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贪得无厌，漠视中华民族的觉醒，1937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但很快深陷侵略战争泥潭。后来，日本趁希特勒在欧洲的胜利，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妄图以扩大战争来摆脱侵华战争的困境，表现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性和冒险性。结果却进一步走向败亡的深渊。
作为战争史来说，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发动太平洋战争，是继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发展阶段，包含很多内容。在这里主要是探讨日本帝国的兴亡问题，有些内容虽然与兴亡不无关系，但限于篇幅就从略了。
为了扩大战争的需要，近卫内阁、特别是东条内阁确立了法西斯极权体制，日本成为天皇制法西斯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天皇制和日本社会、文化传统中的消极面，恶性发展到了极端，这是日本帝国败亡的深层根源。
深陷全面侵华战争的泥潭
1933年2月下旬，日军发动热河作战，开始入侵华北。4月日军越过长城侵入关内，依靠武力进犯和威胁，并且策动汉奸、傀儡相配合，逐步蚕食华北，力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
直接从事蚕食、分离华北的，是日本的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根据1901年辛丑和约，列强可在北京至山海关一带的规定地点驻兵。当时国际会议分配给日本的驻军名额是1570名，日本把这支军队称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也称天津军。
1935年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遭到失败，12月中国发生“一二九”运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但日本政府1936年1月的《处理华北纲要》和8月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仍然坚持策动华北自治，“建立分治体制”。1936年6月，日本不顾中国的反对，把天津军从1771人增为5774人，并且派一个加强混成大队（由步、骑、炮兵组成；大队相当于营，），控制了丰台火车站——从南面进出北平的门户。12月中国发生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日本以“和平”方式分离华北的企图彻底破灭。1937年1月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对于日中关系的调整，“应准备在十分忍耐之后，对中国予以彻底之痛击”。
1937年6、7月，驻丰台日军在附近频繁演习，有时还实弹演习、夜间演习，甚至演习进攻卢沟桥旁的宛平城（也称卢沟桥城），真枪实弹地向城墙射击。日军联队长是曾加入一夕会的牟田口廉也。中国军方一再抗议，日军置之不理，不断挑衅，使当地局势异常紧张。7月7日夜晚，日军一个中队130多人又在宛平城附近演习。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称，演习时听到从宛平城一带射来的枪弹声，还说有一名士兵失踪。驻丰台日军立即出兵占领宛平附近一带，并向中国方面进行交涉。其实，所谓失踪士兵据说是去解手了，20分钟后就已归队。所谓开枪射击，完全是清水节郎的一面之词，毫无凭证。中国有关方面当即调查，驻宛平的中国士兵没有一个人少了一颗子弹。但日军仍然无理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宛平城，遭到中方严词拒绝。
自从日本蚕食华北以来，北平东有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有热河的日伪军，西北有亲日的伪蒙军李守信等部，南面日军控制了丰台。因此，从广安门到宛平的一条铁路与平汉路相接，就是当时北平尚存的重要进出路线。如果切断这条出路，北平就完全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按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的命令，日军于8日拂晓进攻宛平，中国驻军奋起反击，第二、三天夺回了铁路大桥等处，双方形成对峙。中国驻军在兵力上占明显优势。
6月初刚上台的近卫文
内阁，一方面宣称“就地解决”，“不扩大事态”，一方面进行战争准备，11日决定向华北增兵，并把一个局部冲突称为“华北事变”，有意把事态扩大化。增兵华北的日军完成了作战部署，7月28日发动总攻，相继攻占北平、天津。
从7月7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开始，终于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又把战火烧到上海。9月初，近卫内阁把“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两天后，天皇在临时议会开幕式上，无理指责中国方面“贸然挑起事端”，并对日军和国民表示激励：“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尽其忠勇。朕望帝国臣民忠诚效力，齐心合作，以实现预期之目标。”11月，日本设立以天皇为大元帅的大本营，同时开设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以加强军政协力。
日军力图“速战速决”，短期决战，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屈服。陆相杉山元扬言：“中国事变有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了结”。但是，中国军队在京津、淞沪、忻口等地进行英勇奋战，使日军的速决战企图屡屡受挫。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进行了6个星期的大屠杀。日军在各地的暴行罄竹难书，这愈加坚定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1838年3月台儿庄大捷等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
日军的“速战速决”破产，作战地区不断扩大。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战中数创日军，然后主动撤退。此后战局转向持久化，日军由于分散了兵力，在正面战场和中国军队处于胶着状态，广大的占领地区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日军深陷侵略战争的泥潭之中，进退两难。
