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五年（660年）三月，无垠的大海翻涌着浪花。
一千多艘战船，在海上破浪前行。
这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从山东半岛的成山港出发，横跨黄海，直奔朝鲜半岛的南部。
白须飘飘的老将苏定方一手横握宝剑的剑柄，站立在帅船的船头，两眼望着茫茫的海面，眼神中充满坚定与执著。从西部的瀚海到东部的蓝海，无论是指挥沙漠作战还是海上行军，这位专业的老军人都显得游刃有余。
在此之前，中国的军队从未到达朝鲜半岛的南端。
这是一个开拓的时代。
苏定方的作战计划是兵分两路，一部分舰队顺着熊津江逆流而上，向上游发动进攻；另一部分兵船在海滩强行登陆，从陆路配合海军发起进攻，夹击百济的首都。熊津江口，成为百济与唐军争夺的焦点。
百济在熊津江口布下重兵，严防苏定方的海军。
对于苏定方来说，敌军的防守力量仍然显得薄弱，大型战舰很快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唐军战舰配备有强弓、劲弩、投射机等，可实施远距离的打击，制海权完全落入唐军之手。百济根本没有强大的海军与唐军在海面上较量，只能在岸边防守。
唐军在选择登陆点之后，陆战队员向百济防线的后侧迂回，而海军则从正面突进。在海陆两军的夹击之下，百济在熊津江口设下的防线很快就崩溃了，弃尸数千具，其余的部队被迫后撤。
夺取熊津江口后，苏定方当即指挥大军，沿水路、陆路齐头并进，目标就是位于熊津江畔的百济都城泗沘城。
离泗沘城还有二十多里时，百济国王已经调集了倾国之兵力，囤驻在都城之外，将全力捍卫泗沘城的安全。
战斗从泗沘城的外围打响。
这是实力悬殊的战斗，在大唐海、陆军共计十万人的打击下，百济的军队很快便陷于慌乱之中。这次会战的结果，百济的军队损失了一万多人，泗沘城的外围防线被突破，其余人仓皇退入城内，苏定方大军占据城郊。
泗沘城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强大的唐军，百济国王夫馀义慈与太子夫馀隆选择夺路而逃，直逃到北方边境，留下另一个王子夫馀泰坚守都城。夫馀泰一看老爹跑了，老哥也跑了，索性自立为国王，然后以国王的名义，号令百济军队坚守城池。
夫馀泰的侄儿、太子夫馀隆的儿子夫馀文思一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暗想：“现在老国王与太子都还没死呢，叔叔就这样急于拥兵自立为国王，我看就算他能顶住唐军的进攻，也绝不会把到手的权力交还，这样我父子是难逃一劫。”想到这里，夫馀文思干脆乘晚上天黑时，翻城墙而出，向苏定方投降。
泗沘城内的百姓对夫馀泰政府的合法性很怀疑，干脆效法夫馀文思，想方设法出城向苏定方投降。夫馀泰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怒，要严惩这些叛变者。但是连老国王与太子都对守城不抱希望了，更别说其他的将士，所以要制止百姓投奔唐军，简直不可能。
泗沘城缺乏强大的抵抗意志。
苏定方派出一支敢死队登上城门，在城头上树起唐军的旗帜，旗帜迎风飞扬。城内的守军大惊失色，夫馀泰更是沮丧，无奈之下，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打开城门，向苏定方投降。
都城一降，百济大势去矣。不久，老国王夫馀义慈、太子夫馀隆也走投无路，前来归降，百济其他城堡的城主也纷纷献城请降。
老将军苏定方真是不负众望，老将一出马，立马解决掉百济王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至此，百济共五部、三十七郡、两百座城池全部投降，人口总计七十六万户。大喜过望的唐高宗在百济五部的基础上，设立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百济的原有官员担任都督、刺史。
然而，苏定方这次辉煌的军事胜利，却因为唐军的劫掠事件而几乎前功尽弃。
