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创作中，许多作家也擅长于运用寓庄于谐的手法来刻画人物、表现题旨的，古典小说中，这种手法俯拾皆是。在《红楼梦》中，对王熙凤这个人物，就经常以寓庄于谐的手法来表现。第22回，写当贾母拿出二十两银子来做东，给宝钗过生日时，平时善于巴结“老祖宗”的凤姐，却一反常态，凑趣笑道：“这个够洒的，够戏的”，“巴巴地找出这霉烂的二十两银子来做东，意思是教我见证！”这席话，表面是指责贾母小气，实则是逗贾母欢喜，言语中带上了诙谐、风趣的感情色彩。难怪听了这番话后，贾母笑了一会，十分高兴。第16回，当元春被选为贵妃，贾琏归来时，凤姐就笑着对贾琏说：“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可赐光谬领否？”贾琏笑道：“岂敢岂敢！多承多承！”在这里，本来识不了几个字的凤姐，却用这种文绉绉的文字对丈夫说话，但读起来不感到不合身份、十分别扭，反而觉得充满幽默、诙谐的趣味。作家正是借取这种“逗趣解闷”的文笔，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凤姐那种善于恭维、逢迎、乖巧、俏皮、刁钻的性格与个性特点。
在现当代小说中，寓庄于谐也是一种常见的、重要的表现手法。鲁迅先生就是寓庄于谐的大师。他的小说经常是嬉笑怒骂，但都有深厚凝重的幽默思考，像《阿Q正传》中，对阿Q的描写就十分幽默、诙谐。阿Q是一个喜剧性的悲剧人物，他种种滑稽的举止令人捧腹，然而阿Q的形象却有深刻的寄寓：阿Q精神概括了落后、贫穷、挨打、闭关自守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弱点，阿Q的性格是旧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缩影。鲁迅先生就是通过寓庄于谐手法，对这个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体现了“必须拯救落后的国民，才能拯救落后的中国”的旨意，小说的主题是十分深沉、庄重的。另一位现代著名作家钱钟书，在他的力著《围城》中，也大量运用寓庄于谐的手法进行人物肖像的描写和议论。在书中穿插的许多议论，作者都以知识分子的精微、文人学士的雅谑，通过生动、机智、巧妙、诙谐的笔调，寓庄于谐，寓贬于褒。如在第八章的开头，对“孤岛”上海的紧张局势的议论，就是典型的一例：
“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因此在西方租界一天天的放肆。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约翰牛’一味吹牛；‘山姆大叔’原来是冰山，不是泰山；至于‘法兰西雄鸡’呢，它确有雄鸡的本能——迎着东方引吭高歌，只可惜，把太阳旗误认为是真的太阳。”
在这里，作者敏锐地抓住现实生活中真实而可笑的矛盾现象，在诙谐轻松的揶揄中，蕴涵着极其沉重愤懑的心情，从而巧妙而如实地反映当时剑拔弩张，每况愈下的恶劣局势，并对日本和英法列强的居心叵测与丑恶本质，作了十分深刻的针砭与讽刺。通过这种寓庄于谐的笔法，文章貌似戏谑却深沉，处处闪烁着深刻的针砭锋芒，辛辣地鞭挞了现实中丑恶的东西，收到了“感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