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袁崇焕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而且堪称有胆有识、大智大勇的卓越军事家。自后金发难以来，“辽左军兴，国事日棘”，被明朝先后任命辽东的封疆大吏有十几人，然其中能“诘戎兵以保疆圉者”，仅有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三人。其中功勋最显，战绩最著者，还要属袁崇焕。袁崇焕为人慷慨，胆壮机敏，自少喜好谈兵，常“以边才自许”，具有很好的军事素质。
他在任邵武知县时，便已通过向老校退卒调查讯问，略晓边外形势及险要厄塞。自请报效边关前，又单骑巡视关上，进行了实地考察。出任辽东后，曾随孙承宗遍阅关外布防，从而对“三州形势，两河地势，水陆机宜，兵马虚实，颇得其大”。掌握了克敌制胜的第一手资料。袁崇焕，在其46年的短短一生中，特别是他七载边疆的戎马生涯中，其一言一行，都给祖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永垂青史。
（一）“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的精神
关心国家的存亡，并忘我地为之奋斗，乃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身处明王朝腐败无能，面临国家生死存亡多事之秋的袁崇焕，身居文职末吏，尚能关心边务，能通过各种途径努力了解辽东前线的军事形势；在朝野一片失败主义声中，能以“边才自许”；当辽东十分危急之时，以其大智大勇，单骑出阅关外、体察军事形势；归来便自告奋勇，毛遂自荐、挺身而出，主动弃文就武，出关监军。
在此，不难看出，袁崇焕不但具有为国家的存亡，置个人之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而且为了扭转逆势，提出克敌制胜的大方略；他只身冒险于两军前沿，以取得第一手材料的科学精神，即便在他下狱待死之时，闻金军击溃新任武经略满桂所部与为己下狱的部将“祖大寿引大队夺关而去，归宁远”的消息，当京师“举城皇皇不可终日”之时，尚能亲书檄文，调回祖大寿，何可刚部解京师之围。即所谓“一纸书，就足以却敌”，以国家为重的精神。凡此种精神，无论在何时代，都是国家和民族的精华，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乃为时代之脊梁。
袁崇焕从一个监军佥事成为一个身负重任的封疆大吏，并在抗金战争中做出杰出贡献，不仅与他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出类拔萃的军事才干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他的性格特点、作风气质密切相关。
袁崇焕果敢顽强，“胆魄称雄”，具有“生死之心，身家不顾”的献身精神。他到辽东后曾表示“我不惜生命”。在被派往前屯安抚辽民时，“夜行于荆棘，蒙茸虎狼潜伏之地”，四鼓入城，将士无不佩服。宁远危机，强敌压境，袁崇焕不仅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且为了安定军心，接老母、妻子于城中，誓与宁远共存亡，表现了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给守城将士以极大鼓舞。
袁崇焕稳健刚毅、沉着镇定，能够临危不乱，遇事不慌。据朝鲜李星龄在《春坡堂日月录》中记载，朝鲜译官韩瑗曾亲见宁远之战的情景。战前，“军中甚静，崇焕与数三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论古谈文，略有忧色”，直至将敌人诱入外城，才“出其不意”，突然袭击，使敌人“措手不及而败走”。崇焕沉着冷静，胆魄如此，“直乃大将风范，有诸葛武侯风”。
袁崇焕“为人疏直”，嫉恶如仇。当天启年间，阉党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中外方争颂忠贤”时，袁崇焕却“於大 鲜所结好”。在魏忠贤派阉党往辽东监军时，袁崇焕上疏抗谏，坚决反对，因此，他始终不为忠贤所喜。宁锦大捷“一时文武滥冒赠秩赐荫者数百人”，甚至魏忠贤的重孙尚在襁褓中也被封伯，而崇焕却只赠一秩，最后不得不乞休辞官。袁崇焕对阉党骨坚气直，对部将却不拘礼法，平等相待，“推心置腹”，因此，“诸将与崇焕恩信相结，骨肉弗逾”。袁崇焕对士卒也十分关心，身为将帅，“能与士卒同甘苦”，深得士卒的爱戴，大家都乐意为他尽力。