1938年4月，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就已在日记中表示担心，可能重复出兵西伯利亚的失败结局。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是明治以来日军头一次蒙受惨重失败。1940年元旦，参谋次长泽田茂视察战线到达武汉，同当地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讨论战局。他们对于中国大陆之广袤深为感叹，对于中国军民抗战意志之顽强感到惊奇，承认“（中国）事变不易解决”。悲观情绪已经在日本军队中和日本国内蔓延。
日本深陷战争泥潭，是侵略者欲壑难填，得寸进尺的必然结果。而且，日本军政当局受“对华一击论”的支配，认为只要给中国一个打击，中国马上就会分崩离析，屈服投降。在报章广播里，充斥着“膺惩支那”的叫嚷。结果却是一击未达目的，不得不连连进行攻击，战场越扩越大，战线越拉越长，陷于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
当时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1940年时回忆说：“谈判（指”七七“后华北中日双方的谈判）即使不能成功，但向当地派出三个师团或四个师团，予以一击，使之举手，则即可以收兵，使北支（指华北）遂我之心意。”他说，正是根据这样的判断，决定向华北派兵。参谋本部作战班的西村敏雄少佐也回忆说：“当时在参谋本部中，没有任何人希望发展为有如今天（昭和）十二、十三年这样的大规模作战。……很多人为模糊不清的想象所支配，认为在尚未发展到如此大规模的作战以前，如果达到一定限度，支那方面大概就会屈服。”
这种“一击论”来自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狂妄自大，不自量力，主要是由于对中国的轻视、蔑视，特别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漠视，对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漠视。自甲午战争前后以来，日本存在着对邻国根深蒂固的轻视和蔑视，提到中国几乎都是用带有轻蔑意味的“支那”，认为中国只有听任列强侵略、瓜分的命运。其根本错误是把中华民族与腐败的清政府、军阀等同起来，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的巨大进步，以及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视而不见。日本侵略者的这种心态，一半是死抱陈腐观念，一半是不能、不敢真正面对现实，两眼只看着中国落后之处。
这种轻视、漠视态度，不能不使日本受到惩罚。结束战争遥遥无期，战争消耗是个无底洞，军需生产挤压了民用、出口生产，出口不足使进口缩小，导致原材料不足，这又反过来妨碍军用和非军用生产。这种恶性循环无休无止，再加上100多万兵力动员造成的劳动力不足，使得生产逐年下降，先是轻工和化工部门，1940年则包括钢铁部门在内，生产全面下降。政府实行经济统制，让大多数国民有组织地贫困化。税收加重、强制储蓄、通货膨胀、物资短缺，使反军厌战情绪有所扩大。1940年8月，东部军司令部的《反战反军运动情况》承认，反战反军正具有“其主体从特定的部分过渡到一般国民的倾向”。全面侵华战争激化了日本与美英的矛盾，特别是美国从对日绥靖转向对日遏制。1939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1940年1月期满后不再延长。日本的重要物资如钢铁、石油仰赖从美国进口，断了这一来路后果不堪设想。
1939年秋冬，日本各界人士去前线慰问，冈村宁次对他们带去的“内地情况”评述说：“各界特别是政界，缺乏卓越人物，在内外形势紧迫下，缺乏定见。对现在和将来抱悲观态度者甚多。我们身处第一线者，迫切希望国民的大团结，但听到的却是国内一片混乱的情况”。1940年元旦泽田参谋次长在武汉对冈村说：“如今切望克列孟梭这样的能者出现，而苦无这样的能人。”
克列孟梭曾两任法国总理，绰号“老虎”，推行强硬的对德政策和扩张政策。难道日本就是缺少一个强硬人物吗？根本问题当然不在这里。冈村、泽田的话，充分表露了日本上层的焦虑、无奈心情。
1940年3月，参谋本部和陆军省首脑开会决定，如果1940年内不能解决“中国事变”，则从1941年初起，逐步从中国撤兵，到1943年把兵力压缩到上海三角洲地带及华北地区。这样做等于承认侵华战争的失败，军部虽然作了这个决定，但内心是极不心甘情愿的。
“近卫热”闹剧和强力南进
正当日本当局束手无策的时候，一度停滞的欧洲战局发生剧变。从1940年4月起，德军闪击战横扫北欧、西欧，似乎无敌于天下。日本统治集团喜不自禁，兴高采烈，决心利用德国牵制住英美的机会，挥兵南进，以扩大战争来摆脱深陷侵华战争泥潭的困境。
“不要误了公共汽车”一时成了口头禅，军部的心情尤为急切，只怕错失良机。许多人都希望近卫文再次组阁，在近卫的宅邸、别墅，政客、谋士、记者纷至沓来，闹起一股“近卫热”。为了让近卫组阁，实行南进，陆相 俊六单独提出辞职，搞垮了米内内阁。
近卫出身五摄政家（日本古代可任摄政的五家公卿）首位的贵族之家，与皇室的关系异常密切。在当年十分讲究出身门第的日本，近卫的家世是项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他年青时曾对某些新思潮、新问题表示关注，给人以有眼光、有思想的印象。他在骨子里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天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1937年4月，近卫的次女结婚，他扮成希特勒，出现在高朋满座的化妆舞会上。这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闹着玩，而是多少表露了他仰慕希特勒的心境。这年6月第一次组阁时，他宣称施政的指导原理是“国际正义”和“社会正义”，要克服国际上“持有国”与“非持有国”之间，国内“持有者”与“非持有者”之间的不公正状况。正是按照这种希特勒式的法西斯论调，内阁成立才一个多月，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但由于未能迫使中国屈服，第一次近卫内阁撂下侵华战争的烂摊子，於1939年1月辞职。
希特勒的胜利使近卫大受鼓舞，他又受到“近卫热”的哄捧，决心再次组阁，同希特勒东西呼应，大干一场。在组阁时，近卫先确定陆相、海相和外相的人选；陆相东条英机、外相松冈洋右是有名的好战分子。近卫请陆海外三大臣到东京荻洼的宅邸，先商定基本政策，然后再选择其他阁员。这是从未有过的讨好军部的做法。1940年7月下旬，第二次近卫内阁一成立，就按照荻洼会谈的意见，通过了《国策基本纲要》，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并在国内确立“发挥国家总体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
所谓“国防国家体制”，就是适应总体战的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1934年的陆军小册子是建立这一体制的基本纲领。第一次近卫内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经济、思想统制已在推行，特别重要的有1937年开始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938年4月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
