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文化变革
自然法
17世纪的欧洲时代属于形而上学时代，自然法的思想经过启蒙运动的“祛魅”而日益世俗化。在当时欧洲的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自然法和理性、公平、正义等词汇几乎可以混用。在这个历史时期，自然法思想开始形而上学化，成为评判世俗法律的高级法，为批判封建专制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引人注目的是，在 17世纪的欧洲也出现了拒绝自然法作为高级法地位的思想。培根指出：法律其实纯粹是人类功利考虑的产物，并不要与所谓的高级法相契合。这种思想以不在于人的功利，而非契合自然法。这样，人的利益甚至权利逐渐进入自然法的核心。另一件事情也促成了这种变化，随着基督教会迫害异教徒的活动日益残酷，许多法学家开始探讨异教徒的自然权利能否被剥夺的问题，并得出异教徒也应当具有一些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自此以后，天赋权利或者自然权利逐渐代替了自然法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中心。
18世纪中后期，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逐渐兴起，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遭遇到激烈批判。其中，批判精神最为有力的是休谟，这位机智的哲学家通过精心的论证，证明所谓法律只不过是动机和经验的产物，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法。而且，旅行的流行和科学的兴起也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法律并不是普适的，而是因地而异的、可变的。这种相对主义法律观引发了人们对决定法律的各种因素的广泛关注，比较法、人类学、心理学逐渐成为法律研究的重要维度。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自然法思想逐渐淡出各种法学理论，历史法学派、法律实证主义乃至社会法学派逐渐粉墨登场。
但是，惨痛的“二战”经历，为自然法的复兴提供了契机。在反思席卷全球的残酷战争过程中，人们对“恶法非法”等论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和争鸣。社会中种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加深，激发了法学家们对冷落已久的自然法的强烈关注，其中以富勒、德沃金、罗尔斯等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在各种论战中逐渐建构了新的自然法理论，个人的权利和法律的正义性重新得到人类较为广泛的承认。“认真对待权利”成为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和法律的价值重心。自然法思想自此得以重焕生机，重新为现代法治的发展提供着生生不息的活力。
古典自然法学派
古典自然法学派是指以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大革命为背景，以启蒙思潮为思想基础，以启蒙思想家为学说骨干，重在强调法的应然价值，主张社会变革，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的近代西方主导法学流派。
约翰。洛克（ John Locke，1632年 8月 29日— 1704年 10月 28日），英国哲以及政治领域都有重要影响。
洛克是不列颠经验主义的开创者，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完全贯彻这种哲学思想。洛克认为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或反映了人类的感官经验。他抛弃了笛卡尔等人的天赋观念说，而认为人的心灵开始时就像一张白纸，而向它提供精神内容的是经验（即他所谓的观念）。观念分为两种：感觉（ sensation）的观念和反省（ re。ection）的观念。感觉来源于感官感受外部世界，而反省则来自于心灵观察本身。与理性主义者不同的是，洛克强调这两种观念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洛克还将观念划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不过并没有提供合适的区分标准。我们唯一能感知的是简单观念，而我们自己从许多简单观念中能够形成一个复杂观念。
洛克还主张感官的性质可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洛克相信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的主性质包括了形状、运动或静止、数目等和物质不可分离的那些性质，而次性质则包括了颜色、声音、气味等其他各种性质。洛克认为主性质就在物体里，次性质只在知觉者中。在这个问题上，洛克是追随笛卡尔的二元论学说，同意有些性质是可以用人的理智来了解的。
洛克的哲学思想虽然并没有一贯性（ 20世纪另外一名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批评洛克以“零碎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且有很多漏洞，不过却对后来的哲学家起到很大的影响。洛克开创的经验主义被后来的乔治。贝克莱以及大卫。休谟等人继续发展，成为欧洲的两大主流哲学思想。
政治思想
虽然在哲学上洛克成就十分重要，不过他在政治及政治学说上的影响恐怕对后人更为巨大。洛克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政治以及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人，他主张要捍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他的政治理念也深远地影响了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
洛克提出的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就包括了生存的权利、享有自由的权利以及财产权。洛克还第一个倡导了权力的分配，他把政治权力分人民的制约，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另外，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属于国王，对外权涉及到和平与战争、外交与结盟，也为国王行使。
这方面的理论由后来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 Montesquieu，1689年 1月 18日—1755年 2月 10日）继续发展，并对美国的三权分立制政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洛克的政治思想对后来的政治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洛克的自由主义被美国奉为神圣，成为民族理想。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托马斯。杰弗逊等美国政治家，并且在美洲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洛克的影响在法国则更为激烈。伏尔泰是第一个将洛克等人的思想传到法国去的人，法国后来的启蒙运动乃至法国大革命都与洛克的思想不无关系。
洛克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天赋人权”学说来反对“君权神授”思想。他把在英国革命中提出的各种基本要求概括为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并把它们说成是天赋人权。
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法文： Du Contrat Social，又译“民约论”，或称政治权利原理）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 1762年写成的一本书。《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及 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
主要思想
让。雅克。卢梭
卢梭相信，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中。与约翰。洛克一样，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产生公共意志。
