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行走在惊涛拍岸的岩礁丛中，被咸湿味儿很浓的狂猛海风吹打，又被礁石上溅得很高的浪花泼洒得一身水湿。我不停地前行，绕过一座又一座近海岛屿，企图寻觅5000年前闽地沿海渔猎土著的踪影或遗迹。但是我一无所获。我不得不回到位于闽侯境内的昙石山纪念馆，在现代人建立的昙石山遗址上寻找属于我所需要的点滴古迹。远古历史的现代记录十分清楚：闽越人之先民于新旧石器时代是在海边生活的渔猎者。当时已有陶器，生活用具有斧、壶、鼎、碗、杯、罐、盆以及精制的骨器和蚌器；而猎渔的器具则有石锛、石刀、石凿、石镞等。由海边（海上）渔猎者而内迁至平地再至山地，从而形成闽越族人，这大概就是福建5000年前至2000多年前的简略历史走势。
闽江是福建的母亲河。闽江在古代叫“蛮江”。它的源头在我的故乡建宁均口。那里竹林茂盛，浓荫密布，涓涓流泉清澈甘洌。闽江沿岸的山地土著是从何时开始在这里居住生活？因我阅读范围有限，尚不得而知。闽越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今人无法准确说清闽越人最早形成的具体时间。闽越人属于大汉民族之一系，犹如后来的客家人属于汉族一支一样，言说他们的历史只能从汉人记载的文献中寻找。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将眼光瞅准了扬名万古的《史记》。于是，闽越王无诸就这样鲜活地走在了我的面前……
无诸是越王勾践的第十三代孙。后人称无诸为“开闽之王”。据此可说，闽地开埠有浓烈的外乡人的重要创建。福建的有文字历史从外乡人入驻开始书写，这在中国的30多个省市区中极其少见。但是福建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丹青碧水特别养人，尤其在无诸开闽之初，定位就很高——将具有冶炼铁器最先进技术的“东冶”（即现今的福州）定为闽地都城，这一定位使得福州乃至福建一直处于祥和安康的福泽之地。往往是北方战火燃烧，硝烟弥漫，而偏安一隅的福建却依旧歌舞升平，一派安然。往往是中原大战，烽火连天，而福建成为争战双方或几方争夺的对象，福建有丰厚的物资储备，有可以征集的广大兵员，还有可供失败者扼守的险要地盘据点。无诸年代就是典型一例。楚汉相争，无诸支持汉王刘邦，最后获胜而被封。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吴王刘濞拉拢无诸和摇。东海王摇干了，无诸不干，他支持汉景帝，最后得胜保住福建。
千年之后，闽王王审知主闽，他的最大政治智慧就是，虽逢战乱，不管多少人劝谏，他始终不称帝，“宁做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岁岁朝贡，忠于朝廷，永不割断闽地与中原血脉地缘文化的紧密联系，为福建赢得几十年建设时间，使福建成为世人称誉的“世外桃源”，至今依然被人们传为佳话。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颇有政治色彩的“福建现象”！
二
春秋时代八百诸侯，驱君逐君弑君灭君现象时有发生。遥想当年，越王勾践的先人为争夺王位而大开杀戒。越王自己也在复国成功后将立有大功的文种屠杀，故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感慨地留下“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谁能想到，功勋卓著的闽越王无诸仙逝后，他的后人也延续了春秋弑君灭君的遗风，上演了杀王灭王的丑陋事件。无诸按传统做法，将王位传给了长子甲兄，没料想二儿子甲阴谋篡权，将甲兄弑灭，自请为王。这样做的恶果是，“王”的权威性合法性受到挑战和质疑。继而无诸的三儿子郢仿效二儿子甲的做法，密谋将甲王弑死，这样郢就坐上了闽越国的王位。
郢王并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王君，虽然他有霸气和杀气，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并不成熟。他以为有先王无诸给他留下的强大兵军和利剑部队，以及丰厚的物质储备，就可以南征北讨。建元六年（前135年）春，郢王未同部众取得一致意见，更未向汉王朝报告并取得同意，就贸然领军向南进发，去攻打南越（今广东）。南越王赵胡得报，不敢擅自发兵还击，惊恐中赶忙向大汉朝廷报告，请求汉武帝派兵救援。汉武帝当时何等强大，他连匈奴都不怕，还会把一个小小番国的闽越放在眼里？他当即派将军王恢领兵出豫章（今江西南昌），又派司农韩安国领军出会稽（今浙江绍兴），救援南越。郢的弟弟余善是个头脑灵活反应敏捷的人，他也有篡夺王位之心。他见机会来了就找丞相密谋，说郢罪有三：一是弑甲王篡位不得人心；二是违背民意擅自领军攻打南越；三是朝廷有诏仍然一意孤行，罪当杀灭。于是手起刀落，将其兄郢王弑死。余善派使者拿着郢的人头去见王恢请罪，王恢将军便不再派兵出战。汉武帝得报后也下诏书叫王恢和韩安国停止军事行动。汉武帝同时认为，余善虽杀郢有功，但他毕竟事先已经参与郢的密谋作乱，只有无诸的孙子繇君丑没有参与阴谋，什么坏事都没干，于是汉武帝立丑为闽越王。
这时节的闽越政权其实并不稳固。繇君丑虽然是王，但他是余善的侄儿。余善掌管着军队。《汉书》上记载说，“余善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持正。”这些话里传递出的信息表明，余善因将郢杀死而功高震主，很多百姓都拥戴他，也可见郢王举兵攻打南越不得人心。在这种状况下，繇王要制衡掌控余善基本不可能。《汉书》又载：“繇环能制，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一个诸侯国里出现两个并列的大王，政权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可想而知。这就为以后闽越国的悲剧埋下伏笔。
当时的闽越，风光旖旎景色秀丽；清亮且波澜壮阔的滔滔闽江横贯北南东中，最后由闽江口流入大海，被闽人称之为福建的“母亲河”，山地田亩都靠这江水浇灌。闽地气候宜人，雨量丰沛，这样好的山川田地气候只要有人耕耘就有收获。如果手握闽越生杀大权的余善能够继承无诸的遗志大力发展经济，闽越国将更加兴旺发达。谁能想到，余善利令智昏，误入迷途。当时，闽都在福州，繇王居新店古城，余善却居屏山宫殿。这样做就潜伏着巨大的悲凉。按说繇王乃正宗闽王，他应居都城中心的屏山宫殿，却没想他住在郊外的新店，而余善非正宗闽王反倒居于王宫，更要命的是闽北大部军队驻扎的王城，这时候也成了余善的行宫。繇王不过是个摆设，余善真正掌控王权。如果掌实权的余善坐得端行得正，悲剧也可避免，偏偏余善名虽有“善”字，却不是善良之辈，他不像繇王那样本分厚道听从汉廷指挥，虽然他在汉军灭南越的时候，也曾率8000水军从海路行进助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天，凛冽的寒风吹拂大地，也将余善的心情越吹越寒。余善起了谋反之心，他不听任何人劝阻，背着繇王私刻“武帝”玉玺自立。他带领强大的闽军向北进击，所到之处杀人攻城，尸横遍野。汉武帝闻讯派水陆两路大军进行反击。居股、吴阳和敖等将领都很害怕殃及自身，于是率领部分闽越军民攻击余善，向汉军投降。闽越内部的自相残杀给了汉军可乘之机，汉军很快就将闽越余善之军围困。
一时间，弥漫硝烟汹汹烈烈地泼洒在闽越兵士身上，滚滚烽火疯疯狂狂地燃遍闽越城池；“母亲河”闽江全被人血浸漫，歇斯底里的厮杀声毙命声响彻山冈。就在这残酷的兵戎相见的打杀中，闽越军被全面击败……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存在了92年的闽越国被汉武帝派出的强壮兵马剿杀而消亡。
三国时福州长商升接受了叛逆者王朗的邀约，合谋反击吴国派来的声讨大兵，站在了朝廷的对立面，结果被东吴大将贺齐率军所灭。
到了南北朝，陈霸先统御天下的时候，晋安（福州）当时的主政者陈宝应，以为天下大乱，战火纷飞，而福建物产丰富，物资储备良多，不听诸多谋士和大臣劝告，贸然称王称霸，割据一方，结果被朝廷派出的军队全面剿灭……
王审知坚持不搞福建独立，赢得大好建设时光，闽地百姓安居乐业。谁想，他的第二个儿子王延钧，以卑劣手段，结党营私，引诱拉拢时任建州（今建阳、建瓯一带）刺史的王延禀，共同起兵谋反，把他的哥哥即王审知大儿子王延翰弑死，抢班夺权，自称福州威武军留后，独建“闽国”，自称帝王，脱离朝廷，结果不出几年，照样被朝廷派兵镇压消灭……
看到福建的这几条历史，我仿佛又发现另一个类型的带有悲情色彩的王朝末期的“福建现象”。相同的是，主政者都看到了福建偏安一隅，看到了福建所具备的地理和物资优势。所不同的是，主政者采取的对策相异。前一类“福建现象”，主政者心系朝廷，不断朝贡，保持同朝廷的血肉联系，具有正面积极意义。而后一类“福建现象”，主政者利令智昏，为满足个人一时膨胀的“王皇欲”、“独立欲”，引火烧身，造成了福建政治混乱、政权丢失，百姓家破人亡的重大悲剧！
三