第二次近卫内阁是要进一步全面确立、强化国防国家体制，当年称为“近卫新体制运动”。这个运动要向纳粹德国看齐，首先实现“一国一党”，这得到军部的全力支持。新内阁还未成立，一些党派就迫不及待了，从1940年6月到8月中旬，东方会、社会大众党、国民同盟、政友会的三派、民政党永井派和民政党，争先恐后地自行解散了。明治初年开始的政党历史，至此宣告中断。在纳粹德国，纳粹党以外的政党是被希特勒强行解散的，而日本的情况完全相反，各个党派为了举国一致，都怕误了末班车，赶紧要挤进“一国一党”。政、民两大政党不甘落后，也是想利用新党新体制东山再起。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这两个政党及其成员为了重新在政治上得势，在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上有时比军部走得还快还远。
在闹哄哄大搞一国一党的时候，却遭到一些右翼势力（通常称为观念右翼）的激烈反对，他们是“国体论”的顽固坚持者，认为“一国一党”冒犯天皇权威，是历史上幕府的再现。天皇制官僚对“一国一党”也不感兴趣，他们只要一个受他们操纵、便于统制国民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任何独立性都是他们不能容忍的。近卫畏怯退缩了，决定成立一个大政翼赞会，其使命是万民实践臣道，翼赞天皇大政，完善高度国防国家体制。
大政翼赞会于10月12日成立，是全面形成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重要一步。大政翼赞会设有中央本部和道府县支部、市町村支部，中央本部总裁由首相兼任，副总裁和事务局长等重要职务由内阁大臣或官僚担任，地方支部长均为道府县知事和市町村长。重要的是，中央本部和地方支部都附设协力会议，中央和道府县协力会议由各界人士组成，市町村协力会议由市町村会代替。据官方说，协力会议是为了“上意下达，下情上通”；实际上“上意下达”是实，“下情上通”为虚，主要是政府、官僚可以通过协力会议来制造、利用“民意”，便于驱使国民。因此，翼赞会成为政府、官僚自上而下统制国民的辅助机构，强化了极权式的国民统制。
此外，以近卫新体制运动为开端，在官僚机构的推动、主持下，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发生了一连串的体制性变动，在各行各业建立“报国会”之类的团体，在全国推广町内会、部落会和邻组，强化了各方面的极权主义统制。可以看到，天皇制意识形态既限制了日本法西斯体制的方式，又是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支柱和灵魂，这个体制正是在“翼赞大政”、“忠君报国”的旗号下建立起来的。
与军部一起强力推行南进政策，是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另一主要使命。第一次近卫内阁曾于1938年11月声明建立“东亚新秩序”，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国策基本纲要》把它进一步扩大化，提出“遵循八紘一宇的肇国精神”，建设“以皇国为中心”的“大东亚新秩序”。1940年8月1日，内阁公布《国策基本纲要》，外相松冈洋右发表谈话，鼓吹“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南进扩大战争的野心大白于天下。
南进的目的有二，一是切断美英对中国的援助路线，迫使重庆国民党政权屈服；二是夺取东南亚的石油、橡胶、锡等资源，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亚的丰富资源。南进的主要的目的是企图以扩大战争来摆脱深陷侵华战争泥潭的困境，最后打败中国；夺取东南亚资源，也是着眼于保证继续进行战争，首先实现征服中国的目的。
第二次近卫内阁以前，日本已经为切断援蒋路线采取行动，1940年6、7月迫使法国维希政府（纳粹德国的傀儡政权）所属的印度支那当局封锁滇越路，英国也同意滇缅路暂时关闭3个月。第二次近卫内阁自恃有德国做靠山，对此已不满足。9月下旬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以便更牢靠地切断援蒋路线，并为南进占取战略基地。日本的挑衅促使美英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在第4天就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钢铁和废铁，接着英国宣布将重新开放滇缅路。
9月中旬，日本同荷印（印度尼西亚）当局谈判，要求保证向日本提供所需资源。9月底，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这是三国间的军事同盟条约。天皇颁布诏书，认可三国同盟。近卫首相发表广播演说，大谈日德意将“相互帮助”，在大东亚和欧洲“建设新秩序”。外相松冈洋右声称，三国同盟对于日本来说，“将恰如往年之日英同盟”。可以说，日本把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三国同盟上，首先是想借此向美英等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做出让步，不战而达到日本的目的。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评论说：“自己点火并扩大的战争，自己无法收拾，却指望依靠别国的军事成功来进一步扩大侵略，这种趁火打劫，凭借外力的态度，清楚地暴露出法西斯时期日本外交的特征。”日本在外交上一贯是依赖、借助外力的，如此过分地一心指望外力却是新现象，这次不仅找错了同盟对象，去依靠在国际上严重孤立的纳粹德国，并且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只看重希特勒一时的军事胜利，忽视了或者不愿认真看待纳粹德国与英美在国力上的重大差距。这一切都源于日本军政当局的疯狂性和冒险性。
美英根本不买三国同盟的账，反而加强了与日本的对抗。在美英的支持下，荷印当局断然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谈判虽然仍在进行，却无进展，1941年6月谈判破裂。4月中，日本又转向与美国谈判。为了解除日本南进的后顾之忧，在日美谈判开始的前两天，《日苏中立条约》在莫斯科签订。
由于日本独霸中国和亚洲的野心，日本与美国的矛盾根本无法协调，日本的武力威胁、外交讹诈也丝毫不能使美国有所退让，6、7月日美谈判陷入僵局。7月下旬日本又要求印度支那当局同意日军进驻印支南部，8月初得以实现。日本以此表示强力南进的决心，企图以更大的军事压力、战争威胁迫使美英荷退让。日本始终醉心于“武力万能”论，结果却适得其反。7月下旬，美、英、荷宣布冻结在本国的日本资产，英、荷、加拿大、新西兰宣布废除与日本的通商航海条约。8月初，荷印当局和美国先后停止对日输出石油。
日本只有两年的石油储备量，于是不惜孤注一掷。9月6日御前会议决定，如日美谈判不能成功，就决心对美开战，并占领东南亚。事到关头，近卫动摇了，可是也没有据理力争，反对开战。东条指责近卫，“事到如今，说对于战争不能负责，令人难以理解”。10月近卫决定内阁辞职。正是近卫与东条、松冈这三个人臭味相投，把日本推到了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正是近卫内阁的全部政策为对美开战铺平了道路。日本两次扩大战争的关头，都是近卫出马，他可以不计后果地做出一切，又可以撂下烂摊子。“近卫现象”除了个人性格，也可以说是困境中的日本东冲西突、走投无路的一种表现。
