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章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品性和知识方面的教育，在一个好的社会制度里，这种教育应当向所有人敞开，并且在事实上应当为所有人享受，除非遇有十分特殊的原因，如音乐天才，才可除外。（假如强迫莫扎特将普通课程学到18岁，那将是不幸的。）但是，即使在理想的社会里，我想，仍有许多人不必上大学。我确信，目前只有少数人能从延至二十一二岁的学校教育中获益。的确，目前那些充斥于各老牌大学的公子哥很少能从中获益，不过养成些放荡的习惯罢了。因此，应以何种标准选拔大学生的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现在的大学生主要是那些其父母有经济能力的人，不过这种选拔标准正在因奖学金制度而日渐改变。显而易见，选拔的标准应当是教育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受过良好教育的18岁青年已能从事有用的工作。如果这种青年还要学习三四年时间才去工作，社会就有权期望他们能不无成效地利用这段时间。但是在决定什么人才能上大学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大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英国的大学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然而第二个阶段尚未完全被第三个阶段所取代。起初，大学只是些培养牧师的师范学院，在中世纪，除牧师以外几乎无人求学。后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想到凡富人都应受教育，虽然认为女人无须受男人那样多的教育。在17、18、19三个世纪里，英国各大学都实行“绅士教育”，并且牛津大学至今仍在实行。由于我们在第一章里所讨论过的那些原因，这种曾经非常有用的教育，现在已经过时了，它以贵族政治为前提，因此很难在民主政治和工业财阀政治中生存。如果要实行贵族政治，则最好由受过教育的绅士去执政，但若不实行贵族政治，那就更好了。我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在英国已由《改革法案》和《谷物法》的废除解决了，在美国则已由独立战争解决了。诚然，英国还保存着贵族政治的形式，但是其精神已经变成了财阀政治的，而前者与后者是截然不同的东西。附庸风雅的心态驱使那些成功的商人将其儿子送进牛津大学读书，以期成为“绅士”，但结果却使得他们厌恶经商。这种状况使得他们的子女又趋于贫穷，以致不得不自己谋生。因此，“绅士教育”已不再是英国生活的重要组成，在讨论未来的教育时，或可忽略。
现在英国各大学正在恢复类似于它们在中世纪所处的位置，它们正在成为职业训练学院。律师、牧师和医生通常都上过大学，高级文职人员也是如此。工商业中日益增加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是大学生。随着世界变得越发复杂，工业变得越发科学，专业人员的需要量也越发增加，而这些人才的主要来源是大学。旧式人士哀叹技术学校侵入了纯学术领域，但是这种入侵仍在继续，因为这正是那些轻视“文化”的财阀所需要的。财阀政治是纯学术的敌人，比民主政治要强劲得多。“无用的”学术，如“为艺术而艺术”，是贵族的理想，而不是财阀的理想，若说它还在残喘，那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尚未灭绝。我为这种理想的衰败深感遗憾，纯学术是与贵族政治相关的最好的东西之一。然而贵族政治的弊端太多，这一优点实难补救。总之，无论我们赞同与否，工业主义必然革除贵族政治。因此，我们不如下决心保住那些我们能够移植到新的和更有活力的观念中去的东西；若死抱住传统不放，我们将不免于失败。
若要使纯学术仍然成为大学的目标之一，就必须使它与社会的整体生活发生关系，而不是仅仅与少数悠闲绅士的高雅欢乐发生关系。我认为无偏见的学术非常重要，并且我希望看到它在院校生活中的位置不断加强，而不是减弱。在英国和美国，学术位置趋于减弱的主要原因是那种向无知的百万富翁募捐的愿望。纠正的办法是建立有文化的民主政体，因为此种政体将会愿意把公共资金投放到工业大王所不了解的事业中去。这件事决非不可能，只是需要普遍提高智力水平罢了。自从富人的资助成为学者生计的物质来源之后，学者们就一直奉承富人，如果他们能够较为经常地摆脱这种态度，这事就会好办多了。当然，人们容易将学术与学者混为一谈。现举一个纯属想象的例子：如果某学者不教有机化学，而教酿酒技术，他在经济上或可收益，但在学术上则必受损。
如果这位学者真爱学术，他就不会在政治上支持那位资助酿酒课的酿酒商。并且如果他支持民主政体，那么民主政体就会更乐于了解他的学术的价值。鉴于上述所有原因，我希望看到学术团体都能依赖公共资金，而不是依赖富人的捐款。这种流弊在美国重于英国，但在英国依然存在，并且有增加的可能。
撇开这些政治上的考虑不谈，我认为大学乃是为了两个目的而存在：一方面，为某些职业训练人才，另一方面，从事与眼前用途无关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希望在大学里所看到的能是些有志从事专门职业的学生，和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我们应当如何为专门职业挑选人才的问题。
现在除非父母有钱，否则很难从事诸如法律和医学这样的职业，因为学费高昂，而且不能很快开始挣钱。其结果是，选拔的标准是社会的和世袭的，而与才能无关。现以医学为例。如果社会希望卓有成效地发展医学事业，它就需要选择那些对此项事业表现出热情和才能的青年接受医学训练。目前这一原则只能部分实现，因为选拔仅限于在那些付得起学费的人中进行，然而许多能够成为出色医生的人却很可能穷得付不起学费。这种人才的浪费是可悲的。让我们再举一个性质不尽相同的例子。英国是一个人口十分密集的国家，所需食品大都由国外进口。从许多角度上看，尤其是从战时安全的角度上看，假如能增加粮食的自给量，那将是国家莫大的福分。然而，国家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充分耕种我们非常有限的土地。务农的人大都是祖辈相沿的：一般说来，父亲务农，儿子也务农。剩下的则是那些自置田产的人，他们有资本，但未必懂得农业技术。众所周知，丹麦的农业技术要优于我们，但是国家并不设法使我们的农民了解他们的技术。我们应当坚持凡获准耕种较多土地者都必须持有科学种田的特许证，就像司机必须持有行车执照一样。
