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上从未明确魏延存有反意之说。《三国演义》描写到新野大撤退时，经襄阳，刘琮不开城门，魏延拔刀，挺身相助，章 章 诸葛亮死后，他还真是反了。烧绝栈道，引兵拦路，其实，不过是领导人死后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引发起的一场内乱而已。历史通常都是章 因为诸葛亮信任并授以锦囊妙计的杨仪，倒确是有过投魏的打算。《三国志》载他而后说过的一段话："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他因章 在中国历代的政权机构中，章 因此，如果认为魏延要是真怀一份反心的话，完全可以仿效夏侯霸，举军投降，章 孔明一生，从公元207年隆中决策，到公元234年死于五丈原，长达27年间主持国政，竟没有发现一个值得信任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也是够悲哀的。
章 诸葛亮实在太忌畏他了，六出祁山的失败，更证明了魏延的子午谷迳取两京的战略计划之否定，不作任何考虑，便胎死腹中，是没有道理的。据《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本意是要连魏延，一并烧死在上方谷里的，所以评章 所以，诸葛亮怕自己死后，魏延旧话重提，更怕他万一成功，章 魏延之乱，纯系诸葛亮所致，章 吴大帝的晚年
所谓金陵王气，恐怕是始自章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主孙权自京口（镇江）徙治秣陵，翌年筑石头城，称建业；黄龙元年（229年）又自武昌徙都于此，开始南京为六朝古都的第一朝。
在三国魏蜀吴三主中，曹操没当过一天皇帝，刘备只可怜巴巴地过了两年皇帝瘾，倒是孙权在南京，当了二十三年皇帝。
孙权在三国领袖人物中，死在曹操、刘备、诸葛亮以后，享年七十一岁。较之曹操六十六岁卒，刘备六十三岁卒，诸葛亮五十四岁卒，是活得最长久者。比起曹丕死时四十岁的短命，曹睿三十六岁的夭亡，简直无法比拟的了。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章 曹操有一次情不自禁的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体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章 但无论怎样长寿，总有大驾归天，也就是"死"的一天。孙权到了面对死亡，必须考虑后事的时候，他可以信托的周瑜、鲁肃、黄盖、张昭等人，已先他而逝。章 因此他不像刘备，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可以托孤的诸葛亮，放心而去见他的关羽、张飞贤弟。也不像曹操，儿子曹丕早已经羽翼丰满，留下的顾命大臣，如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也足可以闭上眼睛。孙权在死了太子登，废了太子和以后，眼看要接位的太子亮才九岁，实在太幼小了些，只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并不太想托付的诸葛恪了。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章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章 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章 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章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章 接着他提到了孙权："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寿，竟何益哉！"
衰老是生理现象，中国的皇帝，由于性特权的原因，纵欲伤身，更促使器官的老化过程加速，于是无法像风华正茂时那样日理万机，圣躬睿智，也无法像初登大位时那样掌握情况，了解实际。而所有老年皇帝最容易有的功名欲，树碑欲，宠幸欲，接受阿谀奉承，万岁万万岁欲，便特别的强烈。章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位统治者的死，必定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一番厮杀，统治的时间愈久，播种的苦果愈多，厮杀得也愈残酷，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方能定局。
"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章 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章 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章 他当然并不想章 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章 伟人的影子
民间有句谚语，叫做"西蜀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常用以讽刺那些突然走到生活的舞台中央，当上了大角色的小人物。