在百济举国投降之后，唐军在各地大肆劫掠，军纪恶劣，这事发生在苏定方的军队，确实颇令人意外。在四年前的西征中，王文度洗掠恒笃城时，苏定方是坚决反对的，对于掠夺之物，他分文未取；后来苏定方率军西征阿史那贺鲁，也没有发生劫掠事件，为什么在百济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因为苏定方有难言之隐。
这一年是公元 660年，唐高宗开始委政于武则天，朝廷政令，多出于武则天之手。大唐的军队制度，在此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以往士兵外出打仗时，都会有一份档案记录。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如有立功表现，会记录在档案中，这是论功行赏的依据。对于战死的将士，国家建立祠堂，以供后人纪念，有时还会追赠官爵，并可以将此官爵转赠给死者的儿子或兄弟。
可是当苏定方带领这支十万人的大军出征百济时，却发现居然没有一份出征战士的档案记录。这意味着参军的士兵，不论是死是活，根本没有其为国效力的证明，甚至战死沙场后，也不能留下姓名。这足以令所有的士兵为之心寒，也几乎断绝所有人博取功名的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苏定方只能口头上“许以勋赏”来激励士兵作战，但是口头的承诺如何来兑现？最后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士兵的劫掠行为。
纵兵劫掠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几乎毁掉了苏定方的所有战果。
百济将军黑齿常之率先造反。
黑齿常之是百济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身高七尺有余，身材壮硕，骁勇善战，富有谋略，是百济国内一位英雄人物。他官居达率，达率相当于中国的刺史。在战争初期，他率军抵抗唐军的进攻，但是随着百济国王与太子投降，他也放下武器，举城向苏定方投降。
唐军在百济的劫掠，使黑齿常之义愤填膺，他与十几名心腹秘密返回治地，收罗旧部，占据任存山，砍伐树木，结为栅栏，作为军事基地。黑齿常之的反抗，一呼百应，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前往归附黑齿常之的百济军民，达三万余人。
这次叛乱的速度之快，令苏定方措手不及，他急急率军进攻任存山。两位名将对阵，黑齿常之凭借所占据的有利地形，挫败了苏定方的进攻，唐军被迫撤退。黑齿常之乘势发起反攻，收复多座城池，苏定方派兵与之交战多次，没办法打赢。此时苏定方准备班师回国，他留下郎将刘仁愿及一万名士兵，镇守熊津都督府，自己则率唐军主力，押着百济国王以及其他官员，渡海返回国内。
唐高宗仍然遵循旧例，赦免了百济国王夫馀义慈，其余百济官员也一概释放，很好地保持了战争中人道主义的立场。同时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王文度便是唐军第二次西征西突厥时下向程知节夺权，又下令屠杀恒笃城的将领，当时被罢了官，但几年后又时来运转，捞了一个熊津都督。王文度虽然是官场不倒翁，不料他渡海刚到百济，便因水土不服，一病呜呼了。
此时百济的叛乱愈演愈烈。
百济大将福信以及大僧侣道琛在周留城聚众起事，从日本迎回百济王子夫馀丰，将他扶立为百济国王。黑齿常之与他的部将沙吒相如各率一部分兵力，占据险要地形，积极响应福信及道琛的复国运动。
紧接着，道琛率百济复国军围攻镇守熊津的刘仁愿部，此时复国军已经控制了百济绝大部分的土地，将唐军压迫在熊津一座孤城内，形势非常严峻。
由于王文度的突然去世，唐高宗下诏，起用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接管王文度的军队。如果不是王文度骤死，那么刘仁轨就没机会位列大唐名将的名单中，为什么呢，因为此时他已经六十岁了，而且之前没带过兵。
