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为不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这是袁崇焕写就的《边中送别》一诗。从他的这首诗中，就可以想见他那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慷慨激昂、以身许国的英雄形象。
袁崇焕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物，是明末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爱国将领，同时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在明末抵抗后金的战争中，成为当时叱咤一时的名将，曾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1626）、宁锦大捷（1627）、保卫京师（北京）大捷（1629），使后金的两位英雄人物——后金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败于其麾下。后来，不幸死于金人的反间计和朝廷的党争，使其复疆雪耻之报国壮志未能实现，又横遭不白之冤。直至清人篡修《明史》，参校《清太宗实录》，发现设间的事实，真相得以大白，袁崇焕之千古奇冤才得以昭雪。几百年来，众多仁人志士深深为他的爱国深情所鼓舞，作为一名杰出的爱国将领和卓越的军事才干受到后人的崇敬和爱戴。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号自如，明末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6月6日）生于广东省东莞县水南乡。少年时生活在广西藤县的白马圩（莲塘村）。祖父袁世祥，父亲袁子鹏，两个弟弟分别叫崇灿、崇煜。另外，和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一个堂兄崇茂，是由他父亲抚养成人的。他在《三乞给假疏》中曾说：“我父亲没有丰厚的家财，年年都是拮据度日。”可见，袁崇焕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他的堂兄崇茂是一位秀才，堂叔玉佩曾做过平乐府推官，亲戚林翔凤做过蓟镇督粮推官，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袁崇焕的家庭是一个产业不多的读书之家，除读书求仕之外，别无他业从事，大抵相当于中小地主一类。
袁崇焕生活在国家多事、边患严重的时代，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他出生之年，时值戚继光、俞大猷在福建广东边境剿灭倭寇不久，倭寇在东南沿海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时期刚刚过去；离蒙古族首领俺答汗接受明朝封号、停止在北方的骚扰也才二三十年时间。此时生活在东北的女真族又日益强盛起来。
明朝时候，在我国东北地区居住着的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即野人女真）三大部。勤劳而勇敢的女真人，生活在从长白山到黑龙江的广大地区，那里有丰富的物产，他们经常在松林里捕猎貂鼠等野兽，到山上挖人参，在牡丹江里采珠子，还牧养着大群的牲畜。他们常常用马匹、人参和貂皮等跟明朝官府和汉族商人贸易，交换粮食、布匹和铁制家具等手工业产品。女真族同汉族间的贸易和交往，促进了两族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女真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朝中叶以后，女真族逐渐从渔猎游牧生活向农业的定居生活过渡。
历史告诉我们，剥削阶级统治集团的反动政策，总是经常破坏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而造成不和与冲突。明王朝封建统治者对女真族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女真族地区设立了100多个卫；其中在建州部女真设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女真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统一本族内部的要求日益增长，反抗明王朝统治的行动连续发生。到明朝末期，建州女真的首领乘明朝国力逐渐衰弱，开始进攻明朝辽东地区。
万历二年（1574年），建州右卫首领王杲带兵进攻辽东，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打败；王杲逃到海西女真地区，被当地女真首领缚送至李成梁处，李成梁将其处死。万历十年（1582年），王杲之子阿台进攻沈阳，反被明军所围。建州左卫首领叫场和他的儿子塔失与明朝的关系比较好，他们又与阿台有姻亲关系，就劝说阿台停止抵抗，但阿台拒不肯接受。后阿台战败被杀，李成梁的军队在对战败者的一场杀戮中，叫场与塔失亦被杀死，此事后来就成为清王朝创建者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的借口。
