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8年10月24日，是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值得骄傲的日子。这一天他们将在卢浮宫面对国王和达官贵人做首次演出。虽然莫里哀一贯蔑视权贵，不屑于对达官贵人阿谀逢迎，但是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如果不能首先获得国王的认可，不要说在巴黎从事戏剧事业，即使在巴黎落脚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远大的戏剧目标，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常常不得不委曲求全。在给国王演出前，莫里哀首先得到了国王的弟弟菲利浦·奥尔良的支持，打出“国王御弟剧团”的旗号。而这次为国王的演出极其重要，可以说是立足巴黎的第一步。
回到巴黎时，莫里哀36岁。他有健康的体魄和惊人的精力，这使他能够经得起流浪生活的劳顿和烦恼。他相信自己的才干和勇气，他大概不曾想到那些陷阱、圈套、诽谤、阴谋、无声的诅咒和诡计，有人将试图用这些手段来扼杀他的事业。
这时的国王路易十四才19岁，尚未正式掌握国家大权，全国的实际统治者还是首相意大利人马萨林；但是，许多事实证明，路易十四确实是一个野心勃勃、非常自负、希望所有的荣誉都归他一身的人物。后来他曾狂妄地说：“朕即国家”，他的心腹仆从也称他为“太阳王”。他老早就以文学爱好者和保护者自居。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物，为了取得他的欢心和支持，莫里哀和他的喜剧团表演了高乃依的著名悲剧《尼高梅得》。这个剧本表面上是歌颂专制制度和贤明君主的，但是，它的实质在于揭露暴君罪行和赞扬人民起义。
戏开演了。玛德隆不愧是一位名演员，德·布里小姐也讨人喜欢，玛尔吉扎小姐悦耳的嗓子和漂亮的腿也引起了观众的注意。莫里哀扮演亲王，演法朴素，令人惊讶，因为在皇家布尔高尼剧院，不是这样演法。在剧场后座，布尔高尼剧院的号称“伟大的演员们”冷眼旁观，他们议论着这些胆敢跑到巴黎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演戏的外省人，还竟然演出他们拿手的剧目，他们心里幸灾乐祸：这回莫里哀他们输定了。
莫里哀和他的剧团不善于演出当时那种矫揉造作的悲剧，他们的戏剧风格与国王耳闻目熟的方式也迥然不同，因此，《尼高梅得》的演出并没有引起路易十四和贵族老爷们的好感。
悲剧演完之后，莫里哀又登上舞台。他用谦卑的语言对陛下表示感谢，感谢陛下原谅了他本人和剧团的缺点，他们在如此令人敬畏的观众面前只能瑟瑟发抖。他对国王说他们想要娱悦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的强烈愿望使他们忘记了陛下驾前还有技艺高超的创新者，他们的表演不过是拙劣的模仿。不过，既然陛下能够忍受他们的乡土风味，他谦卑地请陛下“恩准他再演出一个小小的娱乐节目。正是这些小节目为他赢得了声誉，他正是用这些节目获得了外省人的欢心”。他的奉承使国王非常高兴。这些话说得极好，很有理智，很有分寸，措辞委婉。对那些“伟大的演员们”的吹捧也是巧妙的。即使两个剧团间早已料到的争斗已经开始激化，人们也无法指责是莫里哀首先挑起了敌对情绪。
演员们开始表演莫里哀在外省流浪时编写的滑稽剧《多情的医生》，莫里哀脱下《尼高梅得》戏中亲王的服装，摇身一变成了《多情的医生》的主角。这个小型闹剧的内容非常有趣，而且演技也十分卓越。莫里哀是那么滑稽，以至于奥尔良亲王第一个笑了，接着，太后、老红衣主教，最后连国王自己都笑了。所有的观众都鼓掌。《多情的医生》终场时被一片喝彩声所淹没，卢浮宫剧场似乎都被震动了。布尔高尼剧院的演员这才感到恐惧，意识到他们的半壁江山注定要失去了，他们心里又敬又怕，骂道：“从外省给我们带来了魔鬼！”
演出获得了成功，《多情的医生》深受国王路易十四的喜爱，下令要莫里哀的剧团留在巴黎演出，每年发给他们年俸1500里佛尔，并把王宫的小布尔朋剧院拨给他们使用。在这个剧院里，他们和意大利喜剧团轮流演出。
