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痛失爱妻龚澎
经历了“文革”中最疯狂的那段岁月，乔冠华的夫人龚膨由于不断挨批、劳累过度，精神和心理上都深受刺激，身体状况越来越糟。1970年终于病倒了，大面积脑溢血使她那充满智慧的大脑再也无法思考了。
龚澎是外交部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周恩来极为欣赏和器重她，外交部一成立便委任她作新闻司司长。从此龚澎在新闻司独领风骚14年。她是出色的新闻发言人和外交活动家。出席日内瓦会议，她是主要发言人。1961年第二次日内瓦会，她是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1963年随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她还是主要发言人。她始终受到新闻记者的欢迎和尊敬。在部里由于她能干而又谦和，为人正直而受到同事的尊敬，提到龚澎，可以说是有口皆碑。
在“文革”动乱年代，她始终坚定信念不低头，宁折不弯。乔冠华被外语学院造反派揪走后，有一天偷偷打电话回家问：“造反派逼我写揭发材料怎么办？”龚澎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也别写，你要是写了就不要再进家门。”而她自己挨斗时也是充满了对造反派的蔑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一次被批斗后，她特意买了一张竖版毛主席手书体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并把它钉在门上，站在它旁边“合影”留念。这不正是龚澎高尚品格的鲜明写照吗？
此刻，她静静地躺着，只有床边的仪器和身上插着的管子还表明她的心脏在跳动。周恩来来了，他默默地站在床边，眼里含着泪水，慢慢俯下身，把手指搭在龚澎枯瘦的腕上，细细感觉那脉搏微弱的跳动。龚澎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部女性的一面旗帜，还有许多事等着她去做，她可以作副部长，可以为自己分劳多少啊！周恩来亲自参加会诊，指导作出医疗决定。然而他清楚，龚澎昔日的风采无法挽回了。他曾对来看龚澎的章文晋夫人张颖难过地说：“看来没有希望恢复知觉了！”然后轻轻地离去。
脑颅手术过后，无情的刀痕深深刻在龚澎美丽的面庞上，更深深地刻在了周恩来和乔冠华那本已伤痛的心上。周恩来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我不愿看到龚澎这个样子，看了我就难过，以后我不来医院看她了……”听者无不动容，还有什么话能比这更能表达总理此刻的心情？
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奸臣当道。总理正需要龚澎这样的栋梁之材来支撑将倾的大厦，一个个战友倒下了，现在又轮到了龚澎……更具悲剧色彩的是，许多人在最黑暗的逆境中顽强地挺立着，战斗着，然而就在希望的曙光已经亮起，金光大道就在眼前，他们刚刚开始新的事业的时候，倒下了。龚澎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她经受了种种的压力、折磨，但没有丧失斗志，也没有去寻求彻底的解脱，她始终朝着坚定的理想与信念迈进。不幸的是在她恢复工作不久，病魔把她击倒了。
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则电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56岁。
龚澎同志患病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曾前往医院看望她。
乔冠华悲痛欲绝，夜夜难眠。他与龚澎共同生活、战斗二十多年，从重庆至南京，从上海到香港，最后来到北京，成为一对耀眼的夫妻外交家，名声响誉海内外。如今生活上的伴侣、工作中的益友离自己而去了，种种往事尽现眼前。望着龚澎一张张照片，乔冠华禁不住放声痛哭。此后的一年多，他一直都很消沉，人也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物在人亡无见期，乔冠华悲伤过度，身体垮了，住进三〇一医院进行休养治疗。
乔冠华一定失望和沮丧到了极点。不仅为龚澎，也为自己。龚澎在政治上比他强得多。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年代，人们所做的只有批判、谴责和被批判、被谴责。而他，乔冠华，失去了爱妻龚澎之后，路在何方呢？
2.协助周恩来，开启中美关系大门
1969年是个转折点，而大多数中国人并未充分意识到它的意义所在。一切都正在静悄悄地改变。
尽管中共九大的召开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巅峰状态，但此后，它不可避免地要开始走下坡路了，最疯狂的岁月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解散而远去了。
珍宝岛的枪声再一次使中国领导人震惊，自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勃烈日涅夫主义的现实威胁第一次真切地摆在了他们面前。毛泽东、周恩来交给“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一个秘密任务，以座谈会的形式研究国际问题，在中南海每周一两次，严格保密。在经过研究之后，陈毅向中央提出，大战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建议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
一月，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此时美国在越战泥沼中越陷越深，国内反战运动异常高涨，在汽车保险杠上贴的最流行的口号是“要爱国，不要作战”。尼克松决定要从亚洲收缩了，他在关岛发表了一篇演说，提出“关岛主义”，要亚洲人打亚洲人。
国内和国际形势在这时给中国提供一个机会，那就是打破20年的僵局，开启中美关系的大门。
1970年1月20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恢复。虽然由于3月柬埔寨发生朗诺政变而中断，但是中美接近的趋势已经不能阻挡了。苏联的巨大威胁使中国需要利用美国予以制约，美国要想结束越战，没有中国发挥作用是不可想象的。双方不断通过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三条渠道传递信息。毛泽东在10月1日拉着斯诺的手站在天安门城楼，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人，中美关系进程将由他亲自掌舵。巧合的是，4天之后，尼克松对《时代周刊》杂志表示如果在他有生之年还有什么事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虽然此时他并没有读懂天安门城楼上那东方人特有的暗示。他们不谋而合了。
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参加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队应邀访华。小球推动大球，“乒乓外交”成为周恩来的精彩之作。
