众国”，无论如何是荒诞的。虽然说是出于应付战乱的需要，但是，内乱很快便起来了。
鸽子姑娘看来是一个活泼的人，又爱美，住下来以后就和萧红一起重新布置房间。她从箱子里取出一块方格子花纹的绸子，蒙上小圆桌做台布，又掏出一个瓷瓶和一个陶钵，说是用来插花和存放烟头，不许男人随地乱扔，俨然是一位新来的主妇。萧红做饭和洗衣服她也插手，还计划着要买这买那，颇有点长住久安的样子。
表面上看，梁白波搬来以后，这里更热闹了；事实上却打乱了原先的秩序，至少对于萧军来说是不合适的。萧军粗放，却也细心，而且是一个保守秩序的人。
有一个细节。梁白波看见蒋锡金的抽屉里有画色粉画的纸和色粉，高兴极了，要给每一个人都画一张速写像。她先画端木蕻良，然后要画萧军，萧军说不要她画！这里可能隐含着抗议的性质，意味着人际关系的一种微妙的变化。
好在没有多久，南京陷落，叶浅予来到武汉，这个鸽子姑娘就随同叶浅予一起飞走了。
胡风住在武昌小朝街他的朋友处。这是一栋花园洋房，周围爬满了蔷薇花藤，种着松柏和各种树木，环境非常幽静。《七月》的同人常常借主人的客厅开座谈会，梅志称这里是“《七月》的摇篮”。
萧红他们的住处离这里不远，是常来的客人。对于他们，梅志记忆中有两处鲜明的印痕：一是发现了一个真正的萧红。这时萧红的身体比过去结实多了，脸色不是青白的，而是白里透出红润。初到上海时，她常常睁着两只大眼睛到处张望；现在不同了，昂着头，眼睛也发亮了，神采中有一种自信和豪迈。还有一个印象，是三个人到来时总是吵吵闹闹的。萧军和端木蕻良喜欢争论。有一次，一个自比托尔斯泰，一个以巴尔扎克自诩，吵得不亦乐乎。最后萧红出来调停，但十分灵验，他们立刻休战了。三个人在一起时，萧红显得特别活泼，如果和萧军发生争吵，端木蕻良就会自动站在她一边。
在两个男人中间，萧红的位置暗暗偏移了。
有一天下午，张梅林和萧军、萧红一同去抱冰堂，在路上，萧红去买花生来，萧军没有陪她，先走了几十步。她买好花生米，一看竟没有等她，立即转身冲向回家的路。经过赶去解释，她才走了回来。
像这种情况也许不只一次，但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反抗，应该是少有的。平时，她的温柔和忍让没有换来体贴和爱护，在强暴者面前只显得无能和懦弱。正因为这样，骆宾基在复述关于萧红的这个情节时，认为这里显示了萧红柔弱外衣里的倔强的本质，她所以这样反抗萧军的“冷淡”，是因为在她的精神上有着早已孕育饱满了的历史。他特别指出，她在这个时候，连“冷淡”也不可容忍，是她已经有了“另外的凭藉”。这个“凭藉”就是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不只是尊敬萧红，而且大胆地赞美萧红作品的成就超过了萧军。这正是萧红所要求的。她不是要求对她的作品的廉价的谀词，而是要求对萧军的轻蔑所包含的她的社会特性，给予必要的理解、尊重和平等看待。她周围没有一个朋友对她表示的独特的友谊，像端木蕻良表现的这般“坦白”而“直率”。
1937年底，孔罗荪的夫人和孩子去了重庆，他让蒋锡金和冯乃超搬到汉口三教街的家中同住，冯乃超便把在紫阳湖畔的寓所让给萧红和萧军住了。他们搬出去以后，小金龙巷就只剩下端木蕻良一个人。
据端木蕻良晚年在一次访谈中所述，此后，萧红和萧军还经常回来聚谈，有时两个人在一起，有时自己来。有一次，萧红邀端木蕻良到江边的小饭馆吃饭、赏月、谈创作，甚至讲到萧军在上海时有外遇的事。还有一次，端木蕻良出去办事回来，看到桌子上铺着纸，知道萧红又来练字了，这回写的是唐人张籍的诗：“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最后一句重复练习了几次。萧军有时也到屋里来，有一次提起毛笔写诗，边写边念：“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亲授，君子防未然。”还写了“人未婚宦，情欲失半”八个大字。萧红见了笑道：“你写的啥呀？你的字太不美，没有一点儿文人气！”萧军瞪了她一眼，说：“我并不觉得文人气有什么好！”
端木的夫人钟耀群在传记中也使用了这个材料，这是确有其事呢，抑或出于杜撰呢，至今无法根究。但是，在当时，近距离接触的物理空间确实衍生出了伦理学的意义。那种叫作爱情的隐秘的情感，已经开始搅扰萧红的心。
这时，距离决裂或结合为期尚远。看来，萧红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所有这些，她更多的只是因为得到来自异性的尊重、爱和温暖而感到兴奋而已。质的变化需要量的累积，需要一个契机。
萧红对萧军仍然是挚爱着的。梅志说，一天下午胡风还在午睡时，萧红一个人气急败坏地跑过来，说是有三个流氓模样的人，说他们没有报户口，把萧军带到警察局去了。她急得连话都说不清，要胡风立即设法营救。胡风去行营找了一位熟识的处长，又托房主人朋友打听情况，得知是省党部特务组所为，便求这位朋友去找特派员，那是他过去的学生，经过一番交涉，萧军不久就出来了。实际上，党部是企图秘密捕人的，只是因为萧红跑出来报了信，才悄悄放人了事。
从此，萧红对萧军一个人外出完全放心不下了。
1937年底，阎锡山在临汾创办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自任校长，李公仆任副校长。1938年1月，李公仆等从山西来到武汉，延聘一批有名气的文化人到临汾任教。《七月》同人的七个人，除了胡风要留守编辑刊物外，其余的六人：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艾青、田间、聂绀弩，都愿意到临汾去。民族革命大学还在武汉招收了一批学生，人数大约多到几千人甚或上万人。
出发的那天晚上，胡风、蒋锡金和孔罗荪到车站送行。
天色墨黑，站台上布满了蜂群般的人，一排排，一圈圈，黯淡的灯光照耀着，人们彼此看不清面孔。歌声潮水般扬起来，又落下去，动荡着整个场面。人们要用雄壮的歌声，送他们进入大西北的浩荡的风沙里，送他们走向战场。汽笛长鸣，铁轨震动，铁篷车一列列依次开走。那散落在夜风中的歌声，听起来仍然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的况味。
萧红的情绪一直在高涨……
她在渴望回到那告别已久的北国的冻裂的土地么？在想往着未来的火热的日子么？还是为眼前的集体的热情所感染？总之她很兴奋，涨红着脸，披着她的毛领呢大衣在矫健地走着。只是在后来上车时，发现坐的是货车，才略微感到惊讶。但是，她并不计较这些，她不觉得行动中有什么不正常，一切是如此美好……
这时，她的目光已经牢牢地为不断向前伸展的铁轨所吸引了！
临汾。
民族革命大学没有校舍，只挂一块牌子。在学校里，萧红和萧军担任文艺指导，他们同其他教员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一样，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每天清早，全体师生为短促有力的军号声召集到一起，跑步，操练，唱《救国军歌》，展开各种训习。二月的天气是严冷的，学校的气氛却是紧张而且热烈。
不久，丁玲带领着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潼关来到临汾。
还在上海的时候，萧红就向东北老家来的朋友高原说过，很想参加抗战服务队之类的组织。而今，服务队来到身边来了，而且丁玲就跟她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真是一种奇遇。可是，两人之间的谈话毕竟太少了。丁玲回忆起来，觉得非常遗憾，尤其后悔于对萧红的生活方式所参予的意见太少，使她离开了一个富有朝气的集体，过早地失去了健康，以致生命。
萧红给丁玲的第一印象是特别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还有自然而真率的说话。她说，萧红唤起了她的许多回忆。这意思大约是说，萧红身上保留了她未经残酷的斗争环境所改变、所异化的、自由的、个性主义的东西，保留了莎菲女士及其朋友们的那份纯真和勇气，保留了“五四新女性”的许多时代性的特征。
对此，丁玲一方面欣赏，留恋，一方面又有所否定。正如在同一篇文章中，她一方面希望萧红能够到延安，平静的住上一个时期，致全力于著作，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满于客观环境的险恶，预言萧红即使活着，也还有各种不能逐击的污蔑在等着。她以女性的直觉，把萧红当作真实的同伴，虽然也不无矜持。她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萧红，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于是想，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持纯洁和幻想，同时显出有些稚嫩和软弱来的罢？
关于丁玲，萧红后来对朋友约略说起来，对她为革命斗争所熏陶的思想和生活表示吃惊和不习惯。革命是萧红所向往的，但又是怀有疑惧的，她害怕组织这种庞大而规整的实体，害怕压力和限制。这时候的丁玲，从作风到文字，都是偏于粗放的，而且正自觉不自觉地受着一种纪律的约束。她们都非常敏感，在丁玲自己，同样是清楚地意识到了两人之间在思想、性格、情感，尤其在生活方式方面的差距的。
在一起的时候，她们都很亲近，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之处。她们尽情地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平日里，也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
只是相聚的时间太短了。
2月间，日军攻陷太原，进逼临汾。
民族革命大学决定撤退，招聘来的作家，可根据个人意愿，留下随校教职员工一起撤退，或者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
留守，还是离去？
对于两个一起跋涉过来的爱侣来说，竟然出现了不同的选择。这是不可思议的。是一出小小的爱情实验剧？还是家庭破裂的征兆？萧军和萧红同时站到了岔路口。然而，他们在坚持各自的选择时，都不曾想到，这是最后的决定。命运居间扮演了促狭鬼的角色，偷走了属于他们的全部时间，使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对决定作出修正。
结局是：等到他们再度相逢时，已经变作陌路人了。
萧军要留下来和学校师生一起打游击。萧红则想到“八路军办事处”之类的地方，有一个较为安静一点的环境，继续进行写作。一文一武，一动一静，的确是有点相悖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早在哈尔滨时代，萧军就想打游击去，到了上海，仍然有过投笔从戎的想法。他是不安于做一个“作家”的。始终向往着一种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叶紫曾戏称他为“土匪”，他家乡一带确实也是以惯出土匪闻名的；而他又当过年限不算少的兵，于是“兵气”和“匪气”混和到一起。而且，这是与他先天的生命气质相契合的。正如康德形容某种性格类型的人那样：他是暴烈的，像麦桔一样迅速地燃烧起来。在他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情欲是荣誉欲，表面上宽宏大量，但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骄傲，因为他更爱的是自己。
萧红却是从来憎恶战争和流血的，说到家中萧军那装在红色牛皮套子里的短刀时，她便说：“对于它，我看了又看，我相信我自己决不会拿着这短刀而赴前线。”在题作《火线外》的两篇短文中，有一篇写到一个兵士：怀中抱着孩子，腰间正好也佩着短刀。她说那刀子，总有点凶残的意味，但又同时注意到，他也爱那么小的孩子，于是援笔写道：“即使那兵士的短刀的环子碰击得再响亮一点，我也不能听到，只有想象着：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显然，在她看来，战争与爱、生命和未来是有联系的。没有爱，战争是可诅咒的；只有为了爱而奔赴战争并牺牲自己的人，应该受到无限深沉的致敬。她在另一篇短文中，设想萧军和她一样，“战争是要战争的，而枪声是并不爱的。”其实，像萧军这样热衷于作战的血性男儿，怎么能不爱枪声呢？
毫无疑问，萧红是热爱写作的。在抗战的年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具体对于她个人来说，萧红也认为是只能够从事写作的。她不会赞同以牺牲个人的理想，独特的才能，以及全部的价值而融合到集体的事业之中。在任何时代里，社会上都不应该只有同一类角色，重要的是选择好适合自己的角色并且胜任它。对于萧军，她同样认为，写作是他身上所拥有的最大价值，而不是作一个游击队员。在民族大义面前，在救亡面前，在潮水般行动的群众面前，她坚持保留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独立性。
萧军当然希望萧红能够跟他一起留下来。当时，他们的关系趋于和平，虽然萧军认为萧红个性过于倔强，没有“妻性”，不合适作他的妻子，但也并不想就此诀别，何况萧红这时已经怀了孩子。虽然，萧红去意已决，而他，似乎也没有作出特别挽留的表示。大约这同他的“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爱之原则”有关。从事实上看，他并没有留在临汾，也没有打游击，倒是听从丁玲的劝说，跑到五台去了。应该说，他执意要留下，很大的成分恐怕正在于萧红。他把这个时机当成为对萧红的一种考验，也可以说在两人关系上押了一个赌注，即把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萧红：如果跟端木蕻良走以后，“西线无战事”，终于回头找他，那么还可以继续爱下去；但如果此去就同端木蕻良在一起，那么，所谓“爱”就宣告完结了，他自己也就可以毫无挂碍地丢开了。
这时，萧军在内心里是极端地嫉恨端木蕻良的，所以，他急于了结此间的纠缠，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看个“水落石出”。
在这个问题上，萧红看来比萧军单纯和率性许多，她大约不知道萧军心里还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直到这时，她还不曾想到，更没有决定要离开萧军。所以她苦苦劝说，哀求，甚至说：“三郎，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我不愿生活上再使自己吃苦，再忍受各种折磨了……”
然而，萧军始终不为所动。
一天，萧红突然让端木蕻良和萧军一起留下来打游击。她说萧军太鲁莽，她不放心。端木蕻良还没有表态，这时，萧军大声说：“我谁也不用陪，我身体好，到哪儿也不怕！”
萧红生气地说：“那么，你决定一意孤行了？”
“你管不着！”萧军也生气了，说完便掉头走开，把萧红撇在那里。
聂绀弩走了过来安慰萧红说：“萧军就是炮筒子脾气！”萧红默然无语，随着聂绀弩走开了。
她能说什么呢？
是临汾的最后一个夜晚。
萧军和萧红并排躺在一面炕上，各人看着棚顶，说着说着，又争吵开了：
“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的价值更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才能……这损失，并不只是你自己的呢。我也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和卑视……我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场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的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你忘了‘各尽所能’的宝贵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我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
“好的。”
争论到此平息。两个人都被自己的结论给堵住了。
这时，丁玲插了进来，要来取铺在炕里的被子到外面睡，好让这两个情侣继续他们的谈话。萧军一直很亢奋，夺过被子，让丁玲留下来。等丁玲的鼾声响了起来以后，他伸手试着摸了摸萧红的脸和眼睛：
“睡吧。”
萧红闭着眼，外面是润湿的。当萧军的手指触到她那饱满的眼睑时，她慌忙把脸扭向另一边，也说：
“睡……吧！”
第二天，萧红就要和丁玲等人前去运城，留下来的只有萧军一个人。晚上，萧军专程赶到车站送行。
萧红倚着窗口坐着。
萧军就近买了两个梨子，趁她不防备递进她的手里，萧红并不吃梨，茫然地接过去看着萧军，泪水充满了眼眶。
她抓住萧军的手，说：
“我不要去运城了啊！我要同你们进城去……死活在一起吧……若不，你也就一同走……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我懂得你的脾气……”
“不要发傻！”萧军掐紧了她那细瘦的手指，摇动着说：“……你们先走一步……如果学校没有变动仍在这里……你们就再回来……这是一样的啊！也许……马上我也来运城……一同去那里工作，或者去西安，不然就到延安汇合。你和丁玲他们一道走比较安全，他们有团体。我强壮……应该留在这里……学校已经单独成立一个‘艺术系’了……这是好的啊！我们的人，怎能一个不留在这里呢？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来的目的，不就是要在‘这个时期’工作吗？”萧军勉强笑着，装出愉快的样子；接着，感到有点酸楚，差点要流泪了。
“你太关心他啦……嘻嘻……”端木蕻良开着玩笑。
“他比我们强壮……打游击可以打，跑也跑得比我们快……他是应该留在这里哪！”聂绀弩其实是不赞成萧军的决定的，于是也趁势讥讽着说。
“你们也并不软弱呵！为什么不留一个在这里？”萧红却认真起来，转过脸去，冷冷地向他们说道。
“哪里……嘻嘻……我们怎能同萧军比呢……这正是他建功立业的时候啦……嘻嘻……”端木蕻良继续说笑。
“怎样，你也要留下来吗？留下来吧！……这里还有一千多个学生呢！”萧军知道他不会留下来，故意说话激他。
“不呵……不……我要到运城去喽！这样牺牲掉，在我是不值得的呢。”
萧军本来就憎恶端木蕻良，好些天来没有和他交谈了，现在也兴不起辩论的兴趣，其实连时间也没有了，只好专意劝慰萧红：“不要犯傻了……还是好好去运城……我们不久会再见的……”
萧红恳切地说：“说过一千遍了……就算我不是你的‘爱人’，仅仅是同志的关系，也不乐意你这样……你总是不肯听从我的话……你……”她仍然在作最后的努力，希望说服萧军，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不要紧的！我不是经过许多该死的关头没有死掉吗？我自信我是死不了的……”萧军笑着摸一摸萧红的脸，萧红避开了。
“这怎么比先前呢？你总是这样……我真不赞成……”萧红提高了声调，刚说了两句就说不下去了。她从萧军手里抽出自己的手指，用手巾揩着鼻子和眼睛说，“随你的便吧……你总没有好好听过我的话……”
萧军这时变得粗鲁和激动起来，极力为自己辩护：“一切还不是为了工作吗？第一，我们要工作……不然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你们到运城去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随你的便吧……”萧红说着，扭过头，和聂绀弩、端木蕻良交谈去了。
萧军离开了那窗口。端木蕻良说：“你让他留在这里吧……他不比我们更愚蠢……他是懂得怎样处理自己的……嘻嘻……你真是太关心他了……”
聂绀弩也说：“这样，被爱的人会不舒服的……”
“不是这样说……”萧红哽咽着，声音停顿了。
萧军急忙找到丁玲，说萧红身体不好，又不善处理人事，希望丁玲能够多照顾她，让她跟上团体到西安去；如果她乐意，就送她上去延安的车。总之，不要让她单独一个人行事。
说到底，他仍然放心不下萧红，怕她跟端木蕻良一起跑了。但是，据他的印象，萧红是不喜欢端木蕻良的，甚至比自己还要憎恶。想到这里，他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火车将要开行的时候，聂绀弩陪萧军在月台上踱了好一会。
最后，两人还是谈到了萧红。
萧军对聂绀弩说：“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
深夜九点。机车开始喘息。萧军留在车厢里，和萧红依依话别。“你回去吧……再晚就不能进城门了。”萧红揩着眼泪，接连催促萧军下车。
“不忙，等车开动了我再走……”
“那何必呢？明天还要回来……还是早一点儿进城吧……太晚了这里的车是不开的……”萧红脸色苍白，头慢慢地垂了下去。
“那么……我就回去了……”萧军把右手举了起来。
这时，丁玲组织她的团员为萧军唱起了送别的歌，人们高喊着“萧军万岁”……
汽笛响了。车身移动了。当一切都在萧军的视线中模糊起来时，他竟没有看到萧红……
告别萧军以后，萧红的心渐渐晴朗起来了。
这时，端木蕻良更加主动地亲近她，迎合她。虽然她有时也会觉得他有点矫情，做作，但是依然是喜欢的。她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男人的柔情的关顾。爱情是迷幻药。她知道青春早已死灭，却又在少女般缤纷的想象中一点一点地迷失了。