我浸泡在历史书页的裹挟中，我没有见到华夏大地之汉唐盛世时福建的突出贡献。在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甚至一些有门路的官员都不愿意到福建这个“荒蛮之地”做官。大文豪曾巩在福建主政期间政绩斐然，但他多次要求朝廷调他回到京城（临安）工作，哪怕到京城郊外或附近做个官差也行，为此他几次上疏朝廷要求调走。从曾巩的个案不难看出，福建虽说偏安一隅，有着美丽的山水景色和丰厚的物产，却并不是人们做官做事业的首选之地。这样的格局等到南宋的战火不断在黄河、长江边上燃烧之后，元兵的铁蹄不断在南宋的土地上奔腾驰骋，便很自然地被打破。随着一批批士族和官员因避战乱而不断南迁，福建便成为这些人的重要安身落脚之地。一些有作为的高级官员甚至把福建当成反击异族侵略者的重要战略基地。而福建所具备的险要山势和丰厚的物资储备，加上充足的兵员，也正好能够承担抗击异族敌寇侵犯的重任。这样，文天祥和陈文龙的闪亮登场就十分自然。文天祥最早提出在闽北山地组织兵力抗击元兵，文天祥还认为在南宋朝廷已经覆灭的情势下，将年幼的继任皇帝转移到闽地，很有必要。文天祥几经抗击虽败犹荣，终成一代民族英雄。
本就是福建人的陈文龙，抗元的决心与毅力丝毫不比文天祥差。他首先选择福州作为反击元兵的战略要地。失败后，他又辗转自己的家乡兴化（今莆田、仙游一带）募集资金和兵员，进行坚决的抗元战斗。由于有叛变分子做内应，陈文龙虽殊死战斗却因寡不敌众而最后失败被俘。不管敌人怎样威逼利诱，他誓死不从，大义凛然，成为与文天祥齐名的民族英雄。
不能不提一笔的是陆秀夫。此人虽是一介文人，却异常大胆勇敢。他在后南宋抗击元兵的岁月里，始终作为小皇帝的监护人和守卫者，起着脊梁作用。他先是与陈宜中、张世杰等在福州立益王赵昰为帝，定年号“景炎”，重建宋廷，他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元兵侵入福建后，他和张世杰组织军民顽强抗击，在闽地千方百计的保卫着赵家皇室独苗，他认为只要皇帝在，南宋就在，就有复兴的可能。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陆秀夫和张世杰战败后逃往广东。皇帝赵昰死后，陆秀夫与张世杰又共同拥立宋端宗年仅7岁的弟弟广王赵昺为帝，定年号“祥兴”，辗转于闽粤山地海边，最后于崖山（今广东新会）再度被元兵打败。陆秀夫毅然决定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而亡，非常壮烈！
于是新一种王朝末期的“福建现象”渐渐产生。福建作为先前的“独立王国”或者“自保卫廷”，变为抗击异族侵略者的重要基地，甚至成为王朝末期延续小朝廷生命的要地。
明朝末代发生在福建的故事与南宋末代发生在福建的故事相当类似。
由于朝廷腐败，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导致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谁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自成的军队击败明军占领北京城没几天，就被皇太极率领的大清军队击败而逃离京城。顺治皇帝虽然年幼，但凶悍的执政者多尔衮却威猛地扫荡华北、华中，进而占领华东，“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军共将两地百姓杀死100万。清军势不可挡，一路南下，于仙霞关打入福建。贪生怕死的郑芝龙放弃抵抗，福建北部轻易就落入清军之手。身为福建东山人的黄道周，就是在这样的国破家亡的背景下被凸显出来。
黄道周的抵抗虽说是无力的，但他明明知道失败仍然顽强战斗。他英勇抗击清军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感动了无以计数的中国人，也使他本人成为明朝末年的“文天祥”，在历史的天幕上定格为民族英雄。
洪承畴降清，郑芝龙降清，但郑成功和诸多郑氏集团的军民坚决不降清。郑成功举起抗清大旗，聚集了数万军民与清军在闽、粤、浙等地展开殊死战斗。如果说，此前文天祥，陈文龙，包括张世杰、陆秀夫，以及黄道周的抗击异族侵略者的战争，均以失败告终，那么郑成功和施琅组织的数次抗击清军的战争，却是有输有赢，并且郑军略占上风，尤其是海战，郑军凭借对地形地物的熟悉以及海边百姓的拥护，几乎每次海战都将清军打得落荒而逃，败走他地，为此郑成功和施琅共同创立了在海岛（金门、厦门）建立根据地的历史性创举。最后，郑成功凭借他的政治智慧和军事实力，收复台湾，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宋、明两朝末期福建抗击异族入侵的历史表明：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边远省份，已经完全脱离过去的“独立”或“守中”现象，重新生成抗击敌寇侵略的战场，成为最后一个守护朝廷家国的圣地。
四
有灰尘飞飘的日子并不一定要把自己搞得满脸污垢。然而大清王朝没等灰尘扑面而来就已把朝廷弄得满身龌龊。盛极而衰的康乾后人，把玩着鼻烟壶，巧斗着蟋蟀，狂吸着鸦片，也就把大好河山玩成了支离破碎。一次次战败和一次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就将自己推向了苟延残喘的朝代末期。外国侵略军的多次征伐与蹂躏，激起了无数中国人的坚强抗击。福建民众，在这个王朝末期，又充当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力量。抗英爱国将领陈化成，福建同安人，就是典型一例。陈化成出身贫民，完全靠自己的艰苦奋斗，一步一步从士兵升到了将领。他曾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任福建水师提督，是个有勇有谋的海军将领，在他任内多次击退英军进攻，威震江南。鸦片战争爆发时，他以江南提督的职务坚守上海。他在钦差大臣裕谦的支持下，筹措资金，调集兵勇，铸钢炮，制火药，筑炮台，练士兵，严守吴淞海口要塞。1842年，在中国人多次战败的时候，20多艘英舰来犯，陈化成“奉命剿贼，有进无退”，连日登台指挥将士勇猛杀敌，击毁敌舰多艘，毙敌数百。由于两江总督牛鉴向英军乞和，又在战斗紧要关头带领兵士逃跑，陈化成腹背受敌。在危急万分之际，他仍坚持率部奋战，亲手燃炮，轰击英军，毙敌无数。最后因无援军，他寡不敌众，血溅疆场，壮烈殉国，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爱国之歌……
闽浙总督颜伯焘领导的抗英斗争，即1840年在厦门发生的反击英国侵略军强行登陆的战争打响后，我英勇的福建守军和民众顽强战斗，重创“哥伦拜恩”号，迫使英舰狼狈逃走，守卫了国土海疆。不久，不甘心失败的英军船舰，再次连续犯我厦门，提出占我厦门城市的无理要求，我厦门守军予以拒绝。他们严阵以待。当英舰步步紧逼，开进厦门内港时，我守军奋起反抗，英军加强火力攻势。敌舰分成三队乘借海上涨潮之机发起进攻，第一队“摩底士底”号、“布朗底”号、“都鲁壹”号攻击鼓浪屿和内港入口处的炮台；第二队“西索斯梯斯”号、“皇后”号、“班延克”号攻击长列炮台；第三队“复仇”号、“弗莱吉森”号运载主力，由其余船只拥护，强行登陆。总督颜伯焘亲临虎头山督战，他传令各炮台合力轰击，击沉敌船1艘，兵船5艘，严重挫伤进攻的敌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人凭借武器精良发起一次又一次猛烈进攻，我守军虽殊死抵抗却因敌我力量悬殊而被敌成功登陆。厦门被英军占领。无数英魂被汹涌的海浪卷走而葬于海底。在阵阵悲歌中，虽败犹荣的福建人又一次用生命和鲜血，以及坚硬的精神谱写下悲壮激昂的音符。
“五口通商”，福建就开放了福州和厦门两口。这虽带着耻辱印记，却也为福建的开放开发洞开一眼。频繁往来的商贸，深藏着殖民履痕而让福建人看到王朝的病根和民众的哀伤。马尾船政学堂的开办，标志着福建再一次充当了国家收集、培养人才的重任。
我曾数次到过福州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参观。我站在那些声名显赫的先贤们的画像前沉思，深深地被他们的伟大业绩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所感动。从博物馆顶层的明亮窗口往外远眺，我似乎还能隐约看见波涛翻卷的海江上激烈而残酷的海战在眼前闪现，看见许多英魂在悲泣的呼喊中顽强抗击。咸湿的海水在一具具尸体的沉浮中渐渐变红，之后蔓延扩展至整个洋面，定格成永远挥之不去的血海……
后人读晚清70年的历史，就是读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这毫无办法，你必须坚强地面对。甲午海战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洋务运动的兴起，让国人意识到国家海防的重要。于是，左宗棠凸显出来。由他率先发起，继而由沈葆桢建办的位于福州马尾的船政学堂，是当时中国最早最好的官办海军学校，担负着培养新型海军的任务。这里的学员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航海知识、驾船技术。被聘用的教师，多是英、法、美、德等国的教授。严复、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叶祖硅、萨镇冰、詹天佑等一批时代骄子成为这里的第一批学员。后来，他们经过到英法德等国继续深造，成长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军精英。有了他们的崛起，中国近代史上的海军才真正成为一个军种，并且为海运、机器、矿冶、电讯、铁路、外交、教育等领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马尾造船厂从1866年12月23日建厂至1907年停止造船。该厂从跟洋人学造木壳蒸汽兵轮到自行设计建造舰船，实现了自主建造木壳—铁木合构—钢制舰船的重大转变。1874年夏天，福州上空乌云翻滚，马尾海面风卷浪涛。日本人乘借台风季节在海上犯我东南沿海，企图占领台湾。我军民同仇敌忾，毅然组织海上船舰进行反击。而这次战斗所征用的舰船，就是马尾造船厂所建造的舰船为主体。当时沈葆桢就领头调集“扬武”、“安澜”、“万年清”等十几艘舰船，组建了历史上第一支海军舰队——福建水师，承担了海域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重任。威武壮观的水师从闽江口下水，乘风破浪，浩浩荡荡开往台湾，震慑了日本进犯船队，维护了宝岛台湾不受外国势力侵犯。不久，朝廷又根据沈葆桢的提议，同意在福建水师所拥有的舰船基础上，增加舰艇、设备和投入，组建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海军舰队——福建海军。