明朝末年，朝廷皆暗，吏治腐败，政以贿成。在边将领“贪情者多”。有些人甚至“大袖高巾，昼夜聚饮，沉缅于金谷，流连于青楼，弓矢器械，十无有一……惟望奴酋一到为散场。”而袁崇焕与这些贪鄙怯弱的边将迥然不同，他持身严谨，居官清廉，既不贪图功名，也不醉心利禄。在福建，他“向为县令不取一钱”。“握兵以来，第宅萧然，衣食如故，犹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贫抚弱，所在有声”。“身为将帅，未尝为子弟乞一官”，死后被抄家时，“家无余赀”。所没收的只是“祖遗薄产”。袁崇焕这种节俭自持，廉洁奉公的优秀品质，在那种“人务奔竞，苞苴恣行”的年月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袁崇焕虽身为武将，远在边外，却十分关注朝廷大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当时，朝廷内部党派纷争，直接牵动着辽东战事，袁崇焕对此十分忧患。他在《偕诸将同游海岛》诗中写到：“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片云孤月应肠断，椿树凋零又一秋”。表明了自己对于国难当头，朝官们却同室操戈，相互倾轧的愤懑和担忧。他从“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所排构，不得竟其志”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是贻祸封疆，败坏辽事的重要原因，尤其当自己为阉党排挤之后，更痛切地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在他重新得到任用时，向崇祯皇帝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内，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而且“任事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闻之，是以为边臣甚难。”因此，他请崇祯“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袁崇焕的一席话，指出了朝廷党争对边臣的牵制掣肘，道出了明朝在辽东战场屡屡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但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极端的皇权专制，所以，他把希望寄托于崇祯帝身上完全不可能解决问题。尽管他得到崇祯帝的优诏答复，却最终未能逃出奸党谗害。边事危急，国难当头，一代名将未能战死沙场，却死于门户，这个历史教训确实够深刻的。
值得称道的是，虽然袁崇焕知道“边臣甚难”，“中有所危”，却并没有畏惧退缩，明哲保身。他顾全大局，敢作敢为，但有利封疆，便“彻里承当”，绝无反顾。在他下决心铲除隐患，擒杀毛文龙时，部将何可刚曾提醒他：“生文龙，国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袁崇焕也自知“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然而为了早日实现恢复辽东的宏伟目标，还是报着“苟利封疆，臣死不避”的决心，除掉了毛文龙。在后金入关，占领蓟州，大举向京师进攻时，袁崇焕“议趋京师”，堵截后金军队。当时已有谣言说“崇焕勾建虏，而崇焕不知也”。他的部下劝他说：“大兵宜向敌，不宜先入都。”况且“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经至城下”也是不允许的，而袁崇焕坚决地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表现了他不畏讦构，不避嫌猜，坚毅不拔的刚强性格和光明磊落，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
袁崇焕的高尚爱国情操，果敢顽强的斗争精神以及正直，廉洁、忠笃、勤勉、襟怀坦白的优秀品质，使他赢得了人民群众和辽东将士的衷心爱戴。袁崇焕含冤入狱后，辽东将士“彻夜号啼，莫知所处”，“长安庶士无不愿以百口相保也”。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布衣程本直进宫辩冤，愿为同死；何之壁率家40余口诣阙代监，祖大寿愿以官阶历次封赠为崇焕请罪，至于“关外官兵士民日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袁崇焕的死，天下冤之，连清乾隆皇帝也说：“袁崇焕督师蓟辽，尚所忠于所事，而其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惘，深可悯恻。”袁崇焕的死，实在是千古奇冤，它对于明朝抗击后金是一个巨大损失，正如夏燮在《明通鉴》中所说：“古今来被绐而偾厥事者，指不胜屈，未有若壮烈帝此举之甚也”。