铁轨向前伸展。火车向前开。车厢里除了端木蕻良，还有聂绀弩，和许多新认识的朋友：丁玲、田间、塞克等。萧红是喜欢朋友的，可是，在上海几乎就没有，她找不到像“牵牛房”那样的地方。现在，她又有了可以毫无拘束地一起谈笑的朋友，可以过一种集体式生活了。习惯了孤独的寂寞的人，有可能安于这种生活，甚至产生病态的喜欢；但同时，也会因害怕而渴望逃离。
工作着，对此刻的萧红来说，当然是最大的鼓舞。
队伍在运城稍作停留，接着向西安开拔。在行进的途中，丁玲要求同行的作家、戏剧家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写一个剧本。他们答应下来以后，马上进行讨论，拟定角色，安排情节，分出场次，由战地服务团的团员做记录。到了西安，由塞克整理完成整个剧本，取名《突击》，写的是一群逃亡的中国老百姓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话剧演出非常成功，使全体编剧者都为自己以文字所作的社会动员感到振奋，这其中就有萧红。
萧红知道，这是宣传，不是文学。她总是希望，在这动荡的战争环境里有一块安静的地方，让她独自书写。
萧红的文学是什么文学呢？
有一次，她跟聂绀弩闲聊，聂绀弩说：“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的考试，究竟能考多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前面，决不会和毕全贞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原注：唐闺臣，本为首名，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把她移后十名。毕全贞，末名。靠近的。”
萧红笑道：”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
“我不懂，你是《红楼梦》里的谁？”
“《红楼梦》里有个痴丫头，你都不记得了？”
“不对，你是傻大姐？”
“你对《红楼梦》真不熟习，痴丫头就是傻大姐？痴与傻是同样的意思？曹雪芹花了很多笔墨写了一个与他的书毫无关系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理解。但对我来说，却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写的就是我。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的，似乎要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天才之类……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都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是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不知道罢了。”
谈到鲁迅时，聂绀弩说：“萧红，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鲁迅说过，你比谁都更有前途。”
萧红笑了一声，说：“又来了！你是个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
“我说过这话吗？”
“说不说都一样，我听腻了。”萧红正色道，“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
“我不反对。但这与说你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有什么矛盾呢？你为什么这样看重小说，看轻散文呢？”
“我并不这样。但是人家，包括你在内，说我这样那样，意思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
“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之类么？”
“写《阿Q正传》、《孔乙己》！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
聂绀弩笑道：“今天你可把鲁迅贬够了。可是你知道，他是多么喜欢你呀！”
“是你引出来的呀！”萧红也笑了起来，“说点正经的吧。鲁迅的小说，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的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最开始到最后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无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筵席时，调子也不低沉。他指出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
聂绀弩笑道：“依你说，鲁迅竟是两个鲁迅。”
萧红也笑道：“两个鲁迅算什么呢？中国现在有一百个、两百个鲁迅也不算多。”
聂绀弩大笑：“你这么能扯，我头一次知道。”
他们谈到《生死场》。
聂绀弩说：“萧红，你说鲁迅的小说调子低沉，那么，你的《生死场》呢？”
萧红说：“也是低沉的。”沉吟了一会，又说：“也不低沉！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处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成听天由命，不知怎么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呢！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
“你说的好极了。可惜把关键问题避掉了，所以结论也就不正确了。”
“关键在哪里呢？”
“你真没想到，你写的东西是鲁迅没有写过的，是他的作品所缺少的东西么？”
“那是什么呢？”
“那是群众，集体！对么？”
“你说吧！反正人人都喜欢听他爱听的话。”
“人人都爱拍，我可不是拍你。”
萧红笑道：“你是算命的张铁嘴，你就照直说吧！”
“你所写的那些人物，当他们是个体时，正如你所说，都是自然的奴隶。但当他们一旦成为集体时，由于处境同别的条件都起了变化，从量变到质变，便成为一个集体英雄、人民英雄、民族英雄了。用你的话说，就不是你所能悲悯的了。但他们由于个体的缺陷，也还只是初步的、自发的、带盲目性的集体英雄。这正是你写的，你所要写的，正为这才写的；你的人物，你的小说学，向你要求写成这样。而这是你最初没有想到的。它们把你带到一个你所未经历的境界，把作者、作品、人物都抬高了。”
“这听得真舒服！”
“你的作品，有集体的英雄，没有个体的英雄。《水浒》相反，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都是个体英雄，但一走进集体，就被集体湮没，寂寂无闻了。《三国演义》里的英雄，有许多是终身英雄。没有使集体变为英雄。其实，《三国》里的英雄都不算英雄，不过是精通武艺的常人或精通兵法的智士。关键是，他们与人民无关，与反统治无关，或反而是反人民的，统治人民的。他们所争的是对人民的统治权，不过把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推上去千多年，而又被写得一表非俗罢了。法捷耶夫的《毁灭》不同，基本上是个人也是英雄，集体也是英雄，毁灭了更是英雄。但它缺少不自觉的个体到英雄的集体这一从量到质的改变。比《生死场》还差一点儿。”
“你真说得动听。”萧红笑道，“你还说你不拍！”
“且慢高兴，马上要说到缺点了。”聂绀弩说，“不是有人说，你的人物面目不清，个性不明么？我也有同感。但这是对小说，对作品应有的要求。如果对作者说，我又不完全同意。写作的第一条守则：写你最熟悉的东西。你对你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究竟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你写的是一件大事，这事大极了。中国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成功，不可知，一定要经过无数的不自觉的个体到成为集体英雄。集体英雄又反过来使那些不自觉的个体变为自觉的个体英雄。可是，你这作者是什么人？不过一个学生式的二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什么面目不清，个性不明，以及还有别的，对于你说，都是十分自然的。”
萧红掩着耳朵说：“我不听了。听得晕头转向的。”一面说，一面就跑了。
月色朦胧。
聂绀弩和萧红一起外出散步，在正北路的大马路上来来回回地走。他第一次听萧红说了那么多的话，像水一样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话；想不到在一个看似柔弱却也活泼的人的身上，原来隐藏着如此可怕的、沮丧的阴影。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落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甘愿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又觉得……我会掉下来。”
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黑色小外套，毡帽歪戴着，帽外的长发在夜风中飘动。她一边走，一边说，一边用手里的小竹棍敲着路过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子一样。其实，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像小麻雀一样一跳一跳的，脸色跟月色一样苍白。她说到萧军，感叹道：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接着又谈到和萧军共同生活的一些实况，谈到萧军在上海和别人恋爱的经过……所有这些，聂绀弩虽然也曾零星地听说过，但是并不知道详情；听萧红谈起，才知道一个家庭在美好的外壳下，蕴含着多少苦痛和酸涩！
这时，聂绀弩不禁想起在临汾车站月台上和萧军的谈话。
有意味的是，他们两个人在不同的场合里都同时说到两个单词：一个是“爱”，一个是“痛苦”。当时，听了萧军的话，聂绀弩还以为只有萧军蓄有离意，今天他才知道萧红其实也跟萧军一样。这样，他想，临汾之别，大概彼此都明白是永久的了。
最后，萧红突然说：
“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随即举起手中的小竹棍，递过去给聂绀弩看：“这个，你以为好玩么？”那是一根二尺多长，二十几节的软棍儿，只有小指头那么粗。萧红说过，棍子是在杭州买的，带在身边已经一两年了。
就在白天，端木蕻良要萧红把小竹棍送给他，萧红答应说是明天再说。她对聂绀弩说：“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对他说是已经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么？”
聂绀弩不假思索地马上答应了。
凭聂绀弩的印象，萧红是讨厌端木蕻良的，常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精，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但是，马上又想到，他这几天似乎没有放松每一个接近萧红的机会，莫非他在向她进攻么？……
聂绀弩想起萧军临别时的嘱托，说：
“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珂童话里的那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萧军和聂绀弩都有一个明显的判断上的错误，就是认为萧红是讨厌端木蕻良的。其实，她那是故意夸大的，或者纯粹就是戏说。与此相反，端木蕻良倒有很多为萧红所喜欢的地方。
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母亲是佃农女儿，是被他的父亲强抢成婚的。他同情和依恋出身贫苦的母亲，学生时代使用的笔名随同母性，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叫《母亲》。十一岁起到天津读书，“九一八”以后，因要求抗日而被校方秘密除名。后来到了北京，一度参加绥远抗日部队。1932年加入左联，随后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并开始文学创作。1936年到上海，专事写作，发表系列短篇小说，在《文学》杂志上连载长篇《大地的海》。他认识萧红的时候，正值创作的盛期。
从出生到“九一八”，端木蕻良过的完全是少爷的生活。据说他在无意中发现《红楼梦》的作者也姓曹时感到非常得意，跟贾宝玉一样，从小就在脂粉堆中找伴儿。从两篇回忆性文字《初吻》和《早春》看，他是一个性早熟的少年，痴情，任性，却又喜新厌旧。
端木蕻良曾经说，在人类历史上，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土地，他活着仿佛就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土地传给他荒凉、辽阔，生命的固执，有一种力量也有一种忧伤。在他的性格中，“徹骨的忧郁”与“繁华的热情”是并存的，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一种心灵的压迫和性情的奔流。在创作上，他同样怀有雄心，宣称巴尔扎克是他热爱的文学英雄，但是，并不把写实主义奉为天经地义，愿意从美的角度来看真，或者可以说爱美甚于爱真。
他熟悉西方文学、电影和音乐，为西方文化艺术中的自由精神和形式美所吸引。他颇有点浪漫骑士派头，对妇女抱有同情心，然而缺乏的是抱打不平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的决心。堂吉诃德那样大战风车的疯狂，他是全然没有的。相反，他依然一副公子哥儿的脾性，视贵族特权为当然。
从审美的角度，萧红是喜欢特异性和弱质性的。端木蕻良外表的文弱，包括发式与着装，一副前卫艺术家的样子，恐怕一开始就获得萧红的好感。在文学才华方面，应当说，他是胜于萧军的，而且更带阴柔性质。萧红就说过，她不喜欢太阳，因为太阳只是一个毫无情趣的男子。论作品，端木蕻良与萧红都具有乡土感。他向往大地、海、草原，世上宏大的事物；已经写出的《科尔沁旗草原》也确实是宏大的，但是事实上，却无法克服那种在当时常常被称作小布尔乔亚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又恰恰构成作为女人的萧红所喜欢的日常生活中的情趣。端木蕻良对萧红是欣赏的，萧红作品中的诗性特质，与他的小说有更多相通的地方；这种抒情性，是萧军的小说所缺少的。萧红对他最抱好感的是，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都不掩饰对自己的欣赏，而且乐于交流。在他这里，萧红获得了一种知己之感，多年来不断遭到伤害的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
即使仅仅得到对方的尊重，萧红便可以不顾一切地去爱，哪怕他是魔鬼！
日本军队占领了风陵渡，不时地隔河炮击潼关，随时有过河的可能。但此刻，西安是平静的。
丁玲有事回延安，约聂绀弩和她同去。临行的前一天傍晚，聂绀弩和萧红在马路上遇上了。
“吃过晚饭没有？”萧红问。
“没有。正想去吃。你呢？”
“我吃过了。但是我请客。”
“何必呢？”
“我要请你，今晚，我一定要请！”
进了饭馆，萧红要了两样菜，都是聂绀弩平时爱吃的。并且要了酒。她不吃，也不喝，隔着桌子静静地望着聂绀弩。
“萧红，一起到延安去吧！”
“我不想去。”
“为什么？”
“说不定会在那里碰见萧军。”
“不会的。以他的性格，他不会去，我猜他到别的地方打游击去了。”
聂绀弩吃饭时，萧红不说话，只是目不转睛地默默地望着，像是窥伺久别了的兄弟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健饭似的。显然，她一直在想心事。
出了馆子，萧红对聂绀弩说：“要是我有事情对不起你，你肯原谅我么？”
“你怎么会有事对不起我呢？”
“我是说你肯么？”
“没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谅的。”
“那个小竹棍儿的事，端木没有问你吧？”
“没有。”
“刚才，我已经送给他了。”
“怎么，送给他了！”聂绀弩突然感到是一个不好的预兆，“你没有说已先送给我了么？”
“说过，他坏，他晓得我说谎。”
沉默。
聂绀弩说：“那小棍儿只是一根小棍儿，它不象征着别的什么吧。”
“你想到哪里去了？”萧红扭头望着别处，“早告诉过你，我怎样讨厌谁？”
“你说过，你有自我牺牲精神！”
“怎么谈得上呢？那是在谈萧军的时候。”
“萧军说你没有处事经验。”
“在要紧的事上我有！”
不知道是聂绀弩重提萧军的说话触痛了她，还是因为她已经单方面作出了与萧军分手的决定，她的话说得坚决而艰难，听得见声音在发颤。
“萧红，”聂绀弩提醒她说，“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其实，对她来说，离开萧军就是自由，就是向上飞。萧军执意将自己留下来，而把萧红当成包袱一样让丁玲和聂绀弩托管。他应当知道，人究竟不是物，是不能被决定，被负责的，有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能力。而今，包袱从受托人那里自行挣脱出来了。自己的问题由自己解决，萧红觉得，这才叫远离了“奴隶的死所”。
离开萧军以后，萧红的头脑变得清晰许多。同端木蕻良的频密的接触，虽然让她迷醉于关于个人自由与幸福的联想，但是梦幻并非是无益的。正是这新生的情感经验，推动了她的理性选择。
第二天，萧红为丁玲和聂绀弩送行。人丛中，聂绀弩向萧红做出飞的姿势，又用手指着天空。萧红会心地笑着点头。
大局已定。
萧军、丁玲和聂绀弩先后把一段短窄的时间和空间留给了萧红和端木蕻良，使他们有了无障碍的、全方位接触的机会。开始，意味着另一种结束。事情变得不可逆转。
雪莱在一篇论爱的文字中引用斯泰恩的话说：假如他身在沙漠，他会爱上柏树枝的。谁叫萧军给她制造了这样荒凉的沙漠呢？何况端木蕻良也还不是一根枯燥的柏树枝？
关于萧红和萧军两个人最后见面的情形，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和平的分手是合乎逻辑的。
丁玲和聂绀弩走后半个月，突然回到西安，而且当中多了一个萧军。原来萧军在去五台山的中途折到延安，和他们碰着了，后来计划再去五台，形势已经不容他成行，只好随他们一道到西北战地服务团里来。
这时，萧红和端木蕻良正寄居在团里。
三个人这么快又凑齐了回来，是他们意想不到的。当丁玲一行刚刚走进团部的院子里，就听见丁玲的团员喊：
“主任回来了！”
萧红和端木蕻良一同从丁玲的房里走出来，一看见萧军，两个人都愣了一下。端木赶忙过来和萧军拥抱，聂绀弩看见，他的神色是含有畏惧、惭愧等复杂的意义的。聂绀弩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又赶了过来，拿起刷子给聂绀弩刷衣服上的尘土，低着头说：“辛苦了！”但聂绀弩听那声音却像在说，“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
这时，聂绀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里去了！
萧军一回来，谁也不加理会，只顾洗涤头脸上的尘土。萧红走近他的身边，微笑着对他说：
“三郎——，我们永远分手吧！”
“好。”
萧军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说。接着，萧红很快就走出去了。
对于这出喜剧的闭幕式，萧军在由延安到西安的路上就准备好了的，但他没想到幕布会落得这样快！他想，这可能是萧红自己的决定，也可能出于端木蕻良的主张，但不管怎样，他们的关系既然已经确定，就一定会宣告出来，争取公开和自由，免得引起某种纠纷。对此，自己原先是有过约定的，而这回又由她主动提出分手的要求，如果说双方还曾有过什么契约的话，也算自动解除了，再有什么废话可说！
萧军说，他从来没有向萧红这个没有“妻性”的人要求过“妻性”。有意思的是，他在对聂绀弩说话时，和萧红一样使用了“痛苦”一词，并且说虽然痛苦，仍然可以“迁就”。明明白白地，所谓爱情，对他而言，只是迁就而已。
实际上，萧军是一个“主权者”，顺从、妥协、迁就最多的，还是萧红。当然，这不是萧红所愿意的。她向着这主权者做出各种反抗，也不能说反抗毫无效果，尤其在“出走”日本之后，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似乎趋向于几何学的平行关系，她赢得了更多一点的独立性；但是，他们之间仍然没有出现重叠或相交的亲密关系。这是两条孤离的直线，其中的一条，惟靠屈折起来保存自己。所以说，端木蕻良的出现是一个结果，或者说只是一个诱因，而不是导致分手的根本原因。
