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唐代诗人李白
巫山，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其源远流长的人文内涵早已超过其作为一个简单的县级行政区划、一个风景名胜集中地的地域概念。闻名中外的长江三峡，巫山就拥有巫峡的全部和瞿塘峡的大部。四百里峡江，精华在巫峡。巫峡是一条历史的通道，是一条诗歌的长廊。唐代诗人元稹传之千古的绝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五首·其四》）就是对长江三峡巫山那万古不衰的神韵和魅力的概括。
巫山的云，巫山的雨，巫山的雾，朦胧而奇幻，曾勾起到此一游的文人墨客多少奇思遐想！李白、陆游、杜甫等历代文人骚客为巫山和巫山神女写下的灿若繁星的诗篇，赋予了巫山深厚的文化内蕴。诗人们或借虚无缥缈、变化莫测的巫山云雨感叹宦海的无常，流放的孤苦；或借峡谷的高深、大江的豪放抒发远大的志向，未展的宏图；或借似有似无，时隐时现的猿鸣感悟人生的艰辛，命运的多舛。“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这首流传于三峡的古歌谣，曾引起多少游子对故土的思念！
时任夔州刺史的刘禹锡当年到巫山采风时，根据当地流行的竹枝歌，整理成唐诗中一朵绚丽的奇葩——《竹枝词》，写下了清新隽永、通俗晓畅的著名爱情诗篇：“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地理上，巫山县位于重庆市最东端，三峡库区腹心，素有“渝东门户”之称，地跨长江巫峡两岸，东邻湖北巴东，南连湖北建始，西抵奉节，北依巫溪，县城位于大宁河与长江交汇处。境内有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有幽深秀丽的小三峡、小小三峡；巫山的“三台八景十二峰”更是笼罩着神秘的色彩。屏列大江南北的巫山十二峰中，秀丽的神女峰孕育出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神女文化。“三台”分别是授书台、楚阳台、斩龙台。授书台与神女峰隔江相望，相传为瑶姬向大禹授书的地方。陆游登临此处时，对不尽的风光发出过“泰、华、衡、庐皆无此奇”的感叹。楚阳台上曾建有规模宏大的古庙，人称高塘观，是长江最老的古刹之一，因宋玉在此所作《神女赋》、《高塘赋》而名扬天下。错开峡峭壁上有一浑圆大石，其状如鼓，据传瑶姬助大禹治水时，一龙侥幸不死，欲回东海，错开一峡，造成水患，被瑶姬斩杀在这里，故称“斩龙台”。“八景”则分别是南陵春晓、夕阳返照、宁河晚渡、清溪渔钓、澄潭秋月、秀峰禅刹、女贞观石、朝云暮雨。
“巫”之名始见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其历史之久远几乎可与华夏文明史同步。
巫山，既是氏族社会时期多个巫人部落生息繁衍之地，也是古代巫风昌炽之地和中国神秘文化的发祥地。巫山是远古巴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厚。
虽然巫山的云雨变幻莫测，巫山的神秘巫文化源远流长，巫山的诗歌凄婉动人，却非本书的主旨所在。我们的目光，将投向巫山境内一个闻名中外的远古遗址——龙骨坡巫山猿人遗址（W ushan H om inid Site）。该遗址自1984年首次被发现以来，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议。支持者认为，龙骨坡出土的巫山人化石代表了东亚地区最早的远古直立人，该发现足以对早期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提出挑战；反对者则对此不屑一顾，认为所谓的“巫山人（W ushan m an）”是“猿（A pe）”非“人（M an）”，说其是东亚人类最早的祖先依据不足；或者说即便“巫山人”是“人”非“猿”，也难以撼动早期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根深蒂固的理论。
尽管巫山龙骨坡巫山猿人遗址1998年已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似乎已得到官方权威机构的认可，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巫山人”的争议迄今尚未平息，龙骨坡巫山猿人遗址及其周边地区的进一步调查与发掘工作也还在深入进行中。对于局外人来说，“巫山人”的学术地位与价值，也如巫山的云、雨一样难测高深。下面，让我们以理性、客观的眼光，来看看争议了十多年的“巫山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看能否拂去岁月蒙上的尘埃，还原其本来的面目。