无论是中国军战史还是中国海军史，都将马尾称之为“中国近代的海军摇篮”。我想，这是当之无愧的。
1884年的中法战争所投下的阴影和生成的耻辱，是清王朝的，也是福建人的。在主和派、投降派占上风的情势下，远在万里之外的福建水师，虽有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职责和使命，却无主动抗击侵略者的权利。丧权卖国的李鸿章及女婿张佩纶，反复限制福建水师主动反击法军的专断权，反复警告福建水师不可主动出击，只有被打后才可被动还击。狡猾的法军利用这一机会，战舰开进马尾海疆，停泊在罗星塔下。我福建水师有舰船十几艘，而法军只有舰船6艘，兵力上清军未必输法军。面对法国人的挑恤，福建水师欲当头打击，却接到张佩纶的不准主动进攻的指令：“无旨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舰开火，始准还击，违者虽胜犹斩！”法军摸准了清廷贪生怕死的心理，凭借拥有先进炮舰，未等福建水师主动反击，就先发制人，一阵阵炮火狂轰滥炸，将福建水师多艘舰船打沉……苦心经营多年的福建水师虽英勇奋战，却无力回天，最后惨败于江海之上，几百名抗法军民葬身海底，再次上演海上悲歌……
中法“马江海战”的彻底失败，让国人悟到：虽有现代装备现代武器现代军队，但是如果没有先进的政治体制和具有民族气节的领袖人物，照样还是要败给外夷。不是福建水师不能战，也不是福建水师不敢战，而是腐败的清王朝及其腐败的朝廷高官压制着福建水师，指挥他们消极防御，这才是失败的最重要根源。
我曾经对很多外地朋友说过，福州虽被现代人捧之为“有福之州”，其实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色却是“悲情城市”！2000多年前，福州因为余善及后人的“独立”而招致汉武帝刘彻派兵镇压，这是福州历史上发生的最早的一次“屠城事件”。陈宝应统御福州时，出现历史上第二次“屠城事件”。大唐盛世，或许只是中原人的荣耀。唐朝统御者派兵入驻福建时，官军将福州男人杀得片甲不留，剩下妇女强行被分配给士兵为妻，这是郁达夫在其书中记载的。这可视之为福州历史上的第三次“屠城事件”。王审知领军攻打福州，福州守军战败，我以为这并不算屠城。但王延钧及后人宣告独立建成“闽国”，却又一次招致朝廷派兵镇压，福州第四次发生“屠城事件”。明末的抗击清军，虽不一定说是屠城，但因抵抗而牺牲的军民也不在少数。现在，福州马江海战的失败，又一次为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涂上了悲情底色。或许，我只有用“奉献牺牲”这样的字眼才足以表达我对先贤们的敬仰。我在民国以前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次翻阅到福州战胜的记录。但这座城市发生在宋明清末期的战争，又都是正义之战。故而我只能给出一种解释，那就是这座城市以它的付出和献身，在布满伤痕的悲情色调的基座上，为华夏民族碑记下不朽的牺牲奉献精神！
五
民国似乎在建立的开初，就陷进王朝末期的泥淖。孙文辞让总统、辫军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直奉大战、段祺瑞吴佩孚大战、南北战争等一系列政治军事乱象，在民国的天空如乌云似的纷乱飞卷。黑压压的天空下，奔跑着一群又一群衣裳褴褛、食不果腹的赤脚农工。战争时时都在爆发，民众时时都面临生命危险和生存危机。这时候的福建，依然在奉献着物资和物资以外的热血和生命。
它的源头有林则徐。林则徐焚烧鸦片，抗击英国侵略军，成为一代民族英雄。他的光辉事迹可歌可泣，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早已成为不朽的传奇。
读过林则徐后，我又读到了福州人林旭。
林旭是林则徐女婿沈葆桢的孙婿，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林旭与同试举人一道“发愤上书，请拒和议”，反对朝廷割让辽东和台湾，成为最年轻有为的维新人士。1898年1月31日，年轻气盛的林旭发起并动员在京的福建籍维新人员。成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等地的学会互通声息，传播西学，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久，康有为在京城组织“保国会”，林旭义无反顾地积极参与，成为理事之一。他力倡维新，传播变法思想。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后，向全国宣布变法，他奔走呼号，被朝廷高官推举到皇帝身边做事。后来，他又同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一同被朝廷授予四品卿衔，在京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并再次“训政”，一时间成为风云人物。光绪皇帝颁布的诏书或下达的手谕，多出自林旭起草之手。当时，袁世凯手握重兵，他假惺惺赞同维新，博得皇帝和谭嗣同等人信任。皇帝要召见袁世凯，林旭参与联络，穿针引线。皇帝给重要臣将秘密下诏，林旭忙前忙后，予以拟制并送达。谭嗣同信任袁世凯，林旭先是有疑，甚至反对，他劝过谭嗣同，劝不转，他也就赞同谭嗣同做法，为袁世凯奔走。袁世凯背叛维新人士和皇帝一党，林旭予以强烈谴责。“百日维新”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林旭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捕，他临刑前写下《狱中示复生》一诗：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
愿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复生，就是谭嗣同。林旭同谭嗣同交往很深，交情更深。他给谭嗣同写诗，不仅想传达“慷慨难酬国士恩”的情感，更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进行反思。本诗首句“青蒲”典出《汉书》卷82《史丹传》，原指忠臣匍匐在青蒲团上强谏军国大事，这里指谭嗣同和林旭等变法人士失败而无力回天。诗中的“千里草”，是“董”字的拆字，暗指当时董福祥的部队。在变法维新的关键时刻，谭嗣同和林旭都主张通过皇帝之手，借助军队力量软禁慈禧太后，以解太后掣肘变法之害。但林旭和谭嗣同在利用武人和军队问题上意见不一，林旭主张借用提督董福祥的部队，而谭嗣同则主张求助于袁世凯的部队，理由是袁世凯更倾向于维新变法，结果袁世凯口是心非，出卖维新党人，招致变法失败。诗的最末一句“本初”，是三国时袁绍的字，此处借指袁世凯，由于袁世凯的出卖，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反将皇帝和维新变法人士囚禁。最后，“戊戌六君子”被清廷绑上北京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血溅京城……
如果说，23岁的林旭实在死得太年轻，那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排在首位的方声洞，福建闽侯人，参加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牺牲时年仅25岁。他死前给父亲写的绝命书《禀父书》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另一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福州人林觉民，牺牲时也只有24岁。林觉民的《与妻书》名扬四海，什么时候读，什么时候都会很感动！林觉民的故事早被广泛传播，后又搬上银幕，我这里不再赘述。其后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福州人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时，也才28岁。他们都是年轻的充满活力的鲜活生命，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却因为反对专制统治、追求革命进步，他们都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他们的事迹如日月之辉，光耀万丈，可歌可泣，永载史册！
