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也常遇到另一位公爵大人奥登堡斯基亲王。他作为近卫军军团的司令，亲王的活动并不局限于军务。他是一位驰名的保护文学和科学的赞助人。像他的中将父亲一样，也举办慈善事业。他用自己的资产在彼得堡创立了儿童医院和精神病院各一所，在加哥拉筹办了疗养院，此外他还身兼护士协会的监护人。为了此事，宫廷里认为奥登堡斯基家族有点“出格”。虽然如此，但他还是我行我素，竭尽全力发展医疗保健事业。
当时，彼得堡的医疗卫生状况不怎么好。传染病几乎成了夺走很多人生命的主要敌人。像痢疾、伤寒、霍乱、白喉等流行病不时暴发。自然，这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不安，他们要求采取根本性的措施。实际上在彼得堡没有专门研究这些传染病的医疗机构。如果有人被狂犬咬伤，那狂犬病患者甚至得长途跋涉到巴黎，去找巴士德的疫苗接种站。
作为一个军官，他非常清楚，这些传染病不仅给市民，而且给军人带来多么大的危害。他首先在彼得堡组织了疫苗接种站。从巴士德实验室运来两只已经接种了狂犬病病毒的兔子，以便从它们的血液中提取疫苗。王子认识巴士德本人，不止一次访问过他的实验室，他绝没有忘记利用这种交情。如果发现狂犬病患者，由奥登堡斯基请来的医生们便可就地给病人接种疫苗。
亲王决定扩充这类业务。他请求沙皇允许他在特罗伊茨护士协会下面创办一所类似巴黎巴士德研究院那样的医学科学院。他自告奋勇提出，“要给这些即将筹办的医学实验室提供最好的环境和设备，使他们可以在完全符合最新科学成就的要求下进行医学试验研究。”亲王把自己在阿普捷卡尔岛上的别墅拨给了未来的研究院，旁边有一座属于一位彼得堡银行家的别墅，把它也买了来，和研究院的房屋连成一片。巴甫洛夫应邀前来工作的那个生理学实验室也设在这里。
差不多和他在军事医学院获得讲座和教授职称的同时，巴甫洛夫开始在这所叫实验医学研究院里的科学中心工作。亲王是这所新建研究院的监护人。他批准支出预算，确定科研工作的方向。巴甫洛夫积极参与了院务委员会的工作，总务工作，甚至参与了研究院章程的制订。所以，这里有很多设施是按照他的设计建造的。不久以后，实验科学研究院成了俄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巴甫洛夫一直在实验医学研究院工作。正是在研究院的楼前，矗立着著名的狗纪念碑。
这里给实验室的用狗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在科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给生理学实验室设置了专用动物实验室。和给人治病的最好的手术室相比，动物实验室在外科技术和无菌操作水平方面毫不逊色。
就连这样的条件，动物保护家梅茵道尔芙男爵夫人也认为是受不了的——要知道在那里面要用刀子割可怜的狗啊！奥登堡斯基亲王虽然建立研究院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仍把它视为己有。他希望“他的”这个研究院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他那样热心修建房舍，组织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种原因。而在1905年革命前夕，当报上登出差不多由实验医学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签名的，认为必须改变国家制度的声明时，研究院的监护人显得异常心灰意冷。他来到自己这块世袭的科学领地声称：“我创办研究院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是为了科学。”
正是在这时，人们对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迷信的传心术、催眠术的兴趣更加浓厚。用大胆的广告招徕愿意参与这类奇迹的人们参加招魂会：“传递思想。活人变狗。返老还童。”更有甚者：“印度瑜伽教徒显法力。如愿以偿。酒变水，水变酒。”在彼得堡，人们的视线被招魂术所吸引。
在这风靡一时的风气面前，奥登堡斯基亲王也难免随波逐流。好像是为了显示他自己学识渊博，他决定邀请巴甫洛夫作为研究灵魂和神经系统问题的专家到他官邸去参加一次招魂会。他来到了自己的研究院，并且开始说服自己平常友好的科学家，要他一定随他去一趟。他想使巴甫洛夫信服，说只要看到这位巫术非凡的招魂术者，对这类奇迹的疑虑就会烟消云散，一扫而光。
巴甫洛夫再三推辞。说这一切全是招摇撞骗。最后，巴甫洛夫还是向研究院的监护人作了让步，穿着工作服来到了亲王的官邸。
此后，奥登堡斯基虽然再没叫巴甫洛夫到他宫里去参加那类招魂会了，但是有一种意图有增无减，有的人不去研究现实世界，而是研究人类心理的各种“莫名其妙的”现象，研究周围事物的“不可知的”特性，重新研究似乎各种生物都有的那种秘密生命力的问题，尽管这个假科学问题在巴甫洛夫上大学的年代就已经被彻底揭穿了。国内形势促使这些唯心主义的、伪科学的观念更加兴盛起来。受压迫工人的革命热潮遭到最残酷的镇压。监狱里塞满了参加起义的人，沙皇的密探局急于把他们发配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服苦役。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
教会成了沙皇制度的帮凶。教会特别热衷于想使普通的工人们相信，他们在天国会更好一些。有些作家开始充当教会人员的应声虫，他们宣扬说，人民需要一种新宗教。有些画家也开始求神弄鬼。在他们的画面上开始出现天使、预言家、上帝。他们画出了基督教圣书中所说的“世界末日”神对世人的最后审判的场面。