在唐高宗时代的军事史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老将特别多。这些老将有的是在唐朝开国战争中就战功彪炳，如李世勣、程知节；有一些是从军很久，但老了才成为一方统帅，如苏定方；还有一些是没上过战场，但年迈时不小心成为一代名将，如刘仁轨。当然，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推论：唐高宗时代的辉煌战绩，乃是继承贞观时代所遗留下的庞大的资本，包括人才资本。
先来简略了解刘仁轨这个人。
刘仁轨出生于隋末，年轻时正逢天下大乱，但他并没有拔刀上战场成就名将之路，而是酷爱读书，在很艰难的战乱时代，发愤图强，博涉文史。到了李渊开国之后，刘仁轨因为肚子里有些墨水，被授予息州参军，不久升任陈仓县尉。刘仁轨担任这个小官好些年，直到唐太宗即位后，发生了一件事，才使得他的命运出现转折。
当时在陈仓有个折冲都尉，叫鲁宁，此人在陈仓县横行霸道，其他地方官员都躲他远远的。刘仁轨多次警告他，但没有用，鲁宁反而更加趾高气扬，不把刘仁轨放在眼中，刘仁轨派人将他抓捕，杖毙堂下。这下可不得了，州官把这事报到朝廷，唐太宗大怒，骂道：“这是什么混账县尉，竟敢杀我折冲都尉。 ”下令将刘仁轨押解到朝廷。
但刘仁轨真是幸运，唐太宗亲自传他问话，结果发现此人很有见识，为人正直，不禁暗暗称奇，不仅未追究其罪，反而授他栎阳县丞。
到了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在秋收前准备去狩猎，刘仁轨虽然官很小，但他上表劝阻唐太宗。唐太宗想起了这个曾杀折冲都尉的小官，于是下诏对他一心为国的忠心与勇气表示嘉奖，并提拔为新安县令。此后数年，刘仁轨多次升迁，担任给事中。
在担任给事中期间，刘仁轨得罪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中书侍郎李义府，当时李义府深得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恩宠，权倾朝野。
656年时，洛阳有一个美女淳于氏犯案，被关押于大理狱。李义府见淳于氏美艳欲滴，心生不轨，想把她纳为小妾，就暗中嘱咐大理寺丞毕正义将她无罪释放。大理卿段宝玄在复核此案时，发现疑点重重，怀疑有人从中做鬼，便上奏唐高宗，请求重新调查。
唐高宗派刘仁轨调查此事。刘仁轨办事严谨，配合大理寺，将毕正义抓了起来。李义府害怕事情败露，便以威胁手段迫使毕正义在狱中自缢身亡。虽然线索断了，刘仁轨并不放弃，在他穷究之下，事情终于水落石出，揪出背后的主谋李义府。不过由于李义府是皇帝与皇后身边的红人，最终还是逃过一劫，这件事后，李义府对刘仁轨恨之入骨。
四年后（659年），李义府找准机会报复，将刘仁轨外调为青州刺史。从此，刘仁轨的厄运降临了。
一年后，唐高宗派出大军，对高丽发动战争。作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负责海上运输，当时正是逆风，船队不宜出海，但李义府却严加催促，刘仁轨没有办法违抗命令，只得率船队出发。船队在海上被暴风雨打得七零八落，许多船沉入海中，物品人员损失惨重。
对于这起重大事故，唐高宗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往调查。
李义府秘密指示袁异式，将刘仁轨定为死罪，他对袁异式说：“你要是办成此事，以后不必担心不会升官。”袁异式到任后，对刘仁轨说：“你跟朝廷里什么人结仇了，我看你这次是躲不过了，与其被定罪处死，不如早自行了断，也可体面些。”
刘仁轨拒绝了，说道：“我没能尽到职责，国有国法，如果你以国法判我死刑，我决不会皱眉头；但要我自行了断，让仇人称心快意，我却心有未甘！”
袁异式不敢违背李义府的指示，将刘仁轨关入大狱中，并用大锁把他锁起来，然后将案情汇报给皇帝。李义府又借机在唐高宗面前进谗道：“不斩刘仁轨，无以向天下百姓谢罪。”
眼看只要唐高宗一点头，刘仁轨就要人头落地，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舍人源心直向皇帝提醒：“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这句话提醒了唐高宗，也把刘仁轨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最后对刘仁轨从轻发落，削去其官职，降为平民，仍留在军中待命。