努尔哈赤是女真族中杰出的英雄，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建州女真部在其领袖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努尔哈赤为雪洗杀祖戕父（其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之仇，为反抗明王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政策，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遗甲十三副”起兵，攻打曾勾结李成梁进攻阿台的建州女真苏克素浒部的首领尼堪外兰，继而又挥师女真其他各部，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至万历十六年（1588年），斩杀了世仇尼堪外兰，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称王于费阿拉。女真族内部的统一，适应了它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女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接着，努尔哈赤挥师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部，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统一了海西女真；并以“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政策收服了“野人”女真。至此，生活在东北广袤地域上的女真民族摆脱了多年分裂割据相互倾轧的局面，统一在努尔哈赤的旗帜之下。
努尔哈赤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创建了八旗制度，使原来各自为政、松散如沙的女真各部，形成有严密组织，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整体，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他还主持创制老满文，发展生产，立法治民，倡行喇嘛教……仅仅30年，女真民族从分散、落后的奴隶制社会迅速迈进到封建社会，成为能与明王朝抗衡逐鹿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宣布自己为“汗”，建国号为大金，这就是历史上的“后金”。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自觉羽翼业已丰满，即将八旗锋芒指向明王朝。四月十三日，他以“七大恨”告天，率军两万人接连攻占抚顺、清河，首战告捷，在大肆掳掠后退去。
正当后金兴起的时候，貌似庞大的明王朝却无可挽救地一天天衰败下去。最高统治者明神宗朱翊钧，在位长达48年，成为明代在位最久的君主。然而其荒怠、贪婪，亦开创了历史新纪录。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起，神宗就不视朝政，不祭郊庙。朝臣空缺而不补，内阁只叶向高一人，六卿中赵焕兼领吏、兵二部。都察院长达八年无正官，十三道皆以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常任职十余人而无人替换，郡守空缺达十分之三。袁崇焕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万历朝是继正德、嘉靖两朝弊政以后，明帝国迅速走向衰亡的时期。尽管万历的第一个十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锐意兴革，吏治、边防、财政有所好转，各种矛盾有所缓和，被誉为“财裕民足，四海晏然”。然而这也只是回光返照，转瞬即逝。而且由于张居正生前勾结太监，大权独揽，对上约束皇帝，对下压制言官，已经孕育着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张居正死后，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上下两方面的打击。后来，除了言官与内阁势如水火外，再加上主管考察官员的吏部，形成了三方面争夺权力的局面。万历中期，一部分较能主持正义的官员形成东林党，反对者为齐、浙、楚三党。万历中期以后，朝廷的历史基本上是东林党与三党势力互相消长的历史。
神宗摆脱了母后与张居正的约束以后，大肆挥霍享乐。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始兴矿税，派宦官四处开矿、收税，搜刮金银财宝，“纵横驿骚，吸髓饮血”，宦官横征暴敛、穷凶极恶，杀人莫敢问。天下生灵涂炭，加之各地灾祸频繁，而京师兴修不止，以致激起多起民变，形成此起彼伏的百姓反抗封建压迫的运动。与此同时，发生了浙人赵一平领导的农民起义。又因其朝廷和某些地方机构实际上陷于瘫痪状态，不能正常行使职权，其政治之败坏，可想而知。所以“明之亡，亡于万历”，说得很有道理。