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一部分科学家对科学丧失了信心，他们用荒谬的非非之想代替科学。他们使人们相信：“现实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有的只是我们的感觉，印象和灵魂的‘运动’。”这些，事实上也并非新鲜货色。距此两百年前，当时新出现的有学问的传教士们就曾宣称，他们研究的不是我们周围的世界，而是只存在于他们意识之中的那个世界。英国的伯克利主教就发表过类似的声明。只不过现在高谈阔论的不是教会人士，而是些科学家：自称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些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
应当保卫科学，使之免受这些“科学家”的损害。一贯疾恶如仇的巴甫洛夫，竭尽全力投入了保卫真正的和科学的自然科学，保卫唯物主义的战斗。1909年12月，第十二届俄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贵族会议圆柱大厅开幕了。会上，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作了题为“自然科学与脑”的报告。
他年逾花甲，已是满头白发，就连胡须也全变白了。银发衬托着他那年轻的、玫瑰色的脸庞和那双天蓝色的眼睛。这双眼睛和过去一样，清明、炯炯有神，看上去他毫无老态，精神饱满，说话时很激动，还伴着他特有的挥拳动作。
巴甫洛夫积极地捍卫科学，不遗余力。全然不受宗教反动势力的影响。这一报告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伟大的生理学家最出色的演说之一。听完他的报告，克里门特·阿尔卡捷维奇·季米里亚泽夫说：“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我为自己高兴，为自己的科学——植物生理学——而高兴。多少年来，我不得不和那些企图抛弃‘旧的’自然科学思维规律，并代之以杜撰的《植物生理学》的植物学家们斗争，他们当中有老年人和青年人，有俄国人和德国人。全世界公认的俄罗斯的伟大生理学家的声音，对他们来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而对我来说，您的演说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
在巴甫洛夫演说的时候，会议大厦内挤得水泄不通。他对自己的实验所作的绘声绘色的说明，他那带有插图的结论，都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鲜明性、具体性、完善程度和高瞻远瞩等方面来说，在巴甫洛夫的历次光辉报告当中，这是最精辟的一次。
后来，他突然醒悟过来，原来别人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他不知所措地转向翻译，骂了自己一句，懊丧地用拳头敲打讲台，放声大笑，像缴械投降一样高举双手。大厅里对他报以掌声和友善的微笑。所以，当时美国人约翰·凯洛格才说出了大家熟知的那句话：“如果巴甫洛夫没有成为著名的生理学家的话，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出类拨萃的戏剧演员。”
前后五十年，这些出色的讲座每周连续三次。在这么长期间内，巴甫洛夫教授一次也没有迟到过，只是缺席过一次——因病。他常说：“讲课对我自己很有益处，这是最好的兴奋剂。”
讲课形式生动，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对比鲜明，直观性强等等，使得巴甫洛夫的讲座成了热门。尽管在医学院这些讲座是选修课，但通常二年级学生都倾巢而出听他的课。
所以，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甚至在列夫·托尔斯泰逝世和安葬的日子里，医学院的学生们为了支持伟大的俄国作家关于取消死刑的要求，宣布罢课三天，全院停课。唯一的例外就是巴甫洛夫的讲座。他的课堂里照样是座无虚席。
其实，这一次，巴甫洛夫教授并没有按照常规讲生理学课题。他谈的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刻苦学习是对他最好的爱戴，因为这正是对今后为人民服务作准备。后来，巴甫洛夫在接任谢切诺夫这位科学泰斗的生理学讲座主持及生理学教研室领导时发表了就职演说。在就职演说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至关重要，而且在当时完全是创新的思想：活的机体是别具一格的机器。
巴甫洛夫说：“在那些天才的、很有才能的研究人员的影响下，机体的概念从很多物理化学现象中得到充实，甚至可以这样说，机体好像已变成机器。那里面有泵、起重机、管道、风道、风箱、暗箱等等。”
这是一种崭新的对待“生命单元”——机体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巴甫洛夫有可能得出脑具有机器性能这一结论。这是在关于控制论的议论之前很久的事情。在议论控制论时，人们好像突然才明白，我们的脑还真的有点像电子计算机。这个“突然”背后也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发端。诚然，在巴甫洛夫的时代还没有电子计算机，但他时而将脑与钟表相比，时而与电话局相比。但这不影响问题的实质，首先提出这一思想的是他。