显庆六年（661年），王文度意外身故，当时以平民身份留守军中的刘仁轨因祸得福，唐朝廷指派他接管王文度的军队，连同新罗国的军队，前往援救困守熊津城的刘仁愿。这两个名字有点相近，其实并非兄弟。
刘仁轨喜出望外，他乐道：“看来老天爷要让我这个老汉富贵了。”
虽然屡遭陷害，刘仁轨并不怨天尤人，也不因此而消沉沮丧，对于坚强的人来说，只会越挫越勇，就像孟子说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为了表明出征的必胜决心，刘仁轨在临行前，向州司请领《唐历》以及唐朝历代皇帝的庙讳，干什么用呢？刘仁轨说：“我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外。”没想到，连文人出身的刘仁轨都有布国威于波涛万里之胸襟，大唐之尚武精神，确非虚言。
刘仁轨没有带过兵，至少我们在史料中找不到他六十岁以前指挥作战的记录，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带兵，其实从隋末到贞观时代，战争连绵不断，文人留心兵事是很正常的事。想必刘仁轨平日也熟习兵书，这位文官在带兵上很有一套，他治军严厉，很快，原本隶属于王文度的这支海军，在刘仁轨的整饬之下，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海上雄狮。
刘仁轨的任务，是援救被围困在熊津城内的刘仁愿。
在新罗军队的支援下，刘仁轨率唐军开始反攻，联军连战连捷，一直推进到熊津江口。百济复国军深知唐朝海军的强大，在熊津江口设立两道栅栏，以阻滞唐军的进攻，此举并没有阻挡住刘仁轨的进攻。
刘仁轨兵团与新罗军队分进合击，拔除栅栏，与百济军展开决战。百济军队早就领教过唐军的厉害，眼看苦心经营的栅栏防线被突破，更是斗志全无，唐与新罗联军乘势大举进攻，百济军队大败，除了被击毙之外，还有大量的士兵争先恐后渡河而逃，被溺死的人不计其数。熊津江口之战，百济复国军损失了一万余人。
正在上游河段围攻熊津都督府的道琛兵团，得知熊津江口失守之后，大惊失色，放弃了对刘仁愿的包围，退守任存城。刘仁轨与刘仁愿顺利会师熊津城后，唐军的防卫力量大大增强，完成支援任务的新罗军队也返回国内。
此时，来自朝廷的一只黑爪又伸向刘仁轨，这只黑爪，仍然是李义府。
李义府秘密指示刘仁愿，在熊津城内，干掉刘仁轨。但刘仁愿十分佩服刘仁轨的为人，再说，现在百济战场上，熊津已是一座孤城，在这个时候内斗，无疑是自毁城池。
对刘仁轨来说，战场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以避开李义府的毒手。
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唐朝驻军与敌对的百济复国军处于对峙状态，但是形势对唐军越来越不利。
百济的复国运动如火如荼，其核心人物僧侣道琛自称“领军将军”，另一将领福信自称“霜岑将军”，两位将军四处招兵买马，其军事力量很快便膨胀起来。刘仁轨与刘仁愿的军队，却得不到兵源上的补充，与百济复国军相比，处于绝对的劣势，只得采取守势，静观其变。
唐高宗决定再度动用新罗的军事力量，他以诏书的方式敦促新罗国王金春秋增援熊津城。新罗国王派遣大将金钦为援军司令，进军百济，以支援唐军。然而行至半途一个名为古泗的地方，百济“霜岑将军”福信率军埋伏于此，对新罗援军进行截击，新罗军吃了个大败仗，总司令金钦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回新罗国内。
新罗军队的受挫，使唐军处于孤兵无援之境地，刘仁愿、刘仁轨苦撑危局。
然而，百济复国军的内乱，却使刘仁轨得以转危为安。
百济复国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位将领道琛与福信，在实力不断膨胀之时，新的危机却出来了。两位将军争权夺势，互不信任，最后同室操戈，福信杀死道琛，清洗道琛余党，成为复国军的最高军事首领。此番内讧，极大地削弱了百济军队的力量，所以刘仁轨与刘仁愿虽然驻守在孤城，却没有遇到百济军队强有力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