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父亲的身份被发现之后，性就一直是宗教中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这完全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宗教与一切神秘和重要的事情都是有联系的。在农业和畜牧时代的初期，多产，无论是对于庄稼、牛羊或女人，都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庄稼并非总是丰收，性交也并非总是导致怀孕。因此，人们就用宗教和巫术去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目的。按照巫术的一般见解，人们认为可以通过促进人类生育来促进土地的生育，而许多原始社会的人所希望的人类生育，则是通过各种宗教和巫术的形式加以促进的。在古埃及，当母系时代尚未终结之前，就有了农业。在那里，宗教中性的成分起初并不是男性的生殖器，而是女性的生殖器，其形状类似玛瑙贝的壳。因此，这种贝壳被认为是有魔力的，以致被用作了钱币。然而，这个时代过去了，在埃及，在大多数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家也是如此，宗教中性的成分采取了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形式。在《文明中的性》一书罗伯特·布利福尔特所着的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有关这方面问题最显着的一些事实所做的简短而精彩的描写。
“在农业的各种节日里，尤其是在与播种和收割有关的节日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和各时代允许普遍性交的最鲜明的例子……阿尔及利亚的农民反对任何禁止女人淫乱的规定，他们的理由是，任何提倡性道德的企图都会危害农作事业的成功。雅典人的播种节表现了生育巫术的最初特征。女人们拿着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嘴里发出淫秽的话语。‘农神节’曾是罗马人的播种节，现已被欧洲南部的‘狂欢节’取代。在欧洲南部，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与在印第安人和达荷美人中间所流行的有些不同，至今仍是一种显着的特点。”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人们认为月亮（被视为是男性的）是所有孩子的真正的父亲。当然，这种观念是和月亮崇拜紧密相关的。在太阴和太阳祭司与阴历和阳历之间曾有过一次奇特的冲突。不过，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日历在宗教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18世纪以前的英国和1917年革命以前的俄国，人们一直使用一种不正确的日历，因为他们觉得格里历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另外，那些致力于月亮崇拜的祭司也在到处提倡这种极不准确的阴历，所以阳历的胜利来得很缓慢，而且是部分的。在埃及，这种冲突曾一度成为内战的根源。“月亮”一词的性有过一场文法上的争执，直到现在，“月亮”这个词在德国仍是属于阳性的。在基督教中，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至今仍留有痕迹，因为基督诞生在冬至，而他的复活则是在逾越节的满月时分。虽然断言原始文明具有某种理性未免失之于草率，但我们也很难拒绝这种结论，即太阳崇拜者无论在何地取得胜利，都应归功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太阳对于庄稼比月亮具有更多的影响。因此，农神节一般是在春季举行。
所有的古代异教宗教都具有许多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成分，这引起了教父们的强烈反对。然而，尽管他们反对，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痕迹还是存在于整个中世纪，只有新教才最终把这些痕迹消除。布利福尔特写道：
“在佛兰德和法国，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信徒比比皆是，例如，布列塔尼的圣贾尔斯、昂儒的圣雷内、部耳日的圣格勒左、圣勒诺特和圣阿诺。法国南部最负盛名的是圣佛丁，他被称为里昂的第一个主教。当他在恩贝勒尼的神殿被呼格诺人毁坏时，人们把这位圣人的生殖器象征从废墟中取了出来。这生殖器由于大量的奠酒而染成了红色，这些奠酒是他的朝拜者们根据习俗浇在生殖器上面的，以后，他们又把这些酒当成一种防止不育和无能的极有效的药剂喝进肚里。”圣娼是古代极为盛行的另一种制度。在许多地方，普通有身份的女人常到寺院去与祭司或偶然相遇的陌生人性交。另一方面，那些女祭司本身都是圣娼。这种风俗也许是出于通过上帝的恩赐去得到女人的生育，或用巫术去得到庄稼的丰收的目的。
至此，我们所讨论的都是赞成性的成分，然而，反对性的成分起初也是和赞成性的成分并存的，后来，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流行，这些成分就战胜了它们的对手。韦斯特马克举了许多例子之后说：“有一种新奇的说法，即在婚姻以及一切性关系中，都存有不洁和罪恶的东西。”在世界上许多基督教或佛教的影响所不及的地方，男女祭司们都宣誓实行独身主义。犹太人中间有一个埃森人派别，他们认为一切性交都是不洁的。这种观念早在古代就有它的地位，即使是在那些最仇视基督教的人中间，也不例外。在罗马帝国，曾有过一种普遍的禁欲主义的倾向。伊壁鸠鲁主义几乎灭绝了，在有文化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中，又出现了斯多主义。在《伪经》中，有许多篇幅表现出一种几乎以女人为玩物的态度，这和《旧约全书》古卷中强壮的男性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新柏拉图派几乎和基督徒一样禁欲。波斯人关于物质即罪恶的说教传遍了整个西方，接着又带来了另外一种信仰，即一切性交都是不洁的。这虽然不是绝对的方式，却都是教会的观念。关于教会，我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现在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在某些环境中，人们对于性有着一种自发的恐怖感，而且当这种恐怖感产生时，它竟然可以和那种更普遍的对于性的爱好一样，成为自然的冲动。如果我们要想断定哪一种性制度可能更能满足人类的本性，我们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考虑和理解这一问题。