在没有课的日子，巴甫洛夫就到实验室来，也是九点正，从不迟到。当然，说“来到”是不正确的。他是匆忙跑来的，很多人认为，简直是飞进来的。他一进来就带来那么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不停地说，不断地打着各种手势。使不完的劲，巴不得立刻投入工作。实验室里这种紧张的气氛一直保持到下班时间。快到五点半时，巴甫洛夫从口袋里掏出表，打开表盖，很快地看了看指针，说：该回家了。
按照惯例，他总是步行回家。同事们认为，陪教授走路是最大的荣幸。一路上他们谈论当前的工作，开始一些争论，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在继续工作。
吃过饭，在家休息一个半小时，不知疲倦的教授重新奔向实验室。好在实验室有两个：一个在医学院，一个在实验医学研究院。通常一直在这里呆到半夜，所以夜餐就得一个人吃了。在他到来之前，一定为他烧好茶炊，桌上摆好牛奶和白面包。
他的学生们耳濡目染，深受老师影响，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不自觉地模仿老师的说话姿态，腔调，甚至手势。仿佛老师本人的细胞已移植到他们的身体里面。但最主要的，他们吸取了老师所固有的那种积极精神，创造热情。这一切都归功于那种不寻常的集体思考的形式，就好像乘上了轻便马车，智慧成长了，天才得到发挥。独一无二的巴甫洛夫“星期三座谈会”成了首次成功之作。其后成长起来的有著名的“教父约福的幼儿园”——人们这样称呼列宁格勒著名物理学家的与众不同的学派，还有那毫不逊色的“卡皮察学派”——卡皮察领导的富有创造精神的莫斯科物理学家讲习班。巴甫洛夫在这方面是开路先锋。
他率领这个大学派长达半个世纪。他的很多学生差不多一辈子都和他在一起。叶甫根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尼克——实验室的“技术保佑者”，在巴甫洛夫身边工作了四十二年。这位智力高超的工程师，保证解决了巴甫洛夫试验中的全部技术问题。人们称他是“伟大科学家的最亲密的忠实助手”。也有些学生后来离开了巴甫洛夫。原因并非吵架，而是思想分歧。
他的不少学生——艾兹拉斯·阿斯拉托维奇·阿斯特拉强、列昂·阿勃加罗维奇·奥尔别里、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贝科夫、彼得·库兹米奇·阿诺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都成了院士，在生理学的各个领域都独当一面，创立了与巴甫洛夫学派不同的自己的独立学派。
这一出类拨萃学派的每一个“幼芽”都没有完全脱离生育它的母根。很多原来的学生到巴甫洛夫那儿去登门求教，交流成就，探讨失败的原因和请教疑难问题。这类访问经常安排在“星期三座谈会”上，有的与会者甚至来自其他城市。
肥大的母根滋养着这些果实累累的分枝。辛勤的园丁巴甫洛夫没有平白无故地把自己的学生叫作“分栽”。只要一个学生在某种独立工作方面成熟了，巴甫洛夫就毫不犹豫地进行这种“分栽”。他很尊重科学工作的独立性。当然，只有当他确信学生已具备这种条件时才如此。
同事们的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要在实验室里多次地验证，才能出版发表。像巴甫洛夫所说的那样，它一定要“放熟了”才行。他十分崇敬“事实先生”，实际上巴甫洛夫实验室历年出版的成果中从未发现一处错误。
巴甫洛夫对自己要求最严格。在先后20年的岁月中，他没有下决心出版有关他的条件反射的论述，认为这一著作还没有完全成熟。他说过，一个研究人员，不管他是什么人，一辈子也只能写好一本书。无怪乎他把自己对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称作“20年细心思考的成果”。
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并不是一下子就被所有的人承认的。一些人说：“这算什么科学，随便哪一个驯狗的猎人都能行！”另一些人随声附和：“就连扫院子的人也知道狗有几滴唾液。”更加不满的是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对他们不堪一击的禁区进行了“公开、粗野、猛烈的”攻击。这冒犯了许多人。甚至在巴甫洛夫的学生之中竟然也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强烈反对者。
在开始以纯生理的方法详细研究“心理性的”条件反射时，实验室里禁止说：“狗在想”，“狗不高兴”，“狗厌烦了”，“狗在等待”等等。要求找到更加确切的概念，说明此刻在动物的神经系统中究竟出现什么。每一个使用禁用的词汇解释实验的助手们都被罚了款。有一次，巴甫洛夫失言，他一边骂自己，一边哈哈大笑，并立即掏出了罚款。
所有持不同看法的人都被别人鄙视地称为“心理迷”，并遭到刻薄的讥讽。安东·捷奥菲洛维奇·斯纳尔斯基是巴甫洛夫的最亲近的助手，他不顾一切禁忌和讥讽，断然拒绝用新的方法做实验。后来巴甫洛夫回忆说：“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当这位实验室的忠实朋友第一次听到我们要在这个实验室里，用那些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用来解决各种生理问题的设备来研究狗的心理活动时，他确实显得十分气愤。我们的劝告对他毫无作用，他预料我们要失败，并且巴不得我们失败！因为他认为，对人和高级动物的精神世界所具有的崇高和独特的东西进行研究，不仅不能取得成果，而且简直就是在我们的生理实验室里对它们进行亵渎……”真正持之以恒的科学，在触动生命的最新领域时，不可能不引起某些人的严重误解和反对，因为这些人历来就习惯于用另外一种观点讨论这个领域的自然现象。
