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国电影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在世纪初到20年代末期，中国以张石川、郑正秋、但杜宇、杨小仲、邵醉翁为代表的第一代导演作为中国电影的先驱，在拍摄条件非常简陋、艰苦，又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创作了中国第一批故事片。这些影片中的一部分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些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长故事片《黑籍冤魂》、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以及早期最有影响的《孤儿救祖记》等影片故事性强，结构严谨，戏剧冲突较强，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特别是后期的《姐妹花》十分注重故事的雅俗共赏，表演的朴素细腻，导演手法的自然流畅，使得该片在上海新光影院上映创下连映60天的记录。“第二代导演”主要活动时间是在三、四十年代，部分导演一直到五、六十年，甚至八十年代，仍工作在电影岗位上，这一代导演主要有程步高、沈西苓、蔡楚生、史东山、费穆、孙瑜、袁牧之、应云卫、陈鲤庭、郑君里、吴永刚、沈浮、汤晓丹、张骏祥、桑弧等。“第二代导演”最大的成就是用中国电影开始比较深入地反映社会生活，注意把“写实”和电影化结合起来，开始逐渐掌握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他们拍摄了不少优秀电影，蔡楚生（1906～1968），曾导演《渔光曲》（1934）、《一江春水向东流》（1946与郑君里合作）等影片；应云卫（1904～1967），曾导演《桃李劫》（1934）、《塞上风云》等影片；袁牧之（1909～1978），曾导演《都市风光》（1935）、《马路天使》（1937）等影片；史东山（1902～1955），曾导演《八千里路云和月》、《新儿女英雄传》（1951）等影片，这些电影对形成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风格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第二代导演他们已从对戏剧的摹仿从形式转向内涵，即逐渐摆脱舞台的局限，充分发挥电影艺术之所长，只是在故事情节上强烈地追求戏剧悬念、戏剧冲突、戏剧程式。可以这样说，中国电影从这一代导演开始，才显出自己独立的价值，在电影艺术语言运用方面，在发挥电影的各种作用方面。
20年代末期，世代代变了，电影开始由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派作品何武侠神怪影片向表现现实生活状况和国情的影片转变。1930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深感时代需要反映现实的影片。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聘请黄子布（夏衍）、郑君平（郑伯奇）、钱谦吾（阿英）担任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一起组成编剧委员会。1933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任组长，成员有钱杏邨、司徒慧敏、王尘无和石凌鹤。电影小组的成立推动了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的电影创作，也影响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电影创作。当年生产了《狂流》、《都会的早晨》、《春蚕》、《姊妹花》、《民族生存》、《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一批优秀影片，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开展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强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针对这种更为尖锐、复杂的形势，左翼电影工作者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创作出《渔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生之哀歌》、《逃亡》等有影响的片目，与此同时，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优秀影片。这个时期还创作一批优秀电影歌曲，如影片《大路》里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随着影片的放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将全国人民爱国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电影创作口号也被提出。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有《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影片。
抗战及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第三代导演开始涌现，他们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将现实主义不断深化，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现实主义的道路。“第三代”导演主要有成荫、谢铁骊、水华、崔嵬、凌子风、谢晋、王炎、郭维、李俊、于彦夫、鲁韧、王苹、林农等，他们在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表现生活的本质，深入展现矛盾冲突，以及在民族风格、地方特色、艺术意蕴等方面，都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前十七年”电影创作中，是他们创作的一个巅峰时期，优秀作品有成荫的《南征北战》，水华的《白毛女》，崔嵬的《青春之歌》、《小兵张嘎》，谢铁骊的《早春二月》，谢晋的《女篮五号》等。第三代导演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在他们的创作生涯中，有几个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他们大部分是战争年代过来的革命文艺战士，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清一色怀着崇高的社会理想投身到革命中，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核心，心甘情愿地接受思想改造，经过长期的战争生活和组织生活的考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早早成型，他们的专业知识，有一部分是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为主的话剧理论，另一部分就完全靠自己在实践中边摸索，边提高。第三代导演的创作明显受苏联电影的英雄，建国后大批前苏联影片的引进，对中国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乡村女教师》、《马克辛三部曲》，《列宁在1918》等，同时在电影的生产、发行、教育所建构的整体模式中全部引进前苏联模式，像成荫导演就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学习，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前苏联电影并没有在中国银幕上消失，只是《伊万的童年》、《雁南飞》、《第四十一个》等影片是以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面教材的方式走进中国电影人的视野。抗美援朝以后，好莱坞电影和中国彻底隔绝，这时，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质朴影像以及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和中国的相似性，而被效法，像谢晋导演详细地研究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罗马十一点钟》。这一代导演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现实主义”，到新时期，主流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他们看重电影的教化功能，认为电影能够通过反映现实生活，针砭消极因素，歌颂光明，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多年形成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以惯性的力量推动他们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马德波文《历史与现状》第24页）调整并突破了单一的政治价值取向，恢复了面向人生的现实主义。这些导演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很注意从戏曲、话本传奇、话剧等姐妹艺术的身上吸收营养，谢晋导演就认真地研究过评弹的艺术特色，从中得到不少启发。19世纪初电影从西方传入中国后，人们把它称作“影戏”（印在胶片上的戏），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定军山》成了中国电影未来走向的先兆，对中国电影人来说，好电影的标准是戏剧性情节基础上的人物性格化，这种人物性格化在像谢晋导演的影片中成为一种“真实可信”的绝对重要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电影都是向内的，不是向外伸展的，谢晋几乎使中国传统电影走到了尽头。如果再深入探究下去，会发现这里面还有个特别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导演面对的是几千年的市井文化（戏曲、传奇故事、说唱艺术）熏陶过来的观众，我们的民族看重的是人情事理、人伦道德、人际关系，敬鬼神而远之，重伦理，轻精神。我们推崇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电影，更倾向于戏剧化情境的营造，而淡化了电影本体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