龙骨坡巫山猿人遗址位于长江南岸山原期夷平面（该区山原期夷平面高度为700-1000米）之下的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西南坡，海拔高度830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09毅4忆50义，北纬30毅21忆25义。就埋藏类型而言，这是一处典型的垂直型溶洞堆积。龙骨坡巫山猿人遗址南面与湖北建始接壤，与建始人遗址仅一山之隔。巫山的地形十分复杂，南北高中间低，峡谷幽深，岩溶发育，山地面积占96%，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龙骨坡位于北亚热带范围内，动物地理区系为东洋界的中印亚界。在中国自然地理区划上为华中区的西部山地高原亚区。由于该区与华北（古北界）、南与华南区、西与西南区相邻，因此动物区系的构成具有三个过渡区的特点，尤其偏向西南和华南两区的特点。
1967-1968年间，巫山大庙区农民在龙骨坡挖掘出大批哺乳动物化石。仅1968年冬，从中挖掘的龙骨就达数千斤，龙齿数百斤，先后运往湖北建始、巴东和宜昌等地销售。
巫山大庙龙骨坡化石地点，于1984年夏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原四川省）重庆自然博物馆、万州（原四川省万县地区）博物馆和巫山县文管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科学考察队，进行长江三峡地区新生代地层古生物考察的过程中，在该村中医牟之富的协助下发现。据古地磁学证据，巫山猿人遗址含人类化石的地质层位的绝对年龄是距今2.04-2.01百万年。
巫山猿人遗址的发掘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工作：第一个阶段是1984-1988年，以野外考察和发掘工作为主；第二个阶段是1989-1991年，以室内分析和研究工作为主；第三个阶段是1997-1998年，第四个阶段是2003-2006年，这两个阶段都以野外发掘工作为主。1985年10月，一段左侧直立人下颌骨（带两颗牙齿）和一些具有人工痕迹的骨片出土。1986年秋，在人类化石附近又获得一枚直立人上门齿和几件石制品。在这两次发掘中，巫山猿人遗址出土了大量上新世晚期的动物化石，达120种，其中哺乳动物116种（含14件巨猿化石）。发现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Homo erectus wushanensis Guand Fang，1991），俗称巫山人。在1987年和1988年的发掘工作中，只发现两件有争议的石制品：一件凸刃砍砸器和一件砸击石锤。
原研究者认为咱12暂：巫山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尽管个体较小，从基本形态看，应为人类的牙齿；门齿的铲形形态显示了黄种人的特点；巫山人化石上内侧门齿舌侧结节与北京人等中更新世化石不尽相同，和现代人倒有些相似，而与印尼桑吉（SB）的情形接近；巫山人下颌骨上的第四前臼齿齿根不像北京猿人那样粗短，但它远比现代人粗长，齿根高约为齿冠高的3倍。综观这些性质，巫山人化石应属于直立人，鉴于形态上的特点，将其视为一新的亚种——直立人巫山亚种（Homo erectus wushanensis）。巫山人牙齿比北京猿人男性个体、和县猿人、SB、能人相应牙齿都小些，但门齿和第一臼齿与北京猿人女性接近，有可能这两件标本均为女性（有人因此将其称为“巫山老祖母”——笔者注）；不过，巫山人牙齿较小也许是一种地方性特征。
对于巫山猿人遗址1987-1988年出土的旧石器，原研究者咱12暂认为：龙骨坡遗址的石制品虽然不是很典型，但有理由归入人类加工的石制品，代表了这一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也为了解早期人类的活动和分布情形增加了新的材料。而分别在1997-1998年和2003年发现的大量石制品，尽管其人工性质清楚，技术面貌原始，被认为与东非奥杜威峡谷的早期人类文化有相似之处，但因其原料主要为石灰岩，所以也引起了质软的石灰岩能否作为石制品原料的广泛质疑。