孤注一掷：突然袭击珍珠港
近卫辞职，由谁任首相呢？原来负责推荐新首相的元老西园寺公望，面对日本的困难局势又深感无能为力，在人们要求近卫再次组阁时，他心灰意懒，托病不再发表意见，而由内大臣与重臣（大都为前首相）商议后继首相人选。4个月后，西园寺在病中结束了91年的生涯。
1940年6月，木户幸一任内大臣，是推荐新首相的主角。他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的孙子，九一八事变后就明显倾向军部。近为内阁辞职的当天，木户幸一主持召开重臣会议，讨论继任首相人选。他不顾有的重臣反对，坚持推荐东条英机组阁，说什么只有东条才能统制陆军，实现陆海军合作，也只有东条才能对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重新进行研究。木户的后一理由完全是自欺欺人的。
东条是永田铁山的忠实追随者，他说过：“在自己的人生中，值得尊敬的学长、友人只有永田铁山，他才是我的老师”。东条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时身为关东军参谋长，是强硬的“扩大派”之一，亲自带兵进攻内蒙一带。东条的强硬态度和不顾一切、断然行动的作风，获得“剃头东条”的绰号，得到不少陆军将领和幕僚军官的赏识。近卫第二次组阁时，军部要物色一位能应付严峻局势的陆相。陆军次官、军务局长、参谋次长以及部长、课长等开会商议，大家一致认为需要“个性强硬的人物”，不约而同地都提名东条英机。东条任陆相后，是强力南进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和其他强硬派一起，断然拒绝美方提出的要求——日军从中国大陆、印度支那撤退，使日美谈判陷入僵局，日美开战不可避免。
从东条的一贯表现看，要他从9月6日的决定后退，简直是与虎谋皮。天皇授命东条组阁，使不少人、包括东条本人感到意外。据当时的军务课长佐藤贤了说，17日下午当宫中打电话召东条进宫时，东条还以为是自己对日美谈判的强硬态度和逼得近卫内阁辞职，将受到天皇的斥责。进宫听到天皇命他组阁，顿觉“茫然”，不知是怎么回事。组阁前东条是中将，天皇临时把他晋升为大将，真可谓恩宠有加。
1941年10月中旬，东条内阁成立，东条以现役陆军大将的身份，任首相兼陆相、内相。10月下旬，连日召开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重新检讨日本应取的对策，到11月1日作出最后结论：日美谈判的期限定在12月1日，如不成功即于12月初发动武力。11月5日的御前会议按此作出了决定。日本在不停顿地准备战争，进击南方的陆军向出发地集中，海军把鹿儿岛湾当作珍珠港抓紧训练。美方早已破译日本政府给驻美使馆的密电，对日本的谈判打算了如指掌。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方提交“赫尔备忘录”，对日本采取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日本当局知道谈判已经绝望，12月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不过仍以继续谈判来掩护突然袭击。
日本打算突然袭击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一举摧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然后占领东南亚地区，控制西太平洋。军部一些人预计，美国重建太平洋舰队起码需二年以上，利用这段时间可开发东南亚资源，增强国力和军备，巩固西太平洋的防线，并抽调兵力集中解决“中国问题”。更乐观的估计是，在德日的共同打击、压力下，美英将会屈服。这完全是一相情愿的如意算盘。
海军是对美作战的主力，一些将领对日美力量差距比较清楚，虽然日军可用突然袭击取得初战胜利，但对长期战争信心不足。在11月1日的联络会议上，海军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就认为，日美战争“十有八九将会变成长期战争”，第一年和第二年有胜利把握，三年以后胜负“无法预测”。对于别人的追问，他只是一再重复说，能够负责任答复的就是上述那么些。会上有人提出避免开战，卧薪尝胆，永野又极力反对，认为日美之战不可避免，日本不得不战。东条就以永野的判断作为会议的基本结论。可以说决定对美开战，一开始就是孤注一掷的赌博。狂自尊大碰壁之后，不肯承认错误与失败，势必转向疯狂冒险。
《大东亚战争全史》写道：第二天，“东条首相与陆海军统帅部长并肩站立，把联席会议上的讨论经过和结论，声泪俱下地详细奏明天皇。天皇看上去似乎理解了。”其实天皇心里并不踏实，11月底在宫中召见重臣，听取他们的意见。大多数人主张维持现状，因为对长期战争的国力和民心动向感到担忧。若槻礼次郎则强调，这场战争如果是为了日本的独立和生存，即使豁出吃败仗也不得不开战。但若不是为了这种目的而诉诸武力，那是非常危险的。重臣们的意见，特别是若槻的见解，是慎重而正确的。但东条一一加以批驳，他甚至扬言说，人生一世，下这么一次从清水寺的平台上纵身而下的决心是必要的。清水寺在京都，其平台下是悬崖，常有人来此跳崖自杀。东条不惜把国家国民的命运置于度外，做一次绝望的冒险。重臣们再也无人坚持己见，都对政府的开战决心表示谅解。
当军部执意开战时，议会也来火上加油。11月中旬召开临时议会，外相东乡茂德在外交演说中强调，日美谈判达成妥协并非不可能，言下有希望自制、不要干扰谈判之意。他在议会上遭到猛烈抨击，议会一致通过了各派联合提出的《关于完成国策决议案》，反对软弱摇摆，催促政府“趁热打铁”，把战争进行到底。报章广播又一次大肆制造危机感，叫嚷日本遭受“ABCD包围圈”的围困，必须打破这个包围圈。“ABCD”是指美国、英国、中国、荷兰（Dutch）。制造危机感，是明治以来日本煽动扩张、战争的一贯手法。
“迫不得已”、“不得不打”这种想法支配着人们的头脑，虽然有人提出“维持现状”，但也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极少有人会冷静地考虑，所谓“危机”、“包围”是日本自作自受，全是日本的侵略政策造成的。长年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潮的泛滥，使人们把对外扩张、战争看作天经地义。在上层人物中，没有人敢于提出和坚持日本应当撤军，唯此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山本五十六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他应该说是稍有头脑的，曾去美国留学、考察、任副武官，比较了解美国。他反对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反对冒险对美开战，被强硬派斥为“英美的走狗”。可是正是他，出于“忠君爱国”，出于“不得不战”，提出了突然袭击珍珠港的计谋。正是这个计谋使军部壮起了胆量，敢于进行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