莫里哀的剧团赢得了宫廷的欢心。为了生活，莫里哀现在必须讨得城市居民的好感。当时有三个剧团在巴黎演出：意大利剧团、马雷剧团和布尔高尼剧团。莫里哀不担心意大利剧团，大部分巴黎人听不懂他们演出的语言，他们的演出剧目均是只写出梗概的戏，运用各种各样的滑稽动作，这些戏无法和真正的喜剧竞争。莫里哀返回巴黎八九个月后，他们就放弃了阵地，回意大利去了。马雷剧团碰到了不少好运气，曾演出著名悲剧《熙德》；1656年，托马斯·高乃依把剧本《蒂莫克拉特》交给了这个剧团，这个戏可以说是17世纪获得最大成功的戏，不过，该剧团最著名的悲剧演员蒙多里于1637年退休后，这个剧团的不稳定就开始了。1658年，该剧团遭受了极其严重的危机，眼看就要瓦解了。
第三家剧团比较稳定，颇受尊敬和欢迎，这就是布尔高尼剧团。只有该剧团独自占有“王家剧团”的称号，也只有该剧团有权用大红海报预告节目。当人们谈到戏剧时，倘若没有特别说明，指的就是这个剧团。最知名的剧作家把自己的剧本交给这个剧团上演，观众只迷信这个剧团。
莫里哀也演悲剧，他想同布尔高尼剧团的剧目争个高低，因此，莫里哀决心一鸣惊人。
在1658年，书籍价高而又稀少，当时还没有报纸，新闻靠口头传播，谁也不大清楚当时发生着什么事，也不能肯定将要发生什么事。戏院则是可以在同一时间向大量的人介绍各种思想的唯一场所。今天的人们是很难想像当时的剧作家和演员们的影响和势力的。莫里哀和他的剧团这时已是名声在外了，所以巴黎市民群情如潮，一起拥挤到小布尔朋剧院。人人都想亲自证实，这个新来的人——莫里哀究竟是何许人也。
观众是前来看《多情的医生》这样的喜剧的，可是莫里哀最初在小布尔朋剧院上演的节目却不是喜剧，而是高乃依的几部悲剧，因而演出效果平平，观众骚动起来，终于有一个脾气暴躁的巴黎人，向扮演悲剧的莫里哀头上扔了一个烂苹果。这个粗野大胆的举动使得莫里哀深受刺激，于是他宣布演出喜剧《冒失鬼》。局面顿时改观，演出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此后，莫里哀接连上演了几部喜剧，更加吸引来了成群结队的巴黎市民，这不但给莫里哀和剧团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而且使得莫里哀的名声轰动了巴黎。
演出的成功打消了莫里哀原先的顾虑，他发现巴黎市民并不是都喜欢那些古板僵硬，过分讲究豪华奢侈场面的悲剧，针砭现实和恶劣习俗的喜剧更有生命力，这就坚定了他在巴黎从事喜剧创作和演出的决心。而且这时莫里哀也在调整自己的创作风格。在外省，民间闹剧和意大利即兴喜剧大受欢迎，但是都城的风气却大不相同。17世纪初期以来，随着专制王权的巩固和兴盛，古典主义文学流派逐渐取得文坛的统治地位。这种文学流派在政治上拥护王权，在作品中宣传个人服从国家，歌颂王权的积极意义；在艺术上，主张师法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把它们当作永恒的楷模；在戏剧创作上，主张用诗体写作，应该遵守“三一律”，即一出戏只能写一个情节，情节要发生在一个地点，二十四小时之内，这就是所谓的时间、地点、动作的三个整一。这种严格的规律与莫里哀所熟悉的民间闹剧和意大利戏剧那种自由粗犷的风格是根本不同的。莫里哀既然要使自己的戏剧创作在政治上适应王权的需要，在艺术上，就不得不有一个改变，逐渐接受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但是，尽管莫里哀在艺术风格上有所妥协，但他一贯的嘲讽世事病态及贵族、教会和资产者丑态的思想锋芒并未收敛起来，他现在又开始冷面观察离开13年之后的巴黎社会，酝酿回到巴黎后的第一部作品。事实证明，莫里哀的第一部作品实际上是向巴黎看似平静的社会里投掷了一枚炸弹，首先炸翻的是他所憎恶的贵族上流社会。
当时的巴黎有一位附庸风雅的德·朗布耶夫人，她开设了一个名叫“天兰色”的沙龙，那里聚集着巴黎所谓最有才学的人，诸如：膝头绣着花边的可爱的侯爵夫人和小姐们，爱说俏皮话的傍晚清客，剧院首次演出的观众，客串作诗人的庇护者以及专写献给女子的爱情短诗和温柔缠绵的十四行诗的作者们。来朗布耶家作客的女士们，一见面就亲吻，互相称呼“我亲爱的女才子”，这很快成了一种时髦风气。“女才子”这个词很讨巴黎人的喜欢。沙龙里侯爵的千斤们想把话说得比资产者的小姐更高雅些，于是大家说话过于考究，叫东西，不是原来的名称，说感受，不是朴实的语言，衣服变长了，帽子上的羽毛竟能扫地。女才子们照脸的普通镜子，在她们的语言里变成了“娴雅的顾问”，把椅子叫做“谈话的舒适”，把跳舞叫做“赋予我们脚步的灵魂”。当夫人听见侯爵一句恭维时，便回答：“侯爵，请您把殷勤的柴棒添加在友谊的壁炉里。”莫里哀痛感巴黎社会的这种迂腐无聊的气息，就想用一出喜剧来表现他同时代这些男男女女丑态百出的本相。