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
虽然卢梭喜爱仁君胜过其他的政府形式，但他对此表达得却含糊其辞。他阐明政府必须分成三个部分：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最后，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他相信，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让政府更有效率。
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二、西方的经济发展和国际格局
17— 19世纪不仅是西欧科学更新、哲学批判和政治变革的时期，而且是西欧经济力量突飞猛进的时期。早在 15世纪末，当意大利人痴迷于复兴古典文化，西班牙人和法兰西人陶醉于建立大陆帝国的光荣梦想的时候，英国就开始进行“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随着英国宗教改革运动剥夺了修道院的大批地产，新兴的土地贵族应运而生，圈地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地在英国展开。圈地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纺织业的发展，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但是它同时也导致了大量农民丧失土地，成为流离失所的无产者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强大后备军。到了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农村 80%的可耕地已经被圈占，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英国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英国也由于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完成和对海外工业品市场的控制而成为西欧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分的原始积累则为机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批劳动力和巨额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从 18世纪 60年代开始，英国率先进入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首先从传统的纺织业开始，继而扩展到采掘、冶金、轻工业和运输业等各个工业部门。 18世纪下半叶，瓦特制成了第一台大型蒸汽机，从此以后，英国工业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各国工业纷纷进入“蒸汽时代”。机器生产开始取代手工生产而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 19世纪 30年代末，英国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和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 19世纪内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在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的“阵痛”之后，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终于在西方世界诞生了。
经历了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国很快就因其在工业生产和世界市场方面的明显优势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大不列颠王国也因此而成为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大量工艺精美、价格低廉的工业制造品从英国输往美洲、亚洲和世界的其他地区，源源不断的黄金和白银则逆向地流入英国。对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长期的贸易逆差局面终于在 19世纪初期得到了根本改变（其中肮脏的鸦片贸易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无可匹敌的经济霸主地位使得英国人率先放弃了坚持了两个多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主张放任自由的古典经济学和自由贸易政策则受到了政府的大力鼓励。 1851年夏天，在伦敦海德公园的银光闪闪的水晶宫大厦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馆中陈列的琳琅满目的工业制造品充分展现了英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
然而，英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很快就受到了迅速崛起的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强劲挑战，自由贸易政策也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恩格斯写道：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谎言。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1]
到了 19世纪末，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而走向强盛，英国垄断世界市场的“一枝独秀”时代结束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等新殖民主义国家相继崛起，与英、法、荷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争夺海外市场，要求利益均沾和重新瓜分世界。随着国家权力越来越多地卷入到资本之间的国际竞争，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冲突以及争夺海外势力范围的明争暗斗也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自从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各大国就试图重新恢复 15、16世纪以来的“势力均衡”的国际格局，并且把这种原来仅限于欧洲范围之内的势力均衡格局推广到整个世界殖民体系之中。在 1814— 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英国、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大国确定了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通过国际制衡的方式来维护维也纳会议划定的各国边界和镇压各国的革命。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 100年间，欧洲除了局部的利益冲突（如丹麦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俄土战争等）之外，并未发生大范围的国际战争。而且在这些局部的冲突中，英、法等传统大国也往往成功地充当斡旋调解的角色，从而使欧洲内部的利益冲突最后总是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在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较量中，欧洲列强也基本上能够在利益均沾的原则下，坐在谈判桌前“文明地”解决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归属问题。这样一来，西方人就产生了一种乐观态度，认为已经主宰了全世界命运的文明的欧洲绅士们再也不会像中世纪和近代早期那样陷入无聊和残酷的相互厮杀，一切问题都可以放到谈判桌上来加以解决。汤因比对 19世纪末西方人的这种乐观态度描写道：
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 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彷徨，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像很多人在 1897年[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29页。