美军的保守、麻痹，给日本钻了空子。1940年12月，英国空军袭击了意大利的塔兰托军港，首次使用飞机空投鱼雷，摧毁了港内舰队。根据这次经验，要有效空投鱼雷，水深须在22米以上。驻珍珠港美军认为，港内水最深处为20米，而停泊军舰处的水深仅12米，对这里不可能使用鱼雷，因此未作必要防备。他们忽视了现代军事科技日新月异，能把不可能很快变为可能。不久，日军获悉英军给鱼雷装上了木制尾鳍，减少了水深要求。日军赶紧试制浅水鱼雷，并尽可能低空投下，经过试验获得成功。美军还认为，日本和珍珠港相隔大半个太平洋，如果日军舰队袭击珍珠港，必定会被发现，遭到及时拦击，日军不可能冒此风险。美方估计，日军最大的可能是进攻菲律宾。但是，日军的出奇、冒险完全出于美军意料。日军派一支舰队驶向东南亚，以迷惑美军，而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则从千岛群岛南部的单冠湾出发，沿太平洋北部很难航行的水域前进。这一带狂风怒吼，恶浪滔滔，平日几乎不见船只踪影。美军侦察机未把这一带列入侦察范围，由6艘航空母舰和20多艘其他舰只组成的日本特混舰队，安全到达预定水域。
珍珠港位于夏威夷群岛中心的瓦胡岛南端。夏威夷时间12月7日（日本时间为8日）是星期天，美军官兵大多度假了，岛上一片太平景象。7时许和约9时，日军舰载飞机183架和171架先后袭击珍珠港，爆炸声、冲天水柱、大火和浓烟淹没了珍珠港。美军损失惨重，18艘军舰被炸沉炸坏，347架飞机遭毁坏，官兵死伤3500多人。日军仅损失飞机29架、飞行员55人，以及几艘袖珍潜艇。美军所幸3艘航空母舰不在港内，1艘临时调往大西洋，2艘给别的岛运送飞机了，日军奇袭功效大打折扣。
奇袭成功的消息传回日本，举国欢腾，但让日本高兴的日子并不多。珍珠港事件激怒了美国全国上下，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全国宣布，12月7日是“一个永远蒙受耻辱的日子”。同一天美国对日宣战，接着其他一些国家也对日宣战。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日、德、意侵略者陷入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包围之中。
日军袭击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到第二年5月占领了东南亚各地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西面威胁印度，南面逼近澳大利亚。但是，日军不得不在更为广大浩瀚的陆地和海洋分兵把守，转向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1942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战败，8月美军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美军反攻之快之早，大出日军意料。日本的战争赌博很快破产。
天皇与战争及东条独裁
当东条内阁步步走向对美开战的时候，天皇心有疑虑。他考虑的不是战争的是非问题，而是担心胜负问题。
日军袭击珍珠港，初战告捷，天皇立即发布宣战诏书，要求“务须亿兆一心，举国家之全力，以达征伐之目的”。在1942年1月的御歌会上，天皇吟诵了一首和歌：峰峦密云漫，祈盼强劲春风起，速速驱云散，此乃唯一心中愿，此乃唯一心中愿。以此祝愿日本赶快战胜美英。2～3月，日军攻陷新加坡、仰光，木户特地向天皇道贺，他看到“龙颜格外高兴”，“脸上堆满微笑”，天皇兴奋不已。2月18日，全国举行庆祝攻陷新加坡的活动，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10万人的祝捷大会，皇城前广场上也挤满了向天皇祝捷的人群。天皇戎装白马，和皇后等皇室成员来到二重桥上，向人群致意，参与煽动战争狂热。天皇已经一扫疑虑，而与军部共进退了。
东条是个“上奏癖”，以前内阁一般只上奏政策措施的最后决定，但东条本人并要求阁僚对重大决策措施，从开始讨论到作出决定，都要一一上奏天皇，尽量取得天皇的赞许或默认，使内阁的决定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应当说，天皇对于东条内阁的重大内外决策是一清二楚的。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也及时进行“战局上奏”，天皇常常会提问，不仅对战局进展，就连某些具体战况都了如指掌，并予以适当的谕示。军部通过上奏得到“大命允裁”，有时天皇还让侍从武官长传达“圣谕”。天皇是名副其实的“大元帅陛下”。
东条借助天皇权威，趁初战告捷的势头，抓紧完成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他身兼首相、陆相和翼赞会总裁，还一度兼任内相，权势之重为日本内阁史上绝无仅有。他以先后任军务局长的武藤章（1939年9月～1942年4月在职）和佐藤贤了（1942年4月～1944年12月在职）为左右手；佐藤是他任陆军大学教官时的学生。东条任关东军参谋长时，星野直树和岸信介分别任伪满总务厅长官和伪满实业部次长，是“满洲国”实权人物。东条把他们拉入内阁，作为帮手。
东条和内阁不断加强、扩大自己的权力。第一步是使议会彻底翼赞化，完全变成政府的附庸。为此，由东条指名组成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于1942年4月进行翼赞选举。协议会负责推荐众议员候选人，所推荐的都是“满腔热情翼赞大政”（东条语）即积极追随当局的人。政府挪用临时军事费，发给每个推荐候选人5000日元竞选费。警察粗暴地限制、中止非推荐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在乡军人、翼赞会干部挨家挨户“访问”选民，施加压力。结果，推荐候选人占了议席的81.8%。
接着由东条授意，5月成立了翼赞政治会，其成员有贵族院议员、众议员和其他各界人士。预备役陆军大将、前首相阿部信行任翼政会总裁，一些亲军部的原政党人士掌握了翼政会的实际领导权。东条通过翼政会控制了议会，实现了“议会与政府表里一致”。1940年以前的15年中，政府提出的议案未被议会通过的占五分之一。通过新体制运动和翼赞政治会的成立，议会成了内阁的表决机器，快速无修正地通过内阁提出的一切议案。议会成了热烈鼓掌拥护东条，显示举国一致，卖力煽动战争的场所。以前，首相、大臣在议会发表施政演说，议员一般只在演说结束时鼓掌一次。东条每次在议会演说，都大肆煽动战争歇斯底里，议员的掌声不断，起码都在十五六次以上，多时达二三十次。这倒是同希特勒的纳粹议会很相似。
翼赞选举之前，1941年12月颁布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规定所有结社均须重新申报审批。20年代有政治结社200多个，1940年前后减少到43个，根据“临时取缔法”进行申报的仅2个。翼政会成立后，东条内阁宣布，除翼政会外，不承认其他政治结社。东条内阁基本完成了政治方面的极权统制。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也使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化为乌有，它甚至规定，散布“流言蜚语”、“惑乱人心”者将被处以刑罚。谁因为生活困苦发点牢骚，就有可能被宪兵、警察纪录在案，甚至遭受迫害。1942年2月颁布实施《战时刑事特别法》，1943年1月作了修改，新增“变乱国政”罪，谁批评政府，就可能被扣上这一罪名。在通过修正案的议会上，东条声色俱厉地宣布：“对于扰乱国内团结的言行，今后要彻底追究，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官有多高，决不宽容”。东条内阁实现了严格的思想文化统制。