1659年11月18日，莫里哀演出了他来巴黎的第一部作品——《可笑的女才子》。这出戏的情节毫不避讳就发生在巴黎，主要人物是两个外省来首都的资产阶级女子——玛德隆和她的堂妹卡多丝。她俩曾经读了许多贵族作家的作品，崇拜贵族社会那种咬文嚼字、故作风雅的风气。有两个青年向她们求爱，由于不懂风雅而遭拒绝。这两个青年决定进行报复，让他们的两个仆人冒充贵人去拜访玛德隆姐妹。仆人们模仿贵族沙龙的习气，与她们大讲风雅，对她们大加奉承。这两个女子正得意非凡，忘乎所以，青年赶来揭穿真相，将仆人痛打一顿。姐妹俩羞愧得无地自容。
当晚演出时，喜剧一开场，池座里的下层观众便怀着极大的兴致屏息凝神地观看。演到第五场时，坐在包厢里的太太小姐们瞪大了眼睛。到了第八场时，那些侯爵夫人便惊慌不安起来，按照当时的习俗，她们都坐在戏台的两侧。这是描写当今巴黎习俗风尚的闹剧，而这些习俗的享有者和风尚的创造者正坐在包厢和戏台上。池座观众不住地哄堂大笑，用手指点着她们。这些观众认出了沙龙的老爷太太们，她们被昔日的室内陈设商当着诚实的公众，弄得名誉扫地。池座观众的哄笑声一直延续到剧终。巴黎的普通市民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活过。
莫里哀演戏当中，从假面具的眼孔里定睛凝视观众的时候，他看见包厢里坐着“尊敬”的朗布耶夫人。所有的人都发觉，这位以往令人尊敬、举止高雅的老太太已恨得咬牙切齿、脸色铁青。显然，莫里哀的“祸”是惹定了。
整个宫廷和全巴黎市涌向小布尔朋剧院去嘲笑那些女才子，以及那些身佩长剑，帽插长羽，衣服过长的贵族。以下几句诗一直唱到卢浮宫的院子里：
噢，噢！乘我不小心，
当我不怀恶意瞧着您时，
一只眼睛偷偷夺走我的心。
捉贼！捉贼！捉贼！捉贼！捉贼！
这么多废话只不过是想说明一个男子对一个漂亮女人一见钟情罢了。
一些观众喊道：“好啊，莫里哀！这才是真正的喜剧！”真正的喜剧，就是表现大家所熟悉的人物的丑态，同时也表现了各个时代人的丑态。一位老人俯身向另一位说：“我们曾经爱过女才子，不过请相信我，我们应当烧毁现在我们所爱过的东西，而去爱那些以前所烧毁的东西！”还有一个人写道：“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观众去看一出戏。至于我，我花了十个苏看戏，而换来的笑值十个里佛尔。”那些真正的“女才子”也花了钱，并且鼓掌，为得是让别人相信，她们并不是可笑的女才子。但是她们没有笑，那些可笑的侯爵没有笑。布尔高尼剧院的演员们眼看着自己的观众日益减少，他们也没有笑。无人接受其作品的剧作家也没有笑……莫里哀伤害了这些人的利益和自尊心。这是永远得不到宽恕的。
莫里哀这部讽刺喜剧刺痛了那些贵妇人和贵族老爷的心，以致他们竟找出一个有势力的头面人物来下令禁演。第二天，莫里哀就收到巴黎行政当局的正式通知，他的《可笑的女才子》被禁演。但是，巧于斗争和精于斗争策略的莫里哀得到了国王路易十四的庇护，两周之后稍作修改，就再次公演了。演出时，由于观众太多，票价翻了两倍，仍是人流如潮。
半年之后，莫里哀又上演了自己的独幕诗剧《斯卡纳赖尔》。剧中塑造了一个嫉妒者的形象，这个形象把资产者性格的可笑和丑陋暴露在观众面前。主人公斯卡纳赖尔是“一个疑心自己是王八的人”。他想杀死他想像中的奸夫，但又害怕：“被人家一剑戳穿了他的大肚子”。经过反复的考虑和思想斗争，最后还是觉得“做乌龟还比做冤鬼上算些”。在演出时，一个资产者大肆喧哗，当众声明，喜剧里的斯卡纳赖尔写的就是他，他暴跳如雷、指天画地，威胁要去警察局控告，说莫里哀揭发了正直人的家庭生活的隐私。这当然是个误会，莫里哀在创作《斯卡纳赖尔》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某一个具体的资产者个人，他在舞台上描写的不过是爱吃醋的人和贪婪的私有者的一般典型而已。这部喜剧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更得到了路易十四的赞赏。