从感情到凝聚为行动，需要一个过程。然而，对于同端木蕻良的结合，萧红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就在临汾，萧红写下散文《记鹿地夫妇》，笔调是轻松的，说到萧军时，还使用了昵称“军”。萧军走后，萧红在内心里的冲突发生了，而且肯定愈来愈剧烈。她把小竹棍交给聂绀弩，应当看作是主观上力图抵制来自端木蕻良的诱惑的一个标志性行为。但是，当聂绀弩这位在西安团队中几乎是惟一的可倾谈的老朋友也要离她而去时，她的情绪波动了，一种孤独感袭击了她。什么爱情和友谊，在她看来，都是如此脆弱，不堪信任。在世界上，一个人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是的，她需要抚爱、保护和温暖，其实，这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她失去了亲人，情人和朋友也相继离去，她什么也没有。她害怕一个人过日子，害怕遭到世界的冷落甚至强力的压迫。此刻，身边只有一个人，就是端木蕻良。萧红不是那种深谋远虑的人，她关注的只是现在，如果现在给予她真诚的爱，阳光，或者野火，她愿意在瞬刻之间融化自己，哪怕从此永远在草间流失！
要说背叛就背叛吧！要说报复就报复吧！她已经受够了！
当萧红做出了脱离萧军的决定以后，表现出了从来未有过的自信；面对萧军的时候，始终保持一种镇静，甚至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威严。这里包含了一种母性，这时，她不但没有保护人，除了保护自己，还要保护端木蕻良免受萧军的侵犯！
在萧军的眼中，萧红是一只柔弱的温顺的小羊，虽然有时也使用了她的犄角；想不到过去一个春季，竟长成了一只豹子！
在双方达成和平协定之后，因为一些遗留的问题需要解决，萧红和萧军还有过好几次接触。当然，这都是萧军采取主动的。
据说有过一次关于孩子的谈话。萧军知道萧红已经怀孕，所以建议她生下孩子以后再分手。可是萧红去意已决，不接受他的劝告，也不愿意把孩子给萧军。不过，萧军不留萧红而留孩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事，不知是出于生物学的动机，还是先祖的遗教？
骆宾基根据萧红的讲述，在小传里记下了这样一段最后的故事：
萧红见了萧军，向他警告说：“若是你还尊重我，那么你对端木也须要尊重。我只有这一句话，别的不要谈了。”
她说完，愉快地走向丁玲的房间去了。
萧军仍然有些话要说，即使是长此诀别。当他找机会同萧红约见的时候，萧红说，到外面散步也可以，只是不能就单独的两个人。只要她去，就一定要约端木陪同。
她知道这是萧军不能接受的屈辱条件，实际上是不愿意再谈话。
“那么你把那些给我保存的信件拿来吧！”萧军最后说。
“在那边的房间里，我去拿。”
他们两人走进了隔壁的房间。当时，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们都注意到了，他们在院落里悄悄地站着，注视着，希望两个人会谈完毕，能带着愉快而幸福的脸色走出来。
一进房间，萧军就在她所要开启的那具箱子上坐下来：“我有话说。”
“我不听。”萧红说，“若是你要说话，我就走。”
“你听！只……”
“我走啦！”
萧红匆匆走出来，在丁玲的那些年轻团员的注视中，她低着脸走过去。随后，萧军也沉默着肃然出现……
深夜。月亮还没有上来，四周黑黝黝的。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在路上散着步，沉默地各自走着，气氛很沉闷。萧红这时注意到，他们是走在莲湖公园的大门前面了，于是提议道：“我们到公园里去走走好吧！”
“这么晚了，到里边去走什么！”
“我要去。”萧红说。
“要去，你一个人去。”
“端木来！”
“你不能去！”萧军说。
萧红一个人愤愤地走进了树木森然的公园。她想，你以为我一个人害怕么！她快步向林荫深处一直走去，突然，发觉背后传来萧军的脚步声了。她立刻离开走道，躲到一棵树的背后，隐遁起来，悄悄地侦听着。那熟悉的、健捷有力的脚步声，急促地传来。
“悄吟！”
萧军停住，一连呼唤着。萧红默不作声，等萧军走过去，才轻悄地沿着来路独自走了出去。在公园门外，她会同端木蕻良走开了。
萧军终于没有获得两个人单独会面的机会。
在与萧军的关系彻底破裂之后，萧红约端木蕻良到公园里去，把情况告诉了他。
“这么说，你自由了！”
端木蕻良想不到萧红听了，竟掩面痛哭起来。随后，她告诉他说，她已经怀孕了。
这是萧红与萧军的爱情的“遗产”。这笔遗产，是端木蕻良迷醉于他的爱情之后的意外的发现。无论在感情方面，还是在实际处理方面，让他接受起来都不是轻松的。要知道，这是一个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少爷，从小受着家族的保护，在生活上从来不曾经受到艰苦的磨炼，又没有身为人父者的经验，当他听到萧红的诉述之后，即使不是尴尬的，忧虑的，反应也是复杂的。从日后的事实证明，对于这遗产的处理，他采取了回避政策。这遗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他与萧红之间在生理上达致亲密的一重阻障；即使在行动上可以不负责任，至少在心理上，他无法摆脱这份沉重的负担。
在此之前，萧红生活中的一个切近的目标是：同萧军分手。为了赢得个人自由，她确实下定决心，全力以赴。但是，当她到达目的地以后，很有可能会顿然觉得混乱，甚至茫然。
命运是如此地戏弄着她：开始和萧军生活时，怀的是王恩甲的孩子；将要和端木蕻良生活时，孩子的父亲却是萧军！男人都不会喜欢孩子的，因为没有血肉的关联，尤其是别人的孩子。萧军不爱别人的孩子，端木也不会。如果失去了父爱，即使孩子艰难而平安地长大，也不会感到幸福。可是，如果家庭多出了一个累赘的孩子，男人会感到幸福么？女人呢？假如没有了孩子，只有男人和女人，所谓幸福，就会永远和他们厮守在一起了么？……
萧红一定会想到许多，然而一样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为了一个小小的伦理学试验，她深知，人生每走一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而现在，虽然疑虑，也不无伤感，她已经无所畏惧，也无从畏惧了。道路再艰难，她也得走下去，也许今天两个人走，明天还是一个人走，正如走过的路一样……
1938年4月，在萧军决定随丁玲去延安之后，萧红和端木蕻良乘火车返回武汉。
在西安，萧红曾经收到池田幸子的信，要她南下武汉，他们在武汉等她。这时，鹿地亘夫妇都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于是，在绿川英子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萧红后半生悲剧的这一页，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投影：
……逃难的人群如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萧红夹在其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的行李，步履迟缓。旁边，是轻装的端木蕻良，手里捏着司的克，神态从容。萧红并不企求帮助，只是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隆起的肚子……
到了武汉之后，萧红和端木蕻良一起到小金龙巷找蒋锡金，希望解决端木蕻良的居住问题。
蒋锡金问起萧军的去向，他们说是到兰州去了，便没有细问下去。蒋锡金说：这房子还租着，不过已经有三个月没有付房租，目下也拿不出这笔数目；现在只要能付一个月的租金，就可以住进去。端木说他能付，蒋锡金就把房间的钥匙交给了他。接着，蒋锡金问，萧红怎么办呢？回答说是住到池田那里去。
过一段时间，蒋锡金回到原住处交房租，捎带取些衣物。由于梁白波的妹妹曾在里间住过，蒋锡金的东西都放在外间，取完东西，和端木略谈了一会，正打算离去，听得里间有个女声叫他，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一听这是萧红的声音，就推门进去了。
端木蕻良留在外屋，没有跟进去。
萧红躺在床上，盖着被子，睁大了眼睛，脸色苍白，好像有些害怕的模样。
蒋锡金明白了，这是萧红要向她公开与端木蕻良的关系。萧红拍拍床沿，让蒋锡金坐下，告诉他说自己怀孕了，要他帮助找一位医生做人工流产。
蒋锡金知道，做人工流产是犯法的，医生要负刑事责任，便说这件事确实没有办法帮忙。随后，他问几个月了，说是五个月了；又问是谁的，说是萧军的。他说晚了，流产有生命危险的；况且，是萧军的更应该生下来，这是一条小生命！
萧红流泪了。
她说，自己一个人要维持生活都很困难，再带一个孩子，就把自己完全给毁掉了。说罢，泣不成声。
蒋锡金说，认识的医生只有宇飞，你也认识的，请他来商量一下怎么样？萧红大声说，不要，我不要找他，不能找他！蒋锡金只好抚慰她说，不要太担忧，孩子生下来总能有法子，这么多朋友也不能看着你不管，可以托人抚养，也可以赠送给别人，还是好好生下来罢……
爱是沉重的。对于萧红来说，这时候，她至少有着双重的负担：一是孩子；二、连爱本身也成了问题。在文化圈内，没有一个人对她的行动表示认同。
她到胡风家里，告诉他和梅志，她跟萧军分离了，现在同端木蕻良在一起。他们并不感到突然，但是没有任何祝贺的话。胡风向她说：“作为一个女人，你在精神上受了屈辱，你有权这样做，这是你坚强的表现。我们做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感到高兴。但是，又何必这样快呢？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
池田见到梅志，这样说到萧红：“我请她住在我家，有一间很好的房子，她也愿意。谁知晚上窗外有人一叫，她跳窗逃走了。”说着，又气恼地补上一句，“喝！像夜猫子一样，真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
胡风夫妇的态度应当影响到池田，何况，萧军也是她的老朋友。总之，对于萧红的爱情生活，她是有看法的。
梅林不常去看萧红，他不愿意因小金龙巷的那间曾经热闹一时的房子引起不快的联想；许多时候是萧红到他的住处闲谈，偶然会和萧红一同去蛇山散散步。
“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处理不好么？”有一次，萧红见到梅林，突然这样发问。
“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事。”
“那么，你为什么用那种眼色看我？”
“什么眼色？”
“那种不坦直的，大有含蓄的眼色。”
梅林一时语塞。
“其实，我是不爱回顾的，”萧红说，“你是晓得的，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生活，也不能在一种单纯的关系中生活。现在我痛苦的，是我的病……”
萧红说的“病”，即怀孕的意思。她听说梅志和房东的太太一起去找医生准备打胎，也跟随着去了；结果因为医生要价太高，只好沮丧着离开医院。快乐和幸福转瞬即逝，不幸的事物却是植根太深，想拔也拔不掉。隆起的肚子不能不提示着自己去想萧军，说是不爱回顾，其实太爱回顾，她的几乎所有的文字不都是忆念的文字吗？然而，对于两人的往事，而今已不堪回首，但也没有“新生活”可以述说，只好孤立地、游离地生活在朋友之中，把苦痛埋在心底。
她要作为一个独立作家的身份出现，并不为大家所接受，而必认定她是某某的妻子，或曾经是某某的妻子。即使这段婚姻结束了，情况不会改变；即使新的婚姻开始，也无非重复原先的那种潜命名方式。总之，她从此再也无法恢复女性的本来身份。
女人是谁？一个符号，一种标签，而且只有在阐释男人的时候，才可能获得附带的意义。关于女人存在的价值，权利与尊严，在文化圈里，恐怕没有别的女性比萧红的认识更深，因为她在男人世界中所受的伤害是过于惨重了！
这么多的所谓的朋友，为什么关心的只是萧军的妻子，而不是一个叫萧红的女人？为什么只是指责分手，而不问引起分手的根由？为什么只是究诘与某个男人的结合是否合适，而不考虑对于爱的追求本身是否必要？男女之爱，只有一个真实与否、忠诚与否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当一个人已经获得独立，并且全身心爱着的时候，为什么要阻挠她、而不是鼓励她呢？爱情本来就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而不是使她从一种束缚走向别一种束缚，为什么要向你们的朋友抛出这么多冷酷的绳索呢？……
萧红没有一个纯粹属于自己的朋友，所有的朋友都是同萧军一起认识的，或者原来就是萧军的朋友。因此，当他们不是同情她、支持她，反而疏远她、反对她，甚至谴责她的时候，她便把他们都看作是萧军的袒护者，是一个保卫旧思想旧道德的敌对集团，从而极力抗拒。其实，她何尝不知道朋友的存在，对于自己的重要呢？但是如果他们非要把端木蕻良从自己这里拉开不可，然后中伤他，孤立他，那么她宁可从他们那里自动脱将出来，让自己最先遭到孤立！
在朋友的包围中，萧红成了世界上最勇敢的女人！
一个颠簸流浪了多年的人，一个刚刚经受了家庭风暴震荡的人，一个失去了对话空间的人，多么需要找寻一间语言庇护所，安顿自己的灵魂。自从决定和端木蕻良一同南下武汉的时候起，萧红就渴望能够安静地写作。只要能够写作，所有的朋友离开自己，不信任自己，鄙夷自己，对萧红来说，都可以忍受下来，甚至可以变得无所谓，——只要身边守着一个为自己所深爱，也深爱着自己的人！
为了自己的爱人，萧红一直做着牺牲，现在仍然愿意做这牺牲。她知道，萧军是强的，而端木蕻良是弱的。她已经失去了任何庇护，但也不需要庇护，她已经成熟了，她可以庇护别的人了。也许，萧红会暗暗自觉了内心的强大，并且以这强大为满足。而这，也就是她在新的环境中，遭到朋友的冷遇而能保持一种明朗、奋发的斗争姿态的力的源泉。
六七月间，日军分成五路包围武汉。
国民党政府发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但是，那些党国要人却带头迁往重庆方面了，一些工厂企业、机关团体也纷纷西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部由姚蓬子去重庆筹备搬迁，第三厅也准备着迁移的工作，一些文化人扶老携幼陆续走了不少。大灾难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城市，人心惶惶不安。
当此危难之际，萧红和端木蕻良之间，在今后的去向问题上很可能发生过一些摩擦。
端木蕻良一直有着做一名战地记者的梦想，这时开始与某家名报社接洽，想只身去前线。这种想法，实际上等于重复了萧军半年前的打游击的决定，是与两人共同建造文学事业的契约相违背的。萧红一定会感到非常失望，何况怀孕在身，用她的话说是一个有病之人。
有一天，天空阴沉沉地下着小雨。张梅林从武昌乘船过江，在舱口里，恰好发现萧红披着斗篷一个人坐在那里。
“怎么，你一个人呢？”
“一个人不好过江么？”萧红开始和他谈天。等到知道了他和罗烽将要订票入川的时候，她突然神色焕发地说：“那我们一起走，好吗？”
“你一个人么？”
“一个人。”她说，“我到哪里去不都是一个人呢？”
“这要和端木商量商量。”
“为什么要和端木商量呢？”萧红睁大了眼睛说。
她立刻感到了作为一个女人的从属性。她觉得，她与端木是同居的关系，这是一种自由的对等的关系，当端木执意要当他的记者时，她就完全有权利由自己安排自己。可是，连梅林这样的老朋友，也不能承认自己的个人权利，他的两只脚，仍然要站在端木的一面！——心地正直的朋友呵！她不禁在心里呼喊起来了。这正直是怎样的可怜！
给萧红施以最大打击的，还不只是名分上的从属性，等到船票到手之后，端木蕻良要求梅林让他上船，说是萧红不走，要留下一些日子另外等船。这样，他便把船票作为己有，和梅林、罗烽一同启程入蜀了。
骆宾基在写到萧红一生中的这个关键的时候，把端木蕻良的做法，直截了当地写作：“遗弃。”
萧红坦然地负起两个男人先后留给她的重轭。
日军开始进攻武汉。大轰炸使萧红感到恐惧，第二天，她把蒋锡金的被褥、床单和枕头打了个铺盖卷，带上小提箱，雇了人力车径直开到汉口三教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在地。
她找到蒋锡金，说要搬到这里来住。
蒋锡金问：“端木呢？”
“去重庆了。”
“怎么不带你走？”同样的男性台词。
“为什么我要他带？”
蒋锡金觉得她说的也对，没有理由非他带不可，于是让她坐下，给她分析了文协的住房情况：整栋房子楼下的两间住的是《大公报》社长兼主笔赵惜梦一家，楼上两间由孔罗荪租用，另有一间做文协对外联络的场所，根本没法子住。
“我住定了，”萧红的口气简直是不容讨论的，说，“我睡走廊楼梯口的地板，去买条席子就行。”
蒋锡金说：“席子倒有，可是那是人来人往的通道，你睡不稳的，别人行走也不方便。”
萧红不管这些，向蒋锡金要了席子，打开铺盖铺平了就随即躺下。她实在太累了。
萧红就这样住了下来。
平时，萧红总是在地铺上躺着。一天，老朋友高原来找，她便坐在席子上谈话。
高原是因为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联系人，从延安到武汉来的。武汉的夏天特别炎热，高原看见她的床铺空空的，没有帐子，边上只摆着一盘尚未燃尽的蚊香。言谈中知道，萧红这时已经囊空如洗，高原便把自己仅有的五元钱给了她，她也就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她穷困到如此地步，使高原心里暗暗吃惊。谈到端木蕻良的时候，高原说听人家说是脸上有明显的天花疤痕，萧红取出她和端木蕻良的合影给高原看，高原觉察到，她的神情很不自然，也不愉快，并不热心谈到端木蕻良。
对于萧红同萧军分手一事，高原是有怨言的。他批评萧红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诸如此类。萧红听了很反感，说高原从延安回来，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前不久，就因为舒群执意劝说她去延安，她同舒群争吵了一个夜晚。她说她不懂政治，在党派斗争问题上，总是同情弱者；又说她崇拜的政治家，只有一个孙中山。不知是不是因为萧军的缘故，总之，到了后来，她好像并不喜欢延安。
毕竟是老朋友，高原还是经常在晚上去看她。面对江风渔火，朋友间无所顾忌地交谈，对她来说无论如何是好的。
有一天，有几个人喊着蒋锡金的名字上楼，要蒋锡金请他们饮冰。蒋锡金说没有钱，你们请客我便去，他们说大家凑吧。萧红从地铺上一骨碌爬起来，说：“我有钱，我请。”
一群人高高兴兴到了胡同口一家新开的饮冰室。萧红说大家可以随便要，各人要了饮冰、冰激凌和啤酒，一共用了两元多钱。萧红从手提包里拿出高原给她的那张五元的钞票付账。女侍者送回多余的钱，她挥了挥手说不要了，女侍者连连称谢。
出了饮冰室，大家一哄而散，各自走了。
蒋锡金埋怨萧红太阔气了，为什么这样大手大脚乱花钱？萧红说，反正这是她最后的钱，留着也没用了，花掉它也花个痛快。蒋锡金批评她说，这太没有道理，现在兵荒马乱，武汉还不知道能保卫几天。日本军队不过在田家镇按兵不动罢了，如果一旦发动进攻，你想想那会是个什么场面？她说，反正留下两元多钱也是什么都用不上，你们有办法我也有办法。蒋锡金说，最紧张的时候可能我人在武昌，江上的交通断了，我能顾得上你吗？她说，人到这步田地，发愁也没有用，反正不能靠那两元多钱！
这样一来，蒋锡金不能不为她发愁了。
他到生活书店，向曹谷冰借了一百元；又去到读书生活社，向黄洛峰借了五十元。他说明是代萧红借的，由她用稿子还，如果她不还就用自己的稿子还。他把钱拿回来交给萧红，说明钱的来历，让她好好保存着供逃难用，不许乱请客！
萧红苦笑着收下了。
蒋锡金还是放心不下，又去找冯乃超，说萧红这样留在武汉不行，应当想法子把她送走。冯乃超表示同意，说他的夫人李声韵过几天去重庆，可以让她们结伴同行。
萧红是孤寂的。
可是，她现在已经能够把灰黯的心情隐藏起来而不露痕迹了，何况她的性格本来就有着明朗的方面。在众人面前，她的状态很好，不会有人怀疑她是一名生活的战败者。
随着敌机频繁的轰炸，文协的人大都已经内迁，空置下来的房子于是成了留在汉口的朋友的聚会场所，有时还煮点咖啡，夜袭时，开个有趣点的晚会。但是到了后来，人越来越少，原来留下来的客厅，便又成了朋友临时的宿舍了。
开始时，生活还算有秩序的，因为有一个女仆烧饭和做些打杂的事，所以在这个临时的“收容所”里，还能过上相当舒适的日子。可是没有几天，客人中失掉了一笔巨款，最大的嫌疑人是女仆；等到判定是她的时候，她已经逃掉了。于是，这个小小的集团便失却了秩序。
由于船票难买，萧红和李声韵只好暂时住下来。萧红不肯住在客厅，独自在一间小过道里搭了地铺住。
没有人烧饭，大家便要安排着每顿饭的节目，往往吃午饭的时候，就要计划晚餐。住在这里的冯乃超和其他的人是不赶回来吃饭的，剩下来要解决吃饭问题的便只有孔罗荪、萧红和李声韵三个人。锦江的砂锅豆腐，冠生园的什锦窝饭，都是他们物美价廉的餐所。逢到精神好的时候，萧红便去买了牛肉、包菜、土豆和番茄，烧好一锅汤，吃着面包。这是他们所享用的最丰盛、最富有风味的午餐了。
最后，往往是闲谈。
萧红独自吸着烟，非常健谈，话中谈到她的许多计划和幻想。
“人需要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着。”烟雾散漫在她的面前，有如一种神秘的憧憬，增加着她的幻想。