继1985年发现人骨化石之后，黄万波等人于1997年在该遗址处发掘出大量旧石器。黄万波先生说：“文化的形成实际上也意味着思想的形成。在龙骨坡出土的石器中我们发现了人类加工过的痕迹，这为远古文化在这里的存在提供了线索，但在下最后的结论前尚需进一步研究。”黄万波先生同时指出：“龙骨坡出土的石器与东非能人制造的石器相比，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东非能人用的石器岩性单调，主要是火山熔岩；龙骨坡遗址石器亦单调，主要是石灰岩。两者在打制技术上，多用砾石或石块简单打制。在石器和类型方面，东非和龙骨坡都出现了捣碎器，对龙骨坡出土的大批石制品，我们尚未作深入研究。但是，将全部考察结果所透视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可以认为龙骨坡的这种新型的石器组合，代表了200万年前一种混沌初开的石器工业，我们暂称其为龙骨坡文化。如果巫山人来自非洲，应该带来了他们当地的文化，但巫山龙骨坡文化没有发现与那种石斧相似的石斧。”
侯亚梅、王谦在《化石》杂志1999年第一期上报道：法国著名古人类学家科庞1998年11月在访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时，观察了巫山人化石和巫山猿人遗址1997年与1998年出土的部分石器标本，深感惊讶，他说：“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石器！”在观察巫山人牙化石时，他说：“比较现代，与能人相比，显得纤细一些，而与格鲁吉亚的Dm anisi的人化石比较接近。”他明确肯定该化石的特征是人而不是猿。他说：“我相信最早的人起源于大约300万年前的非洲，而且这批人类在进化到直立人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外扩散了，他们的脑量已增长到一定的程度，也拥有了不错的工具，他们有足够的能力面对自然的挑战而走出非洲。我不赞同有些人类学家坚持一定是在直立人时才开始向外扩散的观点。事实上，早期人类在亚洲比在欧洲有着更加充分的证据，欧洲早期人类的石制品似乎还没像在中国已经见到的这样发展。”此外，法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巴黎第十大学埃瑞克·博依达（Eric Bo侑da）2001年考察了巫山猿人遗址，观察了石制品后说：“我们充分肯定巫山猿人遗址石制品的人工性质，这么古老而全面的旧石器地点，在东亚还不多见。”博依达还参加了巫山猿人遗址2003-2005年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除人科化石外，在巫山猿人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咱12暂：龟、马鸡、锦鸡、巨猿、猕猴、疣猴、原黄狒、刺猬、鼹、鼩鼱、蝙蝠、蹄蝠、菊头蝠、松鼠、仓鼠、猪尾鼠、模鼠、绒鼠、竹鼠、豪猪、乳齿象、剑齿象、貉、豺、真猫、熊、大熊猫、黑熊、獾、大灵猫、斑鬣狗、似剑齿虎、猫、豹、猎豹、马、犀、貘、爪兽、猪、麂、鹿、麝、巨羊、羚羊、牛，及数十种其他鼠类动物，共计11个目，32个科，69个属，93个种。
那么，巫山人曾经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呢？原研究者咱12暂认为，“目前主要生存于西南季风控制下的热带和南亚热带及横断山地区森林型的哺乳动物出现在龙骨坡，表明巫山人生活时期长江三峡一带的气候远较目前湿热，森林更加茂盛；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温带动物的南迁以及西部高山或亚高山地区灌丛草原动物的东移，以表明其间有相对干冷的时段，有一定范围的灌丛草地存在。巫山人生活的第四纪初期，云贵高原尚未形成，因此，目前生活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能够分布到目前属于北亚热带的长江三峡地区。另一方面，当时的秦岭——大巴山也未达到目前的高度，横亘于祖家西南的巫山、荆山一带的地势起伏不大，因而当西北季风强盛的年代能够影响到巫山地区，从而导致温带草原动物的南迁。巫山人生活时期的地理概貌十分类似于现代淮河流域动物区系——过渡区的面貌，地势较低，便于南北动物的交换。目前的长江对动物的迁徙显然是一天然屏障，特别是华北草原型动物要达长江南岸是十分困难的。巫山人生活时期，相当数量温带动物的存在表明，当时的长江要么还未形成，要么仅是雏形。”
“巫山人生活时期，沉积物以河流相为主，也是一个多雨的时期。从哺乳动物化石分析，其中明显存在着一个相对干冷的时段；特别是草原动物的存在可以证明当时有一定范围的草原。孢粉分析表明，巫山人生活时期的早期，常绿阔叶林急剧减少，草本植物增加，气候相对干凉；后期常绿阔叶林增加，蕨类植物茂盛，气候温暖潮湿。巫山人生活时期以后，沉积物为裂隙堆积，气候相对干冷。这一时期乔木比例下降，草本植物增加，气候变得干冷。”
