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使得梁漱溟“暴得大名”，也给他带来了广泛的争议。从评论的情况看，许多人对梁的思想并不真正理解而妄加评论，有的评论则干脆和梁著是两码事。对于此，梁漱溟虽然气愤但一概泰然处之，不愿辩解。原因主要就是这些批评往往不着边际，不能引起他辩驳的兴趣。
然而1923年，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长篇文章后，梁漱溟忍不住写了封信给胡适，除表示感谢外又指责胡适文中言语刻薄，攻击性太强。胡适收信后立即回信解释，说自己行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借以增强文章的辩论效力，请梁漱溟谅解，于是两人的不快暂告结束。
不料过了半年，胡适在所作文章中又旧事重提，再加上陈独秀也撰文公开奚落梁漱溟，这不由激怒了十分自尊、十分认真的梁漱溟，迫使他不得不起而反击，著文辩驳。
仅从感情上说，胡适、陈独秀把梁与张君劢并列，归为守旧的一派，视为思想革新运动的“障碍物”。这使梁漱溟感到很委屈，他认为他同胡适、陈独秀都是难得的好朋友，尽管见解不同但也差不多，应该算盟友，他把自己归为新文化运动的右翼。对于胡适的批评，梁漱溟并不心服，以为胡适并没有真正弄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论及的问题。因此不客气地请胡适用心看一看原书。他对胡适的反击并没有多少新话，只是以嘲弄的语言指责胡适信口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