“即使是日常生活中很琐细的小事，也应该有理想。”她继续说下去。
这时，李声韵往往是默笑着，孔罗荪喜欢斜躺在租来的长沙发上，享受着这难得的悠闲：“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最小的理想吧。”
“我提议，我们到重庆以后，开一座文艺咖啡室，你们赞成吧。”萧红睁大了眼睛，挺了挺胸，吹散面前的烟雾。
“唔。”李声韵微笑着，点着头说：“你做老板，我当伙计，好吧！”
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这是正经事，不是开玩笑。”萧红突然一本正经地说：“作家生活太苦，需要有调剂。我们的文艺咖啡室一定要有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比方说：灯光、壁饰、座位、台布、桌上的摆设、使用的器皿，等等。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具有美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使客人得到休息。哦，总之，这是一个可以使作家感觉到最能休息的地方。”说完，她满满地吸了一口烟，又把它远远地喷了出去。
果然，他们都沉浸在这个美丽的计划之中了。
“这不会成为一间世外的桃源吧？”
“可以这样说。”萧红肯定地回答说，“要知道，桃源不必一定要同现实隔离开来的，现实和理想需要互相作用……”
“哟！理论家又来了！”李声韵笑起来。
“你们看见有一天报纸的副刊上登过一篇文章么，题目叫《灵魂之所在咖啡室》，说在马德里有一家《太阳报》，报馆里有一间美丽的咖啡室，专供接待宾客及同事之用，四壁都是壁画，上面画了五十九位欧洲古今的名人，有王侯、有文学家、有科学家和艺术家，而每一个人物都能表现出自身的个性和精神。这些壁画，可以使它的顾客沉湎在这万世不朽的，人类文化所寄托的境界里，顿起追崇向上之心。你们看，我们的灵魂难道不需要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所在吗？”萧红说得兴奋了，脸颊浮上了两片红云，引起小小的一阵呛咳。
她大约有点疲倦了，让整个身子陷入沙发中，抬头望向天花板，也不吸烟，尽让那卷烟夹在手中，袅袅地升上一缕青灰的雾线……
休息了片刻，她没有改变她的姿势，轻声地继续说：
“中国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苦闷的。而来为作家调剂一下的，还非得我们自己亲自动手不可！”
“我完全赞同，好，我们现在到‘美的’去安顿一下我们兴奋的灵魂吧。”孔罗荪提议说。
“不，现在很累，还想在这里休息一下。”萧红和李声韵几乎同时说道，似乎她们为这美丽的计划而倦着了。
船票终于买到了。
萧红和李声韵一起离开了汉口。船到宜昌，李声韵突然病倒，由《武汉日报》副刊编辑段公爽送进了医院。这时，途中只剩下萧红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她独自去找船。天还没有放亮，她在码头上被纵横的绳缆绊倒了。这时，她怀着将足九个月的胎儿，衰弱而且疲倦，手上还提着行李，倒下以后几次挣扎着要爬起来都是徒劳，她全身已经没有一点气力了。她只好平静地躺着。
后来，她这样向骆宾基述说当时的心境：她躺在那里，四周没有什么人，她感到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平静，望着天上寥落的星星，心想：“天快要亮了吧！会有一个警察走过来的吧！警察走过来一定有许多人围着，那像什么呢？还是挣扎着起来吧！”然而她没有力量，手也懒得动，算了吧！死掉又有什么呢！生命又算什么呢！死掉了也未见得世界上就缺少我一个人吧……
她向骆宾基说：“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说的时候，她的眼睛润湿了。
……她就那么躺着。天亮了，有一个赶船人走了过来，到底，她在这个人的扶助下站了起来……
9月中旬，萧红艰难来到重庆。见到梅林，她说：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先期到了重庆的端木蕻良，当不成战地记者，却在迁至重庆的上海复旦大学谋了一份教职。由校方安排，他住在昌平街黎明书店的楼上，是复旦大学刊物《文摘》的门市部。大约因为这住处不大方便，也因为自己的产期将近，萧红按照罗烽在船上写给端木蕻良的住址，设法联系上了白朗，很快地便住进了江津白朗的家里。
白朗是萧红同萧军结缡未久便相识了的朋友，可以说，是萧红的命运的见证人。在哈尔滨，每当她走进他们那不见阳光的小屋，都会看见两张比阳光还要灿烂的孩子般的脸，贫困的压迫没有让他们低下头来。即使在他们怄气的时候，她也觉得那是幸福的争吵。到了上海，她看见，一切仿佛都没有变样，他们依然那么坚定地从事于写作，而贫穷又永在尾随着他们。可是，萧红的脸色却见出了病态，精神也不似以往的愉快，她感觉到他们的那只注满的幸福之杯已经开始倾泄了。她是喜欢萧红的，包括既温柔又爽朗的性格，还有对事业和爱情的忠诚，却不大能接受那过度的忍让。她体验到，萧红的爱人的热情并没有得到真挚的答报；相反，常常遭到无情的挫伤。但这些伤痛，萧红都是一个人隐忍着，对她也很少诉说。几年来，大家都在流亡，也还有相遇的机会，每次见面交谈，她都感觉到萧红内心的忧郁逐渐深沉了，总像是有一个不幸的黑影在远处伺伏着。果然，幸福之杯粉碎，萧红和萧军终于分手了。
接着，她听到传说，萧红爱上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
到底萧红怎样了？朋友来到面前，白朗反而困惑起来，她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反常。
在一个房子里，两人同住了一个多月，萧红从来不向白朗谈起和萧军分开之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都埋在心里，对于一向推心置腹的朋友也不肯吐露真情。白朗看得出来，在萧红那里，显然一直被一种隐痛折磨着，连平日的欢笑，也总是使人感到是一种忧郁的伪装。
萧红变得暴躁易怒了。有两三次，为了一点小事竟例外地跟白朗发起脾气，直到理智恢复，发觉白朗不是报复的对象时，才慢慢沉默下去。
有一次，萧红对白朗说：
“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去追求享乐。”
白朗感到奇怪：为什么萧红对一切似乎都怀着报复的心理呢？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吧？那么，无疑地，同萧军的分手，应当是她无可医治的创痛了。
行将分娩时，白朗把萧红送到附近的一家小医院。不久，萧红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婴。白朗到医院看过，婴孩又白又胖，前额很低，长得和萧军一样。可是，过了三天，婴孩便死了。关于这婴孩的死亡，医院没有医疗档案可供查证，据说萧红本人的反应是冷淡的，并且阻止白朗找大夫理论。还有一种近于暗示性的说法，说是孩子死前的一天，萧红曾经以牙痛为由，向白朗要过一种德国产的强力止痛药“加当片”。但无论孩子死于何故，萧红的内心都是痛苦无告的。鲁迅在文章中曾经为农妇的溺婴做过辩护，说这些悲惨无助的妇女，倘若由她们亲手溺杀了生下的女婴，其实是因为爱得太深，唯恐孩子长大以后的处境比自己更悲惨。
医院里只有萧红一个产妇。她害怕一个人耽着，闹着要出院。但是，白朗的房东不让她再住进来。按照当地的旧俗，未出满月的女人是有邪气的，住在家里不吉利，房东说，如果要住的话，就要在屋内铺满红布。白朗觉得房东有刁难之意，只好买了船票，直接把萧红送到去重庆的船上。
在最后握别的时刻，萧红凄然地说：
“莉，我愿你永久幸福。”
“我也愿你永久幸福。”
“我吗？”萧红惊问道，接着苦笑了一声，说，“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萧红出院以后，住进歌乐山云顶寺下的一间租定的房子里。端木蕻良在复旦大学教书，同时编辑《文摘》副刊，一般不住在山上。在这里，环境是幽静的。萧红开始恢复她的写作。
这里有一家著名的歌乐山保育院，是国民党妇女指导委员会设立的，院里收养的小朋友多是汉口一带的流浪儿童。音乐家沙梅、季峰夫妇在保育院工作，他们有时会遇见一位妇女挎着篮子，从山坡顶上的房子里走下来买菜。她穿着旧旗袍，外套背心，衣服不甚整洁，头发有点蓬乱，后边挽着一个小发髻，脸色是苍白的。他们打听出来，这位陌生人就是萧红。
季峰很早就读过萧红的《生死场》，非常仰慕，很想上前同这位女作家交谈，但是，萧红似乎并不愿意和人说话，路上偶遇，寒暄两句而已。照顾萧红的人也说她很怪，平日里窗子和帘子通通关上，好像连空气也不要似的，也不爱搭理旁人。端木蕻良有时去看她，常常不走保育院的大道，而从旁侧的小路上坡。
失去了孩子，远隔了朋友，连同端木蕻良的关系也不像情人那般的亲近，倒像有点不尴不尬、若即若离的样子。总之，萧红这时的心情并不好，她的生活对外界来说也仍然是一个谜。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萧红不久就搬到了重庆的一条不见阳光的名叫米花街的小胡同里居住。房子是池田租的，邻居有绿川英子。
早在“八一三”战事后的上海，绿川英子就曾同萧红作过一个多月同屋的房客。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开始从事世界语运动，后来同中国留学生刘仁结婚，逃出日本，从事反战工作。为了避人耳目，绿川英子没敢去拜访萧红，每天只在灶披间烧饭洗衣的时候，看见过她几回衔着烟嘴的面孔，听见过她在楼上的谈话声。
1938年岁末，两人相遇在重庆街上。
这时的萧红，和往日一样闪烁着一双大眼睛，发出响亮的声音，可是从她的身上，绿川英子却有着一种不是相隔一年而是相隔数年的感觉。
“你的名字漂亮，你的文章漂亮，而你本人更漂亮啦！”
萧红以娴静的微笑，代替了初次和异国女子见面时的酬答。
直到这时，萧红在绿川英子的心目中，还不过是通常的一位所谓“女作家”罢了：有优雅的文章和罗曼蒂克的生活，以女色出现于文坛，跟着女色的消失，也一并在文坛上销声匿迹……
这种印象，随着共同的生活和交往，便渐渐为实际情形所修正了。
汉口陷落后，战争暂告一个段落。绿川英子、池田和萧红，三个女人日里在重庆所特有的享乐生涯中度过，夜里又落在与战争无关的闲谈中。在这些场面中，绿川英子发现，萧红竟是一个善于抽烟、善于喝酒、善于谈天、善于唱歌的不可少的脚色。另一方面，除了写作，她还常常为临盆期近、不便自由外出的池田煮她拿手的牛肉，像亲姐妹一样关心池田，陪池田闲聊。她为池田所做的一切，池田是感激的，但因此，也就为她感到惋惜，打抱不平。池田曾经好几次对绿川英子发过这样的感慨：
“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又那么柔弱，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
1939年春天，大约是萧红在重庆期间的黄金季节。
她在山下可以自由地去看望朋友，衣着也开始注意了，好像她有了余暇装扮自己，讲究美和享受。表面看来，她是洒脱的。其实，这是长期被压抑的一种宣泄，是对于过去的贫穷生活的报复，但也未始不是失望的茫然的心境的一种麻醉，一种装饰。
真实的她躲在她那里，人们看不透她。
夏天，萧红搬到北碚嘉陵江边复旦大学文摘社的宿舍里，用绿川英子的话说，是离开她们和端木蕻良过“新生活”去了。
有意思的是，最初萧红并不承认和端木蕻良有同居的关系，而端木蕻良在朋友面前也始终加以否认。尽管这样，他们还是结合到了一起，而且萧红对端木蕻良的从属性似乎明显地一天一天增强了。她很少参加活动，朋友们看见她那明亮的眼睛，听见她那响亮的声音的机会也就日渐减少，她后来就完全自囚于两个人的小世界中了。
开始一段时间，萧红还会常常一个人去看胡风夫妇。梅志刚刚产下一个女孩，她就是穿着一件别致的黑丝绒的长旗袍，手执一株一尺多长的红梅前来探望的。梅志看见她的脸色不像从前苍白，淡淡地有了一点绯红了。
“你倒比过去胖了，精神也好，穿上这衣服可真漂亮。”
她高兴地告诉梅志，这衣服的衣料、金线，还有铜扣子，全是她在地摊上买的。梅志还见过她穿的另一件毛蓝色布旗袍，也是她自己亲手缝制的，那上面还有她用白丝线绣的人字形花纹，把一块粗布料显衬得既雅致又大方。
萧红对于衣饰的讲究，居然作为一种消息，传到上海许广平那里去了。在重庆，据说进步的文艺界也颇多非议，把这当成是小布尔乔亚的表现，不革命的表现，仿佛她生来就只配拥有吃苦的权利似的。
但是，这些舆论似乎并不太影响萧红，或许她也并不留意世间还有这样的舆论。她我行我素，有时也还去看胡风他们。
一天，萧红又一个人爬上三层阁楼里来了。
胡风不在家，她留了下来，在竹制的圈椅里坐下，一边喘气，一边抱怨这山城出门行路的艰难。
梅志为她倒了茶，随即坐下来闲谈，话间，忽然想起日前收到的萧军的来信，便不假思索地从抽屉里取出来给她看。
萧红仔细地看了信，也看了照片。照片是萧军和一位姑娘的结婚照。两个人双双坐在一处山石上，身边还有一只狗，那姑娘看起来很年轻，很健康，也很漂亮。她翻过照片的反面，上面写着：“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的朋友……”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来的红潮也退去了，露出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的呆坐着。
这时，梅志失悔了，想不到一张照片能够如此强烈地搅动她的思绪！
后来，萧红也像是醒过来似的，却没有任何的表示，只是说：
“那我走了，同胡风说我来过了。”
说完，就像逃避什么似地匆匆地走了。
这一年冬天，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秉庄的房子里。
这是镇上唯一的一栋新式楼房。当时端木蕻良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另外还有几个教授也住在这里。靳以就住在端木蕻良的楼上，因为在上海时就认识萧红，也写文章，所以时有往来。
这时候的萧红，身体和心情都开始变坏，消瘦，咳嗽，脸上失去血色，也失去了笑容。她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这个一生都在追寻爱和温暖的女人，看来对四周的世界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只想在过往的记忆中讨回她的生活。如果说她还没有放弃最后的幻想，就是写出自己的作品；对于未来的创作，她还是向往和期待着的。
当她一旦进入她的记忆和想象中的时候，她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据说，复旦大学的教务长孙寒冰曾经找过萧红，请她担任一两节文学课，她谢绝了。要写作，就必须赢得支配自己的自由。她所以主动远离重庆文艺界，自然包含了为大家所知的理由，就是她和端木的关系得不到同情和理解，讨厌看到那对着她却是闪烁不定的、不坦率的、寓有责问的目光，甚至有可能从根本上憎恶这个男人集团。除此之外，恐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写作本身。
她会认为，写作是个人的事，是在独立的房间里进行的；种种的文艺活动，实际上与创作毫无关系，而且会造成损害。在武汉，她曾经参加过两次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她的意见就相当的孤立。关于文学与时代和生活的关系，她强调的是时代中的作家个体，强调生活的积淀及其思考，而不是进行中的生活；强调作家的精神、情感质量、沉静的写作状态；强调相对完整的时间。在一批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家群中，她声称：“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文学的功能之一，她认为，就是同人类的愚昧作斗争。有各种各样的愚昧：国家中心意识是一种愚昧，男权中心意识也是一种愚昧。过去写《生死场》，今天写《呼兰河传》，都在持续着阐释这个母题。如果说过去的认识多少偏于经验和感受，那么现在显然注入了更多的理性，思路更清楚了，写作也更坚定了。
现在，她已经不需要哪一个权威肯定她，给她鼓动。真正的权威已经死了。随着鲁迅的去世，什么真理，什么正义，什么爱，这所有一切在萧红看来都已不复存在。所以，在返回故乡呼兰河的同时，她要重现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少为人所知的人性的方面。一个人，只要怀着人类的梦想，内心充满自由、爱和温暖，他生存于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种斗争。
她一而再地回到这样的一场斗争里。呼兰河和鲁迅，凝聚了人类的苦难、爱和抗争，这时构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回忆和写作使她充实。她愿意让自己陷入这中间。在实际生活中，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并不使她感到快乐，而是愈来愈疲乏、痛苦和沮丧。
关于萧红和端木蕻良在秉庄的生活，知道的人很少。邻居靳以提供的两个情节，对于了解萧红，包括端木蕻良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端木蕻良一派自由艺术家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次日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在炎阳下东奔西跑的办事情，在道路崎岖的山城里走上走下看望朋友，烧饭洗衣，全是萧红。早晨，端木蕻良迟迟不起来，她还得饿着肚子等候。
有一次，端木蕻良把一个四川的泼辣的保姆打了一拳，惹出是非来，也要萧红一个人去接洽调解。她气忿不过，跑到楼上对靳以说：
“你看，他惹了祸要我来收拾，自己关起门躲起来了，怎么办呢？不依不饶的在大街上闹，这可怎么办呢？……”
原来那保姆在他们的窗台上放了一把茶壶。窗外是过道，其余教授的保姆也常常在他们的窗台上放盘子放碗的，端木已经警告过多次，然而无效。正当端木蕻良和萧红因为什么事情彼此生气默坐的时候，窗口上竟又出现了一把茶壶，端木蕻良就伸手一推，茶壶碎了。那保姆就推门进来吵，端木向外推她出去，她借势立刻倒地。于是，纠纷也就起来了……
又要到镇公所回话，又要到医院验伤，结果是赔些钱了事，可是所有这些繁琐的、麻烦的事，都靠萧红一个人奔走。端木蕻良一直把门关得紧紧的，正如萧红所说的那样：“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靳以说他很少到他们的房间里去，去的时候，总是看到端木蕻良蜷缩在床上睡着。萧红或者在看书，或者在写东西。
又有一次，靳以进了屋里，萧红才放下笔。靳以怕惊醒端木蕻良，低声问萧红：
“你在写什么文章？”
萧红一面把原稿纸掩上，一面也低声地回答说：
“我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
轻微的声音，可真的把睡着的人弄醒了。他一面揉着眼睛翻身爬起来，一面用略带轻蔑的语气说：
“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
他果真凑近脸看了看，便又鄙夷地笑起来：
“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他不顾别人难堪，奸狡地笑着。这时，萧红的脸红了，对他说：
“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
端木蕻良再没有说什么，可是还在笑。
靳以觉得不平，又不好插话，便默默地走了。
爱情是在一种最令人感动的姿态下出现的。然而，这时对萧红来说，感动已成过去。多么短暂。同居是以一种亚婚姻的方式组建的男女二人共同体，如果说一定要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确保相关者的自由与安全的话，那么这种牺牲应当是等量和等价的。在这一意义上说，爱和公正是一回事。因此，在现代家庭中，是不能有代表者和被代表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萧红决然和萧军分手，这种勇气来自个人的尊严，来自她对爱情的理解和渴望。用她的话说，她克服了作为女性的长期的“自我牺牲”的“惰性”。而今，这惰性又鬼魂般地附在她的身上了！
为了两个人的生存，萧军和萧红在不同的位置上，各自做出了牺牲。端木蕻良是不肯牺牲自己的。自私，矫饰，畏葸，不负责任。两个男人，两个极端。两个房间是一样的阴暗。
到了这时，萧红仍然默默地做着牺牲，默默地忍受着。
爱一天天丧失……
在镇上大街，有时也会出现萧红和端木蕻良的身影。他们可能出来散步，或者到对岸北碚去，但是从来不曾有说有笑地并肩走在一起。梅志就看见他们两个一起走路的情景：男的穿着他常穿的咖啡色夹克，像过去一样斜着肩低者脑袋，在街上走着；相隔两米远的后面，萧红也低着头，尾随着走。他们像路人一般，各走各的，也不高兴和人招呼。