总体而言，巫山人生活的时代、当时的环境及气候条件，属于比较湿热的热带、亚热带森林环境。一般来说，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纵横的河流，河两岸为宽阔的旷野，有大片的草原和湖沼。森林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森林动物，草原上则栖息着各类草原动物。巫山人日出而作，用简陋的石制与骨制工具，为求得生存与各种各样险恶的环境与虎视眈眈的大型食肉动物斗争着；日落而息，在漆黑的山洞里摸索着，期待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这是一部分学者为我们绘制的一幅简单的巫山人生活场景。那么，这样的场景真的在巫山龙骨坡存在过吗？下面，我们来听听不同的声音。
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院士曾明确指出咱13暂：巫山龙骨坡似人下颌属于猿类。他将巫山似人下颌及其牙齿与东非早更新世人属，Dm anisi直立人以及元谋的禄丰古猿等做了比较。结果发现巫山标本的尺寸比前二者都小得多，而与后者很相符。巫山标本被有些人作为归属为人属所根据的那些特征大多是人和猿共具者，其中前臼齿齿根分叉则是在人类罕见，却是禄丰古猿的特征之一，前臼齿前接触面位置和跟座比例则反映猿类特征。最接近巫山下颌者是禄丰古猿，其间有否祖裔关系尚待更多标本来论证。贾尔塔（Gulotta，1995）和沃尔波夫等（W olpoffetal，1996）都认为巫山的高等灵长类下颌骨属于猩猩的一个种类。后来，美国衣阿华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石汉（RusselL。Ciochon）等参加了这里的工作，他们1995年在英国《自然》（《N ature》）杂志发表文章咱14暂，建议这两块标本最接近匠人。次年它们又被说成不能确定种名的人属成员。此后各国不少人类古生物学者对他们的鉴定提出异议（W olpoff，1996；Schwartzand Tattersall，1996；Etlerand Zhou，1998；Pope，1998）。总之，除该研究组成员和未见过真标本的伍德（B。W ood）及其共同作者给予肯定外，迄今还没有见到任何以研究人类化石为专业的学者著文赞成和论证巫山龙骨坡发现了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一般认为那块下颌骨属于猿类，门牙时代很晚。有人认为门齿属于晚期智人（Homo sapiens），很可能是后期掉落进洞穴并混入原生层位的。
关于巫山猿人遗址含人类化石的层位的绝对年龄，同样存在争议。北京大学的陈琪博士和陈铁梅教授认为咱16暂，根据ESR测年结果，龙骨坡洞穴遗址中含人类化石的第4层的年龄为距今75万年至距今102万年。这比1991年的古地磁测年结果整整推后了100万年左右。用同样的方法，他们认为安徽繁昌人字洞旧石器遗址的5个ESR数据显示该遗址早于100万年前，甚至达到了170万年前，但这些数据显然比根据动物群估算的240万年前要小。
适用于第四纪定年的方法很多，但每种方法都因测年所用的物质、被测事件的性质和给出年龄的方式而有一定的局限性。鉴于年代测定在第四纪地层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等研究领域里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对一些主要方法作个简单介绍咱17暂：
（1）放射性碳（AM S）定年。被广泛接受和应用最多的晚第四纪定年法。任何含碳物质，包括木头、碳化木、土壤、泥碳、岩漆、种子、骨骼、碳酸盐、贝壳、衣物、地下水等都可用放射性碳（AM S）定年。适用范围：5万年以内。
（2）热释光（TL）定年。有可能测定年龄范围从100年到100万年。不是一项常规技术。
（3）电子自旋共振（ESR）定年。直接用一定的矿物，特别是石英和长石颗粒测定年龄的一种技术。有可能测定年龄范围从10万年到100万年。
（4）氨基酸外消旋法（A AR）。可应用于任何一种含化石质的蛋白质和蛋白质离解的产物，包括骨骼、牙齿、蛋壳、淡水和海洋贝壳、有孔虫、钙质沉积物和泥碳。AA R定年的范围取决于样品的成岩温度史和样品中氨基酸的成分，有可能延续到200万年。
（5）铀系不平衡法（USD）。可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物质，其时间也可从现代到100万年，决定于分析中所用的是哪种元素。这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测定更新世遗物年代的方法。