三国后期，等到廖化上场，诸葛亮治下的西蜀，确实是强弩之末，像样的，能拿得出手的将领，已经再物色不到了。章 于是，姜维就继承丞相的遗志，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北伐中原。
其实廖化章 但诸葛亮将兵书传给姜维，多少也是看中他能延续自己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北伐路线的坚定意志上。章 所以，一个伟人，便是一个时代。当章 对于西蜀来讲，诸葛亮的时代，随着他的去世已经结束。如果看不到魏蜀吴三国的变化，持续兴兵伐魏，继承诸葛亮的衣钵，做妄想北定中原，恢复汉室的梦，那就是在自取灭亡了。
当时魏国由于内部纷争，无力进攻，吴国由于权力更迭，自顾不暇，而蜀国由于长期征战，兵疲民穷。在章 谯周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就谏阻过北伐，现在又著《仇国论》，就是要改变章 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手下名将魏延的嫉妒情结，章 应该说，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是毫无疑义的，但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军事家，就值得商榷了。他事实上并未打过大仗，有名的赤壁之战，是周瑜指挥的，他当时在场也是一个盟军方面的观察员而已。他本人，除了七擒孟获外，也没有打过太大的胜仗，因此说他是一个理论大于实践的军事家，比较符合他的实际。
所以，他和马谡在兵法上特别谈得来，都是习惯于脱离实际的沙盘作业，执拗于本本主义的共同心声。后来，街亭失守，马谡砍了头，孔明挥泪的同时，竟无一点自省，章 其实，他刚出山时，魏、吴尚不成气候，汉末大乱犹未定局之际，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此其时也，诸侯蜂起，谋士如云，君择臣，臣亦择主，章 但孔明所确立的建国大纲，正如崔浩所论，龟缩到四川盆地，实在不很可取，然后就是频繁发动北伐，十余年，未建寸土之功，却耗尽了蜀国的实力。阿斗是个一代更不如一代的皇帝，哪有更改相父策略的胆量，连对北伐提个意见，还给驳了回来。阿斗当皇帝以后，独有章 有的伟人的悲剧，止于他死而止；有的伟人的悲剧，如果像影子似的总不消失的话，势必会阻滞历史滚动的车轮，而造成更严重的不幸后果。所以，当蜀国有人意识到章 蜀事之败，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是不能辞其咎的，但章 宫廷的血腥
在《三国演义》中，公元200年曹操因衣带诏杀董承、王子服，诛董妃；公元254年司马师仍因衣带诏杀夏侯玄、张缉，诛张皇后，故事情节一样，人物身份一样，场景地点也一样，只不过时间相差半个世纪罢了。
章 公元254年，魏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紧跟着，公元258年，吴孙？如法炮制，废孙亮，立孙休。大臣擅自决定皇帝的去留，在封建社会里，是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只有董卓才干得出来。所以，汉献帝衣带诏事发以后，甚至还发生过伏后事件，曹操也不敢轻易把献帝废掉。司马懿对于曹爽专权，曹芳暗弱，也未对章 同年，九月称帝的孙休，十二月就把扶他上台的孙？杀了，并诛三族。公元260年5月，被司马师选中为帝的曹髦，杀司马昭不成，反而因此受害。虽然一则成功，一则失败，但实际也是一种连锁反应。当然，曹髦敢于发难，受孙休杀臣成功的启发，才敢贸然行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社会现象中，类似相同的历史，常常不期然地重演，蔚然成风，不是什么怪异。章 章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仓皇辞庙"的君王，命运或者下场，大抵是相同的，甚至到了已无断头台的近代。东方社会里仍然由于缺乏最起码的民主程序，因此，某个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一旦突然非正常的终结，与生命的死亡，人身的消灭，实际上等于是一回事。
在中国超稳定的统治结构中，任何变化，都只能是表面的，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新上来的主子，与下台主子的区别，就在于坐在金銮殿上的面孔的不同罢了，实质体制是不会作大的改动的。因此，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权力层面上的人事更迭，而对于不变的制度，并无触动。所以，章 鞭子是第一位的，至于拿鞭子的手，换来换去，对于挨打的屁股来讲，是无关紧要的。
换汤而不换药，章 历史章 人是感情的动物，世界上一切人类的活动，无不是由于人类感情所催发而生成的。所以，爱的感情，是一种促进人类进步的原动力，恨的感情，同样也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恨，是人性恶的一种强烈表现形式，正如爱是人性中最善良、最美好的感情的流露一样。恨所体现出来的种种乖戾悖谬，阴刻卑劣，残忍险毒，暴虐严酷，一直到杀人越货，伤天害理，疯狂报复，人性丧失。是由于人类先天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占有欲望，和几乎属于本能的排斥异己的垄断心理，与后天的社会不公正，人类不平等以及正义、邪恶、良知、罪行等外部环境所产生的严重冲突，而使心理失去平衡的状态下逐步形成的。