萧红有一段时间没有同胡风夫妇往来了，他们去靳以家，也不曾下楼看过萧红。有一次梅志去接小孩，在大学的操场边上遇到萧红。她热情地邀请萧红一起到家里作客，萧红犹豫着，终于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拒绝了。
这时，梅志看见萧红瘦多了，抬着肩，缩着脖子，背还有一点佝偻；从背部看过去，真不像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少妇的身影。她不禁在暗地里感叹，时间是多么快的改变着一个女人！如今，再也看不出几年前那个在上海昂着头，挺着胸，用劲地蹬响皮鞋在马路上赛跑的年青的北方姑娘了！
萧红为了参加苏联大使馆在枇杷山举办的十月革命纪念节的庆祝活动，从北碚来到重庆，住进一家旅馆里。
据说，曹靖华前来看过她。见到曹靖华，萧红会感到亲切的，因为他是鲁迅的朋友，读过他翻译的《铁流》。而且，他长期在苏联，跟中国文艺界没有太多的关系，至少不是萧军的朋友小圈子，所以交流是没有窒碍的。
她向曹靖华敞开了关闭已久的精神世界的窗户，详细地谈到她走过的道路和所受的屈辱。
“认识了你，我才认识了生活。”曹靖华听了，感动地说，“以后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
当萧红和端木蕻良一起去探访他的时候，他注意到端木蕻良的小说《大江》原稿上是萧红的字迹，奇怪地问道：
“为什么像是你的字呢？”
“我抄的……”萧红说。
“你不能给他抄稿子，他怎么能让你抄呢？不能再这样。”曹靖华坦率而认真的说。
几个月来，日军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文化人又开始陆续向周边或远处撤离了。
萧红和端木蕻良都在各自写他们的长篇。躲警报确实是令人焦烦的事，尤其是萧红，简直是恐怖。
这时，孙寒冰来找端木蕻良，希望他去香港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在港的东北著名的民主运动人士周鲸文也邀请他去香港办《时代批评》。他的小说《大江》正在香港的报纸上连载，这里有一笔可观的稿费收入，可以保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写作。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到香港去。
一般而言，这个计划应当是端木蕻良提出来的，至少他是极力主张，主动促成的。在重庆的熟人朋友中，他们征求意见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新华日报》前主编华岗。显然，这是端木蕻良的关系。当时，华岗正在乡下养病，看见他们来访，非常高兴。他赞成他们去香港，说香港的文化阵地也需要人，许多事情等着他们去干；又告诉他们香港的东西很贵，经济方面要有充分的保证才行。他们说明在香港可以发表文章，生活不成问题。华岗便说：“那么就去香港吧。”
直到成行前夕，萧红才把它当成是一个决定，向梅林公布了。
“过几天，我要去香港。”
“你自己？”
“两个人。你别告诉别人。”
过了几天，萧红果然和端木蕻良一道乘机飞往香港了。
他们走得很匆忙，却又分明有着计划。胡风说是“行止诡秘”，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他们没有向朋友告辞，连楼上的靳以也不告诉，甚至连保姆也没有辞退。
1940年1月19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
他们最先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台找到一间住房，不久便搬到不远处大时代书店隔壁。房间不大，放置着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年过后，再搬到乐道大时代书店二楼。房间依样不大，放置着一张床，一张写字台。
香港文艺界为他们的到来举行了欢迎会。
这时的萧红，简直成了明星，应邀参加了各种活动，作过多次关于抗战、妇女问题和文艺问题的讲演。随着社会上的救亡运动的推动，萧红的心情很有点亢奋，三月间，还曾起意编辑出版一种大型文艺刊物，名目就叫《鲁迅》。在她的计划中，这刊物有长篇，有短篇，也有散文和诗，但一定要每期都有关于鲁迅的文章。她想到三部分的工作，一是收集稿子，二是弄出版关系，最后还想由自己去弄钱。其中重要的是组稿，为此，她还特意写信给许广平，希望得到具体的赞同。
可是，朋友呢？
等到她平静下来之后，大约会想到，这种依靠团体力量做的事情，她自己是做不来的。她唯一能做的，只有写作。
原来有限的几位朋友，都因为同端木蕻良的关系彼此疏远了，其中包括胡风。但是，对于曾经关心过自己的人，她依然感念。来港之后，她陆续写信给重庆的几位，报告自己的行止。
在给梅林的信中，她解释飞港的原因，说是想安静的写点比较长些的作品，其次是怕听警报。到了下半年，香港的空气因不时传出日本南进的消息而呈一种疟疾式的紧张，每到这时，她立即写信说正在购机票回重庆，要梅林给先找房子，但紧张空气一过，她又以写作或生病为理由延宕下来了。
她也有信给靳以，感谢他对自己的关切之情，其中说到身体的状况：没有什么大病，但是身体衰弱，贫血，走在路上有时会晕倒。又表示说：这都不算什么，只要生活能好一些，这些小病就不算事了。
写信给华岗时，也说：“我来到了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因为华岗不是过去朋友圈子里的人，所以从中捎带发泄了一通对胡风向许广平说她“秘密”飞港一事的不满。她并不认为胡风存心侮陷，但是这种不顾后果随便说话的“损人而不利己”的态度，她是不以为然的。她和华岗相交未久，华岗来信时时表现出对她的身体和创作的关心，无疑使她在陌生的孤岛里感到特别欣慰。她把长篇写作的计划告诉华岗，同时惦念着华岗的著作《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在上海的出版情况，特地托人到沪地代为考查。这也正如她在信中说华岗的，“远在万里之外，故人仍为故人计”。她是一个重情谊的人。
说到打算写的长篇，是一个关于革命和恋爱相冲突的故事，内容是写她的一个同学，为追求革命而把恋爱牺牲了。两个人彼此都曾对革命抱有很高的热情，便又都把握不了那革命，所以悲剧是注定了的。他们一度感受到的幸福就像薄纱一样被风吹走了。结果是一个东，一个西，不通音信，男婚女嫁。说到两人在小说中的分离的结局时，她写道：“在那默默的一年一月的时间中，有的时候，某一方面听到了传闻那哀戚是仍会升起来的，不过不怎么具体罢了。就像听到了海上的难船的呼救似的，辽远，空阔，似有似无。同时那种惊惧的感情，我就要把他写出来。假若人的心上可以放一块砖头的话，那么这块砖头再过十年去翻动它，那滋味就绝不相同于去翻动一块放在墙角的砖头。”她的写作动机，很可能出于对萧军的想念而起的惊惧与哀戚。后来，小说没有写成，她把时间用来写鲁迅的哑剧了，而最大的可能还在于，她没有力量去翻动放在心上的那一块砖头。
在有限的朋友中，显然，萧红对白朗的信任超乎所有人之上。女性信任女性，看来是合乎萧红的原则的。像下面这样的话，在其他信件中不曾出现过：
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情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她在暗暗哭泣。
孤独是不带面具的。心灵一旦敞开，便暴露了她的生活的秘密，即使她曾经极力设法掩盖它。
萧红和端木蕻良维持着一种不冷不热、忽冷忽热的关系。
倘若换一个角度，从萧红的身体的阶段性变化看两个人之间的离合关系，是很有意思的。
在端木蕻良只身离开武汉时，萧红已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用他们的朋友孙陵的说法，这时端木蕻良对萧红似乎已经生厌了。在重庆，他们见面之后也不是马上同居的，这里有重新消除隔阂重建信任的可能性。萧红生产是在没有端木蕻良照顾的情况下进行的，及至产后，也不像当年爱上萧军那样的形影不离，而是另行居住到完全恢复了健康，全身洋溢着为梅志所称羡的那样一种青春美感的时候，才开始去过她的“新生活”。当然，萧红的行动首先体现了她对爱的追求，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端木蕻良的追逐；因为爱着，所以给予，这也就是她所说的“自我牺牲”。可是，到了后来，当她发觉爱的对象已经发生蜕变，她那在与萧军决裂前后所形成的对爱情和友谊，包括对自己的健康状态的悲观主义态度，便又突破脆薄的自我抑制机制而冒了出来。但因此，也就使她反而能够接受这一切冷遇并保持平静。她一面牺牲着，将就着，忍耐着，一面又与这种她称之为“惰性”的态度作斗争。
在生活的平静的表面，始终覆盖着不散的阴云；在云层的背后，又有了新的雷电和风雨的积聚。
然而，无论如何，萧红的健康已经完全被毁坏了，再也无法恢复了。她最没有自信的地方，令她最感忧郁、痛苦和不甘的地方就在这里。而这时，她还不到三十岁。
端木蕻良依样的风流倜傥。他的贾宝玉式的少爷本相，不但在生活中时时表现出来，在创作中也必然显露出他的才子气和脂粉气。
他说他喜欢巴尔扎克更甚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宿命的、神祗的，继承了希腊悲剧精神的。至于巴尔扎克，那社会学式的宏大叙事，他所得其实只有皮毛：感兴趣的是自然主义的手段，对于人物的特殊的情欲的暴露性描写。端木蕻良不知引用谁的话，这样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是凯旋的情欲的记事诗，人是情欲的玩具。”就在他写作《大江》的同时，又写了《新都花絮》，叙述一个发生在重庆的浪漫的略带伤感的情爱故事，抗战的事实在这里只是一种点缀。这时，《科尔沁旗草原》那样的气派和激情，在作品中已经不复得见了。他写下《初吻》和《早春》，接着是《女神》，都是典型的“花间派”风格。在他的作品中，早期的土地气息渐渐消散，更多地表现了一种轻佻、甚至猥亵的成分，与萧红的同期作品是很两样的。
可怕的是，他的《初吻》，一个关于在封建大家庭里被娇惯大的小少爷“天天在女人们跟前混”的自叙性的香艳故事，居然在萧红死去半年便拿出来发表！
端木蕻良的生活态度和美学趣味，随着两人的同居生活的展开，肯定愈来愈充分地显示出来，从而加强了萧红的排斥和厌倦情绪。但因此，也就随之加深了两人之间的隔阂。
比如，从萧红对朋友们所述说的健康状况来看，当时已经非常恶劣，端木蕻良事后仍然说是“没有太多症状”；他只看到她喜欢喝酒抽烟，看不到实际上连这些习惯的延续也是苦闷的表现。他无视情侣在生理上、心理上的许多衰败的变化，更说不上设法帮助她解除这其中的苦痛。他的朋友、斥资给他办《时代批评》和《时代文学》的周鲸文说起头一年认识的印象，就是“端木对萧红不太关心”，又说他自己“在精神上却同情萧红”。对于端木蕻良，周鲸文还说过，他“有一套软中硬的手法”，意思是阴柔的、攻于心计的，一旦出手将是无情的、不顾一切的，当然这些都不是贾宝玉式的糊涂虫所可以比拟的。这种“硬”，从他在关键时刻决然撇开萧红的单独行动中可以看出来。
早在重庆的时候，萧红就产生过离开端木蕻良，换一种生活方式的想法。据她后来同骆宾基的谈话，所以没有实行，是因为她自觉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她是女人，而社会关系都在男人身上，哪里都有“封建”这个罪恶力量的存在。女人不管走到哪里，都逃不出男人的天罗地网。
就这样，她拖延着残存的爱而不忍舍弃，或竟无力舍弃。她不能过一种无爱的生活。然而，理想的爱情在哪里呢？爱是一种追求，但也是一种邂逅。而她，一直碰的是“鬼打墙”。
她最终不曾摆脱屈辱的境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端木蕻良知道她渴望健康，和安静的写作环境，告诉她将来可以到北平他的三哥那里去养病。在这个世界上，确实也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具体地关注她，为她的未来作出这般实际的设想。她因过度的疲乏、痛苦而陷入了梦幻般的状态。要知道，梦幻也是一种力量。
按照骆宾基的记载，萧红后来对于离开重庆来香港，曾不止一次表示过遗憾。曹靖华是她敬重的前辈，她去见他时，他并没有肯定地说，“你不要去，想法在重庆住下来休养吧。”她说，只要他这样说一句，她一定会留下来。
当然，到了香港以后，也不能说萧红就把个人的命运绳子般系在端木蕻良那里。要是这样，就不是自由的萧红。她矛盾着，一面满足于这个庇护的憧憬，一面又设法逃离。其实，她的一生都在逃。从通信中可以看出，她是时时计划着返回重庆的；端木虽然也计划着离开香港，未来的落脚点却选择了昆明。明明白白，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所以说，两人应当是各有打算的。
次年，萧红还曾作过一次尝试。当她从史沫特莱那里获知日本进攻香港的军事动态之后，即动员来港的茅盾和她一同去新加坡。除去安全的考虑，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趁机摆脱端木蕻良。茅盾事后回忆说：“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因为她在香港的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
这寂寞的来由，对于萧红，首先是爱情的幻灭，是同居者的冷漠，自己的无助，相互间的交流已经趋于枯竭！
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有一个著名的中篇小说，叫《伤心咖啡店之歌》，写的是爱者遭到被爱者的报复，爱不但不能解救自己，反而摧毁自己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关于爱情的议论说：“首先，爱情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共同的经验——不过，说它是共同的经验并不意味着它在有关的两个人身上所引起的反响是同等的；世界上有爱者，也有被爱者，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实际上，被爱者仅仅是爱者心底平静地蕴积了好久的那种爱情的触发剂而已。每一个恋爱的人都多少知道这一点。她在灵魂深处感到她的爱恋是一种很孤独的感情。她逐渐体会到一种新的、陌生的孤寂，正是这种发现使她痛苦。因此，对于恋爱者来说只有一件事可做。她必须尽可能深地把她的爱情禁锢在心中；她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全然是新的内心世界——一个认真的、奇异的、完全为她单独拥有的世界。”作者创造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愤世嫉俗的故事，她强调爱者使被爱者有被剥夺感，即是说被人爱是无法忍受的。事实上，她赞美的惟是爱情的孤绝的品质——看，谁配享受爱情的果实？谁在纯真地爱着呢？
萧红是爱者，然而，她一直遭到被爱者的剥夺。永久的孤独属于她，最后的毁灭也属于她。
萧红是不是还记得，二十几年前，当她跟随小朋友们走出大门，站在行人车马匆匆来去的街上，心里完全为一个问题所吸引：
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
为了寻找爱和温暖，终于来到了天之涯，地之角，一个陌生的孤岛上。回不去了。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朋友，身边只有一个影子和一个影子样的人。多么寂寞。
在梦想中长大的孩子是极端孤单的。现在，她只能在纸上奔跑，掉过头来寻找失去的乡土，不但寻找自己，也寻找亲人，寻找穷人、妇女和儿童，那许许多多卑贱的人。童年是一粒遗忘的火种，在《生死场》之后，又见它在缓慢的书写中静静地呼吸，静静地燃烧起来。记忆之火是如此温暖，连父亲的形象也因它的照耀而变得慈和。她在火光中数着过去的日子，在重庆，自己写得多么少呵！愧疚之余，她复为升起的热情所鼓舞，奔跑得更快了！
但是，空气太冷冽了。寂寞有一种新增的厚度，有如覆盖的冰雪，火焰不但不能使它消融，反而在酷寒中渐渐黯淡下去。
她加紧写作，寂寞和抚慰都来自写作。写作于她是一种挣扎，火与冰的纠缠，自我内部的搏战。1940年，她出版了几种著作：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接着，又写了短篇《后花园》、纪念鲁迅的哑剧《民族魂》，长篇《呼兰河传》也终告完成。1941年她写下短篇《北中国》和《小城三月》，后者是在病枕上写成的；连续发表长篇《马伯乐》，可是疾病不允许她写完，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就此中止了。
《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可以读作萧红的思乡三部曲。调子是缓慢的、低沉的、凄婉的；而且那故事，也一样的曲终人散。
《后花园》开始于园子的热闹，住在园中的磨倌冯二成子却是孤僻的。他暗恋着邻家的女儿，但是没有勇气说出来，只好默默地看着她出嫁。从此，他移情于她的母亲赵老太太，细心照顾，直到迁走。后来他同王寡妇成婚，有了孩子，就在生活开始有点温暖的时候，母子相继死去，到头来还是一个人过日子。环境变了，后花园换了主人，冯二成子的命运没有任何改变。在送别赵老太太的路上，他顿生人生的虚无之感：“在这茫茫的人间，让他走到哪方面去呢？是谁让人如此，把人生下来，并不领给他一条路子，就不管他了。”故事是一种实生活，也是一个寓言：追求是没有结果的，眷恋也没有用处，爱和温暖原本就是一场梦幻。
《北中国》以伐木照应前后，就像《后花园》的园子的荣衰一样，是一个象征。小说写到耿家三代人，耿大先生是故事的主角，也是唯一出场的人物。因为儿子投身抗日活动，一去不返，引起他精神失常，封之为“大中华民国抗日英雄”，一旦发起病来就写信。妻子害怕被日本人看见，只好把他监禁起来；而且，关禁的地方也变得越来越狭窄，终至于因炭烟中毒窒息而死。小说借了管家的眼睛看家族历史的变化，原先那种开拓的精神烟消云散，“一切都是往败坏的路上走。”家宅的周围，到处响着伐树的“扔扔扔”的声音，一种被无情抛弃的声音。“樱桃树不结樱桃了，玫瑰树不开花了。泥大墙倒了，把樱桃树给轧断了，把玫瑰树给埋了。樱桃轧断了，还留着一些枝杈，玫瑰竟埋得连影都看不见了……”
三个小说中，《小城三月》最富有古典的意味。主人公翠姨是以萧红童年的挚友开姨为原型的。这是一个美丽善良而又柔弱的姑娘，她暗恋着表兄，却没有勇气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果郁郁以终。翠姨说；“我的命，不会好的。”后来又说：“我小时候，就不好，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这个脾气把我折磨到今天了……可是我怎能从心呢……真是笑话……”这些话，不妨看作是作者本人对自己的命运的讲说：虽然无力反抗社会，却足以毁灭自己。故事揭开了整个男权中心社会的冷酷面目，它用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对一个自由反抗的现代女性实行了恶性报复。
萧红的小说，根本无意塑造什么典型人物，或如《红楼梦》的宝黛一般。她是在写抒情诗，抒发内心的不平、寂寞与哀愁。小说安排了一段“尾声”，开始便说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有白色的山羊跑过来了。接着，有人吹响柳哨，大街小巷到处呜呜呜地响，但一转眼，吹哨人不见了。又接着，杨花飞起来了，榆钱飘了一地……至此，萧红用了整页的篇幅写春天：
在我的家乡那里，春天是快的。……春天就像跑的那么快。好像人能够看见似的。春天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了，跑到这个地方，只向人的耳朵吹一句小小的声音：“我来了呵”，而后很快地就跑过去了。
春天来为什么它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地到另外一个城里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多住一些日子。
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黑夜里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春天是生命、青春和梦想的象征，然而，这所有一切都无法为人留驻。年华易逝。爱和温暖可以永远追寻下去吗？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萧红在病中又回到了追求与败亡的悲剧主题。在这里，她可能再度萌生了死亡的预感。
一种悲苦的可怖的心境，竟被她装点得这么轻松！
萧红的心魂早已回归呼兰河。
在白日梦里，《呼兰河传》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心绪平静时，她自会提笔描写童年时的人物，风景，故事，传奇；在太寂寞的时候，或许也会把笔去写，写着写着，情绪就又随之高涨起来……整部作品没有《生死场》的湍急，却如大河般的开阔，浩荡，舒缓，然而流动的依然是无尽的忧伤……
