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在庐山上的蒋介石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7月14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 “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接连致电蒋介石、宋哲元等,并向全国发表通电,呼吁抗战。电文中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祖国之目的。”“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29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即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躯,与日寇决一死战!” 聂荣臻回忆道:“到7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8月15日改编好,20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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