斯纳尔斯基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主观解释，认为狗的内心世界和纯粹的人的思维、感觉和愿望相似。他一个劲儿地说他的那只实验用狗活得是多么聪明伶俐，这只狗对身边发生的事又是多么敏感。
巴甫洛夫对这种观点的“意想天开和缺乏科学性”感到吃惊。他毅然摒弃了关于心理过程是特殊现象这一传统的观点，他说：“经过周密的思考和认真的思想斗争，我定下决心仍然作一名真诚的实验者，只研究外界现象和它们的关系。”
和斯纳尔斯基的冲突加快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的成熟。在和他分手后，巴甫洛夫便和新助手托洛奇诺夫着手对自己的想法进行验证。就是他们俩完成了对条件反射的首次研究。
在市郊一家医院担任精神病医师的托洛奇诺夫大夫每天下午到这里来，和巴甫洛夫一起搞“心理学”的研究。他们把狗放在架子上，往狗的嘴里灌一点盐酸，狗便开始流唾液。过了一会，他们只把第一次盛盐酸的小玻璃瓶给狗看了看，同样生效，唾液流了出来。
他明白了：心理不只局限于条件反射，但是毫无疑问，条件反射是其主要成份之一。而他确信，客观地研究条件反射是利用生理方法研究心理过程的可靠方法。而且巴甫洛夫所说的也不只是心理活动，而是高级神经活动。
但是在神经学家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同道。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别赫捷列夫是俄国的一位研究大脑的著名专家，他就是巴甫洛夫的一个最大的反对者。由于巴甫洛夫在神经学方面是个“外来户”所以他们之间的争论就更加严重了。因为巴甫洛夫一直从事消化系统的研究，而突然想出了一种研究神经系统的方法，甚至还确信这种方法最正确，最普通，最可靠。
别赫捷列夫和巴甫洛夫在大学是同学，曾多次一起出国。他是一名卓越的神经学家，在大脑结构方面作出了许多重要发现。他曾经对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发生兴趣，甚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应用过，然而在他那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是分泌唾液而是肌肉收缩。研究别赫捷列夫所说的这种“结合性”反射是相当复杂的。而且他不能像巴甫洛夫作得那样准确。但要承认一个没有专门从事过大脑研究的“外来户”取得了比一生献给这项研究的权威们还大的成果也是很难的。
在俄罗斯医师学会会议上，别赫捷列夫一派和巴甫洛夫一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别赫捷列夫在气质上也是与巴甫洛夫相反的人。他以从容不迫的语调、大学者的外表、轻松的姿态、轻轻的微笑回答巴甫洛夫的刻薄反驳，这只能使巴甫洛夫更加有气。他勉强忍住自己的火气听反对者的发言，只是不断地用那富有表现力的手势来弥补自己的沉默。起初他抱消极的态度把两手交叉在胸前“请说吧，说吧，我们听着。”后来他由于诧异而推开两手：“事实在哪儿·”接着又是暂时的平静，双腿一抬，手扶膝盖：“好，我看你还能有点什么货色·”突然，他用力把手举起来，用食指点着说：“又在瞎叨叨了，不对，一边儿呆着去吧，我们的‘唾液腺’可以证明！”他紧紧地握着拳头说道。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研究大脑高级部位的功能只能限于唾液的条件反射·”别赫捷列夫从台上质问道，“我坚决反对这样，我抗议。动物的活动——这就是外界与其相互作用的主要表现。至于唾液嘛，这毕竟是枝节，是小事。”
“为什么我们死死抓住唾液法，把它当成是研究大脑皮层最可靠的方法·”巴甫洛夫立即反驳说，“这是因为唾液反应可以非常容易地对一切及任何外界现象作出敏感的皮层反应……假如狗同样也具有人的语言，它也不见得能够比唾液告诉我们的更多。我们向动物提一个问题：‘你，你的高级神经系统能辨别得出八分之一音符吗·’我不能想象心理学家能够用自己的方法迫使它回答这个问题。‘能，我能辨别出来’，它对我这个生理学者答道，用它自己的唾液相当迅速并准确地回答出来……我们的‘唾液腺’方法就是灵。”
“难道刺激和局部损坏大脑的方法不那么客观和使人信服吗·不那么确切吗·”别赫捷列夫尽量镇静地反驳道。
“但是您显然没有明白最主要的一点！”巴甫洛夫发怒了。“它们不能研究完全健康的动物皮层的正常工作！作为一个生理学家，一个搞实验的人，我要尽快地摆脱无用的空话，转入正题。问题是我们在多次实验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别赫捷列夫院士学派认为，似乎一切条件反射的中心存在于大脑皮层的这个事实不可信。认为这种中心都是凭空想出来的……在别赫捷列夫的实验室里进行实验的人员，没有考虑到狗手术后的情况。这就是事实。我认为讲空话没有什么意思，欢迎你们拿出实验证据来……”尽管争论得十分尖锐激烈，但关于研究动物中枢神经方法的争论并没有使与会者们分道扬镳。他们双方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巴甫洛夫和那些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斗争得十分坚决。这种斗争进行了整整一生。
