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一种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忍辱负重的道德追求与人格精神，体现了顽强的生存意志，表现出对艰苦奋斗、勤俭朴实、崇尚道义、维护尊严的一种坚韧的人性力量。随着“寻根文化”及新写实主义的兴起，出现了“寻根文化”派与“新写实派”的文学及电影，第五代导演流派风格主体性追求的是“寻根文化”派别；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则是很明显的“新写实”流派；还有一部分导演追求多元题材的前提与风格下，还坚持一直追求人性的明净与温暖，追求真、善、美人性中最崇高境界。
第五代导演表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道德精神与坚韧的人性力量，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都有一种“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坚韧和顽强。如电影《黄土地》，《红高粱》，《老井》、《活着》、《远山的呼唤》、《秋菊打官司》、《生活秀》等。张艺谋电影的平民情怀与视野，让他早期电影始终关注的着普通百姓的生存意志。《红高粱》表现了北方人民抗日的集体的、自发的、为了维持生存的战斗力量与韧性精神。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苦难，更是展示了中国人民豪放、顽强拼搏、爱国的品质。通过野性、土匪、"颠轿"、"野合"、"撒尿"、"剥皮"、"日食"等颇具原始状态的情景，鲜活的呈现出一种张扬生命的力量，豪气冲天、壮阔凄美、荡气回肠，着意表现了我们的人民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顽强的奋斗精神。张艺谋曾说过：“中国人活得太累了，忧虑太多了。我想作学问的目的，应该是叫人越活越精神，让生命状态热起来、活起来，敢恨敢爱，敢生敢死。我之所以把《红高梁》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就是要表现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表达‘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的道理……”《红高粱》充满生命力的跃动和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以象征主义手法表现了西北高原的原始寓言，这寓言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寓言。《秋菊打官司》则表现了普通人在强权面前对人性尊严的抗争。一个挺着肚子的秋菊一遍遍走在山里通向山外的老路上，步伐缓慢、艰难，但又执着、坚定。她为了“讨个说法”的人生经历是生命的尊严的捍卫。影片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正是通过一个普通百姓命运的关注，表达了对劳动群众人格尊重。
第六代导演则更多的是选择表现了现代人面临艰难的生存困境，突出在困境重压下人性的挣扎，忍受与抗争，带着几分无奈与悲情，如《巫山云雨》、《三峡好人》、《扁担·姑娘》、《洗澡》、《北京杂种》、《孔雀》、《青红》、《我血我情》、《站台》、《月蚀》、《哭泣的女人》、等。《三峡好人》以其独有的超长镜头表达了“底层流民中国”在三峡水库移民的生存状态。《扁担·姑娘》及《十七岁的单车》表现了进城务工青年的生存艰难及痛苦。“第六代导演”刘冰鉴执导的独立作品《哭泣的女人》则叙述了为了逃避从乡村生存的艰难，而北漂北京，但北京的政治及生活现实的环境的挤压，又不得不再次从城市逃回乡村，这部片子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哲学”生存电影。电影展示的生存环境无论是北京还是贵州老家都非常真实。北京杂乱的出租房，大街上女主人公王桂香怀里抱着的孩子，随意的叫卖着“vcd，dvd，毛片”，一声“警察来了”，让她们四处逃窜，为了生计，为了还钱，为了因打架进监狱的丈夫，她来到了北京，但象耗子一样被“猫”抓的生存艰难，她又不得不回到老家。更让人惊讶的是王桂香从事的一项绝无仅有的“替人哭丧”的职业，在哭丧的同时，展现了地方官僚的虚伪腐败与丑恶，如监狱长，口口声声反腐败，一嘴一个官腔，却怎么也掩饰不住他罪恶的灵魂。本来是文工团演员行业出生，哭丧也是一种不真实带感情的“痛哭”，但是，终于有一天她实在无法顶住生活与环境的艰难压迫，终于真实地放声嚎啕大哭起来，让泪水在脸上任意滚淌，这伤心的抽泣声中包含着多少对现实的无奈与屈辱啊！这是作为一个小地方农村女人在现实生活中挣扎的一道缩影。