回到了呼兰河就回到了体内。呼兰河是她的伤痛，纯个人的伤痛。她不能不把自己同众多的文学同行隔离开来，不理会文坛永远的嚣骚，不理会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理论，而专注于她的世界。当作家们都在呼啸着向前，赶写“抗战文学”的时候，她频频回首于出生地，日本的旗子最早在那里倨傲地飘扬；当作家们把战场之外的生活都看作边缘，她却视奴隶的因袭的生活为中心；当作家们忙于塑造遍身光辉的抗战英雄的时候，她去写阳光永远照耀不到的底层的卑贱的人物；当作家们在高唱战歌的时候，她一个人慷慨悲歌，为广大的劳苦者和死难者编写哀词。历史穿过现实植入她的心中，她生活在记忆深处，并为记忆而生活。
美国小说《飘》的末尾，女主人公郝思嘉在系列悲剧故事完成之后，想起父亲对她说的一句话：“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萧红确信：呼兰河的土地是一部大书。她知道文学是什么。她知道自己。
《呼兰河传》原计划是更为宏伟的。据蒋锡金说，后来的格局缩小了，现在看来，依然是一部大作品。它虽然写的是一座小城，一个院子，周围的几个人或一群人，但是揭示了整个中国乡土社会的面貌；奇异的风俗习惯，灰黯的日常生活，畸形的文化心态，由生存的主题罗织到了一起。文学家的所谓“宏大叙事”，是指题材与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或时代性命题相关，同时要求形式上有相应的框架与长度。像《呼兰河传》这样的文本，所叙是凡人琐事，而且又是散文化的写法，很可能被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中国弟子们看不起的。可是，世界上的文学主题，有什么比人的生存本身更为“宏大”的主题呢？
小说共分七章，带一个小小的尾声，交代时间和人事的变化。作者特别说明，她写的并非什么幽美的故事，但因此，也就特别使人难忘。
开头一章写的是呼兰河的环境、街区、市民和循环经过的四季。有特写、近景和远景。大泥坑是特写，标志般地展示这个小城的落后和愚昧，不同街区的居民，连同街道、店铺等等，都采取类似电影摇镜头的办法，一一加以展现。整个的灰调子。
萧红转而写小城人们的精神生活，它是通过复活古老的风俗和礼仪来表现的。一年到头为鬼而做的各种迷信活动，如跳大神、唱大戏、放河灯，四月十八的庙会，场面都是十分盛大的。第二章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华彩乐章，用语十分华丽。作者善于在氛围的渲染中勾勒细节，在流畅的叙述中生发议论，大喜大悲，亦喜亦悲，恰如一位油画家在画布上豪奢地倾倒他的颜料，又如一位盲音乐家一般地特别敏锐于各种声音，从歌哭、器乐、喧呼、昵语，直至于静默。写到夜里跳大神，萧红这样描述由热闹到凄楚的情景：
跳到半夜时分，要送神归山了，那时候，那鼓打得分外地响，大神也唱得分外地好听；邻居左右，十家二十家的人家都听得到，使人听了起着一种悲凉的情绪，二神嘴里唱：
“大仙家回山了，要慢慢地走，要慢慢地行。”
大神说：
“我的二仙家，青龙山，白虎山……夜行三千里，乘着风儿不算难……”
这唱着的词调，混合着鼓声，从几十丈远的地方传来，实在是冷森森的，越听就越发悲凉。听了这种鼓声，往往终夜而不能眠的人也有。
…………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在这些人鬼相纠缠的情节中，其实所说的无非是人间苦，当然最苦的莫过于女人了。在写到唱大戏的一节，萧红用了许多笔墨，细说儿女之情：
比方嫁了女儿，回来住娘家，临走（回婆家）的时候，做母亲的送到大门外，摆着手还说：
“秋天唱戏的时候，再接你来看戏。”
坐着女儿的车子远了，母亲含着眼泪还说：
“看戏的时候你回来。”……
小说还写到，一家有几个女儿都出嫁了，亲姐妹两三年不能相遇的也有，便都趁看戏的时候相会了。第一次相见，不知从何说起，竟会显出异常的冷落，不是相对无语，就是找些不相干的话开头，关于别离了几年的事情，连一个字也不敢提。表面上看来不像姐妹，其实心里早已沟通着，在接到看戏的消息时，就预备好了送给姐姐或妹妹的礼物了：
…………
“这麻布被面，你带回去吧！”
只说了这么一句，看样子并不像送礼物，……这等乡下人，糊里糊涂的，要表现的，无法表现，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把东西递过去就算了事。
至于那受了东西的，也是不会说什么，连声道谢也不说，就收下了。也有的稍微推辞了一下，也就收下了。
“留着你自己用吧！”……
在这些十分委婉、细腻、充满着亲情的私密的语言里，萧红深深感叹着女人的命运的惨淡。当故事过渡到男婚女嫁时，她终于忍不住换了讽刺的口气，直接抨击男权社会：
“这都是你的命，你好好地耐着吧！”
年轻的女子，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命，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
古语说：“女子上不了战场。”
其实不对的，这井多么深，平白地你问一个男子，问他这井敢跳不敢跳，怕他也不敢的。而一个年轻的女子竟敢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
那么节妇坊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赞词？那是修节妇坊的人故意给删去的。因为修节妇坊的，多半是男人。他家里也有一个女人。他怕是写上了，将来他打女人的时候，他的女人也去跳井。女人也跳下井，留下来一大群孩子可怎么办？于是一律不写……
在这一章里，作者表现了一个民俗学者和社会批评家的双重立场：一面记录、欣尝，一面观察、批评。文字的基调是热烈酣畅、温润而悲凉的，却又不时有讽刺切入。小说是复调的，交响的，弦乐之外有尖锐的号声。
第三章写自己的家，后园和祖父是小说中唯一的温暖。第四章写到院子里租住的人们，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顿，即使像粉房里的工人那样歌唱，那歌声也不是从工作中得到的愉悦，而是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却实实在在地感到寒意就在他们身上，他们本想击退这寒意，结果是更加凄凉。
萧红集中了所有的悲愤和笔力写作第五章。这一章篇幅最大，最有份量，写来也最惊心动魂。院子里老胡家娶了个小团圆媳妇，八岁订下婚，一订是八两银子，到十二岁用火车把她从老远的辽阳接过门。她的婆婆为了给她一个下马威，开始打她，甚至是吊打。她一边哭，一边叫，院子里天天有哭声。接着跳大神，跳了一个冬天，把她跳出毛病来了。再接着，请神，看香，赶鬼，吃偏方，野药，扶乩，兢兢业业积攒下来的钱一吊一吊地往外拿，却不怎么奏效。小团圆媳妇白天发烧，夜里说梦话，嚷着要回家。“回家”听来就是回阴间地狱，极其不吉利的，于是婆婆又折磨她。她试图逃跑，力气大得惊人，声音喊得怕人。于是，不但她的婆婆，全家的人也都相信她的身上一定有鬼。于是就又跳神赶鬼、看香、扶乩，场面非常热闹。
老胡家跳大神奇极了，用大缸给团圆媳妇洗澡，而且脱了衣裳，当众就洗。开水烧滚以后，她被抬进大缸里去。大缸里满是滚熟的热水，她在大缸里叫着，跳着，要逃命似的狂喊。后来她不叫了，倒在大缸里了，再抬出来浇一点冷水。一个晚上就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经过这样酷刑般的折磨，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终于死掉了。
周围的人们呢？一做帮凶，二当看客。他们给老胡家出主意，贡献各种奇方妙药整治小团圆媳妇，其实带有共谋性质。跳大神的时候，他们赶过来围观，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不但没有一个人上前去帮忙她，而且满怀奥秘地期待更残忍也更新奇的场面出现。当没有热闹可看时，有关小团圆媳妇是小妖怪的奇闻，就又在他们中间远近传播开来了……
在这一章里，萧红表现了特别强烈的性别意识。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她并不像西方的激进的女性主义者那样，热衷于组织和参加各种抗议活动，争取诸如选举权之类的政治权利，她只有通过文字抗议，要求女人能够获得平等的看待，有爱和温暖，有免于遭受歧视、暴力和恐惧的自由，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像男人一样做一个正常的人。
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她不是看不到性别与阶级、等级制度和文化传统的纠缠。正如她所描写的，在迫害小团圆媳妇的人们中，最直接、最狠毒的莫如她的婆婆，同样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唯要做婆婆的特权而已，可是其他的看客要什么呢？第六章写到有二伯，家里的老仆人，活在世上就不被人当人看，却对小团圆媳妇的惨死无动于衷。他穷得要偷，又藐视冯歪嘴子“一身穷骨头穷肉”；他最看不顺眼的，是一个“灰秃秃的磨倌”居然可以讨媳妇。愚昧是盲目的。愚昧不但蒙蔽了女人，也蒙蔽了男人，蒙蔽了良心、爱和正义，蒙蔽了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存处境的真实性。在萧红这里，有一个看法是明确的，就是：要解放妇女，必须最先从蒙昧中走出来。
冯歪嘴子是最后一章的主角。他确实不幸，好不容易讨来一个女人，却在产后死了，扔下两个孩子，一个四五岁，一个刚生下来。他可怎么办？东家西舍都等着看热闹。作者用赞美的态度叙述说：
可是冯歪嘴子自己，并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地绝望，好像他活着还很有把握的样子似的，他不但没有感到绝望已经洞穿了他。因为他看见了他的两个孩子，他反而镇定下来。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他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他看看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
…………
他在这世界上他不知道人们都用绝望的眼光来看他，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的一种艰难的境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了。他没有想过。
他虽然也有悲哀，他虽然也常常满满含着眼泪，但是他一看见他的大儿子会拉着小驴饮水了，他就立刻把那含着眼泪的眼睛笑了起来。
他说：
“慢慢地就中用了。”……
在萧红的笔下，冯歪嘴子怀着爱、责任和自信，无比坚韧地生活着。时间的绵延，生命的绵延，也是一种精神的绵延。萧红的目光始终注视着中国大地，注视着地底下。如果问：中华民族的脊梁在哪里？萧红回答说：在冯歪嘴子们的身上。
这是一种自觉的平民意识。
萧红为她的小说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虽然是单弱的尾巴。
萧红在完成《呼兰河传》之后，立即投入《马伯乐》的写作。
她只是写，从来不曾对写出的作品附加说明，像其他的作家那样。或许在她看来，作家是唯有靠作品说话的。但因此，读者也就无由推测，她何以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两个不同类型的文本在主题、调式和风格方面的切换？《呼兰河传》是田园的，衰败的，寂寞的，连她自己也被故事的场景卷了进去；但是，在《马伯乐》里，她始终与她叙说的人物及其城市背景保持着距离，并投以讽刺。她有可能在呼兰河的氛围里过于压抑，就像在深水中潜伏太久需要浮出水面换气一样，为自己置换一个艺术空间，寻求生命的释放；也有可能在抗战环境中受到某种刺激令她做出了一个及时而迅速的的反应。在《民族魂》里，她强调鲁迅个人的遭遇，“一生受尽了人们的白眼和冷漠”，“看穿了人情的奸诈浮薄”，因此也把改良民族性当成第一要着，意在使中国这老大的民族转弱为强，于是，创制一个《阿Q正传》的抗战版，自觉继承鲁迅的“思想革命”，也就成为一种可能。但也许什么也不是，而仅仅出于文学事业上的雄心：在男性作家的鄙夷的目光下，她要写出一部男性的作品，不，是超越男性的作品。或者可以干脆这样认为，一部《马伯乐》，就是以男性中心社会——包括身边的男人在内——为讽刺对象的。
萧红的创作动机不容易弄清楚，其实也不必过于深究；重要的是，她脱手放出了一只马虻，一只犀利无比的马虻！
鲁迅笔下的阿Q是乡下人，一无所有的流浪汉。他的劳动权是被剥夺了的，即使大家说他“真能做”，也不能维持温饱的生活。他只好去偷，最后懵懵懂懂走上“造反”之路。萧红写的马伯乐，出身于一个崇洋的绅士家庭，颇有教养，因为大背景已经由革命置换为战乱，遂奔逃于城市与城市之间。阿Q与马伯乐，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两个人物，可是他们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精神病症：自私、卑怯、麻木，一样的精神胜利。
马伯乐的父亲是个纯粹的中国老头，穿着中国古铜色的大团花长袍，礼服呢千层底鞋，手上养着半寸长的指甲。但是学说外国话，常常向儿子们宣传外国人的好处，让儿子也学外国话，提倡穿西装，还教孙儿们读《圣经》。外国话和《圣经》成了马家传统。马伯乐的太太是不信什么耶稣的，每天都拿着本《圣经》摆起架子来。因为她听父亲说过，谁对主耶稣忠诚，将来的遗嘱上就是谁的财产最多。马伯乐本来叫马保罗，是父亲给起的外国名字，他觉得不大好，所以自己改了的。他反对他父亲的意见，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可是又常常骂中国人：
“真他妈的中国人！”
其实，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伪善的家庭。马伯乐的父亲雇用一个带病的孱弱的洋车夫，据说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心里却是另有一番利害的盘算：“若是跑得快，他能够不要钱吗？主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太贪便宜。”有一天，车夫倒地不起，眼看着人不行了。
马伯乐主张把他抬到附近的医院去。父亲说：
“那是外国人的医院，得多少钱！”
马伯乐说：
“不是去给他医治，是那医院里有停尸室。”
父亲问：
“他要死了吗？”
马伯乐说：
“他要死了，咱们家这么多的孩子，能让他死在这院子吗？”
家里的女佣人建议把车夫抬到屋里去，老太爷说：
“我主耶稣，不喜欢狭窄的地方……”
老太太站在大门里，揩着眼睛，很可怜车夫的样子。当她听到女佣人又说要把人抬进屋里时，擦擦眼泪，立刻制止说：“多嘴！”
那车夫只好留在大门外边，暴晒在太阳底下，让上百人围观。
马伯乐在家里过着少爷的生活，可是又得不到实在的，就甘心和奴仆们站在一起，恨有钱的人，喜欢嘲笑当地士绅，骂父亲是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等等。他完全厌恶了这个家庭，于是一再出逃。有趣的是，他既要同家庭决裂，却尽可能地多带家里的东西，有用的，无用的，都塞进箱子里；当他即将逃开家庭的前一会工夫，却又起了无限的留恋。他的处世哲学恰如他的口头禅所表述的：“万事总要留个退步。”
所谓“退”就是逃。凡一件事，他若觉得势头不好，就先逃掉。逃到哪里去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先逃了再说。说“退”，是一种体面的逃跑主义。对于逃跑，他的辩护词总是无懈可击；遇到问题和麻烦，都设法绕开去，用“这是什么时候呵！这是逃难的时候”一类的话为自己开脱。失败主义与精神胜利是一枚铜币的两面。在马伯乐的思想和行为中，可以随处发现阿Q的身影，仿佛是一对连体兄弟，在民族命运巨变的拐点上走到一起来了。
芦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就从青岛逃到上海。他看到到处热热闹闹，太太平平，稳稳当当，便大为不平，心想：这样的民族怎么可以！他看到卖航空奖券的铺子挂满了红招牌，门前聚集着忠实的人群，心想：日本人快打上来了，你们还不去做个准备，还在一心想发财；要是到了小日本上来的时候，国家、民族都没有了，看你们怎么办吧！于是不禁悲悯起来。他以“国难”为由，将就着过日子，从烧饭的小白铁锅到吃饭的用具，从衣裳、帽子到鞋袜，一律不洗。他一样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走在大街上，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羞怯，却往往看了那些皮鞋锃亮、头发闪着油光的而生出一种蔑视之心，在心里向他们说：“都算些个干什么的呢？中国人若都像你们这样，国家没有好……中国非……非他妈的……”他恨自己不是官员，若是的话，当立刻下令凡穿亮皮鞋的，都得抓到巡捕房去。心想：这是什么时候，小日本就要上来了，你们还他妈的，一点也不觉得，我看你们麻木不仁了。”……
马伯乐在南京路上一边走一边骂，看什么都不顺眼。小说有这样一个近于街头剧般的情节：
马伯乐的眼前飞了一阵金花，一半是气的，一半是电灯晃的。在这之间，旁边来了一个卖荸荠的，剥了皮白生生地用竹签串着。马伯乐觉得喉里很干，三个铜元一串。他想买一串拿在手里吃着，可是他一想，他是在逃难。逃难的时候，省钱第一。于是他没有买。卖荸荠的孩子仍在他的旁边站着不走，他竟用眼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并且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想，既然是不买，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他看他是一个孩子，比他小得多，他就伸出脚来往一边踢着他。
在这之间，走来一个外国人，马伯乐的鞋后跟让他踩了一下。他刚想开口骂：
“真他妈的中国人！”
回头一看，是个外国人，虽然是他的鞋子被人家踏掉了，而不是踏掉了人家的鞋子，因为那是外国人，于是连忙就说：
“sorry sorry！”
马伯乐最后是纯粹为了逃难到上海来的，比起前次开书店的境况相差太远，所租的房子狭窄而黑暗。为了省钱，他不到外边吃饭，自己动手做，开始在公用厨房里做，后来把炉子也搬到屋里来，在床头上开了伙。满屋子摆着油罐、盐罐、酱油瓶子、醋瓶子……这个长期过着寄生生活的人，根本上没有自立的能力。用不了多久，他当不成街头观察家了，看到满车子染着血渍的中华民族的战士从身边经过也感到厌恶，他的爱国主义的高调再也唱不起来了，战争反而成了他摆脱窘境的救星。他思忖着：日本人怎么还打不到青岛？不打到青岛，太太是不会出来的，太太不来，不是没有人带钱来吗？……
于是，他忧愁而且不满起来：
“日本人打中国是要打的，可是想不到打得这样慢……”
在小说中，对于马伯乐，有一段近于意识流式的描写：
马伯乐的悲哀是有增无减的，他看见天阴了，就说：
“是个灰色的世界呵！”
他看见太阳出来了，他就说：
“太阳出来，天就晴了。”
“天晴了，马路一会就干了。”
“马路一干，就像没有下过雨的一样。”
他照着这个格式想了下去：
“人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若是没有钱。”
“逃难先逃是最好的方法。”
“小日本打来，是非逃不可。”
“小日本打到青岛，太太是非逃上海来不可。”
“太太一逃来，非带钱来不可。”
“有了钱，一切不成问题了。”
“小日本若不打到青岛，太太可就来不了。”
“太太来不了，又得回家了。”
一想到回家，他就开口唱了几句大戏：
杨延辉坐宫殿，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但马伯乐终于有一天高兴起来了，那就是他看见了北四川路络绎不绝的搬家的车子，打听到日本人要打闸北，人们着实开始逃难了。这一天，凡他所宣传过的朋友的地方，他都去了一遍，一开口就问：
“北四川路逃难了，你们不知道吗？”
他千方百计把太太从青岛骗了过来，但不久，就又筹划着向武汉，向更安全的内地转移了。
《马伯乐》最早在《时代批评》连载，写作时，萧红已在病中。很难想象，一个带病工作的人怎么可能在郁闷的笼罩中发出如此尖锐、宏亮的笑声，想必在马伯乐出现以后，作者一直跟踪着；讽刺的热情把她整个人给燃烧起来了。
作为一部讽刺小说，《马伯乐》不但对中国文坛来说是一个异数，在萧红的作品中也是一个异数。过去，她偶尔使用过讽刺，如《三个无聊的人》、《逃难》等，却不像《马伯乐》这般集中地加以运用，而且深入到日常叙事与心理描写的每个部分，使之扩展成为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打击力量的艺术构型。其手段的丰富与纯熟，使人不敢相信，一个讽刺作家和一个抒情诗人竟然出现在同一个女性的身上。伍尔芙说，小说对于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并不像是一个石子那样无端地落在地上，而是像蜘蛛网一样，总是四角附在人生上面。《马伯乐》其实累积了萧红多年生活在流离颠沛中的忧愤，自汉入川，感触太深。马伯乐不是观念中的人物。