（6）钾-氩（K -A r）定年。通常见于火山岩、变质岩和火成岩中许多含钾物质的放射性测量方法。一些最古老的岩石也可用钾-氩定年。K -Ar法测年的年龄上限实际上是没有的，下限一般为10万年左右，但最近几千年的K -A r年龄也可得到。重庆地区的更新世遗址中目前未见火山堆积物，所以此法无法应用。非洲的古人类遗址、旧石器遗址的时代大多由此法获得。
（7）古地磁定年。岩石或沉积物中矿物的剩余磁性记录着这些物质在冷却、沉积或蚀变时地球磁场的极性特征，这便是古地磁研究的基础。这种定年方法通常只用来确定沉积序列的上下关系，但当古磁场序列得到由其他定年方法得出的标准曲线校准时，便可得出数值年龄。我国北方的古人类遗址、旧石器遗址的精确时代大多可由此法获得。
（8）裂变径迹定年法。主要应用于早于10万年的火山灰的年龄测定。
年代测定一直是对中国南方地区常见的更新世的洞穴、裂隙及河流阶地堆积物中的化石研究中的一项难题。在南方酸性土壤的沉积环境下，有机质难以保存，一些常用的测年手段无法应用。所以，我们对中国南方的堆积物中的化石的年代判断，往往是粗略的、大概的，更多的时候只能根据动物群的组成成分来初步判断其是更新世的早期、中期或晚期，对更细的年代判断就往往束手无策。北方的黄土堆积或河湖相堆积往往很厚，里面常常记录了多次地磁场倒转的极性事件，用古地磁的方法很容易地就可得到堆积物的精确年代。而南方地区的洞穴、裂隙及河流阶地堆积物，往往是一次性堆积而成，里面只记录了一次地磁场倒转的极性事件，所以古地磁的方法就无法应用。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新兴的测年方法正在产生。我们希望，这些新方法能为我们解决南方的堆积物的地质时代判断的难题带来新的思路和新的结果。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巫山人的问题上来。如前所述，对于巫山人的性质，即其是猿还是人，是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及其生活的年代，都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多、更丰富的巫山人化石材料，和更多的有精确地点、层位记录、年代测定的人工制品。目前所发现的巫山人化石，材料过于稀少，且由于是老年个体，牙齿的磨损程度过大，难以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存在争议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在巫山猿人遗址及其附近区域，能有更多更好的同类材料被发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弄明白巫山人在人类演化谱系上的正确位置，才能知道巫山人是不是我们东亚地区人类的真正祖先。
如果我们对巫山人及建始人的时代判断是正确的，而且这两个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都可归入直立人种（Homo erectus）的话，确实是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也对早期人类走出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的传统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势必引起我们对早期人类的起源地点及人类演化模式的重新思考。因为，直立人种（Homo erectus）传统上被认为是现代人（Homo sapiens）的直系祖先，他们在除中国之外的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最早记录都是180万年前左右，在非洲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很多学者认为直立人在欧亚大陆的出现代表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自然地，其在非洲出现的时间自然应该比在欧亚大陆早，所以推测直立人在非洲出现的时间为200万年前左右。如果巫山人及建始人都是200万年前甚至更早的直立人的话，那么就与人类在直立人阶段走出非洲的传统理论相冲突了。我们自然会想，从南方古猿向直立人的过渡，这一人类演化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到底是在非洲完成的，还是在亚洲完成的？亚洲，或者更具体地说中国，有南方古猿的化石存在吗？最早的直立人是走出了非洲，还是走进了非洲？这一切，目前都还是待解之谜，如同巫山那扑朔迷离的云和雨。