“自古长城慨古今，永留毅魄壮山河。”300年前袁崇焕悲剧所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至今思起，仍令人扼腕称叹，感慨万端。残酷的封建专制制度可以与磔袁崇焕的躯体，却不能磨灭他在人们心中的高大形象，袁崇焕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名将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与怀念。
（二）“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思想
袁崇焕在向朝廷陈奏战守方略时，曾一再指出，恢复之计，不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也就是说，用辽东军民守卫辽东国土，以辽东的物产供养辽东军民，这在当时不仅是一个节省人力、财力的正确方针，而且是坚守关外的具有战略性的根本大计。后金突入辽东，使大批辽民离乡背井，四出逃亡，仅广宁陷落，“军民溃入者，且280万矣”。大批难民集结关上，“数万人皆野栖露处，讵任祁寒，万千间席舍冲棚，曾无土垒”。他们无衣无食，嗷嗷待哺，急需安抚，这给山海关城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这些难民历经战乱之苦，人情汹汹，如惊弓之鸟，“刻刻警惶”，往往“互煽互惊，立见兽散之势”。这也使山海关一带的社会安定受到严重影响。由此可知，能否妥善安置辽民，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化消极为积极，不仅关系着难民的生死存亡，而且直接影响着边关的巩固和安定。
然而，以往的辽东统帅往往都没有注意发挥当地辽民的作用，尤其在广宁失守后，一些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关内的官员，更把辽民视为“土寇”，“各处疾辽人如仇，惟恐驱之不远”。甚至辽东经略王在晋也以辽民“终日思父母，思妻子，思乡井，欲亡命奔逃”，偷生臣虏，而主张“立法不用辽人”。这样，为应付辽东战局，明廷便不得不从内地及各边抽调大量军队赴山海关应急。这些远来的征调之兵，号为客兵。“客兵利速战”，不宜久守，“以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欲进则不足，久守则必变”。而且，随着“边衅渐开”，战局扩大，九边已自顾不暇，“不宜舍己芸人”。为了应付征调，各地往往雇佣一些“惯逃之手”充数，结果是“宁但不能为辽援，而主客不安，先已为辽之忧”。再者，当时全辽兵食完全仰仗于天津漕运，置辽民而不用而专恃客兵，势必加重调募转输的负担，不但使“国储外分，京庾日罄”，也必然使四方百姓受累，造成“以辽东疲天下”的被动局面。显而易见，用辽人与否，决不简单是一个局部的策略问题，而是关系到关外能否坚守，抗金斗争能否顺利进行的战略性决策。
袁崇焕坚决反对视辽民为土寇，为渊驱鱼，舍近求远的错误主张。他初到辽东，正遇十三山处有十万坚持斗争的辽民被后金围困，便积极建议发兵援救，指责上方“委十万人置之度外”的错误作法。袁崇焕的建议得到了赴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的支持。他指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此大计也。”对十三山的辽人义民，“法当如崇焕议……迎护以归，强者练兵，弱者屯牧，以复己之资也。”以后，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孙承宗、袁崇焕努力安抚边民，招募辽兵，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进行抗击后金的战争。从而在天启二年至天启五年这短短的四年期间先后拓地400里，招回辽民40万，辽兵3万，屯田5000顷，修大城9座，堡45座，练兵11万，制造兵甲器械数百万，稳定了关上形势，增强了防御力量，形成了“兵民安堵，文武辑睦，商旅云屯”的大好局面。
孙承宗去职以后，袁崇焕更加坚定贯彻和执行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思想，采取了“且战且守，且筑且屯”的具体措施，招抚流亡屯垦耕种，撤回客兵，招辽人填补，从而不仅长期保证了兵源，而且“以辽人守辽土，不必更为征调以疲九边；以辽土养辽人，不必尽赖转输以罄四海”。收到稳定局势，增加储寄，存减粮饷的良好效果。