在经济方面，近卫内阁1940年12月决定了《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据此于1941年8月颁布《重要产业团体令》，它的实施则在东条内阁成立之后。从1941年11月到1943年1月，成立了各行各业的24个统制会，政府与财阀为首的垄断资本合为一体，全面确立了“民有国营”的统制经济体制。
1943年11月，企划院、商工省、递信省的全部或一部，加上陆海军省的相关机构，合并成立了军需省，东条兼任军需大臣，岸信介任次官。军需省机构庞大，官员1000多人，除了主管军需生产的各局外，还设有企业整顿本部，执掌企业转停并分的大权。多数统制会都直属军需省领导，经济统制权力基本上集中于军需省，握在东条手中。在统制经济中，涩泽荣一倡导的国家主义经济观走向了极端和反面。
1944年2月，东条指责参谋总长杉山元“无力完成战争”，迫使杉山辞职，他自己兼任参谋总长。同时，一切听从东条的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兼任军令部总长。两人搭档，使东条控制了军部大权。东条一身兼任首相、陆相、军需相、参谋总长和翼赞会总裁等职务，到达了权力的巅峰，人称“东条独裁”。
东条自以为是，冷酷专横，权力欲极强。内阁成立之初，东条一度以陆相和内相的身份，同时掌握着宪兵和警察。后来，东条让听命于自己的官僚接任内相，自己仍然直接指挥着宪兵，把本为军事警察的宪兵经常用来执行政治警察的职能，推行臭名昭著的“宪兵政治”。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一再失利，出现了对东条和内阁的批评与质疑，东条用宪兵加强了对自由主义者、议员、重臣以至一般官僚、军人的监视。东条以保护重臣为名，在他们住宅附近设置岗哨，监视他们的行动和交往，让宪兵对他们盯梢，窃听他们的电话。有一次，皇族东久迩稔彦亲王与近卫谈论了政局，事后东久迩宫亲王竟受到宪兵司令官加藤泊次郎的盘问。
东条宪兵政治的高压、威吓，使人人自危，连重臣、皇族也不能幸免，足见东条独裁政治的暗无天日。这固然有东条个人的罪责，更重要的还是日本当权集团多年推行国家法西斯化的必然结果。
东条集多种权力于一身，是天皇认可、授予的。天皇是东条内阁和军部推行战争政策的后台，是东条独裁的靠山。有议员认为，东条实行“总理独裁主义”，有悖于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原则。东条对此作了一番绝妙的辩白，他说：“我一个东条乃是草莽之臣。我觉得，在草莽之臣中，或许倒是诸位这些草长得长，而我是长得短的。只是我此时被授予了总理大臣的职责，差别就在这里。我是沐浴到陛下的光辉才发光的，如果没有陛下的光辉，我这个人就等于一块石头。”到1944年2月，由于日军节节败退，东条要求把周二、周四的内阁会议移到宫中举行，并希望天皇亲临会议，“以示天皇亲政之实”。东条力图借用天皇权威，保住自己的地位，他的要求得到天皇的允诺。东条独裁正是来自于天皇的支持与权威。
天皇制法西斯极权体制
东条内阁成立后，除了完成上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极权统制外，还实现了严密的国民统制。
1942年5月，东条内阁决定，以前由各省分别主管的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商业报国会、日本海运报国团、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全部归大政翼赞会统一领导。8月内阁又决定，町内会、部落会和邻组也归属翼赞会领导。这样，翼赞会的势力伸展到各个方面，以至每家每户。
此后不久，日本新闻联盟改组为日本新闻会，民间自主的日本文艺家协会、日本评论家协会被官办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所取代，还成立了其他官办文化团体。
这些职业组织、性别年龄组织、地域组织以及大政翼赞会系统、行政系统，构成了多重交错的国民统制网，包含着对国民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统制，连国民私生活也被置于官方统制之下。
在工矿企业，产业报国会组织与企业职务制度一体化，并仿用军事组织形式，由企业各级管理人员担任各级指挥者，工人被称为“产业战士”。人们穿戴表示不同身份、职务的“职帽”和服装，从上下班仪式、命令传达方式、向上级敬礼的姿势，到言语动作、相互称呼，都有严格的规定。以这种法西斯军事方式使工人俯首听命，为战争经济卖力劳动。
在农村，实行农产品的部落责任供出制，“部落”为自然村。政府决定全国农业生产计划，把生产、供出指标逐级下达到部落和农户。部落对供出负连带责任，全部落必须共同完成供出指标，把规定数量的产品卖给政府。
町内会、部落会分别是街道组织、自然村组织，它们下面每10户左右结成邻组。町内会、部落会和邻组原先是居民自愿组成的自治互助组织，并不十分普及。1937年后被官方加以推广，1940～1942年遍布全国城乡各地，内务省规定其使命为：“使国策广泛深入贯彻到国民之中”，即充当官僚行政机构的基层辅助组织。
町内会、部落会共21万多个，每月举行定期集会——常会。内务省、翼赞会等机构共同商定每月要求常会贯彻的事项。这些事项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如拥护宣战大诏；拥护翼赞选举；每月8日（官定的“大诏奉戴日。”
）户户悬挂国旗，参拜神社；集体欢送应征士兵；向各户摊派慰问袋、慰问金、国防献金和储蓄、国债指标；男女婚龄青年早婚，多生多育；穿着简单的结婚礼服，限制新房家具，违者罚款充作国防献金；每月8日户户禁烟一天，节省烟钱作为国防献金；实践“必胜生活”，食用糙米杂粮；完成交售废铁旧铜任务，等等，等等。以储蓄来说，每年每月都有计划指标，必须完成。一般国民收入不多，相当部分被储蓄、买国债拿走，用于扩大军需生产，填补军费开支无底洞。
邻组共约140万个。政府利用邻组，在居民之间进行相互督促、相互监视。上面有什么指示、要求，通过町内会、部落会下达邻组，督促各户执行。临时有事，邻组派人用“回览板”（告示牌）挨家挨户通知；如果事关重大，户主要在回览板上盖印，表示确已知晓，须执行不误。在如此层层控制，把人们分别纳入一个个细小组织的情况下，使得惯于“随大流”的日本人俯首帖耳地顺从政府指挥。即使有人企图逃避、反抗，很难有这种空隙和可能，有些人因为讲了厌战反战之类的“流言蜚语。”
而被捕，其中有的人就是由于邻居的检举揭发。生活物资的配给，是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的重要职能，也是迫使一些人不得不听命于当局的强制手段。
严密的国民统制甚至恣意干涉个人私生活，并且习以为常。1943年出版的《日本国民运动的基本问题》写道，过去的自治体“总是让人感到是在有意识地回避深入私生活领域”，今天的町内会、部落会“却一反旧有亲睦团体的性质，对居民的生活采取积极考虑、干预的方针”。干预私生活的不限于居民地域组织，还有其他团体、机构。前面已提到一些干预私生活的事项，还可举出下面的典型事例。
由于兵力、劳力日见紧缺，1941年开展“适龄结婚总进军”运动，要求婚龄青年尽早“结婚报国”，“多产育英”。女子青年团为这个运动奔走呼号，要求“女性从个人主义的结婚观转变为国家的结婚观”。所谓“国家的结婚观”，把男女婚嫁单纯看作是为国家生儿育女，同希特勒所说的“结婚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其任务在于“保种保族”的论调如出一辙。