鲁迅说到西方的“摩罗诗人”，有这样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和萧红，可以说都是摩罗诗人。如果说萧红的《呼兰河传》备极哀情，那么，《马伯乐》则已出离愤怒。“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读者会记住《生死场》中那个女人说的，“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可以说，这同时也是叙述者的语言。鲁迅说他写《阿Q正传》，是在画中国的寂寞的魂灵。萧红以“逃”的意识集中了国民的劣根性，摹拟鲁迅在小说中的悲剧喜剧化的手法，继续描写中国的魂灵。
国难当头。在三十四年代，“逃难”是中国的一大政治文化景观。对此，萧红以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奴隶身份，通过马伯乐这一讽刺性形象的刻画，对抗战以及民族出路问题作出深入的省思。
应当看到，这是萧红对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而又独特的贡献。
不幸的是，“五四”过去了。启蒙思想，其中包括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这时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在欧洲，有“抵抗运动”，也有“抵抗运动文学”，但这也只是文学之一种，文坛依然保持着一种多元态，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心主题”，或因保证“中心”的存在而否弃其他。在中国，早在抗战前夕，便先后有了“民族主义文学”及“国防文学”的口号，以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取消文学。在这种风气之下，抗战时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主任的老舍，即放弃了早期的讽刺文学的经验，以通俗的大众形式，写起宣传动员抗战的新式颂歌文学。在这个时候，文学怎么可以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呢？怎么可以暴露和讽刺“人民”呢？
萧红不但这样书写，而且借她的小说，把这种主流理论附在马伯乐的身上，再三加以讽刺。马伯乐声称自己“最中心的主题”是“打日本”，“要用文章挽救中华民族”。他的思路是：“现在这年头，仍然不写打‘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萧红就这样顽强地表现自己，勇敢地挑战主流意识和霸权话语。作为一个故国沦亡，漂泊天涯的奴隶，她一刻也不曾忘记身受的屈辱和仇恨，但是，对于文学在“国防”、“爱国”、“民族”的旗号下趋于一体化，甚至由于集体意识的强化而形成外在于作家个体的文坛势力，一种系统的操控力量，以致个人自由创造的空间被缩减和被剥夺，她是不满的。这种绝对权威化的现象，实质上是父权制的变种，她不会姑息而不加反对的。
但因此，她的文学探索及成就，也就必然为广大的文学同行所忽略、回避和贬损。在正统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日趋严重的干预之下，如果不是因为她曾经为“民族魂”鲁迅所称许，且又刚刚去世的话，很可能成为斗争的靶子。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
文坛主将茅盾在《呼兰河传》出版后，发表过著名的评论。他把小说的价值局限在作为田园牧歌式的美文上面，而无视它的思想价值。相反，他寻找美的“病态”，“思想上的弱点”，批评小说在北方人民的生活那里，卸下了封建剥削和压迫，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样“两重的铁枷”。他指出，萧红所以如此，是因为“感情富于理智”，被“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囿，把自己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离开来。他批评萧红“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工农劳苦的群中”。他忽视了萧红的底层生活经验，和她与底层大众的固有的精神联系；忽视了作品对底层人物，尤其是女性日常事件的悲剧意义的发掘。从茅盾的这些不带个人感情的健全音调说出的理念，可以看到，四十年代早期在延安，中期在重庆，后期在香港，以致五十年代以后多次政治运动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的简单粗暴的批判的阴影。
至于《马伯乐》，从发表的四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前夕，有关的专题评论，只有一篇而已。
救亡掩盖启蒙，政治掩盖文学，集体掩盖个人。《马伯乐》，一只生动有力的马虻，遂这般悄然卷入并沉没在主流的漩涡之中！
1941年2月，史沫特莱、夏衍、范长江一行到港，香港文协分会在思豪大酒店设茶会欢迎。
萧红被邀做了临时主持人。
她礼节性地致了简单的欢迎词，会上很少说话。
过了些天，史沫特莱到萧红的住所探访。
她对萧红说：“你这房子像鸽楼一样，空气也沉闷；这样住下去，对你的身体不会有利的。”她劝萧红去玛丽医院疗养，并说可以代为接洽，尽量少收住院费。然后，她接萧红到她的住所一同吃晚餐，又送了一套紫红色大衣、女装上衣和西式裙子。她看起来是粗人，心思却很细，还把萧红介绍给香港主教，希望对萧红有所照顾；并且表示说，回美国之后，一定设法为萧红筹款养病。
谈话期间，史沫特莱介绍了国际形势。她分析说，战火不但不会很快熄灭，而且有蔓延的趋势，香港并非久留之地，不如去南洋，她答应可以为萧红联系去新加坡。
4月，茅盾夫妇来到香港。萧红确曾动员他们去新加坡，由于茅盾不同意，又没有别的合适的伙伴，史沫特莱算是白费说辞了。
与这个最勇敢、最坚强的“大地的女儿”的实际接触，在萧红的内心，想必引起强烈的躁动。史沫特莱的奋斗史，促使她回顾自己的道路：梦想、出走、漂流、恋爱、家庭、生病与写作……透过一连串纷乱的脚印，她看见了什么？她发现自己是前进了，还是站在原地里呢？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人的尊严、自由和幸福，并没有被扼杀于旧家庭，反而一再为自己的伴侣、新文化的实践者所扼杀！所谓“五四新女性”，一代人委实奋起抗争过，可是今天都到了哪里？……
恰好“五四”纪念日到了，萧红借机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骨架与灵魂》。她为新文化的历史做了一个近于虚无主义的结论：“在我们这块国土上，过了多少悲苦的日子。一切在绕着圈子，好像鬼打墙，东走走，西走走，而究竟是一步没有向前进。”对于“五四”，二十多年过去，都是形式主义崇拜。她提出：要在旧的骨架上装起灵魂来！什么是旧骨架？是“五四”。谁是那骨架的灵魂？是我们，是“新‘五四’”！
“新五四”是什么意思呢？萧红并没有做出解释，文章就结束了。
这些文字，显示了她的思考；但是，她会痛苦地感到，“新‘五四’”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连最低限度的自由，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5月下旬，史沫特莱订了返国的船票，随后到萧红处告别。她向萧红要文章，带回美国发表。萧红给了她一个短篇《马房之夜》，同时，又拿出一册《生死场》，题签后交给她，请她赠给辛克莱。临走时，史沫特莱留下自己的地址，希望互相通信，还特别叮嘱萧红去一次玛丽医院。
不久，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她将《马房之夜》介绍给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小说很快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亚细亚》月刊上。辛克莱收到萧红的赠书后，写信向萧红致谢，并且回赠了近作《合作社》，通过邮路，迢迢寄往香港。
史沫特莱走后，忧郁又像海雾一般弥漫过来……
一封书信，何日方能到
山高水远路几千
一别已经年……
朋友寥落。思乡病越来越严重。这支东北小调，一个人不知哼唱过多少遍了，教高原唱过，教绿川英子唱过，教许多朋友唱过，如今只得留给自己在心里暗暗地唱。那忧伤的旋律，就像南方的藤萝一样缠绕无尽……
《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一个文学作品，是她为自己提前拟就的一首挽歌。入秋，她又生出了一种倾诉的欲望，于是写了两封长信，一封给自己的乡亲，一封给自己的弟弟。无论前瞻或怀思，无论呼喊或呻唤，似乎都带有不祥的预兆，近似遗书一般。
《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写道：
沦亡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
当每个中秋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思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
“我们就要回老家了！”
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大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
人类对家乡是何等的怀恋呀，黑人对着“迪斯”痛苦的向往；爱尔兰诗人夏芝一定要回到那“蜂房一窠，菜畦九畴”的“茵尼斯”去不可；水手约翰·曼殊斐尔狂热地要回到海上去。
但是等待了十年的东北同胞，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心火越着越亮，而且路子显得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作战位置——我们的位置，就是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打开门而最末走进去的人。
…………
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做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
东北流亡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大豆、高粱，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努力吧！
…………
同她的文学一样，这里袒呈着她对于故乡的土地的热爱；不同的是，调子是明朗的、激越的。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正挣扎着从病痛和愁苦中走出来；一种原初的爱，被她升华为民族的自信，在暗夜中闪耀着人类应有的光辉。
《“九一八”致弟弟书》：
可弟：小战士，你也做了战士了，这是我想不到的。
世事恍恍惚惚地就过了；记得这十年中只有那么一个短促的时间是与你相处的，那时间短到如何程度，现在想起就像连你的面孔还没有来得及记住，而你就去了。
记得当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当我离开家的时候，那一天的早晨你还在大门外和一群孩子们玩着，那时你才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你什么也不懂，你看着我离开家向南大道上奔去，向着那白银似的满铺着雪的无边的大地奔去。你连招呼都不招呼，你恋着玩，对于我的出走，你连看我也不看。
而事隔六七年，你也就长大了，有时写信给我，因为我的漂流不定，信有时收到，有时收不到。但在收到信中我读了之后，竟看不见你，不是因为那信不是你写的，而是在那信里边你所说的话，都不像是你说的……因为我总有一个印象，你晓得什么，你小孩子，所以我回你的信的时候，总是愿意说一些空话，问一问家里的樱桃树这几年结樱桃多少？红攻瑰依旧开花否？或者是看门的大白狗怎样了？关于你的回信，说祖父的坟头上长了一棵小树。在这样的话里，我才体味到这信是弟弟写给我的。
但是没有读过你的几封这样的信，我又走了。越走越离得你远了，从前是离着你千百里远，那以后就是几千里了。
…………
可弟，我们都是自幼没有见过海的孩子，可是要沿着海往南下去了，海是生疏的，我们怕，但是也就上了海船，飘飘荡荡的，前边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也就往前走了。
…………
信里接着叙述到上海，去东京，又回到上海去的经过，以及其间姐弟两人参商错过，或是怡怡相处的情景，在极细微处流露着她的深情。往下写到“七七”事变发生后，她的弟弟做出到西北当抗日军的决定，和她分手了：
你走的那天晚上，满天都是星，就像幼年我们在黄瓜架下捉着虫子的那样的夜，那样黑黑的夜，那样飞着萤虫的夜。
你走了………我送你到台阶上，到了院里，你就走了。那时我心里不知道想什么，不知道愿意让你走，还是不愿意。只觉得恍恍惚惚的，把过去的许多年的生活都翻了一个新，事事都显得特别真切，又都显得特别的模糊，真所谓有如梦寐了。
可弟，你从小就苍白，不健康，而今虽然长得很高了，仍旧是苍白不健康，看你的读书、行路，一切都是勉强支持。精神是好的，体力是坏的，我很怕你走到别的地方去，支持不住。可是我又不能劝你回家，因为你的心里充满了诱惑，你的眼里充满了禁果。
恰巧在抗战不久，我也到山西去，有人告诉我你在洪洞的前线，离着我很近，我转给你一封信，我想没有两天就可看到你了。那时我心里可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微笑。虽然我给你的信，你没有收到，我也没能看见你，但我不知为什么竟很放心，就像见到了你的一样。因为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于是我就把你忘了。
但是从那以后，你的音信一点也没有的。而至今已经四年了，你到底没有信来。我本来不常想你，不过现在想起你来，你为什么不来信。
于是我想，这都是我的不好，我在前边引诱了你。
今天又快到“九一八”了，写了以上这些，以遣胸中的忧闷。
愿你在远方快乐和健康。
“九一八”是萧红心中的一道永久不愈的伤口，触着便觉疼痛。信的调子是一样高扬着的，心却在呜咽。这时，想起久别的弟弟，是因为近旁已经无人可以慰她的寂寥了。她倦了。她的翅膀无力向前奋飞，也无力返回原地，故乡和童年是怎样地搅扰着她呵！她在信笺上不断地呵着暖气，怎奈海边夜晚的荒寒，这暖气只能凝作一颗颗晶莹的霜粒，附着在文字上了！
这是萧红留给她弟弟的最后的文字，也是留给世间的最后的文字。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这是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寄不出去的信。张秀珂并没有看到这封信，他在游击队里。据他说，他曾经写过几篇通讯、报告之类，给延安寄去。他以为他的姐姐已经到了延安，而且仍然和萧军在一起；后来得知她困居香港的消息，又寄了信去，杳然没有回音。接到噩耗时，其实萧红已经走远，走过了整整一个春天了！
桑塔格在一部关于疾病的书里说：“疾病是生命的黑夜，是一种更为沉重的公民的身份。每一个出生的人都持有双重公民身份，也即在康乐的王国和病痛的王国。”其实萧红根本没有双重国籍。她太早地从一个王国进入另一个王国，而且一旦入境，便再也没有归程。她拿不到返国护照，病痛注定伴随她一生。
即使作为病痛王国的公民，也是次等公民。她看不起医生，至于住进医院，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如果不是疾病影响了她的写作，她是不会到玛丽医院里来的。又，如果没有史沫特莱的关系，没有周鲸文的团体的资助，她也不可能入院疗治，即使住的是三等病室。
经过全面检查，医院确认萧红患了肺结核，于是把她从普通病房搬到隔离病房去。她开始打空气针。但是效果并不如预期的好，到了这时，身体潜在的疾病全部显露出来了。她咳嗽、便秘、气喘，而且头痛。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链霉素即将发明出来，现在她无缘使用，只好见症治疗。这也是一种宿命罢。从此，她的脸色愈见灰暗，说话的声音也变得低哑了。
她的病榻，被安置在医院四楼院的前方走廊上。在这里，可以眺望大海，天空也开阔得多，周围环绕着一片澄澈的蔚蓝色……这时，萧红是安静的，虽然承受着身体的各种病痛，心境还不算太坏。她喜欢穿着一件镶着金边的枣红色的绒长旗袍，每天把脑后的两根小辫梳理成钉锤的模样，一闪一闪地出现在空旷地里，看书，晒太阳……
一本《圣经》看完了。见到常来的时代批评社的人，萧红总是说太寂寞，恳求带些新书给她看。因为医生不容许，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给她送一些画报。她笑着，说他们太把她当小孩子对待了。
“你陪我吃一片苹果吧！”萧红曾经向病友，一个香港女工说。
那个女工辞谢了。
“你该吃一片的。”萧红说，“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世界上都是没有亲友关心的，你若是不陪着我吃这一片苹果，你会后悔的；要留一个记忆，说是那一年我和一个名叫萧红的人，在玛丽医院养病，我们一块吃过苹果……”
白天，她享受着妩媚的阳光；夜晚，和她的病友一起在阳台的床上就寝。
肺病适宜在高地疗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以肺结核病人为题材的著名小说《魔山》中的疗养院，就建筑在山上。玛丽医院地势不算太低，可是，环围半个海面，空气过于湿润，这对肺病患者的康复是明显不利的。
一天夜里，海上起了大风。萧红受凉了。从次日起，她的病情开始加重，咳嗽一直没有停止过……
她恳求医生给她打止咳针，医生说：“咳嗽不要紧呀！你不能着急……肺病还有不咳嗽的吗？”院方的药品是有规定的，只能由医生来开，不能因应病人的请求，何况是三等病室的病人呢。
萧红一再恳求，然而无效。医生起先搪塞着，后来不耐烦了，不但没有给她打针，连回应也没有。
她重又遭遇到了十年前的冷视和屈辱。
深夜，她要求护士为她打电话，让端木蕻良立刻到来。端木蕻良在电话里宽慰她，第二天才同周鲸文一起来到医院里。她要求出院，回到九龙去。
“你要安心。你想，你回到家里那个阴沉的小屋子里去，怎么会养好呢？而且请医生来往，又不便，又耗费，不如就住在这里。医药费由我负担，你放心养病好了。”周鲸文说。
萧红自觉得不到朋友的信任，而朋友们反而信任医生。她感到愤怒，可是没有办法。她沉默了。
她想，她会死在这些冷血者的手里的。这种危机意识，是只有她自己才可能具有的。她感到不安，而且愈来愈强烈，直至夜深。在没有援手的情况下，她决定进行自我拯救，离开这个不提供药品，也不采取任何救治措施的所在。她披上衣裳，趁医护人员走开的时候，悄悄下了床，向室外走道走去。然而，就在楼梯口，她被发现了。护士拦住了她，医生也跑了过来，他们轻蔑地问道：
“你要做什么？”
“我要离开你们的医院，我不住了。”
“达克特儿（doctor，医生）不给签字，你是走不了的。”女护士说。
“我不管，我就是要出院！”
“你发疯了。”主诊医生说，“你不管，如果你丈夫向我们要人呢？”
“我要回去！”萧红几乎要哭了。
“回去躺着吧！等到明天你丈夫签了字，领你出去！”
萧红终于被扶持着回到她的病床上。她想，端木是绝对不会真诚地为她着想的了，他会推脱，会说宽慰的话。根据骆宾基的记录，她说她这时想到萧军：“若是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最后，萧红想到了一个朋友，就是香港东北救亡协会的领导人于毅夫。她挂了电话，于毅夫果然立刻来到。他认为，对一个肺病病人来说，心情是重要的。因此，对萧红的出院要求，他表示同情和理解。
在于毅夫的支持下，萧红出院了。
端木蕻良把萧红出院的消息，在电话里告诉了周鲸文。第二天，周鲸文就同妻子一起到九龙看萧红来了。
屋子是阴暗的。中间摆着大床和书桌，东西横七竖八地放着，还有一个取暖烧水的小火炉。萧红就躺在那张破旧的床上。她见到周鲸文夫妇来访，虽然努力振作，仍然显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垂长的刘海下，是瘦削的脸，两只大眼睛有时还流露出光芒。
周鲸文在心里埋怨于毅夫，以为是感情用事。他对萧红说了一番安慰的话，并且劝她重回玛丽医院，像家里这样的环境对她这种疾病是有害处的。萧红点头同意，然后，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周先生，你正提倡人权运动，请不要忘记我这份人权。”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周鲸文和端木蕻良都未必听得明白。
周鲸文临走时，留下了一些钱，并嘱咐端木蕻良为萧红办理重新入院的事。但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端木蕻良也没有把萧红送回医院去。