事实证明，辽民不但可用，而且是抗击后金战争中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骨干力量。宁远一战，“自虏中拔归者，俱偾怒，可一当百”，表现得十分勇敢顽强。“宁锦屡捷，半是辽人摧锋陷阵者可见也”。至于北京保卫战，更是赖辽兵之奋战。京师解围，自不待言，即以后驱赶后金，收复失地，也“皆辽兵之力”。
还应提到的是，用辽人的思想，争取了人心，赢得了广大辽民的衷心拥护和热情支持，激发了他们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努尔哈赤自夺取抚顺后，在攻占开铁、辽沈、广宁时都采用以叛臣、奸细为内应，里外结合的手法取胜的，惟宁远一战，十几万大军围困孤城，城中军民在强敌面前人心归一，众志成城，“独无夺门之敌，内应之奸细”。这也深刻地体现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思想在抗金斗争中的又一重大作用。
（三）坚守关外，以捍关内的积极防御方针
袁崇焕初到辽东，正直广宁失守，关外“满目兵灾，河西700里边城，俱为煨烬，关以外几成异域矣”。面对这种残破不堪的局面，明朝统治者内部许多人都被后金气势汹汹的进扰所吓倒，根本不敢有所作为。辽东经略王在晋代熊廷弼主持军务后，畏缩怯敌，害怕与后金交战，力主放弃关外，专守关内。但又“耻于莅关无所为”，恐为人议论，于是提出了在关外八里铺修筑重关，驻兵把守的方略。这完全是一个苟且偷生，懦弱无为的消极防御措施，其实质是尽弃关外失地，龟缩山海一隅，袁崇焕“以为非策”，表示坚决反对。他以为，保关内，必守关外；保关外，必守宁远。“宁远，关门要害也”，“在山海之东，广宁之西，当要冲之地”，是联结关内外的咽喉所在。广宁失守后，宁远即成为山海关门的直接屏障。放弃宁远，则关外难守；关外不保，不但辽东收复无望，即是山海关也难固守。所以，关外不可轻撤，宁远势在必保。从地理形势上看，宁远一带，地形险要，易于防守。这里“山出其后，海峙其前”，又有觉华岛“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腕，可厄敌之用”。这样，水陆相连，遥相呼应，使后金无论从陆地，还是海道都难以突破，正如孙承宗所说，宁远形势“天设重关，以护京师，必不可不守”。从军事布局来看，自广宁溃败，明朝已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王在晋曾指出，辽东战局，“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可布矣”。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坚持驻守关外，力争占取广宁以西几百里真空地带，则必然造成“逐步退缩至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的被动局面。而守在宁远，“驱西虏于200里外，以渐远于关城”，就可形成一段缓冲地带，避免山海关直接被兵。同时，驻守宁远，进可攻，退可守，便于相机而动，敌人即或越一城而前，宁城已缀其后，即或合一城而守之，各城已扼其吭，即或直抵关门不顾，而前有坚城，后有追兵，自可立见扫荡。显而易见，袁崇焕坚守关外，以捍关内的主张是一个立足于防守，却着眼于收复辽东，徐图大举的切实可行的积极防御的正确方针。袁崇焕的主张得到了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他指出：“拒贼于门庭之中，与拒贼于门庭之外，其势既辨；而促贼于200里之外，与贼促于200里之中，其势又辨。”同时指出，守关必须复辽，而复辽必须屯兵关外。因此，宁远之议，“必不可轻罢”。在孙承宗代王在晋辽东经略后，更以“崇焕英发贴实，绰有担当”，直接调他任宁前兵备道，负责宁远守备。在宁远，袁崇焕依照坚守关外，屏障关内，以守为攻的方针，努力营建宁远，加强设施。他亲定了筑城规制，令祖大寿等人督建。一年后工迄城竣，袁崇焕又配备火炮，“以铳护城”，加强破敌攻势，使宁远整治一新，成为“内以保障关门，外以捍御强虏”的关外重镇。一度曾经是“灰尽煨残，白骨暴露”的宁前一带，现在已成为“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相望的“乐土”。宁远的巩固，使它成为屏卫山海关的坚强阵地。正由于此，尽管高第曾尽撤锦、右诸城守具，极大地破坏了关外防卫，赖有宁远坚城存在，后金始终不敢“轻越其郊”，“舍坚城而西”去攻山海，惟恐宁远缀后，腹背受敌。宁远大捷后，袁崇焕收复了高第所弃旧土，重新构筑了锦州、右屯、松山、杏山、大凌等城，再度建立起巩固的宁锦防线，成为阻挡后金的一条坚强的铜墙铁壁。以后皇太极见宁锦无隙可趁，曾多次绕道蒙古，突击蓟门，入关侵扰，但始终“未得明寸土之地”，其原因盖在于宁锦未破，山海挺立，恐后路被截，沈阳受攻，而不敢久留。由此可见，驻宁锦、保关外，在抗金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四）以守为主，以战、和为辅的策略原则