命运使他在英国和一个思想上的反对者查尔兹·谢灵顿相遇。用巴甫洛夫本人的话讲，这是一位“优秀的英国生理神经学家”，巴甫洛夫曾推选他担任牛津大学的教授和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数年之后，巴甫洛夫在“星期三讨论会”上就谢灵顿写的《大脑及其机制》一文发言时指出：“现在我要批判谢灵顿先生……他一生都是神经学家，研究了神经系统……一个把大好年华都献给了这一事业的神经学家，他直到目前还不相信，大脑跟智慧有关系……他确信神经活动似乎与大脑物质结构没有丝毫关系。大概，他是老糊涂了，丧失了正常的理性，否则很难想象这么一位大学者弄到只会唯心地胡言乱语的地步！”就是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当条件反射的学说已经写入所有教科书的时候，对它的非难仍然没有停息。巴甫洛夫的反对者们或是否定他的学说的基本理论，或者妄想得到发现条件反射的优先权。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美国心理学家雷士里发言说：“反射的理论是前进的障碍，反射理论没有解决意识问题。”
“意识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被他掩饰起来的主张。”巴甫洛夫愤怒地说。“尽管有些冠冕堂皇的科学依据，但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灵魂是永垂不朽的，这仍然是被许多人赞同的，更何况教徒！”“精灵主义者”是巴甫洛夫骂人用的绰号。在谈到法国学者皮埃尔·扎内时，他说：“当然，他是一个精灵主义者，就是说，他认为，存在着自然规律中所没有的一种特殊的物质，这种物质不可思议……我把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他进行大论战。”
在另一次“星期三讨论会”上，他又抨击了别林斯基大学教授凯勒尔。“凯勒尔是一个陷得很深的精灵主义者，他怎么也不肯把灵魂掌握在手中，拿到实验室去，用狗解释其活动规律。简直是痴人说梦！简直是发疯！”巴甫洛夫说着说着又来气了。“不承认在人和动物的行为中有某些相似之处，这真是荒唐！真奇怪，怎么能这样呢？而这个别林斯基大学的教授却在宣扬这些东西……不过也难怪，他本来就是在神学系讲授心理学的嘛！”巴甫洛夫本人非常清楚，在对待条件反射的问题上，许多人是持不赞成观点的。他需要在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和教会派作斗争中杀出一条路来。
这位老而顽固的谢灵顿活过了巴甫洛夫，1950年他为了重新宣讲他的关于灵魂不可知的妄语，又登上了国际讨论会的讲台：“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意识是如何依附在躯体上的问题。我们现在仍然要提这个问题。”
谢灵顿违背了真理。早在这以前，就有相当多的人知道思维活动或心理活动的中心是大脑皮层。随后那些年，科学家们知道了更多有关“灵魂活动”如何产生、受何种规律支配等详细情况。这些认识当然出自唯物主义的心理学家的结论，后者是敢于用现代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的意识的。
但是，斗争到此还不算完。直到现在还可以听到一种议论，说什么条件反射只是具有历史意义，条件反射并不适用于心理学。这么说不对。条件反射是神经系统活动的基本规律。至于说大脑活动不仅仅限于条件反射，那是另一回事。巴甫洛夫也并没有把条件反射视为摆脱一切苦痛的万应灵丹。他是这个原理的首创者和奠基人。
巴甫洛夫在弥留之际曾经说过：“我打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高级神经活动的生理现象只是一个基本的体系，只有当这一体系更加扩充和深入并由丰富的材料构成的时候，才可以将某些主观现象纳入这个生理机制体系。这就是我心目中生理学与心理学的所谓合法联姻，或者说是它们才能融为一体。”
应巴甫洛夫邀请在巴甫洛夫的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波兰科学院通讯院士、生理学家尤·科诺尔斯基说过：“如果有谁取得的成绩和在自己身后留下的遗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思想方面都像巴甫洛夫所取得的成就那么伟大，那么我们自然会很好奇地去了解他是怎样并且以什么方式获得这些成就的，以便弄清楚：他之所以取得这些成果是凭的哪些个人心理和生理特点。当然，大家都会公认他是个天才。”
巴甫洛夫本人却不止一次地从另一个角度说：“我没有别人加在我头上的那种天才。我只不过是对于自己研究的对象进行不断的观察并加以思索，把精力完全集中在研究对象上，因此就得到了肯定的结论。任何一个人处在我的位置上，只要也这样做，都会成为天才。”
他把自己列为“小的或中等的”学者，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和同事们相比，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当他处在光荣的顶点，巨大科学成就的高峰时，他说：“是的，我们只是略知狗的本性。”然而，凡是有幸和他交往过的人们，以及同他相处多年的人，无不认为巴甫洛夫教授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他不仅是一个善于钻研，头脑灵活的人。他是一个比其他人更明智更能全面洞察事物现象和本质的人。他善于独立思考。善于用最新方法动用脑力劳动。难怪在巴甫洛夫身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利用他的条件反射学说在高级神经活动中发现堪与巴甫洛夫本人的发现相提并论的东西。显然，并不是再没有重大的东西可资发现了，而是再也找不到那么善于钻研新的知识领域：智慧聪明的人。就连巴甫洛夫的当年倡导的“星期三讨论会”也由于他的过世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退化为一般的作记录和由主席主持的会议：没有领导人，集体思考的传统就荡然无存了。