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 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 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1]
然而，西方人的这种踌躇满志的乐观态度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撞得粉碎。 1914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20多年后又爆发了更加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 20世纪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和经济实力迅猛增长的世纪，同时也是充满了各种战争灾难和不人道的杀戮的世纪。 20世纪尽管曾经展现出令人陶醉的曙光，但是它的整个基调却是阴沉和苦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肉体和精神的摧残都达到了空前酷烈的程度；广岛、长崎爆炸的两颗原子弹不仅给日本人，而且给全人类的心灵留下了永难愈合的创伤（这种创伤也是导致西方人对科学理性产生怀疑的重要原因）；冷战时期所造成的精神梦魇至今尚未完全驱散；各种反人道的种族迫害和政治迫害屡禁不绝；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并未因为“对话”秩序的建立而消失，在某些局部地区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19世纪末期西方人所预示的文化融合与长久和平并没有出现，相反， 20世纪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充满动荡的国际格局。 1948年 11月 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的演讲中这样说道：
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但却摒弃了耶稣的训喻。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2]
[1]［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徐钧尧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 l992年版，序言第 1— 2页。1897年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执政 60周年。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罂、梁赤民译：《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
时至今日，西方人和全世界人民都在进行深刻的文化反省。如何建立一种真正人道的国际秩序，使不同文化、种族、国家、信仰之间不再为了利益的冲突而相互屠杀，使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球不再出现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暴虐行径，使人们在充分享受各种物质成就的同时能够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安适和欢愉，这是历史放在全人类面前的一个严肃的时代课题。
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社会背景
它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推动了个性解放和情感抒发要求的实现，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强调，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
思想基础
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康德、费希特等古典主义哲学家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倾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预测，也对浪漫主义文学有不小的影响。
兴起
虽然浪漫主义精神有着悠久的的历史，但浪漫主义的兴起，却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也是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
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在文艺上也为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但是，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国革命的后果以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
浪漫主义宗旨与“理”相对立，主要特征是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形式较少拘束且自由奔放。浪漫主义手法则通过幻想或复古等手段超越现实。法语的“浪漫”一词意味着感情丰富、多愁善感。
在整体上而言，浪漫主义运动是由欧洲在 18世纪晚期至 19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艺术家、诗人、作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哲学家等各种人物所组成的。但至于浪漫主义的详细特征和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一直到 20世纪都仍是思想史和文学性爱史界争论的题材。美国历史学家亚瑟。洛夫乔伊（ Arthur Lovejoy）在他知名的《观念史》（1948年）一文中便曾试图证明定义浪漫主义的困难性。一些学者将浪漫主义视为是一直持续到现代的文化运动，一些人认为它是现代性文化的开端，一些人则将它视为是传统文化对启蒙运动的反扑，也有一些人将它视为是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直接影响。另一个定义则来自夏尔。波德莱尔：“浪漫主义既不是随兴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间点，随着感觉而走。”
现实主义
19世纪 30年代首先在法国、英国等地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以后波及俄国、北欧和美国等地，成为 19世纪欧美文学的主流，也造就了近代欧美文学的高峰。由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高尔基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流理论，它也是一个多义且有争议的概念。虽然现实主义的批评者和支持者经常将其视为一个统一的思想整体，但实际上，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或统一的理论。