袁崇焕在对敌斗争中，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确立了“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策略原则。所谓“守为正著”就是讲要力戒野战，致力坚城固守。当时，后金已“四十年蓄聚”，兵强马壮，且自交兵以来，每战必捷，士气正盛，“奴乘屡胜之势，而我当披靡之余，不据险以守，无以固人心。”因此袁崇焕认为强敌面前不可轻举妄动，只有立足坚守才能稳定局势，“若贪一击之利，合属交锋，以前之祸立见。”同时袁崇焕根据八旗兵习于野战，精于骑射，不利攻坚，而明朝“兵不习野战”的特点，制定了防守的具体措施，即“高城池深，利兵坚甲”，“凭坚城，用大炮一策”。事实证明，袁崇焕的以守为主的策略和措施是完全正确和有效的，它使得明军得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去攻击敌人的短处，化被动为主动，处于有利地位。宁远战役中，袁崇焕正是运用了这种以守为战的策略，凭坚城，用大炮取得了胜利。他分析后金远来，“利速战，而能战之兵，又利在得战”，于是以静制动，以逸待劳，避开与后金正面交锋，只“一味死守”，使后金骑兵在坚城前无以发挥优势，同时充分发挥红夷大炮的威力，“从城上击，周而不停”，使敌人死伤无数，后金虽老于攻战，却“无得而与我战”，结果自困而败。
袁崇焕以守为正著，绝非龟缩不前，同时辅以“战为奇著”。即积极操练军马，“乘间击暇以为用”，相机而动，出奇制胜，使战守结合，相辅相成。宁锦战役，袁崇焕便利用大炮击退敌兵的同时，在战机允许的情况下，派出军队迎击敌人，取得胜利的。
在战、守的同时，袁崇焕还利用和谈作为缓敌之计，争取时间，修整装备，巩固边防。这就是所谓的“和为旁著”。宁远战后，由于高第撤防，后金破坏，使军民大量集结关外四城，出现了“地隘人稠”，粮饷紧缺的困难局面。因此，急需修复锦州、中左、大凌等城，“业移商民”，广开屯种”。为了避免“城不完而敌竟至”，中途而废，袁崇焕提出“以和之说缓之”，这样待敌人知道，“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400里之外，金汤固矣”。
袁崇焕的“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术原则，是在正确分析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和各自特点的基础上确立的。在这个原则中，“战、守、和”三个方面层层相因，互为前提，即所谓“不战何守，不战不守而又何款？”同时这三方面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它强调“守为正著”不忘乘间击惰，出奇制胜。主张“战为奇著”，必定在坚城固御的前提下相机而动，决不盲目出兵。坚持“和为旁著”，却是立足战守，旨在麻痹敌人，争取时间，更好的打击敌人。这样，使“战、守、和”三个方面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有效地指导了抗金斗争的进行。
在贯彻以守为主，以战、和为辅的战术原则时，袁崇焕还十分强调要循序渐进，“逐步而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即“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他主张“战则死战，守则死守……步步打实做去”。他反对空言，认为只要做在实处，“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奴，而奴无不平”。他的这种讲求实际的方针，使他在防守时，处处坚备，决不草率应付。在迎战时，力求稳操胜券，决不急功近利，做到“行军决策，莫不动出万全，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取得抗金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五）统筹全局的战略布局