自然，莫里哀的成功和禁演《可笑的女才子》的阴谋的失败，都引起了那些贵族的刻骨仇恨。他们除了对莫里哀造谣中伤外，还勾结王宫建筑师利用路易十四不在巴黎的机会，以需要拆下小布尔朋剧院的材料来建筑卢浮宫的廊柱为借口，把莫里哀的剧团赶到了街头。但是，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莫里哀，充分利用了法王的权威。在路易十四的帮助下，他反而得到了王宫里的戏院大厅作为演出地点，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莫要哀的剧场被拆除之后，马雷剧团和布尔高尼剧团就想诱使莫里哀的一些最佳演员离开他。有人记录下这一段经过，写道：“面临着所有这些风风雨雨的剧团还要防止产生分裂，布尔高尼剧团和马雷剧团的演员们企图在莫里哀的剧团中制造分裂，这些人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以便把他们吸引到各自的剧团中去。但是，莫里哀剧团是稳固的：所有的演员都热爱他们的领导莫里哀先生，除了他的功劳和非凡的才能之外，他为人诚恳、热情，因此他们向他保证心甘情愿地与他同舟共济，永远也不离开他，不论有人向他们提出什么建议，不论他们在别处能得到什么好处，都是如此。”莫里哀作为一个人，具有诗人的气质。“他被人看成是文质彬彬的规矩人，决不炫耀他的才华和他的信用，他总是适应合作伙伴的脾气，他心地高尚，胸怀豁达，总之，他具有并显示出一位无懈可击的正人君子的全部品质。”莫里哀是个热心肠的人，这是大家公认的。对朋友和演员们，他总是有求必应。他为在他父亲那里当学徒的一个孤儿支付了六年的费用。他对那些流浪者、没有固定职业的人非常随和慷慨。
1661年和1662年，莫里哀剧团先后演出了他的《丈夫学堂》和《太太学堂》。这两部喜剧标志着莫里哀的创作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开始对爱情、婚姻、教育等社会问题进行探讨。《丈夫学堂》的主人公斯卡纳赖尔虽与《斯卡纳赖尔》一剧的主人公同名，却并不是同一类人物。这是一个夫权主义者的形象，他收养了一个孤女伊莎比萝，整天把她关在家里，不许她与人接触，希望把她培养成一个绝对服从自己的妻子。但是，伊莎比萝还是和青年瓦赖尔发生了爱情。伊莎比萝巧妙地利用斯卡纳赖尔的嫉妒，让他当了传递爱情的使者，终于逃出了家门。斯卡纳赖尔想破坏他们的爱情却无意间成全了他们的婚姻。剧中另一个男主角亚里士德是斯卡纳赖尔的朋友，他收养了伊莎比萝的妹妹丽安诺。他不同意斯卡纳赖尔的专制作风，认为妇女能够爱护自己的美德，应该尊重她们的天性。结果丽安诺成了他忠实贤慧的好妻子。
17世纪的法国，封建道德、封建习俗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在家庭中，妇女毫无地位，丈夫具有绝对的权威，子女的婚姻也由家长包办而不能自主。封建习俗还得到教会的保护，把这种陋习蒙上神圣的外衣，成为套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莫里哀从求学时代起就接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和17世纪进步哲学家的思想影响。他主张遵循自然，顺乎天性，赞成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封建思想的束缚。在婚姻、家庭问题上也反对封建习俗。《丈夫学堂》以对比的手法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描写了两种相反的结果。斯卡纳赖尔按封建旧思想行事，坚持夫权思想，违反了人的天性，结果适得其反，本人成了众矢之的。亚里士德尊重人，信任人，是一个人道主义思想的拥护者。他说：“门闩和铁栅栏，以及其他一切提防，都不能养成妇女或少女的美德，只有名誉心可以使她们束身自爱。”这样的原则最后取得了胜利。