巴甫洛夫的学生，凡是在科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都常常思考巴甫洛夫那超人的智慧和不寻常的创造潜力的渊源。老师死后，他们中每一个人都认为描述巴甫洛夫的生平事迹是自己的义务。大多数科学家往往在年近高龄之时都离开实验室的具体工作，在闲暇时间写一些“自由命题”的书。美国大神经学家赫里克在去世时发表了一本书，书名是《思考的大脑》。谢切诺夫在著名的《回忆录》中对学生和继承人说出了自己的遗训。
总之，科学界的泰斗们都相当喜欢用这种体裁写作。巴甫洛夫认为这类作品有很大的意义。他说：“我早就打算写这类书，如果将来有时间，我一定写。你们想想看：一个学者一辈子都得对自己的每句话进行斟酌，得立即用事实和证据来证实它。如果他不想丧失自己的学者声誉，他就没有权利说出还未被他证明的推测。难道一个学者的全部内心世界就限于此吗·他的丰富的观察力，推测和遥远的设想岂不是要和他一起埋进土里吗·我觉得，假如每一个学者都为查明一些确切的知识而工作了多年，把整个一生都倾注到这个还未被证明的设想，那科学可能会从他手里得到实惠的。重要的是，他的科学幻想必须和行动脱节，使二者保持不断的联系。”
然而，他直到死还是没能写出自由命题的书。他根本没有空，因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都在为他的创造性的工作紧张地、一刻不停地忙碌。他的自传只占专业文章的那么两三页。因而，我们只能对这一未完成的工作表示惋惜。
巴甫洛夫在极力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只要事实和情况证明他所提出的理论站不住脚，他就会承认错误。看来他时时不忘自省，甚至对自己抱有某种怀疑。他对学生们说：“你们要经常怀疑并检查自己。”
由于他既具有创造才能，又能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因此，他不仅能够从内部，而且能够从各个侧面看待任何科学问题。这种能力还扩大了他的视野。凡来自生活并经过历次实验证明过的事实，巴甫洛夫特别重视。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对待事实必须持老实的态度。”如果说他曾有过退让，同意过别人反对他的意见，那只是在事实的压力下。
格奥尔基·巴甫洛维奇·孔拉季教授回忆说：“在巴甫洛夫的讲义中思维非常严密而又具体。可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是巴甫洛夫思维方式的一个特点……这说明了巴甫洛夫的思维不是想入非非，在他的全部著作里只能找到几页与理论体系及假设有关的问题；其余全部都是事实和经过实验验证的设想，一些现象的详细描写和今后的研究计划。巴甫洛夫的思想没有陷入单纯地对整个生物学乃至哲学问题的讨论，像克洛德·贝尔纳、久布阿·赖蒙以及伊·米·谢切诺夫这些人那样。当然，条件反射学说包涵着伟大的理论并直接与哲学问题密切相关。但是，巴甫洛夫不是仅从某些理论体系，也不是只从谢切诺夫的思想中获得了条件反射学说；这一学说直接产生于对事实的观察。”
任何想入非非，杂乱无章的表现都使巴甫洛夫气愤。巴甫洛夫多次指出，在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才能就是对研究对象“专心致志”。他说：“天才，这是专心的高级能力……坚持对研究对象进行思考，白天想，夜里想。只管想，想下去——任何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巴甫洛夫可以连续几个月或几年“控制思维”。巴甫洛夫的一个助手说过，他对次要的东西完全不屑一顾。但同时又具有既要看清“森林”又要看到“树木”的能力。就连对看来已获得解决的事实他也要用全新的方法去观察，从中发现一些新的细节。
德米特里亚·安德烈耶维奇·比留科夫后来当了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我们曾在他的笔记中读到：“克洛德·莫奈过去画过几十幅画，描绘不同天气、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的干草垛。显然，巴甫洛夫那极为坚强的性格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他能够在别人觉得很平常的事实中透彻地理解极其细微的差别。”
在著名的“星期三讨论会”上，所有和巴甫洛夫交往过的人都记得他一向不喜欢死板的思维。他对不懂装懂并随声附和别人意见的人一贯都很气愤。为了活跃思想，为了使研究出结论的东西得到验证核实，他宁肯进行争论，甚至对一些细节吹毛求疵。
对一些事情他还喜欢不厌其烦地进行讨论。有时一天之内和不同的人讨论三四次。而且知道具体题目的人越少，对于巴甫洛夫就越好：他为了使自己更准确地解释已理解的许多东西，情愿从头讲起。有时，他开始讲话后又突然停顿：“不，请等一下，这样讲会更清楚”。于是他用另外的讲法重复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找一个新的听众，例如，找一个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的工程师。“要知道，他对生理学一窍不通，可是却听懂了。我愿意深入浅出地讲解问题。我拿得准的唯一的一点就是，他看样子总还知道心脏和胃不是长在一块的。”
巴甫洛夫倡导了集思广益的思考形式。现在把这些种方法叫作“智力冲击”或者“智力冲锋”。这也正是巴甫洛夫的“星期三讨论会”和“友谊茶会”的思想实质所在。