其实，古生物学（含古人类学）本身就是一门“材料”科学。所有的古生物学理论和假说都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化石证据之上。所以，有的学者说“发现（珍贵化石）就是水平”，当然，这是指在野外发现化石后能初步判断其类型及价值的专业研究人员而言。这种说法尽管有失偏颇，却也有一定的道理。笔者以前曾对欧亚大陆的猛犸象化石作过较深入的研究。在笔者之前的100多年里，国际学术界都普遍认为草原猛犸象这一绝灭了的物种最早起源于欧洲，而后向亚洲扩散；也有学者根据最新获得的材料认为草原猛犸象起源于西伯利亚，而后向欧洲扩散；笔者根据我国河北省阳原县马圈沟旧石器遗址出土的仅有的4颗草原猛犸象牙齿化石，提出草原猛犸象真正的起源地是我国的华北地区。现在，该观点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可见，在古生物学研究领域，唯一具有发言权的是化石材料本身。真正有价值的标本，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或许只需一件，就可推翻某些所谓不容置疑的传统理论。所以，我们不必盲从于权威，更不必盲从于所谓的“经典”。
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亦是如此。比如对于巫山猿人遗址出土的旧石器，很多学者因其主要原料是石灰岩就轻易地将其否定了，因为在世界上，还几乎没有用石灰岩来加工石器的先例。我们知道，古人类制作石器的主要目的是“物以致用”。如果其生活的环境比较特殊，无须砍砸、切割太多坚硬的东西，用质软的石灰岩制作的简陋工具就足以应付，那又何必去选择坚硬的石头来作工具的原材料呢？何况，如果对巫山人的年代判断正确的话，那可是200万年前的人啊，尚处于混沌初开的蒙昧时代，其智商之低，其经验之少，其活动范围之窄，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能苛求200万年前的古人！更何况，古人选取石料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就地取材”。如果附近没有坚硬的石料，或者附近即使有，但古人没有能力获取，而选择随处可得的石灰岩碎块来制作简陋的工具，又何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东亚地区迄今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安徽繁昌县人字洞旧石器遗址也曾面临同样的质疑，因为那里的石制品主要原料是来自于离遗址不远处的一种铁矿石，同样地“史无前例”。
总之，对于巫山人及其文化遗物，根据目前的材料与证据，我们尚无法对其作一个更为准确的结论，一切都有待于更多的发现、更精确的测年与更深入的研究。这让本人想起了著名的爪哇猿人（Homo erectus erectus）的命运。1901年，爪哇猿人的一块头盖骨化石和一颗牙齿化石在印度尼西亚被一个叫杜布阿（Eugene Dubois）的荷兰籍军医兼古生物学家首次发现，这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直立人化石。根据这些化石的特征，杜布阿认定这是从猿到人之间的“缺失环节”。他在1894年发表论文，将这些化石定名为直立人，后人也经常将这些古人类俗称为爪哇猿人（Java M an），从而在世界上引起了一场关于人类起源地的激烈争论。有人怀疑这些化石的地质时代有问题；有人认为，头盖骨是长臂猿的，牙齿是猩猩的，而大腿骨则是现代人的；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材料不过是现代人当中的白痴或畸形儿的遗骨。这些怀疑与争论一下子将杜布阿的发现埋没了30多年。直到1929年，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在北京郊区的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及其与之伴存的大量旧石器和用火遗迹之后，古人类学界才又重新确定了爪哇猿人作为最先发现的直立人的地位。自此，人们终于认识到了人类具有悠久的演化历史，人类本身就是进化论的实证。古人类学也因此成了发展最迅速的热门学科之一。同样地，我们期待着，巫山人作为我们东亚地区最早祖先之一的系统位置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新的发现所证实或证伪！是的，证实和证伪，对于我们澄清事实的真相，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