顾长卫一直是一个比较理解人性、注重人性表现的导演，在《孔雀》中，透过光亮与孔雀开屏，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冲突与人性美，人性善，人性关爱与理解的呼唤。昏黄的色调似乎是所有怀旧类电影的色彩基调，孔雀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包括它所表达的爱情、亲情和友情，也都像是在夏日午后的阳光里暴晒过一样，显得墉懒而无精打采。穿过那些古老的红砖楼和狭窄而尘土飞扬的街道，中年人找到了他们曾经的生活影象，而年轻人则直击了一段他们未曾经历过的生活。与媒体的看法不同，我不认为孔雀是一部时代特征鲜明的影片。恰恰相反，时代仅仅只是一个载体，一个导演用来诠释人性和感情的舞台。将影片放在70年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来展开，除了有助于吸引怀旧的成年人和好奇的少年之外，并不会对故事本身情节的发展产生推动或者阻滞。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古代、当代甚或未来的某个时代，应该都是同样合理的。影片中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场景：在树林里，当果子以一种暧昧的语气索要归还降落伞的报酬时，“姐姐”毫不犹豫地脱下了长裤；在澡堂里，当工友用鞭炮吓着了“哥哥”的时候，他憨憨地一笑，然后口吐白沫倒地；在学校里，为了表示自己和“调戏”妇女的傻子哥哥没有任何关系，“弟弟”狂吼着把雨伞的尖端狠狠地扎进了哥哥的大腿……应该说，这几个镜头虽然突兀甚至让人震惊，但却很好地刻画了人物的形象。哥哥的憨厚大度、姐姐的倔强任性、弟弟的无知轻狂，通过这种真实得有些残忍的画面毫不掩饰地直击观众的心灵。人性的偏执和激进是与生俱来的，你可以在温情脉脉的文艺片中暂时忘记它们，但当顾长卫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赤裸裸地展示它们时，你无法不被触动。诚然，你可以说，故事的发生有其客观存在的外部因素，比如贫困的家境，比如木讷的父亲和敏感的母亲，再比如闭塞落后的环境，等等等等。其实也许你是想说，如果这个故事算是一个悲剧的话，那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应该是人物所身处的时代。然而，我毫不怀疑，同样的故事在今天一样会原封不动地发生。那些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会在任何合适的时机里爆发，就像影片中姐姐在树林里的爆发和弟弟在滂沱大雨中的爆发一样。或许，比较本片和《阳光灿烂的日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孔雀一片对时代背景事实上的淡化。在这两部同样以70年代为时代背景的影片中，后者无疑被打上了更深的时代烙印，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整天无所事事的马小军们和处于社会转型期而置疑传统礼教的米兰们演绎的故事，代表了整整一代人懵懂的少年时光。与孔雀比起来，《阳光灿烂的日子》当然更能体现出那个时代完整的风貌。
新时期以来，无论第无代还是第六带导演，都继续诛求人性的光辉与灿烂，将关爱、同情、责任与人性的善良本性相交融，其电影作品崇高的人性艺术魅力感染了中外千万观众，代表作品有《一个也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美丽的大脚》、《背起爸爸上学》、《暖春》、《图雅的婚事》等。《一个也不能少》荣获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佳影片奖”；第6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是张艺谋导演的又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以独特的视角，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表现了贫困地区农村教育中存在的令世人关注的问题。一名十四岁的农村少女（魏敏芝）到一个贫穷的小学代课，她毫无教学经验，不但不知如何教起，甚至受到学生的欺负。但她给校长的保证是，她会在原老师回来后把班级交还给她，“一个学生都不会少”。当班上一名学生因家计困难而必须放弃学业到城市中打工，这名代课老师想起她“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费尽千辛万苦要将他找回。电影思想内涵丰富、高瞻远瞩、立意深远，也隐含着人间真情，深深拨动着观众的心灵。因为《一个也不能少》，让一个无名的乡村女孩子魏敏芝实现了攻读导演专业的大学梦想并留学美国，因为这部片子，多少所希望小学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暖春》对乡村孤儿的关怀催人泪下，让城乡观众内心掀起阵阵同情的情感涟漪；《图雅的婚事》则将民族风情与吃一口井水都很艰难的生存环境结合起来，刻画了图雅的勤劳、善良、坚贞，宁可嫁不出去也要把残疾的丈夫带在身边的美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