明朝中期以来，商品经济有了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土地兼并的现象也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君主****制度愈来愈腐朽和黑暗。
天启初，东林党虽曾一度执掌政权，但积弊难除，阶级矛盾未见缓和。天启二年，爆发了山东徐鸿儒组织的白莲教起义，历时三四年。至天启六年，又爆发了摧毁明王朝的陕北农民大起义。熹宗年幼无知，终日挥刀弄斧，以木工活为乐，朝政交由宦官魏忠贤主持。原来的齐、浙、楚三党纷纷投奔魏忠贤门下，成为他的爪牙，合力杀逐东林党，形成气焰熏天、权势大极的阉党。当时的阉党****，把明王朝的政治统治推到了极端腐朽黑暗的顶峰。
崇祯初，阉党首领魏忠贤被诛，东林党重新执掌政权。但阉党残余势力尚存，能量犹在，他们利用思宗缺乏政治经验又刚愎自用、多疑好察的弱点，以隐蔽的方式斗争，东林党最终为阉党排除，由阉党残余分子温体仁等攫取了政权，组成反东林内阁。
综上所述，明王朝在袁崇焕出生前后这一段时期，不但边患严重，而且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阶级又严重分裂，确有内外交困、土崩瓦解、大厦将倾的趋势。特别是党争激烈，埋下了袁崇焕终被卷入其中，并成为牺牲品的祸根。
广东的步兵素以“勇捷善战”著称。东莞一带更有尚武的民俗传统，群众从军的风气很盛。
边患严重、国家多事的时代和民俗尚武的生活环境，对袁崇焕有很大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他就胸怀大志，立志要激浊扬清、报效祖国、安定边疆、澄清天下。因此，他除了用功读书、在诗文书法方面取得可观的成就并从事著述（《率性堂记》）以外，还特别留意边防、学习兵法、练习武艺。《明史》本传说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以边才自许”。他自己在《过河林寺口占》诗中也有“多了从前学杀人”的句子。袁崇焕的这种胸襟报负与早他一百多年的英雄人物于谦“拔剑舞中廷，浩歌振林峦。丈夫意如此，不学腐儒酸。”的志趣完全一致。袁崇焕十分喜爱于谦的诗，他们都是意气轩昂、文武兼习、准备报国安业、有所作为的大丈夫，决不愿做酸腐无用的儒生。因为受同样的时代与生活环境的影响，袁崇焕的弟弟袁崇煜也是一个慷慨知兵、擅长武艺之人。“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才堪逐电三躯捷，身上飞鹏一羽轻”。可见袁崇煜襟怀磊落，忧国忧民，身手矫健，武艺过人。此外，做堂乐府推官的堂叔袁玉佩、做蓟镇督粮推官的亲戚林翔凤也都懂得军事或者擅长武艺。另外，他的师友中也有不少热心国事、有文才武略的人，有的还是沙场老将。
这些人与袁崇焕志同道合，相互影响，同气相求，渐渐形成了一个以爱国主义为思想基础、以袁崇焕为核心的爱国群体（当时只是一个松散的群体）。袁崇焕兄弟俩还十分留意寻找英雄人物，与他们结为知己，以便将来报效国家。他们交往的人很多，其中有武举、典史，也有平民百姓。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随袁崇焕一起走上辽东前线，抵抗金兵的进攻，立下过汗马功劳。
从上述情况来看，袁崇焕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卫国安边的远大抱负，并且为了实现这种抱负作了相应的充分准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他后来建功立业的基础。
袁崇焕在14岁的时候，在藤县应考进学，23岁中举，36岁考中进士。中进士时的座师是韩爌。韩爌是东林党著名领袖之一，曾做过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的大学士、首辅，思宗认为他“清忠有执”，曾予以通报表扬。袁崇焕和韩爌建立师生关系以后，就和东林党有了密切的联系，并把自己的命运和东林党联结在一起。而且不论从政治观点、师友渊源、平生交谊哪一方面，他都可以被视为东林党的一员。不过，因为他长期驻守边疆，和朝廷诸位大臣的交往过节极少，加之他劳苦功高，边境情势紧急，阉党暂时还不敢加以打击，或者还欲加以利用，故没有将他列入东林名单。袁崇焕曾经在自己的诗中表达他对阉党的深恶痛绝、义愤填膺；对东林推崇备至，引为同调。并把自己未被列入东林名单，不得与诸东林正义之士共传千古视为平生憾事。袁崇焕与东林党人志同道合，荣辱相关，于此可见。
袁崇焕出生在“终岁拮据”的家庭，从小养成了俭朴的生活习惯，并且看到了一些民生疾苦。再加上他的堂叔袁玉佩在粤林做官，亲戚林翔凤在蓟州做官，二人都以“廉洁”见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这对于袁崇焕踏入仕途以后能够保持廉洁的作风，并且对穷苦人民给予帮助，有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