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中国大地东南西北几乎天天都在打仗或谈判。战争的烟云从来就没有散去过。上海“一·二八事变”后，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19路军因在事变中坚持抗战而被蒋介石驱赶到闽赣前线“剿共”，他们与红军作战接连失败，这才认识到内战没有出路。他们的首领于是调转枪口，决定联合共产党走反蒋抗日的道路。他们很快和中共代表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于是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统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诞生。这个史称“福建事变”的大举动，给蒋介石政治集团予以沉重打击。这个中间政治军事势力建立的反蒋抗日政权，获得百姓一片欢呼。蒋介石气势汹汹地派重兵镇压，19路军顽强战斗，终因兵力微薄而战败，存在数月的“福建人民政府”遂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这一次的反蒋抗日震惊中外，也在福建的历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
靠中间势力是难以夺取革命胜利的。福建的共产党人明晓此理。闽西人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风潮和暴动，是福建本土共产党人组织的最大最有影响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农革命武装斗争。后来闽南人叶飞领导的闽东革命武装斗争，也给敌寇以重创。在这前后，一批声名显赫的共产党领袖人物相继进入福建。陈潭秋，中共一大代表，到福建任省委书记。他带领并不很多的工农子弟，担负着完成为前线将士提供物资保障的任务。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红军领袖方志敏，带领红军沿着武夷山脉往东南方向移动，打到了山林深僻、峻岭高峭的崇安（今武夷山），横扫敌匪，解放了闽北一角，建立起又一块红色武装根据地。
据史料记载，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五六年间，一大批中共领袖和红军高级将领频繁在八闽活动。周恩来、瞿秋白、叶挺、恽代英、刘少奇、陈潭秋、方志敏、何叔衡、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刘伯坚、滕代远、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罗荣桓等，先后在这里征战或从事革命活动。其中刘少奇、陈潭秋、方志敏、彭德怀、叶剑英等还在福建任过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仅仅一个小小的建宁县，就有8位共和国的元帅带兵到这里征战过。
随着朱毛领导的中央红军不断开创工农武装割据和扩大根据地，闽西已和赣南一样，成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中心。毛泽东七次入闽，走过大半个福建。他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里这样写道：“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朱毛红军于1931年5月16日从江西吉安一路往西南方向打去，打到福建建宁是31日，正好15天，这就是“七百里驱十五日”的出处。建宁国民党守军刘和鼎一个师的兵力，被朱毛率领的一万多红军全歼，正所谓“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和朱德居住在建宁溪口一栋三层楼的红房子中，这栋楼原为天主教堂。红军拿下建宁后，指挥机关就设在这里。楼房边上有一个较小的防空洞，据说是当年朱毛首长为躲敌机轰炸而带领士兵们开挖的。
建宁山清水秀，连绵起伏的群山一片青绿。建宁莲子中外闻名，在明朝就已是皇室贡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专门写到过“建莲”。当时建宁城关的西门之白莲，为莲中上品。六七月间，这里的99口莲塘荷花盛开，姹紫嫣红，艳丽飘香。毛泽东路过西门，看见莲农们在劳作耕耘，便也脱下鞋子，卷起裤腿，下到莲田，同农民一道劳动。他下的这口莲田，当时并没有栽种莲蓬，农民们下田开挖，就是想挖深扩展后，再把荷莲种下。这样一来，毛泽东参加劳动的莲塘，正好是第100口。许多年后，毛泽东到建宁莲塘劳动成了一个动人的传说，“百口莲塘”的故事也因此被建宁乡亲一再传扬。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毛泽东的这首《如梦令·元旦》，是他在闽地指挥军事战斗后写下的另一佳作。宁化、清流、归化（今福建明溪县），均属三明地区，也是红色老区。这些县和建宁一样，当年均为中央苏区县，是响当当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转移长征，最先出发的就是宁化的红军。这些苏区县，包括整个闽西苏区，当年人口都不多，却每个县贡献了成千上万的子弟上前线当红军，最多的宁化县，当地青年因扩红而参加红军的达2万余人。广昌保卫战，闽籍红军牺牲无数。红军长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没有来得及爬雪山过草地，就在此前发生的“湘江战役”中，血溅沙场，悲壮牺牲，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这段无比悲壮的历史再次表明：福建在王朝末期即革命胜利的前夕，付出和献身似乎成为规律性现象。
六
我才识浅陋，所阅读的名家书籍也很有限。但是我崇拜像林语堂、胡也频、郑振铎、邹韬奋、郁达夫、黎烈文这样的文学大师。
“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福州人，在他20来岁流落北京街头的时候，就开始发表小说、短文和译著，后又任《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编辑，1928年到上海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不久又与沈从文合编《红黑》和《人间》月刊，在文化艺术界成为一匹青年黑马。尤其他同著名女作家丁玲结婚，更成为轰动一时的美谈。当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被选为执行委员，并以“左联”选出的代表资格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他从事革命文化活动而被捕，在狱中表现得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杀害。在他短暂的生命岁月里，就有7年从事文学创作，留下诗歌89首，短篇小说77篇，中篇小说1部，长篇小说2部，剧本9部，出版有《胡也频选集》、《胡也频小说选》。
我曾经带着仰慕的心情走进漳州第一中学，我没有发现这里的奇特之处。但是这里确实走出过大诗人和文学翻译家杨骚。五四运动后，漳州人杨骚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文科学习，一年后就到新加坡道南学校任教，从事诗歌创作。两年后，他回到上海，专事译著，与鲁迅结交后不断在《奔流》、《语丝》、《北新》等刊物上发表作品。1930年2月杨骚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诗歌组，先后译成《铁流》、《十月》、《没有钱的犹太人》等名著。1932年9月，他与也是福建人的诗人蒲风共同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主张创作现实主义新诗，得到很多青年诗人的呼应。1936年，杨骚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文艺作家协会，响应周扬的号召倡导国防文学。1937年底，为了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进行文学创作和抗日宣传，杨骚回到福建故乡，在福州从事文化活动，任福建省政府公报室编辑，与郁达夫等创办《小民报》，参加组织文艺界抗日救亡活动，任常务理事、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编辑出版《文救周刊》。有许多福建籍作家在这个王朝末期，并未到福建从事文学或文化活动，但杨骚不同，他回来了，且积极的深度地介入文学创作和当地的文化救亡运动，为此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后来，是周恩来根据需要，点名指示他到新加坡，应爱国华侨陈嘉庚之聘主编南洋闽侨总会刊物《闽侨》（半月刊），他这才离开了福建。