1941年，文部省编写出版了《臣民之道》，其中写道：“我们平日所谓的私生活，归根到底是在实践臣民之道……虽是游耍、睡眠，也并非与国家无关的私事，一切都与国家联结在一起。我们在私生活中不可忘记尽忠天皇，为国效劳。”连睡眠也要牢记“忠君爱国”，荒谬绝伦到了极点。
对全部国家、社会生活，包括个人私生活，实行自上而下、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高度集中统制，是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此时，原来具有两重性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其立宪、自由的一面已不复存在，其强烈专制的一面发展到极端，超越一般的专制而成为前所未有的极权。就此而言，与原有的近代天皇制相比，战时日本的统治体制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存在质的差异。战时日本已经成为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本质相同的法西斯国家。
当然，日本的法西斯国家体制有着自己的特征，它是由近代天皇制演变而来的。日本的法西斯体制，既受到近代天皇制的制约，如在前述近卫新体制运动时所看到的，又是凭借着近代天皇制的权威、权力和意识，是近代天皇制消极面的恶性发展。天皇权威是法西斯体制的精神支柱；天皇制的核心军部是法西斯的主力，是建立法西斯体制的主要策划者；天皇制官僚是法西斯军部的助手，是法西斯体制的主要建立、操纵者；即使政党已不存在，议会成了政府的附庸，但在议会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原来的政党人士。除了这些之外，天皇制意识形态成为支配、动员国民的重要手段。
“国体明征”运动之后，天皇制意识形态占有了唯一独尊的垄断地位。从近卫新体制运动开始，天皇制意识形态愈益泛滥。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国策基本纲要》，把官方文件历来所用的“帝国”称呼改为了“皇国”，以突显尊奉皇道精神。为了建立、完善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官方打出的种种旗号，什么“翼赞大政”、“扶翼皇运”、“实践臣道”、“承诏必谨”，以及“产业报国”、“农业报国”……等等，都是从天皇制意识形态中照搬过来的。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提出，是同近代天皇制的军国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
同时，鼓吹大和民族优越的神国思想，也被用来煽动对外扩张和争霸。《日本书记》根据传说编写道，神武天皇建国定都时发布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紘以为宇”，意为把四面八方合为一家，原意是指统一日本。民间的右翼势力、法西斯分子把“八紘一宇”引伸为称霸亚洲和世界的侵略口号，而当第一、二次近卫内阁鼓吹建设“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新秩序”时，都宣称是“遵循八紘一宇的肇国精神”，官方也把荒谬杜撰的神国思想作为争霸战争的合理依据。
顺便指出，学习欧美已被抛到九霄云外，美英等国被骂为“鬼畜”，唯一受到崇尚的就是空洞无物、孤芳自赏的神国思想、皇道精神。
战时日本是天皇制法西斯国家，高度国防国家体制是天皇制法西斯极权体制。
战时举国一致和国民心态
战时日本的另外一大特征，是极权制下的“举国一致”。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对外侵略战争时往往出现举国一致。但是，极权制下的举国一致程度要超过以往的战时状况，而且日本的这种举国一致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一体化”、“总体性”所无法比拟的。当然，“举国一致”并非包含每一个人，并非内部没有分歧、矛盾，而是指绝大多数人都支持、追随军部与政府的战争政策，拥护、接受法西斯极权统治。这种“举国一致”在1937年后显著加强，而在1940、1941年后达到顶峰。
大力鼓吹、积极实践“举国一致”的，是以军部为中心的各个权势集团。在纳粹德国，希特勒和纳粹党垄断了一切权力。德国垄断资本支持纳粹统治，但旧权势集团在政治上受到排斥，各级政府、官僚机构以至议会都被纳粹分子所垄断。战时日本，权力关系有所改组，主要是议会形同虚设，但政治统治力量基本不变。原有的各个权势集团——天皇及宫内集团、皇族和贵族、军部、官僚、政党或政党人士、财阀、资本家和地主，都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并一再达成相互妥协，举国一致地推行、支持战争政策和法西斯化政策。比如十几届内阁几乎全是“举国一致”的，网罗了各界人士，包括政党人士。财阀头目、大资本家，反而从政治后台走上政治前台，1937年起他们有9人入阁，东条内阁时他们有3人入阁，7人出任内阁顾问。翼赞政治会共一千多人，内有众议员约450名，因不赞同当局政策而退出的众议员，1943年6～7月仅6人，到1945年3月也不过约50人；而退出的许多议员，如护国同志会议员，并不反对继续进行战争。其他相关情况前面有所述及，不再重复。
东条内阁后期发生反东条斗争，但并不是反对战争，而是因为东条不能赢得战争。真正的分歧只有一次，即投降前夕主战主和的对立。因此，举国一致是战时日本权势集团的基本关系，超越、抑制了内部的某些分歧和矛盾。这固然以共同利害为基础，也是同日本强烈的国家观念，强调协同一致的行为方式分不开的。而且，权势集团力图以自身的举国一致行动，营造一种氛围、声势，以便诱导、促进国民的举国一致，加强对国民的动员与统制。
为了实现举国一致，政府对左翼、反战人士继续进行严厉的镇压。1935年日共的全国性组织已遭摧毁，但分散的反战、反法西斯活动仍有发生。1937年以后，每年仍有数百、上千人被捕。1937、1938年镇压人民阵线运动，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遭到逮捕。1941年修改《治安维持法》，新设预防拘禁制度，把刑期已满或宣布缓刑但未“转向”（自首）的政治犯关进预防拘禁所，把他们与民众隔离起来。
自上而下、多重严密的国民统制、思想文化统制，是实现举国一致的重要手段之一。法西斯思想文化统制是现代愚民政策，它掩盖、歪曲事实真相，极尽欺骗、煽动之能事；它使信息渠道单一化，舆论强制性地一边倒，麻痹了国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剥夺了国民明辨是非的可能性，从而驱使国民盲目地跟着军部、内阁走。
同时，在国民统制中，充分利用了日本固有的社会传统。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群体观念，是日本社会传统的核心。自古以来，日本人不仅重视“家”，而且特别习惯于把“家”的观念扩大化，把社会集团中的人际关系模拟、比附为家族关系。人们普遍而强烈地怀有“一村一家”、“一店一家”、“一厂一家”之类的观念，扩而大之就是“一国一家”。这种传统群体观念，特别强调个人归属于群体，个人必须归属和忠诚于家庭、集团和国家。