作为统治阶层的人物，上至帝王、宗室、后妃、储子，下至将相、官僚、吏属、衙役，章 由于恶，在章 正因为章 所谓乱世出英雄，并不是上天安排，英雄多生于乱世，而是乱世能创造更多的磨炼机会，以及可以脱颖而出的机遇。太平盛世，按部就班，长幼有序，循规蹈矩，英雄就不大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无用武之地，也就显不出盖世英雄。所以，由治到乱，或者由乱到治的过程，总是人才辈出的时期。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三国章 自黄巾起事，天下大乱，于是干戈四起，烽火不止，此其时也，诸侯蜂拥而动，豪杰不安于位，正是风云变幻，群英际会的良机。董卓跋扈，吕布骁勇；曹操枭雄，刘备韬晦；袁氏兄弟，逐鹿中原；荆州刘表，举足轻重；江东孙氏，虎踞龙蟠；诸葛孔明，定计三分，俱是不可一世的领袖人物。乃至于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鲁肃、周瑜、吕蒙、程普，张辽、乐进、于禁、许褚等武将，到徐庶、庞统、法正、谯周，荀？、荀攸、贾诩、郭嘉，张昭、顾雍、诸葛瑾等文臣，称得上人才济济，群星璀璨，才演出了精彩千古的三国英雄会。
等到魏、吴、蜀立国称帝以后，基本步入正轨，虽然还有司马懿、陆逊、魏延章 章 所以，《三国演义》章 因为中国人有记载历史的悠久文化，也有演义历史的古老传统。章 章 爱和恨的感情，构成了历史，遂像一面镜子，供后人借鉴。
甚至到结束章 三千弱水，取一瓢饮，章 三国的人口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王朝标明为"末"的时期，都是老百姓饱受痛苦的灾难岁月。汉末三国时期，如此，唐末、宋末、元末、明末、清末，无不如此。
一棵大树的砰然倒下，不外乎外力的突然摧折，或内部的逐渐败朽。而一个偌大王朝的覆灭，通常倒都是内因在起催死的作用，东汉末年，就是章 凡分裂，必定有战争，凡战争，必定要死人。据钱穆《国史大纲》："蜀亡时，户，280，000，口，940，000.内带甲将士102，000，占全数九之一。吴亡时，户，530，000，口，2，300，000.内兵230，000，占全数十之一，吏32，000，后宫5，000.魏，平蜀时，户，663，423，口，4，432，881.三国合计约得，户，1，473，423，口，7，672，881."钱穆说，"就全史（指中国全部历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章 曹操在一首题名《蒿里行》的诗中，描写了当时中原一带的悲惨景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公元263年，蜀亡，公元264年，魏亡，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为晋，中原统一，老百姓总算摆脱战争阴影。公元280年，也就是西晋太康元年，吴亡，全国统一。此时全国的总人口数为16，000，000，与现在的上海市、北京市人口相差无几。而在公元156年，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50，000，000.
章 章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 民国大学者章 对曹操的评价，因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异，低者，视为奸雄，中者，视为枭雄，高者，视为英雄。
《薤露》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章 人们习惯把汉代分为西汉、东汉，就因为其首都地理位置所定。从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时起，到三国时，已有二百多年的经营历史。华宫宏殿，芳园秀苑，繁街闹市，良驷华轩，其规模并不亚于长安的。在晋人张衡的《两京赋》中，对洛阳当年富丽堂皇的盛况，很是赞美不绝的。可东汉末年董卓的章 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野蛮灭绝文明的大倒退，董卓迁都长安而焚洛阳，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次。"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章 黄巾也好，董卓也好，所有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物质状况较差的草根阶层，一旦牧民手里赶羊的皮鞭子，换成枪杆子，一旦农民手里耕种的锄把子，换成印把子，对于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城市，是绝不留情的。践踏、破坏、毁灭、焚烧，便是他们发泄仇恨的唯一方式。尤其当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作威作福之能量，宣泄性欲之随便，聚敛金银之轻易，那是绝对不会客气，不会谦让的。
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着善和恶的碰撞，甚至交战。善控制得住恶，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善若约束不住恶，必定如癌细胞扩散那样，愈演愈烈。而社会不能抑制不住恶病毒的蔓延，个别人的恶自然要发展为集团性的恶，而集团性的恶又被低智商，低素养，低理性的痞子先锋操控，必然便是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