巴甫洛夫把这称为“发挥想象力”。他通常是悠然自得地坐在舒适的安乐椅上，平时动个不停的一双手，此时却安安静静地放着。他慢条斯理地说着话，从容地谈自己的看法。
巴甫洛夫的一个学生安德烈耶夫写道：“一种奇怪的感觉抓住了听众的心。似乎一切创造过程都在眼前进行，仿佛是在玻璃罩里，一举一动都被看得清清楚楚。在这种时刻他的思想发展到了重要的总结阶段。”
每一个研究人员都可以“发挥想象力”，一切发明创造都得到鼓励，但是，不着边际的想会立即被制止。
正如人们所见到的，巴甫洛夫喜欢并善于思考，在这方面他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人。
巴甫洛夫在一次演讲中阐述了他的智慧及观点。他说：我讲演的动机是履行古代经典大师留给后代的一条遗训。这条遗训是真理，就像现实生活一样，同时还包罗万象。它包括人的生活中的一切，从日常最琐碎可笑的事件到人类最大的悲剧。这条遗训非常简短；‘请你认识自己’……在履行这条遗训的时候，我使自己承担了一种责任，试图给俄罗斯人的智慧增加点鉴定材料。大概你们要问，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我是俄罗斯文化的史学家还是心理学家·不，我既非前者又非后者，然而，我觉得我有某种权利谈这一题目。
我自青年时代就走进了科学实验室，在这里我度过了一生，变成了一个老人并打算在这里度过我的余生。我在这个实验室里见到了什么呢？我在这里看到了人的智慧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另一方面，我经常和许许多多把自己献身于科学的同志接触、交往。因此，我感到我学会了评论一般人的智慧。
“当然，我现在不会从心理学方面埋头于智慧的研究。我对待一切问题都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的。我要向你们描述智慧的工作情况，把我根据个人的经验和根据人类思维的最典型的表现所了解到的东西描述出来……”智慧的第一个最普遍的本质与性质就是集中思想考虑某个问题或对象……当智慧碰到现实情况时，就会从中得到各种各样的印象，这些印象是庞杂的，分散的。它们必须像万花筒中众多碎玻璃片一样，在我们的头脑里不断地运动，以便在我们的智慧经过加工之后最终能形成符合现实情况并能如实反映现实的图案和形象。
让我们回想一下牛顿的事情吧。他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引力思想。不论是他休息的时候，还是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不论是他当代表参加皇家学会会议的时候，还是其他时候……，他一直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还有伟大的黑尔姆赫尔兹……他说，当自己解一道难题的时候，他就放不下手了，欲罢不能，直到他将这道题解出为止。
现在我谈谈智慧的下一个特点。智慧把理解现实作为自己的任务。而现实，正像通常所说的，隐藏得极为严密令人不解。它可能距观察者很远，但也必须接近它，比方说，借助于望远镜。它可能极为渺小，那就应该把它扩大，用显微镜观察。它可能会飞，飞得很快，那就应该把它停住或者采用某些可以赶上它的仪器，等等，等等。因此，在我们和现实之间积累起很长一串信号……而智慧就应该了解清楚所有这些信号，考虑到可能歪曲现实的错误，并消除或是预防这些错误。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的一些用来描写事实的词汇，如同一些新的信号，它们也可以遮挡、曲解真理。这些词汇可能选择得不确切，不合适，可能错误地被人理解，等等。因此，你们还必须谨防由于这些词汇而使我们看到不真实不可靠的现实……你们的智慧的任务就是要达到直接看见现实的境界，虽然得利用各种各样的信号，但是必须排除这时产生的许许多多的障碍，想法子绕过它们。
“智慧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思维的绝对自由，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是根本无法设想的。你们应该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你们到目前还特别相信、迷恋的东西，认为是你们的智慧和骄傲的东西……现实是巨大的，无穷无尽，五光十色，是我们所认识的概念、我们的最新知识范围永远也容纳不下的。没有绝对的思维自由就不能真正地看清任何新东西，这些新东西不是根据你们已知的东西而得出直接结论的。请允许我仅从我的学科里举例说明。你们知道，心脏是血液循环的中心器官，是一个掌握整个机体命运的最重要的器官。许多年来，生理学家一直对找到控制这一重要器官的那些神经很感兴趣……应当说，人类知识首先掌握的是骨骼肌肉神经，就是所谓的运动神经。找到这些神经很容易，只要某一种神经被剪断，该神经所联通的那块肌肉就变得麻痹。另一方面，如果你们人为地叫这根神经活动，例如，用电流刺激它，你们就会看到肌肉的工作——你们会亲眼看到肌肉跳动、收缩。生理学家们就是这样地寻找处于活动中的、心脏的那根同样工作的神经。要找到通向心脏的那根神经并不难。神经是沿颈部向胸腔伸展并分枝通向各个器官，其中包括心脏。这叫做迷走神经。生理学家们已经知道有这根神经，剩下要做的就只是证明一下它是否确实主持心脏的工作……”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根神经对心脏的作用是，如果你们刺激它，心脏就开始跳动得越来越慢，最后完全停止跳动。就是说，这根神经的作用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不同于骨骼肌肉神经。这根神经延长心脏收缩之间的停顿并保障心脏的休息。总之，过去没有关心过这根神经，所以也就没有见过它。
