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与江青相识于1937年10月，江青到达延安刚刚3个多月，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接替李维汉出任中央党校校长。此时，江青在中央党校第12班学习，俩人逐渐相识便很快走到了一起。
江青很清楚自己在上海的那段历史，也最担心组织上对她的历史问题进行审查，延安整风审干时，康生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是审干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扣压了揭发和怀疑江青历史问题的材料，使江青过了审干关。1947年9月，中央开展“三查、三整运动”，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康生又一次保护了江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善于钻营的康生嗅到了他的机遇，派他老婆曹轶欧窜到北京大学，鼓动学生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革”中，康生看到了江青的“价值”，极力贴近江青，迎合江青，他把在延安时谁告发过江青，告发她一些什么问题，全部告诉了江青。江青则利用手中的权力，逐一进行清算，那些检举揭发或反映过江青历史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不遭受江青迫害的。
这段时间，康生是与江青走得最近的人之一，他对江青言听计从、俯首听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两人都是“文革小组”的重量级人物，每当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康生都要看江青的眼色行事。凡是江青点头的，他都坚决支持；凡是江青说有问题的人，他连夜就查档案，第二天就能“证明”这个人是“叛徒”或“特务”。
即便如此，康生打心眼里也没有真正看得起江青。康生当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曾对他的老婆、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曹轶欧说“那个女人有什么本事？整天穷咋呼！不要多理她！”康生在他临死的时候，还特意向有关部门人员告知“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希望你们俩把我的话，原原本本转达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