黎烈文虽是湖南人，但他在20世纪30年代专门到福建进行抗日文化活动。1932年他在取得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到国内，在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任主编，在鲁迅支持下曾对《自由谈》进行改革，大量发表抨击时弊的杂文，于两年后被迫辞职。他便与鲁迅等组织译文社，出版《译文丛刊》；主编《中流》杂志，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又与巴金共同起草《中国文艺工作宣言》。按说，他与福建没有太大关系。然而，王朝末期种种现象一旦显露，很多事情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黎烈文过于激烈的反对当局反对日寇的革命文化行径，遭到当局的强烈不满。很快，他就成了敌寇的逮捕对象。他必须寻找一个相对安生的地方，继续从事他的革命文化活动。这样，他选择了相对安宁的边地福建。他于1939年到永安组建改进出版社，亲任社长兼发行人。主编《改进》（半月刊）、《现代文艺》（月刊），邀请文坛名将王西彦、章靳以等先后主编《现代文艺》，卢茅居、赵家欣主编《现代青年》，许粤华、郭风主编《现代儿童》，并约请全国享有盛名的学者和作家如马寅初、王亚南等数十人为上述刊物撰稿，同时出版他们的各种译著，在全国乃至海外思想文化艺术界和广大民众中产生广泛影响。不久，由于树大招风的原因，黎烈文又被国民党当局盯上，对他和一批撰稿人进行威胁。他无所畏惧，但一批撰稿人纷纷离去，他的远大抱负和爱国热情受到强烈打击，于是非常悲凉地离开福建，去了台湾。
林语堂是福建平和县人。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其文学成就可与茅盾、郁达夫媲美。他的长篇小说《红牡丹》，故事是清末民初发生在京津都市，主题是女性思想变革、观念更新，特别是新女性性解放的，字里行间透散着浓烈的反封建色彩。书中有一段情节写的是福州台江码头的。可见，福建故乡，在林语堂的心目中颇占位置。他是他那个时代为数极少用汉、英双语写作且成就极高的大家。他的长篇巨著《京华烟云》，已成文学名著，达到福建籍小说家有史以来最高成就，至今闽籍作家无出其右。他有较长一段时间在厦门从事教育和文学事业，曾任厦门大学文学科长，相当于今天大学中的文学院长。他主持厦大文学系时，邀请了很多文化名人前来讲学。鲁迅先生就是林语堂请到厦大当文学系副教授的。厦大后来有那么大的名气，固然同陈嘉庚分不开，但是如果没有鲁迅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的加盟，肯定失色不少。
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教书，他始终没有忘却他是个思想者。他通过授课传播知识，更在讲解课文时渗透他的思想。他还多次外出作演讲。因为鲁迅先生的名气大，故而他每次演讲，都云集无数的听众，不光是学生，还有社会青年和工农大众。2011年，正好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我写下《鲁迅》一诗，表达我对这位先贤的纪念和崇敬之情。
鲁迅雕塑了一种形象
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形象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形象
吃进去的是草
流出来的是血的形象
毫无奴颜婢膝的形象
冷峻无情却充满温馨的形象
鲁迅不时地刀尖舔血
常常腹背受敌
一个人在残阳古道上蝺蝺独行
灵魂于焦灼般的煎熬中游冥
在独孤求独的独语中精神放逐
定格的图影
是木刻似的寒酷
鲁迅在反正中艰难地生活
痛斥灵魂时充满大爱
拯救生命时饱含激情
对同胞的救赎使用精神手术刀
对青年的呼喊培植胜于亲人
在徘徊中独肩荷戟
在单打独斗时又不忘身后民族
明明在黑暗中无路可走
却硬要在荒野里闯出一条生路
面对漫漫黑夜的文化语境
却大声“呐喊”难以见到的光明
一生靠文字生存
又默默地在方块般厚重的汉字里疗伤刮毒
鲁迅是一面镜子
无法躲闪人照人羞的镜子
鲁迅是一面旗帜
他既是旗手又是战士
自己吹响冲锋号自己冲锋陷阵
并不需要他人策应与助战
鲁迅是一根针
用汉字铸成的尖刻的针
将你刺激后还将你刺痛
让你在惨砺和鲜血面前醒悟自觉
鲁迅是一个密码
国人觉醒与独立的密码
昏沉麻木和愚昧无知
以及缺钙的软弱和奴性
全在他这里解密
鲁迅并不可爱
他为何要道出“吃人”的文化历史真相
说透读书人病魔缠身的真实
用赤裸裸血淋淋的方式
将先人的病灶撕裂给人看
叫精神游历者怀惴悲悯情怀
汩汩热血不息涌流
鲁迅并不伟大
他也就对黑暗权势敢说一个“不”字
对“革命”和“起义”产生质疑
在悲剧不断上演的惨淡人生中
确认自身的奴隶地位
为争取“人”的独立和“做人资格”奔走呼号
鲁迅更不是神
他没有亿万匍匐在地祷告祈求的信众
他的论敌对他无情杀伐
仅有的几个学生或文友被“同志”打压
后世有些年轻人甚至对他讥讽咒骂
鲁迅只是一个符号
精神现象的符号
符号里隐藏着华夏民族文化传承的信息
谁若想清醒认识这个民族
必然走入这个符号里探秘
阅读鲁迅
不是阅读缠绵与娇艳
虽然先生的“野草”里藏有娇艳
读鲁迅是在痛苦里体味快感
读鲁迅是在黑暗中寻找光亮
读鲁迅是在屈辱中探测坚强
在国人病体的细菌杀灭时
探究文化自觉的良方
阅读鲁迅
未必读出幸福和阳光
他书中埋着太多的民族痼疾
让你在忧郁悲凉的叹息时自药自疗
在滚出一身大汗后痛快高叫
为了民族崛起大胆地咆哮呼啸
在战火纷飞的离乱年代，福建又一次成为思想大师和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鲁迅、冰心、庐隐、郁达夫、林语堂、郑振铎、黎烈文、许地山、杨骚、邹韬奋等一批先贤的回乡或到来，为福建增光添彩，同时福建也为这些文化巨人和文学大师提供了安详、安定的思想和写作环境。这，或许也可视之为一种双赢？
七
中原的文化十分坚硬，孔孟儒学到了宋代已非常发达兴盛。但是如果没有传承儒学的一大批士人作为载体，再坚硬的文化也会崩溃，或流失或被铲除。
客家人的先祖，大都是中原地区的士族或文化人，因为战乱的原因，他们结成人潮，像向东南方向涌流的江水一样，绵绵柔柔地流向了江西，再从江西的石城流向了福建的宁化。于是宁化的石壁，就成了客家祖地。许多年前，我随同几位学者，带着一批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到石壁寻根谒祖。100多个姓氏的客家后人在石壁找到了他们先祖的姓氏牌位。偌大的祠堂，香火缭绕，烟气蒸腾；人潮如涌，熙攘频密。最热闹的还是欢迎仪式。当地客家人在县委县政府的组织下，搞了一场他们最高级别最隆重的类似节日庆典那样的活动。几千号人在旗帜迎风招展的红色热流中缓缓涌动，上百面锣鼓的喧闹声响彻云霄，尤其是那些长长的笙箫，嘹亮的螺号，吹奏出悠扬的如泣如诉的歌声在山间峰峦萦绕。就在这次盛大的寻根活动后，我开始不间断地寻找有关客家人的史料阅读。我知道了客家人最早一次的迁徙当在北朝苻坚征战的年间，因为战争在中原大地打响，汉族士人（文化人）和平民为避战乱而成群结队的向着南方流窜，他们出逃时并无目的地，只是到了闽赣边界才发现这里是个相当不错的安身之地。这里没有了让他们惊恐的战争烽火，这里的温馨与宁静让他们找到了家的感觉。他们以勤奋著称，硬是在荒山僻野开垦出属于自己根植栽种的一片片土地。他们称自己是客居在外的外乡人，于是客家人的名称渐渐出现。等到元兵杀向中原，历史上第二次客家人的大迁徙开始出现；再等到清军的铁蹄由北往南一路践踏，历史上第三次客家人的大迁徙又被拉开帷幕。三次大迁徙共百万人流入福建，经几代，十几代，几十代的繁衍生息，已形成几千万人的一个客家人的庞大汉族民系。在这里，福建在王朝末期一直在充当着收藏和保留人种、人才的重任。客家人带来了先进的耕耘技术，带来了奇特的建筑艺术，他们依山而居，创造了用黄泥土建造圆楼（土楼）的世界奇迹。至今在闽西和部分闽南地区存留的客家土楼，如南靖的田螺坑和“四菜一汤”土楼、上杭的振华楼等土楼群落，都是世界闻名的古典建筑精品，被收入世界物资文化遗产名录。
客家人重言传身教。他们把中原的儒家文化全盘搬到福建。他们教育的方式多样，办学校是一种，建书院又是一种，全村人或全族人集资共同培养一个或几个读书人、文化人，将文化不断地一脉脉传承下去，还是一种。最具特色的是客家人重家教，父辈对子辈心口相传，使得儒家文化不论在多么遥远的域外，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薪火相传而永不熄灭。一批又一批的客家人从福建走向广东，走向海外的东南亚、西欧、美国，由于有父亲对子女“心口相传”这一招，几百年来，以至今日，中华传统文化依然在海外客家人后代中传承不绝。这就是客家这一汉族民系区别于他人的光耀之处。
客家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保住了中原文化的“根”和“本”。但福建文化教育的广泛传播和全面普及，却是靠了像陈元光、王审知这样的政府高官才得以推开。他们相继在漳州、福州、泉州、兴化、建州（闽北）、汀州（闽西）广泛地建造庠序（古指学校），开办书院，号召甚至规定男孩必须读书识字，最大面积地传播了中华传统文化，也成就了闽南沿海一带“海滨邹鲁”的响亮名声。