《太太学堂》与《丈夫学堂》的主题基本相同，但是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太太学堂》都显得更加成熟和完美。《太太学堂》是一部五幕诗体喜剧，主角是一个资产者叫阿诺夫。他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一个百依百顺、愚昧无知的女子。为此，他买了一个四岁的女孩子阿妮斯，把她关进修道院，相信那里的教育能够培养出一个理想的太太。13年后，阿妮斯长大成人，阿诺夫把她接到家里，满以为她无依无靠、单纯幼稚，一定可以听凭自己的摆布。但是，就在他有事外出的时候，阿妮斯遇见青年贺拉斯，一见钟情。贺拉斯是阿诺夫朋友的儿子，他不知道阿诺夫是阿妮斯的养父，便把自己的爱情和盘向阿诺夫托出。阿诺夫得知此情，一方面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一方面向阿妮斯灌输宗教说教和“妻子日课”，要求她绝对服从。阿诺夫对阿妮斯说：“阿妮斯，放下手中活计听我说，把头抬起来，把脸对着我，我娶你，阿妮斯，从此后你只需要祈祷上帝，爱我，缝缝纺纺，就行了。”他对阿妮斯谈到妻子的义务，以及若欺骗丈夫，若不尽其责，将受到上帝的惩罚。但是，阿诺夫防不胜防。阿妮斯巧妙地利用这种防范来传达自己对贺拉斯的爱情，而且还逃出家门，投奔了情人。阿诺夫明知他们的阴谋，仍无法阻止事情的进展。可是，贺拉斯出于对阿诺夫的信任，误将逃出来的阿妮斯交回到他的手里。最后，贺拉斯的父亲来为儿子说亲，说明阿妮斯是某富翁的私生女儿，促成了贺拉斯与她的婚姻。
这出戏构思巧妙，思想深刻，从婚姻问题说起，步步深入到妇女地位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家庭关系问题和宗教问题，而集中打击的则是夫权主义这种封建道德观。在此之前，法国戏剧史上还没有过像《太太学堂》这样提出重大社会问题的喜剧。因此，《太太学堂》开欧洲近代社会问题剧之先河，在法国和欧洲的戏剧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太太学堂》也是莫里哀性格喜剧的开端。这出喜剧不再单纯用插科打浑的手法、逗趣的情节或诙谐的语言来表现世态人情，而是着力塑造人物性格，戏剧性也来自于人物性格。阿诺夫表现了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特性。他非常富有，但却艳羡贵族的显赫地位，自称德·拉·木墩先生，借这个贵族头衔提高自己的身份。他不满上流社会的淫靡作风，看不惯贵族妇女的不贞和狡猾，希望自己免遭王八命，可是他对婚姻、家庭等问题的认识，仍然受到封建道德观念的支配。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兴起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
在创作《丈夫学堂》和《太太学堂》时，莫里哀已经接受了法国古典主义的戏剧原则。全剧五幕，诗体、剧情单一紧凑，时间、地点都符合“三一律”的标准。在此之前，法国还没有这样完整和成功的古典主义喜剧，这两个剧本的创作成功，标志着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形成。
但是，虽然莫里哀取得了如此大的艺术成就，却再次惹恼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人士。
《太太学堂》于1662年12月26日首次演出，很快就轰动了巴黎。观众非常喜爱这部戏，看戏的人如潮水般涌来，门票达到了创纪录的数字——每晚1500里佛尔。剧作反封建的倾向照样获得了广大普通市民的爱戴，可对于包厢和戏台上的上流社会人士来说，却是如坐针毡，洋相百出。有人蹙额皱眉，有人捂脸怪叫，有人恼羞成怒。一个热心于巴黎沙龙的常客普拉皮松对剧本的内容深感不满，他坐在戏台上，每当听到剧中人的俏皮话和噱头时，便把他气得发紫的脸膛转向池座的观众，大喊大叫：“笑吧，池座的观众们！笑吧！”他一面嚷嚷，一面还向池座观众挥舞拳头。自然而然的，池座的观众更是哄堂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这之后，巴黎又出现了一批“对号入坐”的上流社会人士，他们满心委屈地到处诉说，莫里哀通过这出喜剧的主人公阿诺夫的形象，描写的正是他们。