首先应当指出，从信仰中去寻找这种态度的根源是徒劳的。这些信仰最初是由情绪所产生的，的确，这些信仰一旦产生，它们会比情绪更持久些，或者至少比那些出于情绪的行为更持久些，但并不能成为反对性的态度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产生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嫉妒和性疲劳。如果产生了嫉妒，即使是很轻微的，性行为对于我们也会成为一件令人厌恶的事，而那种引起性行为的欲望也会同样令人厌恶。一个纯粹根据于本能的人，假如他能随心所欲，那他一定会要求所有的女人都爱他，而且只爱他一个人；假如那些女人把她们的爱分给了其他男人，那么这种情形便会使他产生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很容易使他对性产生厌恶，尤其当这女人是他妻子时。例如，我们从莎士比亚的书中可以发现，所有的男人都不希望他们的妻子有热情。照莎士比亚看来，理想的女人应能根据义务的感觉投身于她丈夫的怀抱，但不能想有情人；因为性本身对于她是不愉快的，而她所以能忍受，仅仅是道德法律要求她这样做的缘故。一个按本能行事的丈夫，当他发现他的妻子对他不忠时，他不但对她厌恶，连她的情人也在被厌恶之列，而且很容易得出一种结论，即一切性都是可憎的，尤其是当他由于性交过度或年迈而丧失能力时。由于在多数社会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重要，所以那些鲁莽青年对于性问题的意见不能被视为是正式的和正确的，乃是情理之中的事。
性疲乏是文化带来的现象。在动物中，性疲乏是没有的，在不开化的人们中间，性疲乏也是很罕见的。在一夫一妻的婚姻中，不大可能发生性疲乏，即使发生了，也是很微弱的，因为大多数男人喜新厌旧的冲动会导致他们生理上的过度行为。如果女人有拒绝男人要求的自由，性疲乏大概也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会像雌性动物一样，要求每次性交之前先有一段调情行为，而且她们直到感觉男人的性欲非常冲动时，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于文化的缘故，这种纯粹本能的情感和行为已经很少发生了。
对于制约这种情感和行为最起作用的，是经济因素。
已婚女子和娼妓都是通过她们性的妩媚去谋生，所以她们不能仅是当她们自己的本能冲动时才去满足对方的要求。这极大地减少了调情的作用，而调情则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免于性疲乏的手段。因此，那些没有严格的道德约束的人，势必会沉溺于过度的性行为之中。这种行为最后将带来一种疲惫和厌恶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自然会产生一套禁欲的理论。
当嫉妒和性疲乏同时出现时，而它们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反对性的热情就会变得极为高涨。我认为，在那些非常淫乱的社会中所以会产生禁欲主义，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然而，历史上独身的现象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原因。男女祭司们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被视为已和上帝结了婚，因此他们必须拒绝一切与普通人性交的行为。他们自然被视为是特别圣洁的，于是圣洁和独身就合为一体了。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的女修道士仍被视为是基督的新娘。人们所以认为她们与普通人性交是一种犯罪行为，这无疑是原因之一。
我想，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原因外，恐怕还有其他几个更为隐晦的原因与古代末期不断增长的禁欲主义有联系。有许多时代，生活是快乐的，人类是朝气蓬勃的，人世间所拥有的乐趣也是足以使人们得到满足的。但还有许多时代，人类是萎靡不振的，这个世界及其乐趣是不能使人们得到满足的，人类需要通过追求精神上的慰藉或向往未来的生活，来弥补人世间的自然的空虚。拿《雅歌》中的所罗门与《旧约·传道书》中的所罗门进行比较：前者所代表的是鼎盛时期的古代世界，后者所代表的则是衰落时期的古代世界。何以会有这种区别，我不敢妄称自知。也许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属于生理上的原因，就像活泼的野外生活取代呆板的都市生活一样，也许那些禁欲主义者过的是一种懒散的生活，也许《旧约·传道书》的作者所以认为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是因为他缺少体育锻炼的缘故。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像他那种情绪是很容易导致对于性的谴责的。我们以上所提到的，以及其他一些情况，大概都是古代后期的人们普遍萎靡不振的原因，至于禁欲主义，那是萎靡不振的一种表现。不幸的是，基督教的伦理学正是在这衰退和病态的时代里形成的。以后时代的那些朝气蓬勃的人不得不遵循那种属于病态的、萎靡不振的和幻灭的人们的观念竭力生活下去，而后者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于生物价值和人类生命延续的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