南宋中末年，北边战乱不止，华北和华中相继落入异族之手，华东部分地方也岌岌可危。福建虽然偏安一隅，但因为没有战争，优势凸显出来。一批有影响的大文豪大诗人相继来到福建做官或讲学。唐朝以前，福建除了江淹作为一个外乡人在浦城做官而在文坛声名显赫外，本土几无像样的作家出现。五代十国期间，福建来了韩偓、崔道融等一批中原流亡文人，他们对福建文学的发展起到作用。福建人翁承赞、郑良士均是诗人，却因声名不够响亮，至今知晓的人还很少。到了北宋，福建经唐和五代广开庠序，大办文化教育，这时便开出灿烂的文明花果。浦城人杨亿，作为“西昆体”诗词创始人，已在当时文坛声名响亮。崇安（今武夷山）人柳永，所创作的一大批婉约诗词，在全国更是影响深远。仙游人蔡襄，不仅诗词歌赋写得好，书画作品更是影响广泛，连皇帝宋仁宗都喜爱收集他的书法作品。由于有这三位闽人在文坛的闪亮登场，才挽回了闽人在神州文坛毫无地位的集体名声。南宋的福建是个奇特现象，一大批本土和外乡来的知名文豪相继出现。先是曾巩来闽任职，在福建留下珍贵诗文。辛弃疾和陆游的到来，如明亮的星星在天宇闪烁，将福建的文坛照亮得金碧辉煌光华灿烂，也将福建的文学艺术创作推进到一个时代的高峰！福建同安人苏颂是古代科学巨匠，在天文学上造诣深厚贡献特大，他的诗词歌赋也很有成就。莆田人郑樵则是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他的“通史”，影响深远。邵武人李纲是一代名相，他的抗金业绩彪炳史册，他无论在朝廷为相还是在地方上做官，都政绩斐然。其实李纲的诗文成就也不低，他的《病牛》和《六幺令》等，都是千古名诗。“江湖派”诗歌群的领军人物刘克庄，福建莆田人，在当时影响力极大。而闽北人叶绍翁，他的“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成为了古代诗界的不朽名句！邵武人严羽的出现，也是一个奇迹。他不但诗词写得好，更有一部诗词评论（创作理论）集《沧浪诗话》问世，使他一跃而跻身于中国古代少有的几位声名威震的大文学理论家行列。
福建人走到这里，文化和思想的阶段性高峰已经在华夏连绵起伏的群山间凸显。朱熹的闪亮登场，意味着最高级别的一代宗师现身。朱熹有徽派文化的骨血。但朱熹出生在福建尤溪，长期生活在闽学重镇——闽北武夷山。前面说过，福建在古代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文化重镇，只有闽北。闽北所出现的那么一大批文坛诗人和文化名人，支撑起它作为“闽学”文化重镇的真实地位。朱熹的父亲朱松、养父刘子翚、长辈胡宪等，在“闽学”形成前和形成中，都是领军人物。尤其刘子翚对朱熹的影响最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徽派文化骨血的朱熹，更重要的是吸纳了“闽学”的精华而获得滋养，这为他日后引领“闽学”，建造“闽学”重镇夯实了坚硬的基础。
朱熹的了不起就在于，他不仅属于福建，更属于中华，甚至属于世界。他不但把“闽学”推向顶峰，更把“理学”推向顶峰。他的诗词水准在同代人中一点不低；他的散文水准在同代人中被公认最好；他的哲学思想，不说同代人，就是元明清几代，也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直至今日，他在世界文化思想界的影响力依然不减。
于是，我可以这样说：王朝末期的福建，不仅担负着保卫家国的重任，不仅奉献着物资和兵员，还以它博大的胸怀收揽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地流亡者，这些流亡人士不乏像韩偓、崔道融等诗界名流；同时还收藏和保护了中华传统文化，并通过它的优秀儿女传承、推广、吸纳、创新了传统文化。现代福建人言表的“福建精神”当中，有“海纳百川”一句，这可视之为最好的注脚。这一王朝末期的“福建现象”表明，福建人引用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话语作为座右铭，还真是贴切到位。
福建民间大批量的建造书院，也是宋代之后、民国以前王朝末期出现的一个现象。
前方战火纷飞，福建作为后方相对安宁。闽地有丰厚的物质储备，闽人也善于经商，更重要的是闽人自唐和五代后极其重视教育，于是民间建办书院的风气渐生。仅朱熹一人，一生就开办过各种书院28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开办书院之最。宋元明清的福建，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兴化、建州大小不一的书院比比皆是。福建全省最多时有书院80余座，书院总数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江西。福州影响力最大的是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谊书院、致用书院等“四大书院”。因为有了庠序和书院，以及社学、义学、私塾等，福建的教育蓬勃发展，宋和明清之际的举人和进士不断大批量地涌现，成为与江浙齐名的进士大省。
科举制度进士制度的确立，为国家培养政治文化人才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这是儒家的贡献，也是儒家的恶癖所在。福建人通过科考而一批批地进入朝廷权力中枢，当从宋代开始。蔡襄进士及第后，从漳州的基层官员干起，一路官运亨通，最大做到了相当于宰相级别的高官。名震朝野的蔡京，福建莆田人，他的官做得最大时间最长，成为仅次于皇帝的政府权力最大操纵者。连他的儿子蔡莜成为皇帝宋徽宗女婿（驸马）后，也权倾朝野。蔡京虽品质恶劣，歹事干尽，但他精于权术，善邀圣宠，几次被贬又几次被皇帝请到朝廷任相，甚至做到了比宰相更高待遇的太师职位。他的为官之道虽充满邪气恶癖，但很适合封建专制之“宫廷游戏规则”。他的书法很好，诗文也写得很有水准，只是他的声名太臭，没人为他树碑立传。
由于朝廷高官福建晋江人曾公亮的出现，闽人在朝廷很是辉煌了一阵。曾公亮的父亲曾会，官至刑部郎中。他自己从会稽郡守做起，官至枢密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曾公亮为官正直，敢作敢为，在外族入侵的时代背景下，力主抗击外敌，保卫疆土。他与丁度应皇帝指示编撰《武经总要》，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军事科学百科全书。他的儿子曾孝宽，孙子曾怀、曾从龙等也位极人臣，一门曾氏出了4位宰相，1位状元，被世人称誉为“曾半朝”或“一门四相”。曾公亮还很重视培养福建籍官员，带出了一大批闽籍人士在京城做官。朝廷几乎有“闽派”一说。这在政治上不一定是什么好事。但它表明，福建人通过科考确实考出去一大批社科精英，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栋梁，顽强地支撑着宋之半壁江山。
杨亿、柳永、蔡襄、苏颂、郑樵、李纲、张元干、真德秀、刘克庄、严羽、刘子翚、叶绍翁、朱熹……一个名字就是宋代天空一颗闪亮的星座，它的辉煌不仅闪耀在当时，甚至光耀千秋万世！如果再加上到福建做官的大文豪曾巩、辛弃疾、陆游……几乎大半个宋代的“文曲星”都下凡在福建，福建不仅成为文人骚客风云际会之地，而且它的光耀弥漫在整个华夏……
八
大凡有思想有才气的人，都有些怪异。明末的福建晋江人李贽是这样，此前五代时的福建泉州人谭峭也是这样。
谭峭，字景升，道号紫宵真人，出身富豪，官家子弟，父亲谭诛官至国子监司业。他自幼聪明智慧，博闻广学，才华横溢，水平学问在常人之上。但是此人生性喜欢自由，性格奇特，个性张扬，淡泊功名富贵，而好黄老之术。父亲逼他科考做官，他坚决不从，被乡人扣上“不孝”和“傻痴”骂名。他无法忍受而离开父亲离开家乡。他选择了游历和自学的艰辛道路。他行走的异常艰苦却也异常自由开心。他游走了北方的华山、泰山等诸多名山，也行走到南方的名山大川和福建的诸多寺院，他目睹了沿途太多的社会动荡和弊端，也体验到无数民间的疾苦和悲凉，于是看破红尘，步入嵩山做了一名道士。他在这里潜心研读著述，尤其对黄老诸子及《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茅君列仙内传》等道书颇有研究，写下了名著《化书》，16卷，共100章，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有独特创见，是一部他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思想学术名著。
谭峭的学术思想主要是“道”，他对“道”的解释主要是“虚”、“无”，这与道家先祖老庄之“虚”以及“黄老”之“无”，乃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哲学上提出世界起源于“虚”的观点，认为“虚”是世间一切的本源，“虚化神，神化气，气华形”，而后又复于“虚”的循环论和唯心论宇宙观，但他关于“万物皆化”的哲学思想，又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是先人“为”的理论深化。他结合他那个动荡的年代特征，在政治上对“虚”、“无”的阐述是：“虚静”和“无为”，属于安平年代，政府“无不为”则会加重民众负担，甚至造成严重的灾难。最好是政府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化”就是通过政府（人）的努力，一切事物都可能转化、化解、融化。在五代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现实中，政府应当担负起保护民众生命安危的责任。而当朝者只是保护富贵士族皇室，置老百姓利益于不顾，社会焉能安定？在思想感情上，谭峭同情民众疾苦，认为“官逼民反”是一种普遍的朝代末期社会现象，只要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无定所，耕无田地，没了活路，就一定会被迫着走上举旗起义推翻政府的道路。政府只有不断付给民众利益，创造各种机会让老百姓耕有其田，基本温饱，才能化解各种矛盾，使民众才不至于走到政府的对立面。在探究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时，谭峭吸纳了孟子关于“民本”的思想和老子关于“均贫富”的理念，引用前人“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说辞，指出社会不公平，即“食不均”，是造成社会动荡或者引起民众不满的根本原因。政府管理最大的难度，就是从根本上调整官府与百姓的利益关系，做到“与民让利”，而不是“与民争利”。在根除社会动荡，保持社会稳定方面，谭峭也提出了治理的一些见解。他认为，“均食”和“尚俭”是一剂良方，政府如能做到“均其食者，则天下可治”，而要做到“均其食”，官僚阶层就必须做到“尚俭”。“尚俭”首先要从国君做起，国君若能勤俭节约，“均其衣，让其食”，甚至自食其力，则天下自然太平。