随着袁崇焕事权的提高，责任更加重大。崇祯元年，他出任蓟辽督师后，除了着力于宁锦防线的巩固之外，进一步把目光转向抗金斗争的全局布防上。他从“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出发，进行全面军事规划，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蓟门守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次在宁、锦城下受阻，自知宁锦防线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于是将进攻目标转向蓟边。这样，明金战争的主要战场即由辽西走廊移到蓟门边外。袁崇焕作为蓟门督师，及时地估计到后金的意向，了解了这种正在变化的边情，多次上疏，“指陈利害”。他说：“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他建议朝廷一定要“严饬蓟督，峻防固御”。为了防患于未然，袁崇焕还派出参将谢尚政前往蓟门增强守备。
联络蒙古，抚西拒东。明金对峙以来，蒙古成为双方极力争取的对象。为了削弱敌人，取得外援，袁崇焕提出“抚西虏以拒东夷”的方针，力主联络蒙古，以作藩篱，防止后金直趋蓟边。他说：“今日之计，我方有事于东，不得不修好西虏，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即以为我用矣。”“西款一坏，我得一意而防奴”，使“奴穷于无所与”。为了实现款虏制夷的方略，袁崇焕平台召对后，力荐一向主款、并在蒙古诸部中素有威望的王象乾为宣大总督。当塞外灾荒，蒙古哈喇慎诸部“粮食无资，人俱相食”，困苦不堪时，袁崇焕为安抚和争取蓟镇边外的蒙古部落，具疏请求以布米救济他们。他说：“我不为各夷所依，夷遂依奴以自固。”“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以藉作藩篱。”于是“召至于边，亲抚慰，皆听命”，削弱了后金对蓟边的威胁。
整顿皮岛，以为牵制。天启初年，当辽东相继陷落时，毛文龙却率兵占据东江，设镇皮岛。东江“凭险可以设疑，出奇可以制胜，水陆齐通，接济则难，战守则易，有可据之地势”。因此“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而驻守东江的毛文龙却是一个骄恣妄为，糜饷无功，暗通后金，不听节制的奸佞之徒。他在初期虽也曾几次出兵深入后金属地，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但随着实力的扩大，日益跋扈难制，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结果非但“犄角无资”，反而“掣肘兼碍”。袁崇焕五年复辽，意在巩固宁锦，安抚蒙古，加强蓟备，形成抵御后金的巩固防线后，即以东江为突破口，加强蓟备，形成抵御后金巩固防线后，即以东江为突破口，逐渐向辽东推进。这样毛文龙占据皮岛就成为袁崇焕推行“恢复当从东江做起”的战略部署的障碍。在屡次劝说、诱导不成后，袁崇焕果断地除掉了毛文龙。接着安抚士卒，除毛文龙外，“不更处一人”，整饬军队，核查兵马钱粮，“精壮者籍之为兵，老弱者散之归农”，加强了战斗力。同时开释毛文龙“禁苛诸人，与籍没人妻女为妾为婢者”，使皮岛初步得到整顿。
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袁崇焕对恢复辽东已作出精心的战略部署，即在巩固宁锦防线的前提下，北联蒙古，南接皮岛，进而沟通朝鲜以形成对后金的半环形包围圈，然后取道东江，“以正为奇”，步步推进，实现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
可以设想，袁崇焕的措施如果能够凿凿落实，是完全有可能实现其复辽计划的。但一则袁崇焕所依赖的明廷太腐败，对袁崇焕的措施处处作梗。例如，袁崇焕加强“蓟备诸疏，累累千言”，均被搁置，不了了之；提出接济蒙古的建议，也被认为“借寇资盗”、“严行禁止”。所以，使袁崇焕的措施并未很好落实。再者，袁崇焕的敌手皇太极老谋深略，往往先发制人，破坏袁崇焕的部署。正如袁崇焕自己所称：“我欲舍西虏而厚其与，彼即攻西虏而伐我之交。我藉鲜为牵，彼即攻鲜而空战之据。我藉款愚之，乘间亟修凌、锦、中左以扼其咽，彼则分犯鲜之兵而挠我之筑。”真是“著著皆狠，而著著不后”。当袁崇焕擒杀毛文龙后，尚未能彻底整顿东江，后来先已假道蒙古，直趋蓟门，使“东江出奇”的计划成为泡影。然，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袁崇焕在五年复辽的战略布局上仍表现出驾驭全局和远见卓识的军事才干。
袁崇焕在“熟谙夷情”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军事措施，成功地抵制了后金的进攻。他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将领和卓越的军事干才永远受到后人的崇敬与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