中国文明史的每一次倒退，都是章 无奈苍天
《三国演义》一开头，灵帝建宁二年，温德殿屋梁上掉下一条青蛇，接着大雷大雨，坏却房屋无数。建宁四年，洛阳地震，海水倒灌。光和元年，雌鸡化雄，六月，黑气十余丈，七月，有虹现于玉堂……灵帝慌了，忙问章 东汉王朝衰落的末期，灵帝昏庸，宦官操纵，政治黑暗，浊吏横行，大兴冤狱，民不聊生，灾厄频频，哀鸿遍野。御史们就以冰雹地震，房倒屋坍，狂风海啸，宫殿毁坏等灾异现象，以此证明连老天爷都容忍不了，章 然而，苍天对章 可章 蔡邕与董卓
提到蔡邕的死，必然要涉及两个人，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始时就出现的董卓和王允。章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间，如果说投江的屈原，算作领衔人物，杀头的蔡邕，也该排在死鬼榜的前列。世事难料，应该杀他，而且精于杀人之道的董卓，没有杀他；不应该杀他，而且说实在也不大精于杀人的王允，却下令将其处死。由此可见，文人要狠起来，有时候比武人更杀气腾腾。
按说，王允和蔡邕有着较多的共同经历，都为反过宦官干政而战斗过，都因为斗不倒阉竖而饱受陷害过，都被迫逃亡在江湖间流浪过，都有一颗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应该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可是，性格上的差异：王允，较偏执，认死理，心胸狭隘；蔡邕，较豁达，不拘泥，思路开阔。王允，只有小圈子的来往，颇冷清；蔡邕则有过往密切的文人朋友，如桥玄，马日？，王朗，卢植，曹操，很热闹。王允，"刚棱疾恶"，大概活得比较累；蔡邕，会"大叫欢喜，若对数十人"，章 或许章 来了，就放手使用，章 董卓，大老粗，知道自己知识不起来，但不装知识分子，既不到中关村买张假文凭，也不到外国什么野鸡大学混个假学位，更不捣腾一些洋垃圾到国内来装新左派，而是找一个现成的大知识分子，来装点他的门面。开始，蔡邕拒绝了，董卓威胁他：蔡先生，你要不来给我做事，"我力能族人"。什么叫"族"，就是满门抄斩。他一下腿软了，雇了一辆牛车，慌不迭地从杞县赶往洛阳报到。牛屁股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总算没误期限，战战兢兢地上班以后，想不到颇受重用。居然，章 董卓，作为屠夫，罪该万死，在肚脐上插一支蜡烛，点天灯，是他应得的下场。但是，作为对蔡邕破格相待的上司，没有知识分子的忸怩拿捏，酸文假醋，尽显老粗本色，确是倾心相待，我想，蔡邕作为知遇之人，为章 好！章 其实，王允也很卖力地给董卓当差，"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正因为他同样为章 可怜的大师只要求给他留条命，"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听都不听，拂袖而去。"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一个在中国做了大官的外国人，实在看不过去，跑去对王允讲："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奈失人望乎？"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
马日？走出门来，仰天大叹："王公其不长世乎！"果然，蔡邕被杀以后不久，王允也被董卓余部砍下了脑袋。章 董卓烧？董卓是一个地道的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他被何进一纸公文招来东都洛阳，就注定章 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山东诸侯对于董卓来说，还是不可轻视的敌对力量。所以，李儒建议迁都洛阳，留一块骨头让那些诸侯们争夺，自己远避到长安去。章 董卓火烧？等到孙坚逼进洛阳时，"遥望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连后来曹操提起此事，还感伤不已的。"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东汉一国之都，蔚然王气的洛阳，只残留数百户人家，岂不哀哉！
恶是一种很容易流行起来的社会病，尤其在一种官方提倡的情势下，所谓"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恶就变得不可遏止，益发猖獗。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对于犹太人，从开始的歧视、迫害、虐杀，后来演变到集中营、焚尸炉，到成千上万的大屠杀，到灭绝整个民族的法西斯兽行，参与种族灭绝的刽子手，固然是那些罪恶滔天的战争罪犯，穷凶极恶的党卫军。但德意志民族就不负一点责任吗？那些被鼓噪起来的群众，那些狂热蜂拥的青年，那些向犹太人的铺子扔石头，砸玻璃的居民，那些检举密报，给涂上黄星的犹太人施虐的街坊，不也起到大屠杀的帮凶作用吗？
当整个社会处于恶的流行病中，并不特别具有恶棍性质的普通人，也难免要受到传染的一面。如果大家都清醒，董卓一个人是烧不掉洛阳的，以此类推的话，许多付出沉痛代价的后果，那么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