应当说，谭峭从思想政治和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消除社会动荡的水平高度，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提出了底层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表述了社会底层民众的心声，为劳苦大众的苦难和悲凉发出了正义的呐喊，具有相当积极的社会进步意义。
南宋时期“闽学”的兴起，标志着福建在古代所达到的学术思想之最高度，也从思想学术的角度再次表明，王朝末期，福建不仅是政治军事的抗击阵地，是文化的守护保卫之地，也是思想学术的发展之地。“闽学”发端于史称“海滨四先生”的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他们都是福州人。他们主要的贡献是比较系统完整地对我国传统哲学、历史、文学进行梳理和分类，提出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哲学观、史学观和文学观。他们的学说后来被闽北的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胡宪等“胡氏五贤”吸纳后，进行改造创新，从而真正成为在全国产生影响的独立于他人的学术流派。朱熹的出现，如横空出世，响彻寰宇。他是“闽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参与和贡献，使得闽学如日中天，光耀万丈。朱熹的更大成就当然在“理学”，这使他站在了全国的思想学术界高度，成为自宋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学术巨儒，影响广泛而深远。
朱熹的学术成就和思想理论被后人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或指导思想，有一个被广泛宣传和推介的过程，最得力地执行这项任务的便是南宋中后期活跃在文化学术界的福建浦城人真德秀。真德秀是朱熹之后最有名望的理学大师，他完整而全面地继承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他背负着朱熹的所有学术思想行走天下，最后走进了皇宫，对帝王们进行宣读和讲解。正是有了真德秀等一批理学大师的奔走推广，皇室才渐渐吸纳了朱熹的理学思想，进而将之作为皇家治理天下统御百姓的正宗理论。
元朝虽说是蒙古人统治，但汉文化依然是这个国家的正宗，“闽学”在全国依然蓬勃旺盛。作为元诗四大家之一的杨载，于延祐二年（1315年）进士及第后，便被授予承务郎，又迁儒林郎等官职，他全面承袭了朱熹的思想理论，也效法真德秀的做法，不断推介朱熹理学，为巩固朱子理学在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不遗余力。浦城是个很不起眼的山城，除了艳丽的山光水色很难再找出让人夸耀的其他东西。然而就是这个小小山城，却奇迹般地跳荡出像杨亿、真德秀、杨载等一批文学（文化）大师，如果再加上此前在这里做官的大文豪江淹，可谓群星灿烂。杨载的诗作，既有盛唐诸大家的遗风，又有他那个时代的特色，视野开阔，文辞绮丽，思蕴深厚，声律圆润工整，起承转合精当，读来韵味无穷。
老君台上凉如水，坐看冰轮转二更。
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
蛟龙并起承金榜，鸾凤双飞载玉笙。
不信弱流三万里，此身今昔到蓬莱。
读杨载这首七律代表作，不难体味其中盛唐大家的风范，也可感悟到诗中的绮丽和工整。杨载之外的另三家是虞集、范悙、揭傒斯。他们的诗名已被永载文学史册。
杨载之后的元代，闽人在思想理论和学术界的影响力日渐式微。面对朝廷高官的腐败和政治的不断昏暗，一些“闽学”领军人物如建阳的熊禾、宁德的陈普、闽县（今闽侯）的吴海等，秉承朱熹的民族气节论，不愿到朝廷做官，不愿与统御集团为伍。他们隐居山野，潜心研读著述，对当朝统治者多有批判，又一次佐证了王朝末期学术思想界的“福建现象”。
到了明朝中末期，李贽的出现，对中国的思想学术界乃至朝廷都是一个重大冲击。他闪耀着叛逆的思想，如夜空中一盏明灯，不但搅得思想界学术界的大师、泰斗们睡不好觉，甚至搞得当朝高官们也心绪不宁，以至于当局不得不对他采取捕获、关押的镇压措施，企图从思想和肉体的双向对他进行剿灭。
林则徐和严复的出现，再次表明，“福建现象”在这个王朝末期显现，已经不是思想和学术研讨问题，而是国民自我改造、自我实践问题。林则徐的军事防御思想和“放眼看世界”思想，以及“裕国足民”的理念，既是指导他那个时代的进步、卫国、富民之理论，也为后继者践行卫国富民提供了参照。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的强民富国思想已不断被后来者践行和刷新。如果少了林则徐和严复，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和“御敌卫国”、“强民富国”之历史，还不知怎样改写。
九
“福建节庆文化源远流长。中原移民带来了汉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又不断融进八闽古越族节庆习俗以及不同地域、村落方言文化等，构成了各地不同节日和习俗，使得福建节庆有着更加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当我很专注地读到《福建节庆习俗》（海峡文艺出版社）开头的这段话时，我又一次自信地悟到：福建民俗文化的源头来自中原，福建民俗文化的底蕴也在中原，但经过几百上千年在福建的流行演变，已经“闽化”。以除夕为例，北方人除夕主要吃饺子，福建人几乎除夕都要炒上几大盘或十几盘上好的美味佳肴，以表丰盛喜庆。北方人年三十晚有守岁习俗，福建人对此已然淡漠，几乎不怎么守岁。来自中原地区的客家人保留庆丰年游大龙的习俗，而闽北有些地方则以古老的祭祀活动展开，跳起巫术色彩颇浓的傩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说福建是民族习俗最多最杂的省份，毫不夸张。中原的习俗，在福建落脚与流行；闽越人的习俗依然传承和延续，这就形成了福建民俗繁多的格局。这也从民俗文化的视角再一次表明王朝末期“福建现象”的成立。北方流徙而来的外乡人，不仅在闽地守护族种的繁衍，也将民俗节庆延续到了今天。
福州的盖山，是一个相当繁华的乡村。这里的乡民早已步入小康，几乎家家户户都成立企业或做买卖，最差的也以出租房屋为生。乡民在每年初春或仲夏都有做“伴担”的习俗。据说，这项民事庆典活动早在清朝就已遍及侯官（大福州）整个地区，为的是祈祷丰年或庆祝丰年。盖山乡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祭祀庆典活动的舞龙表演与众不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这里的节庆活动，观看过这里的舞龙民俗，与他地的区别在于：龙头的制作不同，表演的招式有异。盖山人制作的龙头庞大、神威、霸气，显现出王者至尊的雄扬气韵。盖山人表演的招式比较隆重夸张，腿脚长中带短，手势柔中有刚。我曾经问及当地的郑书记，才知道，他们的舞龙源于皇宫。据传，明朝末年，清军的铁蹄由北往南驰骋，大明的皇亲国戚因崇祯皇帝自杀而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一位郑姓人家，原在皇宫专为朝廷舞龙，他由京城逃到了福建，就落脚在福州的盖山，他虽隐姓埋名，却难以割断自己几十年形成的舞龙情结。他和家人联络起当地百姓，制作了由皇宫学来的龙头技艺和舞龙技术，从此，大明皇宫的舞龙队伍在盖山隐约现身，又经过一代代心口相传，便传承到了今天……
盖山的舞龙民俗文化，仅仅是中原（皇室）文化“闽化”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传承在福建比比皆是。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从中原流传到福建后，早已成为福建人必过的传统节日。
福建人还拥有自己的许多传统特色节日。流行于福州、宁德、三明一带的“拗九节”，定在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九过。拗九节又称孝顺节，“拗”是不顺的意思，乡民们取相反之意，延续为孝顺长辈之俗，于是就过起这样一个节日。晚辈要煮好有红糖、糯米、花生、红枣、桂圆、莲子等东西混合而成的稀粥，端给长辈吃，为驱寒，也为孝敬。二月二，福鼎畲族则有“会亲节”的习俗，白日拜会亲友，夜间则手提鱼灯、兔灯、鸡灯、猪灯、寿桃灯、莲花灯等，鱼贯穿行闽浙地区的各个畲族村落，互相串访。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在福建莆田，“妈祖文化节”盛大上演，一直延续至今。