正如杰克。唐纳利所指出，现实主义不仅不能提供一种一般理论，而且它基本上也是前后矛盾的，现实主义者对同一事件的解释经常不一致。现实是变动不现实主义了。“现实主义变成了建立在共同预设理论假定之上、有点松散联系的前后不一致的理论模式。”因此，了解现实主义，除了解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和基本假定这些共同点之外，了解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也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拟以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为例，通过探讨现实主义理论的多样性，进而来揭示现实主义在国际秩序模式上的异同之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很大不同。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了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改革选举制度的法案，使工业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这两个事件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欧洲范围内的胜利。欧洲各国在英、法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下，陆续于 19世纪 40年代末经历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过渡。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文学，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论、孔德的实证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分析和批判，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如细胞学说、能量转化学说、进化论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些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使他们去积极探求新的观察和表现现实的方法。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成就打开了人们的视野，鼓舞人们以新的角度和方法，去寻找社会问题的产生根源和解决方案。许多作家以研究者姿态出现，试图以科学家那种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和推理的方法研究社会，解剖其中的奥秘。不少作家将动物学、生理学、解剖学等最新自然科学成果用之于文学创作，将自己看成是社会的研究家、解剖家、记录员等。所有这些，都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客观与写实的因素。
知名的现实主义作家
巴尔扎克
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是巴尔扎克，他早年创作浪漫主义小说失败，30年代开始创作以“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为分类的小说，作品达 150多部，如上千个人物的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人间喜剧》。这部现实主义文学巨作，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描写中，以客观、冷静和准确的笔个个典型的“社会人”形象。在时代和经济剧烈的变化中，社会对人产生的影响，成为人性和生活变化的主要原因。贵族的没落和资产者的发迹，金钱的罪恶，人性的扭曲，都是在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中完成的。
福楼拜
居斯塔夫。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1821— 1880年），19世纪中叶法国伟大的小说家，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他于 1821年 12月 12日出生在里昂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家庭。其作品反映了 1848— 1871年间法国的时代风貌，揭露了丑恶鄙俗的资产阶级社会。从小生活在医院环境里，培养了福楼拜实验主义倾向，使他注意缜密地观察事物，而与宗教格格不入。他与青年哲学家普瓦特万很早就结成了亲密的友谊，普瓦特万的悲观主义思想和唯美主义观点对福楼拜有相当的影响。福楼拜思想上还有着斯宾诺莎无神论思想的明显影响。他在上中学时就热心阅读浪漫主义作品，并从事文学习作。这些作品表现了“恶魔式的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式的狂热，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短篇小说《狂人回忆》（1838年）写他对一位音乐出版商妻子的炽热感情，这位出版商的妻子就是《情感教育》中阿尔努夫人的原型。福楼拜同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和精雕细刻的艺术风格，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1857年）、《萨朗波》（1862年）、《情感教育》（1869年）、《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年）、《布瓦尔和佩库歇》（1879年）和短篇小说集《三故事》（1877年）等，对 19世纪末及至 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种对立统一的精神气质与文化风格，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对 20世纪的西方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 20世纪西方的各种现代派文学艺术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痕迹。事实上，自从古希腊文化开始，这种矛盾就潜在地存在于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古代它体现在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差别中，在中世纪它体现在托马斯。阿奎那与邓斯。司各特的差别中，在近代它则体现在洛克与卢梭的差别中。罗素说得好：“审慎对四、西方现代科技的巨大成就与精神苦恼
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使西方人的思想再一次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尤其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成为继 16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17世纪牛顿的经典力学之后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人的世界观的伟大科学发现。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具有两点革命性意义：一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上帝造人的传统观念和目的论思想；二是确立了一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步观，取代了机械论的静止不变的世界模式。前者使得已经被启蒙运动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基督教信仰面临着雪上加霜的窘境，后者则与黑格尔辩证法相结合，在思想领域里开创了一种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新方法论。
进化论虽然将人这种高级动物的起源追溯到并不雅观的猿猴身上，但是它却使西方人进一步增强了自信心——文明的西方人根据进化论所提供的进步观念，从自己与猿猴之间的巨大差别中就可以展望到人类未来的光辉前景。更何况此时的西方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思想来论证自己比其他肤色的人们更加优秀。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进化论既为西方人最终摆脱基督教创世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也为“西方中心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事实上，自从进化论问世之后，很快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思想家利用来说明种族迫害和阶级压迫的合理性，最终竟酿成了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和惨绝人寰的灭犹暴行。