“这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例子啊！许多英明的人物看了，但是没有看到真实情况。真实情况隐蔽起来了。我想，现在你们明白了，为什么了解实际智慧需要有绝对的自由。只有当你们的思想可以无拘无束时，才可能发现新的东西。而我们有不少来自科学大师的直接启示，他们在最大的程度上完全运用了这一方法。大家知道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他的假定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他的思想十分开放，自由地幻想，以致他在别人面前不好意思进行试验。他在检验自己那些希奇古怪的假定的时候，锁上门，一人单独地工作。”现在，无拘无束的思想由于研究人员的智慧受到严重的束缚而收缩了。这是思想上的萎靡不振！无论你们多么钟爱你们的某种设想，在其研究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如果你们遇到与其相矛盾并能够推翻它的事实，你们就应该抛开它，放弃它。而这当然是对一个人的非常可怕的考验。只有用许多年的时间和顽强的学习才能取得这种正确思想……“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早期的那些年代。多么不想脱离我所从事的工作啊！因为我把自己的思想、名誉和自尊心都放在上面了。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在这里包含着一个学者真实的悲剧……”当现实与你们的设想相反的时候，你们应该顺从。因为，可以欺骗自己，并且很容易，也可以暂时地迷惑其他人，但是你欺骗不了现实。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在漫长生活道路的终点会养成一种信念，认为你的工作、思想的唯一的尊严就是认识和理解现实，无论什么样的错误和对自尊心的打击都算不了什么。生活和现实自然都是极其复杂多样。不管我们知道多少，和生活的多种多样、无穷无尽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而这一切都应该充满着研究的智慧。
“在这方面也像智慧带有某种偏见的时候一样，必须完全达到细致的平衡。你们应该尽可能地控制你们的注意力，抓住一切细节、一切条件。然而如果你们总是从最基础的东西抓起，将一事无成。这些琐碎的东西将把你们搞得精疲力竭。这些琐碎的东西不知压垮过多少研究者，但事实依然毫无进展。很清楚，在你们还没有理解对象以前，它对你们来说是复杂而模糊的。但是一旦抓住真理，一切就会变得简单明了。真理的特性就是朴实。但是这还不够。正在发挥作用的智慧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对什么东西懂，并承认这点。而在这里仍旧必须保持平衡。不知有多少人和研究者把自己局限在理解上。伟大的智慧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它在全都明白、全都会了的地方给自己提出问题：‘难道真是这样吗·’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必然是做出巨大发现的前夕……”但是智慧的这种平衡仍然在继续。一个人甚至可以遇到和一种完全清楚的概念发生某种对抗的情况，人有着某种本能，执意不肯承认这个事实，力求发现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然而，这完全是智慧的合理要求。对于智慧来说，必须习惯于对真理进行顽强的观察，并因此而快慰。单单为了掌握真理并以此而满足还是不够的，应当欣赏真理、热爱真理。我在青年时代在国外听老教授讲课的时候曾感到很惊讶，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讲课，然而他们直到现在还是那么热情、那么细致地讲课，进行实验。那时我不大理解这一点。当我本人也成为老人的时候才明白……而现在，在我做实验的时候，我想，未必会有一个听众能怀着那么大的兴趣、那样的激情，像我已经上百次地那样看待这个问题。人们时常讲起黑尔姆赫尔兹，他曾提出，地球上生命的所有各种各样的能量是从太阳对我们射出的能量转变来的——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太阳崇拜者。我曾听齐翁说过：黑尔姆赫尔兹住在海德堡的时候，许多年每天早晨都急忙赶到城外去看日出。我可以想象出他当时是多么欣赏自己的真理。
智慧的最后一个特点，真正能使一切事情圆满完成。这个特点就是思想的平和与谦虚。这方面的例子是人所共知的。谁不知道达尔文，谁不知道他的著作在所有精神世界里引起了极为巨大的影响。是他的进化论真正地推动了所有科学。在思想上的广度上以及对科学的影响上，除了哥白尼的发现外，未必能找到可以和达尔文的发现相比拟的东西。可是他的著作是怎样发表的呢？大家知道，他只是在朋友们的坚决要求下才最后发表的，他们希望达尔文得到优先权，因为那时另外一位英国学者华莱士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达尔文本人一直觉得他的论据不够充实，他对对象不够了解。这就是伟大人物思想的谦虚。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取得一个真理是多么不容易，得付出多大的努力。
“这就是智慧的主要特性，这就是发挥作用的智慧在认识现实时所运用的那些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