福建的民俗文化常与信仰宗教文化结缘。最典型的是妈祖。妈祖被称为“海上女神”，是沿海一带海上渔民的保护神。据说，全世界妈祖信众已有2亿，“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妈祖”，每年农历三月三妈祖诞辰日，世界各地尤其是台湾妈祖信众从四面八方云集莆田湄洲妈祖祖地，烧香敬花，叩头拜祭，念诵祈文，人潮涌动，鸣锣放炮，鼓声喧天，载歌载舞，那热烈喜庆的场面，几乎创造了民间民俗活动之最。2009年，海峡两岸共同将“妈祖文化”申遗，已成功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进“世界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与妈祖同样有影响力的是被称为“临水娘娘”的陈靖姑，她是妇女，尤其是产妇的保护神。她出生在福州仓山，后嫁于福建古田。据说，她专门保护那些生育发生问题的妇女安全将孩子生出，故而在福州地区民间有着广泛影响。她在海内外的信众也有8000万。每年3月8日妇女节前后，世界各地的信众都组团到福州或古田陈靖姑祖庙进香拜祭，祈求“临水娘娘”护佑。
“保生大帝”的故事在闽南地区广为流传。他原名吴夲，是个宋代名医，为当地百姓治愈过病伤残患者无数，民间百姓称他为“大道公”或“神医大道公”。他为民治病、舍己救人的故事在民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子民，民间不惜血本倾力倾资为他建庙祭祀。2010年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专门播放了由海峡两岸电视文化机构拍摄制作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神医大道公》，对这位闽南先贤的业绩给予了充分展示，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
在漳州地区，人们还祭祀功勋卓著的“开漳圣王”陈元光。闽南人和台湾人先后为他建造“威惠王庙宇”70余座，每年焚香供果祭祀的乡民不计其数。而在福州和泉州、台湾地区，祭拜闽王王审知的信众也不少，加上东山人祭祀关帝，闽台两地超过千万的人们跃进了凡人神祇化的民俗文化祭祀活动之中。这，或可视之为善良厚道的福建人在信仰情怀下生成的一种独特民俗文化现象。
政府组织和政府官员对于民间信俗文化的介入，体现了现代官员的民间倾向和人文关怀。于是民俗信仰文化的内涵得以深化，外延得以扩展，品位得以提升。这类活动的一大亮点是政府借助民间信俗文化搭台而让地方经济登台唱戏。妈祖文化节、陈靖姑文化节、保生大帝文化节、关帝文化节……相继形成文化经济产业链，一方面丰富了节日庆典的内容，扩大了庆典规模，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带动了旅游业、餐饮业、旅馆业、交通物流业、服装业的初步繁荣。
十
福建各地民间舞台上的表演，丰富多彩，繁花似锦，异彩纷呈。
福建的戏剧，种类之多达25种，据说在全国排名第二，比排名第一的山西略少一两种。福建戏剧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多达17000多个，为全国之冠。
福州本土有历史悠久的闽剧、伬唱、评话、十番，流行于福州方言地区。早年，电视还不普及的时候，在于山上，在街巷里，在村庄边，我时常听到或看到福州老人唱闽剧，唱伬唱，有板有眼地讲评话，虽然不怎么听得懂，却也被舞台上表演者的真情所感动。最让人喜爱的是十番，因其用笛子、管、笙、椰胡、云锣、木鱼、擅板、大小锣、大小钹、清鼓共10种民族乐器反复演奏，故叫十番。艺人们可以坐在狭窄的板凳上一两个小时，不停地演奏出各种曲目，听了让人心醉。闽剧的表演也是十分精彩的。剧中人一招一式的动作表演和唱腔设计，也都有讲究。据说，闽剧在现代年轻人当中得以广泛传承，有一批年轻人经刻苦学习，闽剧艺术已达到娴熟的表演水准，不少人成为国家戏剧界“梅花奖”得主。他们的演艺舞台和市场在辽阔的乡村。那里的福州乡民，每逢节庆，或遇红白喜事，或孩子考上大学，或企业开张……总要邀请闽剧团到他们的村子里出演一场或数场，全乡镇或全村子的老百姓一道喜庆热闹一下，以抒胸中块垒……那种热烈、那种惬意、那种痛快、那种酣畅，似乎很难用文雅的字眼表达。
这或许是戏曲同乡民的感情融合后所产生的精神文化现象。我想，戏曲生命的延续传承，当与之相关。
福建人在戏剧音乐方面，不仅显示出超强的收藏能力，而且具有伟大的创造力。
流行于福建芗江流域和厦门等闽南方言区以及台湾省及东南亚华侨区域的芗剧，是福建人独创的一个剧种。现代有一种说法，芗剧是闽台两地共同创造的。其实不然。芗剧产生于明末清初，那时台湾属于福建的一部分。福建巡抚（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行使的行政权力包括台湾地区。台湾建省是在清末刘铭传主政台湾之后，仍叫“福建台湾省”。当时，郑成功收复台湾，他请来闽南的民间艺人到台湾唱戏，于是锦歌得以传入台湾。后来这些艺人在锦歌的基础上吸收了东鼓、采茶等民间小调和弋阳腔、梨园、高甲、京戏等表演艺术，由清唱形式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剧种——歌仔戏，也就是芗剧，成为与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齐名的福建六大剧种之一。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南音，它流行于闽南和广东的潮汕、海陆宁以及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华侨居住区。南音被称为中国音乐的“活化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曲种之一，肇始于五代，形成于宋代。王审知主闽期间，带来了中原文化，也带来了中原音乐。闽人吸纳了这些传统优秀文化和音乐。随着战乱的频发，中原和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因战火而不仅被烧去人种肉体生命，也烧去部分文化和音乐。所幸的是，在地域不大的闽南特别是泉州，由于南音的代代传承，依然保留了大量汉唐时期的古曲和宋元词曲，以及宋元南戏剧目的唱段和声腔特色。历史学家将此称为“唐宋遗音”。清朝康熙年间，南音艺人吴志等五位泉州人专程进京为康熙皇帝演唱南音，受到康熙赞赏，敕封“御前清客，五少芳贤”，并赐予曲柄凉伞、金丝宫灯等，南音因此名声大振，广泛流传，至今不绝。我曾有幸多次聆听过晋江、石狮等地的民间艺术家唱过南音，那幽雅哀怨、如泣如诉的声乐，清清朗朗，缠缠绵绵，绕梁三日，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流行于古代兴化府的莆仙戏，是在中国古代“百戏”的基础上，吸收北方杂剧和南宋温州南戏的表演艺术，融合元末明初的村坊小曲、里巷歌谣、民间音乐、宋元词曲和大曲等为一炉而形成的戏种。几百年来常演不衰，其名剧《春草闯堂》还获得国家戏剧大奖。“莆仙戏表演艺术古朴优雅，身段、台步、手势等都有特殊的程式，不少动作受到木偶戏的影响。在唱腔上，保留了大量宋元南戏的遗响，不少曲牌与南戏曲牌相同。传统伴奏乐器以锣、鼓、吹为主。传统剧目十分丰富，多达5000多个，8000多本，居全国之首。其中保留宋元南戏原貌或故事情节基本类似的剧目还有80多个，题材十分广泛。”（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史纲》）
流行于厦门、泉州、漳州和台湾地区的梨园戏，在海外东南亚华侨居住地也有广泛的影响。梨园戏和莆仙戏，以及流行于泉州和仙游交界地区（包括部分台湾地区）影响力不是很大的“北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王朝末期，因战乱而北人南移，当他们流落到福建才发现这是个安详之地，于是在带来中原文化中原技艺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戏剧音乐。当地的艺人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这些人的生产就业，让他们开垦或种植，也同时包容和吸纳了他们的先进优美的戏剧音乐元素，融入了当地居民生活的北人和包容了北人的当地居民，他们朝夕相处研磨切磋倾心交流，也就流出了像梨园戏、莆仙戏一类的优秀戏剧。这是汉民之大幸，也是中国戏剧之大幸。颇有眼光的福建人，再一次以恢弘广博的胸怀吸纳异地戏剧之精华，锻造出优秀的福建地方戏剧，为中国古代戏剧的薪火传承再立功业！
收藏戏剧戏曲音乐器乐，就是收藏文化，收藏历史，收藏精神，收藏大汉民族的瑰宝、精华、根脉。这种收藏的民间性、广泛性、普世性、精英性、古典性表明：中华戏曲文化的源头在中原，流向在南方，馆藏却在福建，部分支流已浸润在台港澳和东南亚的福建籍人士血液之中。他们以心口相传的方式，将戏曲、音乐、文化与生命捆绑在一起。只要闽人还在，戏曲音乐就永远不会断根！
当疲惫于高涨汹烈而豪华杂闹的现代流行音乐之时，就到文化底蕴厚重的古典音乐戏曲的港湾里栖息吧，那里或许可以寻找到别样的音符旋律和斑斓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