每天，萧红都躺在大床上。一些朋友知道她出院，陆续前来看望，其中有茅盾，巴人，杨刚，胡风，还有柳亚子和骆宾基。朋友来了，她也不能起身迎迓，只能靠在床上说话。
这种情形，使萧红感到非常难过。
肺结核是一种时间的疾病，在英语中，“耗损”、“疾驰”是它的同义词。当萧红的肺病到了这个时期，无论肉体还是精神，耗损都特别迅速，病象越发深沉。她咳得厉害，睡得不宁，喉头的痰液越来越多。时代文学社的袁大顿帮助料理左右，买痰盂、药品之类，有时一天得跑上几趟。萧红诉说不舒服，几次要求移动大床的位置，实际上是她内心烦躁不安的表现。
有一次，萧红要袁大顿替她到屈臣氏药房买一支摄氏体温计，因为不在行，他给买了一支华氏的回来。于是，萧红笑了。笑后，她温和地向跟前的青年解释了有关体温计的使用法。
袁大顿很久没有见到萧红的笑靥了，这使他久久难忘。回忆起来时，他写道：“萧红的真挚的心魂的大门，在苦难临头时也为人打开的。”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入炮火之中。
清早，骆宾基搭乘巴士来到萧红的寓所。
他也是东北作家，早在1935年夏季，在哈尔滨就认识了金剑啸，从此知道了萧红和她的《生死场》。到上海以后，他和萧红的弟弟张秀珂成了好朋友；后来逃亡到了香港，便设法来看萧红，并且希望她为自己找个工作。端木蕻良把自己在《时代文学》连载的长篇《大时代》停下来，发表他的《人与土地》，以安定他的生活。《人与土地》的标题画，还是萧红给画的。他对萧红和端木蕻良一样心存感激，因此，当战祸突降之时，想同他们共作避难的计议。如果大家远离市区到乡下去，可以相依为邻。他知道，萧红卧床不起，在战争中是需要人照顾的。
对于骆宾基的到访，萧红是欢迎的，端木蕻良同样求之不得。他想去香港同有关友人商议去留问题，正苦于无人照料萧红，见到骆宾基，就像见到救星似的，他可以毫无挂碍地走了。
大约九时，柳亚子匆匆走进萧红卧病的房间，神色凝重。
他问：“你好一些么？”
萧红抓着他的手，说：“我害怕！”
“你怕什么呢？”柳亚子安慰她说，“不要怕。”
“我怕……我就要死。”萧红喑哑地说。
“这时候谁敢说能活下去呢？”柳亚子原来坐在床沿，这时站了起来，说，“这正是发扬民族正义的时候，谁都要死，人总是要死的。为了发扬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这时候就要把死看得很平常……”老诗人还激动地说了好些话，然后匆促走了。
萧红说：“我是要活的！”声音仍是那般喑哑，微弱得像自语一样。
端木蕻良紧随着柳亚子走了。临走时，他叮嘱骆宾基道：“你不要走，陪陪萧红，我一会儿就回来。”
萧红脸色惨白，眼睛现出恐怖，说：“你不要离开我，我怕……”
她要骆宾基伸出手来，说是自己过于疲倦了，需要闭闭眼。她多么渴望有一双友爱的手、温暖的手伸过来，让她紧紧握住！只要握住了这双手，就握住了生存的根据。而这时，她必须抓住旁人的手，因为她怕身旁的人趁她睡着以后就突然悄悄溜掉。对她来说，仿佛战争中任是什么朋友都不可信任，只有手握着手才是牢靠似的。
“这样，我的心里就踏实一些。”萧红闭着眼睛，喃喃地说。
端木蕻良很晚才回来，带来一个消息，准备夜深时分偷渡海峡。
偷渡的渔船，据说是于毅夫为这三位东北作家准备的。当时，港九之间所有的公共汽车、电车、渡船都停驶了，海峡在夜间戒严，封锁了两岸的交通，要偷渡成功并不容易。何况，多出一个病人，增加了行动的不便，骆宾基是必须留下来的。
为了宽慰萧红，骆宾基曾经说过“怎么样也不会丢下你不管”之类的话。既然有言在先，他想，不管自己的私务多么急切地等待赶回去料理，也得耐心地等待，履行自己对病人所作的承诺。
下半夜，两三点钟过后，三人按晚间的协议行事。病人由骆宾基负责护理，端木蕻良携带简便行李，分坐两辆三轮车开到汽轮码头旁边事先约定的地点，然后登上小船。黎明前，他们终于经过一段紧张而沉寂的行驶，安然靠岸。
在时代书店职员的协助下，他们用躺椅作担架，抬着萧红，辗转了好几个地方，然后住进思豪大酒店。
萧红订的房间太大，空空荡荡。房间虽然有防空用的黑色窗帷，有电灯电话，但桌子上没有台布，沙发上没有罩布，木椅上没有坐垫，台灯也撤走了灯罩，一切物体都显得陈旧不堪。萧红被安置在有床帷架而没床帷的床上，床周围的铜栏杆柱子，也是锈迹斑驳的。整个房间，就像是一间破败的古董店。既不见酒店的经理人员，也不见白制服的侍者，仿佛酒店处于无人值班管理的状态。
萧红和骆宾基两人同时有着森然的感觉：这就是战争！……
不过，把萧红送到这里，骆宾基觉得两天一夜的奔波，总算有了着落，不禁松了一口气。他打算晚上出去找私渡海峡的小划子，如果顺利，当夜就可以回到九龙寓所，把稿子和衣物带出来。时已黄昏，他见端木蕻良迟迟没有上楼，不知在楼下办理什么手续，有点心急了，于是跑出五楼的走廊等候，正好遇见专门来访萧红的大公报记者杨刚。他把杨刚带到萧红的房内，留下她们两人谈话，重又回到走廊口外，守候端木蕻良归来。
远远的海滩上不时传来炮声，油麻地油库上空升起两股浓烟，弥漫了海面。骆宾基愈等心里愈急，但是，他想不到端木蕻良早已不告而别了！
杨刚走后，骆宾基来到萧红床侧，问是不是自己还必须留在这里等端木蕻良回来，才能离去。萧红要他坐下来。也许与来访者刚刚说完话，有过激动，她这时有些疲惫了，脸色愈加苍白、阴暗，说：“端木不会再来了！”又说：“我们从此分手，各走各的了！”
“这是为什么？”
“他要‘突围’……”
骆宾基惊呆了。这岂不是要在战争中脱身自逃，把护理病者的责任变相地强加到作为并非深交的朋友肩上么？对此，他没有丝毫的精神准备。但端木是有准备的，在来思豪大酒店之前，就已经把背负着的口袋稳稳地安置在萧红住室的一角了！
考虑到英国几千人的驻军不可能长期守住这块租借地，骆宾基决计马上偷渡，而且要赶在日本的海军陆战队还未占领九龙市区之前回到自己的寓所，不然，稿子将毁于战火之中。他告诉萧红，他必须回去取稿子，取到之后，再回到这里探望她。这时，萧红突然转过脸去，显然不愿对方看见自己的眼泪。
“难道一个处于病中的朋友，她的生命就不及你的那些衣物珍贵？”
“当然不是这样的！”骆宾基低声辩解道：“朋友的生命，在我看来就像看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贵。可是，我在桂林的桐油灯下写的那些稿子，我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的！”
“那——你就去！”
“我会连夜赶回来，绝不会把你摆在这里，从此不管了！”
“那就很难说了！”
“怎么难说呢？”
“你听我说，好么？你想，你真的能说回来就回来么？这是战争呀！你听炮声这么激烈，你知道，九龙现在怎么样了？尤其是你的住所离码头那么远，坐巴士要坐二三十分钟，是太子道路底呀，那里是不是已经在巷战了？你怎么能冒这个险呢？……”
萧红从为自己的生命的未来担心，转移到为朋友的行动担心了。骆宾基听了，心里起了深深的感动。
他终于留了下来。
归根结底，病人身旁没有一个照应的人，实在是不能就此离开的。而且，在整个战争中担负起与病人生死与共的护理责任，应当成为以鲁迅为主将的营垒中的战友之间的崇高义务，任何一个处于同样状态下的流亡的左翼东北作家都是不会推卸的。骆宾基沉思着，在萧红面前安定下来了。
“对现在的灾难，我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不要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候死了，我会好起来，我有自信。”自然，骆宾基的诺言，在萧红听来是无限欣慰的。
她的一双敏感的大眼睛，这时现出了胜利者的喜悦的光辉。她以大姐般温存的语气，要他坐到床侧，说，她早已知道，他是不会把她丢开不管的。两人的友情，由此顿然转入一个亲切无间的阶段，就像姐弟般坦率，战友般亲切，少男少女一般的纯洁与天真。
在四周空寂无人的所在，两个人开始了无尽无休的倾谈。在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专注地倾听自己，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呵！随着絮絮的叙说，萧红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青春时代，回到了焚烧着热恋和叛逆激情的岁月，和此后漫长的充满坎坷的流亡生活……
她说了许多同萧军在一起的往事，流露着对萧军的默默的怀念。在这中间，给骆宾基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在回忆两人分手之后的一种独立自主的昂扬情绪，仿佛从此摆脱了从属于对方的地位，就是个人的自由与解放，不屈的意志也就获得胜利了。
萧红说：“你也曾经把我当作一个私生活是浪漫式的作家来看的吧？你是不是在没有和我见面以前，就站在萧军那方面不同情我？我知道，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一个问题的开始。你不清楚真相，为什么就先入为主，以为他一定对，而我是不对的呢？做人是不该这样对人粗莽的。”
萧红说：“我早就该和端木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萧红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么？我要回到家乡去。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这只是一两个礼拜之内的事情。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要写……”
说到端木蕻良，萧红说：“他么？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些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
她又说：“我为什么要向别人诉苦呢？有苦，你就自己用手掩盖起来，一个人不能生活得太可怜了。要生活得美，但对自己的人就例外。”
“我不理解，怎么和这样的人能在一起共同生活三四年呢？这不太痛苦了么？”骆宾基问。
萧红说：“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会变得麻木，不觉得有什么了。”……
第二天，端木蕻良突然走了进来，还为萧红带来两个苹果。萧红沉默着，似曾相识似的，神色有点漠然。
“你还没有突围呀？”骆宾基问道。
“小包都打好了，等着消息呢！”端木蕻良回答说。他为萧红刷洗了痰盂，很快就离开了。
不久端木蕻良又走了回来，说了一些侮及萧红和骆宾基的说话。骆宾基愤怒极了，萧红倒沉得住气，不说一句话。从此，端木蕻良再也不曾在这间酒店里露面。他到底躲到什么地方，与什么人住在一起，都在保密似的，没有人知道。当然，也没有人过问。
到了晚上，萧红像是从日间的郁闷中解脱出来了。
她给柳亚子打了一个电话，愉快地笑着说：“我完全像是好人似的了。我的精神很好。……”放下电话，她向骆宾基转述说：“他听到我的声音，说：‘你能打电话了呀！’他那个高兴的口气，哎呀！……在这样慌乱的时候，他还能注意到我的声音，说是从我的声音里就知道精神好了，这真是诗人的真挚。在这混乱的时候，谁还能注意一个友人的声音呢？”
据骆宾基判断，大约她收到了端木蕻良转来的柳亚子送给她的四十元美元，这电话是道谢的。
大楼又恢复了它的空寂和平静，而他们之间的谈话，就又在一种友情的渴待中给接续起来。他们谈文学，谈鲁迅，谈各自的见闻……萧红的眼光，再也见不到先前那种神经质的闪烁不定的神色。她在怡然地谈说经历的往事之外，也倾心地谈及构思中的小说。
有一个相当成熟的短篇，骆宾基后来根据她的叙述记录下来，就是《红玻璃的故事》。
女主人公王大妈在外孙女小达儿生日时，探望出嫁已久的女儿。她拿过小达儿手中的红玻璃花筒，突然从中窥见自己和女儿的童年时代。两代人都曾玩过这红玻璃花筒，却同样走上做母亲的寂寞穷苦而无欢乐的道路；小达儿是第三代了，现在不也正玩着这迷幻的玻璃花筒吗？她因为窥破了共同命运的可怕的奥秘，返家不久，便郁郁而死。
她的丈夫和女婿都是到黑河去挖金子而一去不返的。想不到临终前，她竟把唯一的儿子叫到跟前，说：
“立子，记住我的话，我活着是立誓不让你向外跑的，可是妈现在不了……立子，到黑河挖金子去吧！”
这是一个关于追寻与宿命的故事，是萧红最后讲述的故事。
在命运的面前低头，还是昂然迎着死亡走去？故事还没讲完，六楼突然中弹，轰然一声，楼窗哗哗作响，一阵强烈的硫磺气味扑鼻而来，谈话从此中断。
追寻的戏剧结束了，宿命的帷幕徐徐降落……
炮声隆隆……
混乱。黑暗。人影幢幢……
骆宾基托起萧红，在火光灯影里很快没入拥挤的人群中。萧红大约为了减轻护理人的负担，同时也可能为了考验一下自己的体力，她曾经几次尝试着站立和走路，结果当然无济于事。十天之内，经过数次迁移，她终于无法支持，最后只好从时代书店的职工宿舍转入跑马地养和医院。
萧红入院不久，不见了十八天的端木蕻良，这时又突然出现了！
他向骆宾基表示歉意，并声称愿相陪照料病者。骆宾基持欢迎态度，他太劳累了，实在需要回到书店职工宿舍去睡一觉，但是走不开，这回来了端木蕻良，算是找到可接替的人了。萧红很敏感，她的一双大眼睛现出机警的神色，大声说：“端木，你出去！”
在与骆宾基的单独谈话中，萧红提出要求说：“明天一早你要回来！不能离开太久了！只一夜。”又说：“你可答应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的，不会忘记吧？”
“当然，怎么会忘呢？”
“你答应我，明天一定赶回来。”
“答应。”
萧红接着问他，身上带着多少钱，知道只有五元港币，立刻从身上拿出百元一张的港币相赠，嘱他带在身边以作不意之用。
第二天，骆宾基来到养和医院时，医院已经诊断为喉部肿瘤，决定动手术摘除。萧红和端木蕻良都同意医生的方案，只等骆宾基的意见了。骆宾基毫无医学知识，除了同意，还能说出别的什么话来呢？结果，萧红在前一天交给端木蕻良百元港币之外，又交出一枚金戒指作手术费。
手术过后，喉头接上铜嘴呼吸管。这一喷氧装置的安设，会发出咝咝的声响，连说话也带有咝咝的杂声了。这使萧红受到很大的打击，情绪顿时低落下来。
晚上，萧红把端木蕻良打发走，对骆宾基遗嘱式地单独作了关于《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两书版权的交待。稍后，骆宾基将相关的内容向站在走廊上的端木蕻良作了转达。
他们一起走进病房，萧红平静地靠在活椅式的病床上说：
“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发展的，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若是没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说，端木，我说这话你听着，若是你在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告的讨饭的，袋里若是还有多余的铜板，就掷给他两个，不要想，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向你伸手了，就给他。你不要管有用没有用，你管他有用没有用做什么？凡事对自己并不受多大损失，对人若有些好处的就该去做。我们生活着不是做这世界上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
她又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你们难过什么呢？人，谁有不死的呢？总有那么一天……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
又安慰骆宾基说：“不要哭，你要好好地生活，我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呀！”
萧红的眼睛润湿了，又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
端木蕻良站在床侧，也哭了起来。
1942年1月18日中午，萧红由骆宾基和端木蕻良两人陪同，乘坐养和医院的红十字急救车，再转入玛丽医院。
在院门后侧窗口，萧红发现了和她共在阳台上度夏的年轻女工，正伏窗问询什么，她微笑着，做出问候的表示。然而，此刻，她已经再没有当时分食苹果的那种兴致了。
医院给萧红做了检查，确诊为肺结核与恶性气管扩张。养和医院的误诊，致使萧红不能进食，只能靠注射葡萄糖维持生命。
下午二时，萧红在手术室换了喉部的呼吸管。夜晚，她在六楼的病室里平静地躺着，盖了院方的白羊毛毯，不说一句话。
过了一整天，到了半夜十二点，萧红见骆宾基醒来，眼睛现出关切的神情，微微笑着，做出要笔的手势。
她在拍纸簿上写道：“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当她写下最初九个字时，骆宾基对她说：“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她挥手示意不要拦阻她的思路。
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并掷笔微笑。三时示意吃药，又吃了半个苹果。这时，她由喉口铜管呼吸，声带无力发音，但神色是恬静的。接着，她又要纸写：“这是你最后和我吃的一个苹果了！”
21日早晨，萧红可以发音说话了。这时，她脸色红润，心情显得很愉快，而且吃了半个牛肉罐头。她说：“我完全好了似的，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多。”接下来，她招呼骆宾基说：“坐下来抽支烟吧！没有火么？”
骆宾基说不想抽烟，实际上是没有火。萧红说：“我给你想法子。”
“这些事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养你的病好了！”端木蕻良说。
萧红说：“等一会儿，塞斯特儿就来了。”他按了几下床头的电铃。
“你知道整个医院都没有人了。”骆宾基说完在大楼里到处找火柴，最后走出医院的大门。他还想在附近的村子，或是在公路旁碰到卖杂货的小摊，买一盒火柴。这样，他走到了香港市区。他想，现在日军占领已经二十六天了，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回九龙一趟？反正有端木蕻良在，而且萧红今天的状况又很好。为了取出他的小说稿子，他排队购了船票，终于上船走了。
22日黎明，骆宾基回到香港，捧着一大盒面包和罐头，走到玛丽医院。这时，大门已经换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一个日本哨兵用刺刀拦截了他。经过交涉、搜身，然后才获准进去，上楼一看，病人已经不在了。
他赶紧到常去的书店宿舍去，看到端木蕻良的留条，告以萧红病危，嘱归后等他来接。不久，端木蕻良来了。他告诉骆宾基说，玛丽医院因为军管，只好临时转往红十字会设立的圣提士反临时病院；又说，萧红早上六时就昏过去了，一直不省人事，看来已经无法挽救了……
骆宾基冲进医院，只见萧红仰脸躺着，脸色惨白，合着眼睛，头发散乱地披在枕后，但牙齿还有光泽，嘴唇还红；后来逐渐转黄，脸色逐渐灰黯，喉管开刀处有泡沫涌出……
十一点，萧红停止了呼吸。
“飞鸟的生涯是美丽的，落叶又为什么给风飘着呢？”
“我们为什么不是飞鸟呢？……”
“为了要追求生活的力量，为了精神的美丽与安宁，为了所有的我的可怜的人们，我得张开我的翅膀……”引自萧红小说《亚丽》。
“如果是一条鱼，要想把鱼鳍变成翅膀，它将意味着死亡。”
一位哲人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著名诗人、小说家和思想家，著有《生命的悲剧意识》等。说。
浅水湾。一个凄美的名字。
这里埋葬着
一只鸟，
一只长着鱼鳍的鸟。
天空向上扬起如透明的面孔。风无方向地吹。鸟群栖集在另一个世界，阳光下，展开的羽翎像金币一样闪耀……
土堆。沙砾。芳草萋萋的洲渚。大海围绕着这一切，浪涛重重叠叠，无止无尽。吟游的海浪，日夜诵唱着浩大的英雄史诗。此间，有谁会在意一个关于鱼的飞翔的小小传奇？即使故事不曾为水族所遗忘，那梦想，那隐密的灵魂、骨头、心跳，都已在讲叙的悲剧的情节中失传。
2007年7月2日初稿
8月22日改定
主要参考书目
《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军著，黑龙江出版社1981年出版。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著，黑龙江出版社1980年出版。
《怀念萧红》王观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萧萧落红》季红真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萧红新传》葛浩文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出版。
《萧红小传》骆宾基著，北方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
《萧红传》铁峰著，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
《萧红传》丁言昭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
《萧红传》季红真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东北现代文学史料》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