当自然科学在 17世纪兴起时，它为人类的福祉展现了光明的希望； 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虽然加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残酷剥削，但是它却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长远的角度看仍然是人类的巨大福音；至于进化论，虽然可能被一些用心险恶的人们加以滥用，但是它本身却不会威胁到人类的安全，反而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然而到了 20世纪，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却成为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引导人们进入天堂的神灯，也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潘多拉20世纪初，普朗克的量子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揭开了现代物理学革命的序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终于形成了以量子论、相对论和核物理学三大分支为主流的现代物理学体系。然而，作为现代物理学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原子能的发现和运用既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也为人类的自我毁灭打开了方便之门。原子时代之父爱因斯坦就曾经忧郁地说道：“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了除我们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们正走向空前的灾难。”
如果他能活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目睹美、苏两国愈演愈烈的核竞争，他可能会认为，甚至连人们的思想方式也被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改变了。在 20世纪 80年代，美国拥有的核武器足够摧毁苏联 1250次，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则可以摧毁美国 145次。斯塔夫里阿诺斯风趣地说：“如果一位观察家在月亮上观察地球，他很可能会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有着满满的军火库、空空的食品室，到处布满恐怖的古怪星球。”[1]
1900年，当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说时，荷兰生物学家德 。弗里斯、德国生物学家柯伦斯、奥地利生物学家丘歇马克在各自独立研究的情况下，同时重新发现了孟德尔在 1866年发现但却未能引起当时学术界重视的遗传因子和遗传定律，从而在生物学领域里产生了轰动效应。遗传学从此取代了进化论成为生物学的热点，现代生物学革命也以此作为开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在理论上将生物进化的动力还原到分子水平的基因突变，而且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生物工程技术从合成生物大分子开始，逐渐发展到对植物、动物甚至人的细胞进行克隆。它一方面为植物品种的改良、动物的驯化、生物医学的发展以及人类遗传疾病的治愈开辟了光辉的前景，另一方面却引发了严重的遗传学隐患和伦理学危机——当人代替上帝和自然规律来进行自我复制和自我创造的时候，人类传统的两性关系、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将遭到颠覆性的破坏。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罂、梁赤民译：《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
计算机或电脑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使人们面临着一种尴尬：在电子信息时代，一方面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被大大地缩小了，另一方面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却在日益扩大；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质量与效率，但是黑客们的一次电脑病毒入侵就可能导致整个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的全面瘫痪。在现代科技发展的其他方面，情况也是如此——空间技术和能源技术的开发既为人类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活动范围和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征服手段，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不可逆转的危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高科技含量的广告传媒的泛滥使得人们的生活与消费越来越方便，同时也在无形地消磨着人们的自由个性，使日常生活日益变得单一化和平面化。
古代世界中曾经不可一世的伟大君王亚历山大、恺撒和奥古斯都，他们如果面对着现代西方社会高耸云霄的摩天大楼、高效便捷的交通工具和舒适方便的生活设施，他们一定会感叹古代的君王远不如现代的一介平民。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了一触即发的原子武器、不断扩大的臭氧层空洞和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他们或许会认为，还是生活在古代世界中更为安全自在一些。
现代西方人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科学技术成就，但是他们在内心深处却时常会产生一种忧郁的情绪。如果说 17— 19世纪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造曾经让西方人表现出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那么 20世纪的西方人则转向了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敏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意识到，科学技术在现代不仅成为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还成为一种专制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不仅自然界日益沦为人类的奴隶，而且人类自身也被异化为科学技术的手段。这些有识之士们纷纷呼吁重振西方传统的人文精神，用人文关怀来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统治所造成的人性冷漠与社会异化。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世界不仅奴役着自然物，而且也把人降低到物的水平。他主张用艺术和诗的语言来对抗僵硬的技术“框架”，呼唤被遗忘了的“存在”，使人与自然重归和谐，从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哈贝马斯则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困境和危机主要化。因此，只有通过“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才能实现“社会的合理化”，从根本上消除由于工具理性的暴虐所造成的深重危机。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晚年这样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像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中世纪的西方人曾在基督教信仰的蒙昧氛围中过着一种贫乏的物质生活，而现代的西方人则在丰盈的物质条件下感受到一种精神的迷惘。希腊式的灵肉和谐的理想始终如同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萦绕着在物质的诱惑和精神的感召之间痛苦地奋争的西方人的心灵。然而，诚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走出原始和谐状态的伊甸园的路途正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现实的历史过程。唯有失去了乐园，人类才能在更高的境界中重归乐园。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现代文化所达到的只是漫漫旅程中的一个驿站，通往前方的道路虽然迷雾蒙蒙，但是那熹微的晨光却昭示着无限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