《丈夫学堂》和《太太学堂》的演出，引起了教会、贵族和他们的走狗——反动腐朽的文人的猖狂进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其中包括写出大量的讽刺作品），来诬蔑诋毁这两部喜剧，攻击这两个剧本中的现实主义的特征。他们说：《太太学堂》和《丈夫学堂》粗俗、下流、淫秽、亵渎宗教。企图禁演此剧。有人则写文章诽谤莫里哀，败坏他名声，攻击他的剧本。那些人诬陷莫里哀说他不论谁的作品都抄袭；他自己组织广告；使自已的剧场内坐满达官贵人，但这些人并非因为在那里能得到娱乐而上剧场的，而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到那去，到那里去是为了露露面，他们甚至不关心演的是什么戏。莫里哀的诀窍在于利用贵族的愚笨，贵族喜欢别人取笑他们，他们自己把自己圈子里的事和自身的缺点告诉他。这出戏不但很恶毒，而且戏的主题并没有写好，没有一场戏不是错误百出的。最后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具有美丽外表的魔鬼”。
对这些恶毒的进攻，莫里哀仍用讽刺喜剧这个犀利的战斗武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他在1663年编演了《太太学堂的批评》这部充满战斗性的喜剧，狠狠地讥笑了对他怀着恶意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头脑空虚的侯爵、装腔作势的太太、庸庸碌碌的诗人和心怀嫉妒而行为卑鄙的演员。该剧描写贵族沙龙里的一场论争。剧中人物对《太太学堂》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他们各抒己见，热烈辩论，最后以赞成者的胜利告终。莫里哀把社会上对《太太学堂》的反对派分为三类：一个是毫无见识、无赖泼皮式的侯爵，一个是装腔作势、假充正经的贵妇人，一个是嫉妒别人、吹毛求疵、奴性十足的作家，他们都是巴黎沙龙里的代表人物。莫里哀明言，这些坐在戏台上看戏的大人先生的鉴赏能力要比池座的一般观众低下得多。这就更加激怒了贵族老爷们。
这时上流社会风传《太太学堂的批评》一剧是在影射巴黎贵族德·拉·费雅特公爵，他是法国的元帅，法兰西近卫军司令，权倾一时。贵族们都有意挑唆他，而他最后也认定，《太太学堂的批评》描写的侯爵就是他，那个侯爵笨拙而又愤愤地老是重复说一句话：“来块奶油蛋糕！”——于是，费雅特对莫里哀恨之入骨，准备对他进行无情的报复和羞辱。一天，费雅特在王宫的回廊里碰到了莫里哀，他假意作出拥抱的姿态，突然搂住莫里哀，把他按在自己上衣的金属钮扣上，扎得莫里哀的脸颊鲜血直流。费雅特嘴里还恶狠狠地嚷道：“来块奶油蛋糕！来块奶油蛋糕！”经过此事后，费雅特还不解恨，打算派人暗杀莫里哀。路易十四听到此事，赶紧制止了费雅特。
贵族的这些行径不会吓倒勇敢的莫里哀，只会激起他更强烈的反叛意识，他对贵族以及所有可鄙可笑的阶级的讽刺更加毫不留情。《太太学堂的批评》演出后，出现了《〈太太学堂的批评〉之反驳》一类的论战性的剧本。布尔高尼剧院还上演这一类剧本，他们把莫里哀诬蔑成滑稽可笑的人物。莫里哀以战斗的姿态迎接论战，他立即写出《凡尔赛即兴》回击那些诽谤他的剧本。这是一出独幕剧，剧本的构思别出心裁。它描写莫里哀剧团的后台，让人们看到莫里哀指导剧团排演的情景。通过莫里哀对演员的谈话，与反对派展开论战。这个剧本同《太太学堂的批评》一样，既是戏剧又是文艺论著。莫里哀强调艺术表现要真实，要合乎自然，批评布尔高尼剧院那种矫揉造作的作风。莫里哀大胆地提出：当今的喜剧应该把贵族人物作为嘲笑的对象，侯爵可以像古时喜剧里的仆人一样，成为今日喜剧的丑角，娱乐观众。莫里哀的敌人极其恶毒的攻击说由于《太太学堂》中的“某个章节”，莫里哀将会受到嘲笑，这里是指莫里哀的私生活。莫里哀在《凡尔赛即兴》一剧中颇为庄严地答复了这些人：“说到最后，我就关于这事，公开宣言几句吧。随他们批评，随他们反批评，我不打算做任何回答。让他们说尽我的戏的坏话好了，我全同意。……我情愿给他们留下我的作品、我的面孔、我的手势、我的语言、我的声调和我的读词方式，由他们用，由他们说……”