政治上的世袭原则已被废除，但它在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中仍起作用。
凡有它存在的地方，发展就受阻碍。我们必须用两项彼此相关的规定取代这一原则：第一，凡未掌握必要技能者不得从事重要工作；第二，这种技能只应向那些最有能力且渴望获得该技能的人传授，而完全不考虑其父母的资产如何。显而易见，这两项规定必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因此，大学教育应被视为有特殊才能者的特权，并且那些有才能而无资金的人应当享受公费教育。未通过能力测验者不得入校，并且未向校方证明确能有效利用时间者不得留校。过去人们都将大学当成可供富家子弟鬼混三四年的悠闲之地，目前这种观念正在改变，然而人们仍像查理二世那样，不能正确认识大学教育。
当我说到大学里的青年男女不得闲散时，我必须同时做一补充，即检验学业的标准决不是机械地照搬大纲。英国新建的大学都坚持要学生去听那数不清的演讲，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倾向。对于蒙台梭利学校的幼儿来说，赞成自习的理由被认为是充足的，既然如此，那么对于20岁的青年，尤其当他们被认定是有热情、有才能的青年时，这方面的理由就更充足了。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演讲纯粹是浪费时间，并且我的大多数朋友也都有同样的感觉。的确，我们当时有点夸大，但并不十分过分。举办演讲会的真正原因是要显露出学业繁重，从而使得商业界人士愿意捐款。如果大学教师采用最优的教学法，商人就会认为他们清闲，并会要求裁减教员。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由于素有声望，所以还能在一定限度内采用正确的方法，但是新建的大学却不能得罪商业界，美国的多数大学也是如此。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教师应当提供一个需要精读的图书的书目，同时还应提供一个有人爱读、有人不爱读的少量图书的书目。教师应当出试题，这些试题惟有真正领会书中的要点才能答出。教师应当在学生做完试卷之后，分别会见学生。教师应当每周或每两周抽出一个晚上会见学生，和他们随便谈谈与功课多少有关的问题。所有这些与老牌大学的作法相去不甚远。如果学生要自己命题，其题目与教师出的题目不同，但只要难度相当，也无不可。我们根据试卷即可判明学生的勤惰。
然而有一点非常重要。每个大学教师都应当从事学术研究，并且应当有足够的余暇和精力去了解各国学者关于自己的学科所做的研究。在大学里教书，教学技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熟谙本人的学科，并且对该学科的动态有浓厚的兴趣。这对于一个劳累过度且被教学耗尽精力的人是不可想象的。所教的课程很可能会使他感到索然无味，而他的知识几乎肯定会仅限于他年轻时所学的东西。每个大学教师都应当有休假年（每7年一次），以便到外国大学，或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外国的学术状况。这在美国非常普遍，但是欧洲各国过于以自己的学术为自豪，不承认有出国学习的必要。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在剑桥大学的数学教师几乎完全不了解欧洲大陆最近二三十年的数学状况，我在上大学期间从未听到过维尔斯特拉斯的名字。只是以后到国外旅行时，我才开始和现代数学家有所接触。这并不是一种罕见或例外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许多时期和许多大学里都屡见不鲜。
大学里注重教学的人和注重研究的人之间往往有某种对立情绪。这几乎完全源于下列两种情况：一是对教学的认识不正确，二是有些学生的勤奋程度和能力都低于留校所应具有的水平。旧式教师的观念仍在某种程度上存留于大学之中。持有这种观念的教师希望对大学生施加好的道德影响，并且希望向他们灌输旧式的和无价值的东西。人们大都知道这些东西是虚伪的，但又认为它们具有道德上的感化力。不应当督促大学生读书，但是若发现他们浪费时间，无论是由于懒惰或缺乏能力，则不应准其留校。唯一能够得益于强求的道德就是学习的道德，剩下的都属于幼儿时期的事情。强迫具有学习道德的办法是将那些不具有这种道德的学生除名，因为他们显然不如去做别的事情。不应当要求教师长时间忙于教学，应当让他们有充分的闲暇进行研究，但是应当要求他们合理地利用这些空闲时间。
如果考虑到大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学术研究至少和教育同等重要。新知识是进步的主要原因，没有新知识，世界很快就会停滞不前。
把已有的知识广为传播而扩大用途，世界也能继续进步，但这种进步是不会持久的。如果所追求的知识是功利主义的，进步也不会持久。功利主义的知识需要通过无私的研究来充实，这种研究的目的仅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能够实际应用。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永无实用的可能，它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认识世界是最大的用处之一。假如科学和组织既能满足身体的需要，又能铲除残酷与战争，那么追求知识和美就永远是在实现我们努力创造的愿望。我不希望诗人、画家、作曲家或数学家一心想着他们的活动在应用领域的间接影响。他们不如去追求一种幻象，去努力捉住和永久地留住他们起初曾在瞬间隐约看见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他们爱得如痴如狂，相比之下，人世间的一切快乐都变得黯然失色。所有伟大的艺术和所有伟大的科学都是源于这样一种热望，即人们要具体地表现出那种起初虚无缥缈的幻象，那种诱使人们舍弃安全与舒适而去光荣献身的奇美。凡怀有这种情感的人决不会受功利主义哲学的束缚，因为人若变得伟大，全凭这种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