官方精心地利用了传统的群体观念，使官方强制、半强制性的有组织的统制与国民自愿、半自愿的认同、支持结合起来。官方通过翼赞会，向国民倡导“一部落一家，一町内一家，一市町村一家”，力图利用“家的精神”，加强市町村和町内、部落的内部凝聚，同心协力地贯彻国策。在产业报国运动中，官方鼓吹“劳资一体”、“事业一体”、“融洽亲和”、“彻底协调”，要求工厂企业“全体人员如一家族，相互亲和，相互协同，为国家兴隆作出贡献，履行臣民之道”。为了提高协力会议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使它扮演“民意”机构的作用，有效地协助政府“上意下达”，翼赞会把中央协力会议美其名曰：“全体国民的家族会议。”
（翼赞会组织局编：《论协力会议》），有些县协力会议自称是“县家族会议”。就这样，“家的精神”一层层上升、扩大，同“一国一家”、“忠君爱国”观念相连接，使“全体国民结成有机一体”，举国一致地实践臣道，支持内阁与军部的内外政策。显而易见，日本战时极权制的国民统制网，是以官方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各种组织系统为经，以国民相互之间“家”的精神、“家国一致”观念为纬而编成的，使官方能够做到严密、彻底的统制。
在这个统制网的基层，担任町内会、部落会会长和邻组组长的人，主要是自由职业者、公司职员、学校教员这些新中间阶层和自耕农、半自耕农、中小工商业者、中小地主及神官、僧侣这些旧中间阶层，以旧中间阶层居多。他们保留了浓厚的传统意识，容易接受官方的思想灌输和煽动，并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同下层民众有密切联系，许多人就是下层民众的一“家”（扩大的家）之长。正是他们在各地形成一批批“臣道实践家”群，忠实地贯彻政府的意图，使官方国民统制直达每家每户。
因为战争长期拖延，战时生活困苦，一些人怀有厌战反军情绪。但是，由于上述多种原因，日本国民的绝大多数都支持、接受了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和国家法西斯化。这是许多正直、进步的日本人士所直言不讳的，是不少日本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所承认的。1937年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著名作家永井荷风在《断肠亭日记》中记述了他所见到的国民心态：“对于军国政治毫无不安，对于战争更不恐惧，莫如说似乎是喜欢的状态”。著名学者家永三郎在《战争责任》一书中写道：“一般国民的大多数，虽然通过学校教育等途径被灌输了军国主义精神，但是他们自己主动地积极支持战争，尽可能为进行战争出力，也是明显的事实”。他还指出：“怀有明确的厌战、反战意识的人是少数例外”。
除了一般国民，值得重视的是知识分子和左翼营垒的表现。著名学者矢内原忠雄，因反对军部战争政策而被迫辞去东京帝大教授，战后曾任东京大学校长。他把战时日本的知识分子分为四类：“一、与军部法西斯政治和进行战争积极合作，为法西斯统治、天皇神格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理念的少数超国家主义者；二、虽然不喜欢法西斯政治和进行战争，但又害怕日本战败灭亡，而不得已协助战争的人；三、虽然不赞成军部的法西斯政治和战争政策，但认为让其为所欲为，对国民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自己置身其中，尽力保护国民的自由，缓和军部的法西斯政治，使之走上合理的道路，因而与战争合作的人们；四、积极或消极地不协助战争的少数人。”
占多数的是第二类人，他们明明对内外政策有保留，甚至有较大分歧，但是受到国家观念的支配，屈服于举国一致的压力，随波逐流，越陷越深，甚至同流合污，沦落为御用文人。他们人数较多，分布在各个文化部门，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协助，仅仅依靠第一类人，当局要操纵舆论、诱骗国民追随法西斯内外政策，那是很难做到的。第三类人不多，他们的企图完全是幻想，他们实际上反而起了误导国民、助长战争和法西斯逆流的作用。
以日本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力量，与统治阶级分属对立的营垒。出兵山东时和九一八事变后，左翼力量旗帜鲜明、英勇无畏地展开反战反法西斯斗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及日共支持者被逮捕，一些优秀共产党人被拷打、折磨致死，一批共优秀共产党人，如市川正一、国领五一郎、德田球一、宫本显治、袴田里见、志贺义雄等等，不论官方如何软硬兼施，始终坚贞不屈，坚持反战、革命立场，十分令人敬佩。
但从1933年起，佐野学（日共中央委员长）、锅山贞亲（日共中央委员）带头转向，开始刮起“转向风”，而在1937年后，以集团转向为主的转向风越刮越利害。据司法省1942年10月统计，被起诉的共产主义者共2440人，他们应该属于骨干、中坚分子。其中转向的1246人，准转向的1157人，未转向的仅37人，占1.5%。转向与准转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后者是思想上还有某种保留，但在政治上放弃原先立场。用官方的话说，两者有着基本的共同点，都是从“非国民”回归为“国民”，拥护或接受天皇制法西斯国家及其内外政策。如此普遍的转向风，在当年世界上是日本独一无二的。
不少人的转向自然与长期监禁、刑讯逼供的折磨有关，但转向成风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主要与社会传统有关。转向者们从小就深受家庭观念、国家观念的熏陶、灌输，举国一致局面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压力。他们原来以为国民会跟着自己前进，结果却发现自己是举国一致下孤立的“非国民”，甚至得不到家庭、朋友的理解。这种压力使他们内心深处的传统归属、协同意识强烈起来，促使他们重新回归家庭、社会和国家，也就是日本人很习惯、很看重的“随大流”。司法省于1933年、1936年、1942年对转向动机作过三次调查，按一人一种主要动机来统计。据最后一次统计，“因囚禁而后悔。”
为12.4%，而“国民（或民族）的自觉”和“家庭关系。”
分别为32%和28.2%，是两个主要动机。这两个动机是相通的，按照日本人的家国一致观念，回归家庭也即意味着回归国家。另外，“信仰、理论的改变”（占14.6%）中也会包含“国民的自觉”。可见传统观念特别是国家观念是导致转向风的主要原因。
长谷川如是闲曾是唯物论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著有《法西斯主义批判》，被誉为“左翼论坛之雄”。但是，他后来也无原则地赞扬日本的国民性，说什么“正是大东亚战争，使全世界对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性有了新的认识”。战后，作为自我批评，也是对战时知识分子的反思，他内疚地写道，如果我们知识阶层完全发挥了正确作用，昭和日本恐怕就不会经历那样的惨祸。然而，与别国的知识分子不同，“日本知识阶层有着强烈保持民族性或国民性的倾向……即使确有知识，要从其偏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是不容易的”。长谷川的这一认识同样适用于左翼转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