贵族教会集团并不就此罢休，在论战中没有占到任何便宜，理屈词穷，败下阵来，就采取卑劣、阴险的手段诬蔑莫里哀的妻子不守妇道，并向国王呈文，诬告莫里哀的妻子实际上是莫里哀自己的私生女，莫里哀犯了乱伦的罪孽。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莫里哀的妻子阿尔芒德·柏扎尔是他的好朋友玛德隆·柏扎尔的小妹妹，从小失去母亲，生活在玛德隆身边。莫里哀与她于1662年2月20日结婚，婚后的生活并不美满。他俩年龄悬殊太大，结婚时，莫里哀已经40岁了，阿尔芒德才19岁。阿尔芒德性格与莫里哀不合，她挥霍、任性、轻浮，给莫里哀的后半生带来了许多烦恼和不幸。但是，莫里哀的婚姻是完全正当合法的。国王路易十四对那份呈文置之不理。1664年2月28日，莫里哀的儿子降生时，路易十四自愿作了孩子的教父，并用自己的名字给孩子命名，以此表示对莫里哀的宠爱。国王的支持使那些反对莫里哀的人不得不有所收敛。围绕着《太太学堂》的一场恶战也告一段落。
当然，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莫里哀并不是孤立的，他不仅得到了一般平民观众，而且还得到了当时许多著名的文学艺术家的支持。文艺理论家布瓦洛（1638一1711年）就曾为《太太学堂》的演出写道：
尽管一群嫉妒的人，
鄙夷作色，大胆指摘
你最优秀的作品，也是枉然；
莫里哀，他的天真的美好
将一代又一代传之永久，
后人看了，会一样开怀。
你的女神有益于人心
欢欢笑笑说出了真理：
在你的学堂人人受教，
样样美丽，头头是道；
……
要是你不受大家欢迎，
他们也不会那样恨你
这不仅是对莫里哀的赞扬和鼓励，而且是对那些诽谤者的有力打击。也正因为《丈夫学堂》和《太太学堂》这两部喜剧演出的成功，法王路易十四还给莫里哀一种新的奖励，他每年可以向国家领取一笔津贴费。
路易十四身为君主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在这里成了莫里哀强大的庇护者呢？实际上，他的利益要更多地与贵族和教会联系在一起，他为什么能容忍莫里哀对教会和贵族的无情奚落和嘲弄呢？这要从法国当时具体政治状况谈起。
1642年，那位迫使贵族们服从国王的、伟大而令人生畏的首相黎士留逝世了。路易十三世也随其后于1643年去世。他的儿子路易十四当时只有5岁，他的母亲在一个意大利人，红衣主教马萨林的辅佐下治理着国家。贵族们立即从政权的软弱中得到了好处。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兄弟孔蒂亲王等都寻找罗马教会和西班牙的支持来攫取国家的权力。马萨林花了十年时间才恢复了安定和秩序。路易十四一生都会记得他7岁时贵族叛乱，他被迫离开王宫藏到巴黎郊外的情景。1658年，路易十四还只有20岁。他放手让马萨林治国，自己在旁静观。但是，日复一日，他都在为亲政做准备，他清醒地看到贵族、僧侣、大资产者们在暗中正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赌博，每个人都想捍卫自己的利益。马萨林病重，死期临近。如果国王强大而会指挥，大家都会拥戴他，如果他表现软弱，每个人都会反对他，并且反对其他所有的人，形成了一些团体，一些教团。路易十四还是个年轻人，还没成为伟大的国王。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法国人将对他俯首贴耳长达50多年，因此有人认为还可以碰碰运气，争夺权位。贵族们中间传播着国王的过失，议论他爱好玩乐。他的使节在罗马街上受到袭击，路易十四要求赔礼道歉，人们便觉得他太过分了，认为他的行为像是一个敌视宗教的人。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建造宫殿，有人就说他挥霍太多。路易十四对自己的现状十分不满，对自己被迫躲躲藏藏也大为不满，对于那些批评他，把他说成教会之敌的人们，他深感愤怒。而路易十四本人实际上具有雄厚野心且自视甚高，在他看来，他的政权是神赐的，他瑰伟独立，高踞于世人之上。他记取了以往王权旁落的教训，下定决心，要把上层贵族紧紧控制在自己的铁掌中。因而，莫里哀的出现无疑符合他的心愿，他希望凭借莫里哀打击贵族、教会和冉冉上升的资产阶级，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保持这三方力量的均衡，这样才有利于他统治的巩固。
自然，路易十四对莫里哀的支持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当莫里哀不受节制地抨击现有制度和已有秩序，有可能造成大的混乱，直接影响到政权的稳定时，莫里哀就会成为路易十四的敌人，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莫里哀抛弃。而作为不妥协的反秩序斗士的莫里哀，其性格发展的逻辑注定有一天，他的斗争将超出路易十四允许的范围，他与路易十四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后来，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法国王室依靠贵族和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者内部的反动势力——教皇、主教、世俗封建主进行斗争，不断取得胜利。法国逐渐变成了强大的君主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到了莫里哀生活和创作时期，国王路易十四接受了他的财政大臣柯尔伯的重商主义，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他一面兴办手工工厂，大力发展生产；一面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这样，不但国内经济迅速繁荣起来，而且也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物质和技术条件。当时法国生产的丝、法兰绒、缎子、水晶、瓷器、手工刺绣的毡子，不但畅销法国本土，而且输出到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土耳其等国家；西眠附近的一个呢绒手工工场有5000多工人，沃康松丝织手工工厂的一个厂房就有102台织机。
在政治方面，路易十四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王权，他流放了一批操持国家大权的法官，把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他出席王室会议，听取大臣的报告，签署一切国事公文，向各郡派出具有财务、司法、警察、行政和军事权力的财政官，并亲自任命各市的主要官吏，对地方兵力则集中管理，直接由各郡郡长和国王派遣的监督官统辖。这样，君主制在法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法国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国际方面起着领导的作用。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努力仿效它的各种制度建设自己的国家。
随着专制政体的确立和巩固，以及资产阶级的迅速形成，法国的民族文化也逐渐形成起来。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歌颂专制政体，以及炫耀王室的豪华生活，法王及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关文化的措施。例如，在首都巴黎近郊，他们就建立了壮丽的宫殿（凡尔赛宫、圣日尔曼宫等），在这里所举行的盛大宴会、跳舞会、化妆舞会、戏剧演出会曾在欧洲轰动一时。法国成了世界文化重要中心之一，法国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音乐家、艺术家都集中在王宫里，他们受到国王亲身庇护，从国王那里领取恩赐和年金。就是这种所谓灿烂辉煌的宫廷文化，构成了法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里，法国孕育和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莫里哀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