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巴基斯坦飞到北京来完成他的“波罗”行动。周恩来带领黄华、章文晋、韩叙、冀朝铸、熊向晖，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与基辛格举行了坦诚而友好的会谈。7月15日，双方同时发布了震惊世界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到11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最初的中美接触当中，乔冠华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们并不太清楚。他的重任是中苏谈判。根据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谈中达成的谅解，中苏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中国方面谈判的领导分成一、二、三线。第一线是乔冠华、柴成文，第二线是代外长姬鹏飞、总参谋长黄永胜，第三线是周总理。乔冠华实际就是代表团团长，负责面对面地与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谈判。这是一场艰巨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在当时，苏联的大军压境是更为现实，更为紧迫的事，也许正因如此，中央派乔冠华、姬鹏飞负责，而把同美国人打交道的差使交给黄华、章文晋。而且乔冠华在1971年5月因咳血肺结核旧病复发住院，7月才出院，或许这也是一个原因使得乔冠华没有能过多参与中美接触。
10月，基辛格第二次来华，为尼克松访华最后敲定日程安排。这一回，乔冠华随同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会谈。因为不涉多少原则性的实质问题（这些要等尼克松亲自谈），会谈进行也很顺利，气氛也极为热烈，周恩来甚至抽出时间和基辛格的一大班人马进行亲切的非正式交谈。
10月26日，基辛格要乘“空军一号”专机回国了，周恩来把他送到钓鱼台国宾馆门口，面露笑容，轻松地用英语同他道别：“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这着实令基辛格惊奇和喜悦。他哪里知道，联大表决结果刚刚传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3国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周恩来没有让他难堪。
在驶往机场的途中，乔冠华想故意逗一逗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
“恐怕不行”，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估计明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国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起脸来，爽朗地哈哈大笑，“我看不见得吧？”
四个月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在先期专程去上海迎接他的乔冠华、章文晋等陪同下，飞抵北京。尼克松微笑着走下舷梯，远远地向周恩来伸出右手。欢迎仪式是简单朴素的，天安门广场也没有上千上万群众手举鲜花夹道欢迎。在内部的报告中，他还是帝国主义头子。但不管怎样，尼克松开始了他“改变世界的一周”。
乔冠华是起草联合公报的主要参加者。会谈是极其艰苦的。周恩来与尼克松谈，乔冠华与基辛格谈。他们仔细地推敲公报草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尤其是在敏感问题上。双方在这种问题上互不相让，往往形成僵局，会谈气氛也很紧张。而这时总是要活跃一下气氛，谈点别的，说几句俏皮话，或者就干脆不谈了，去吃烤鸭。有一回又谈僵了，乔冠华冲着基辛格一乐，说道：“博士，你是在德国出生的，我是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我们应该有共同点。但在德国哲学里，我喜欢黑格尔的辩证法，你喜欢康德的‘自在之物’，这大概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台湾问题是最突出的难点。双方的立场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每一个措词、用语的不当都将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和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基乔会谈”耗费心思最多的也在这上面。一个个不眠之夜就在字句、行文的细微差别的争论与协商中度过。乔冠华自己后来回忆道：“从2月22日到27日，几番争执，几番协商，几个不眠之夜，加起来是一百多个小时。不是亲自参与的人，不可能了解这个联合公报中的一些行文，其一词一句曾是经过怎样的修改，最后怎样达成协议的……这些细微的差别显然不属于语言学，而是外交学和政治学。”
在公报中，双方用平和的语言各自阐述了立场，周恩来无疑是最大的成功者，乔冠华在协助周恩来开启中美大门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对他当时孤独的心情多少是点安慰。
3.联合国的乔旋风
毛泽东在1971年曾说，中国这一年取得了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1971年10月25日晚，纽约联合国总部一片欢呼声、掌声“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兴奋的代表唱起了歌、跳起了多姿的民族舞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联大会场像是刮过一场龙卷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属于她的席位。
这是一个多么艰辛曲折的过程。1943年10月30日中、苏、美、英在莫斯科发表《四国普遍安全宣言》开始发起成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经过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雅尔塔会议和旧金山会议的讨论完善，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联合国。中国是51个创始会员国之一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蒋介石国民政府被推翻，但还长期霸占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迟迟不能恢复自己的合法权利。对于究竟由谁代表中国，联大几乎每年都进行表决：
美国长期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利用它的多数阻挠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随着亚非新兴国家不断涌入联合国，支持中国的票数越来越多。正当美国愁眉苦脸的时候，日本提出把中国恢复席位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这样一来只有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通过。美国大喜过望，由此进入到从程序问题上保卫台湾地位的阶段。
然而中小国家与日俱增，美国的后院拉美也“侵入了时髦的第三世界主义”，就连北约盟国都一年比一年不听话，英、法自不待言，而加拿大在1970年10月13日与中国建交更加剧了美国的不安。美国抛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双重代表权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驱逐台湾，实际上就是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基辛格把这个方案带到了北京，遭到周恩来斩钉截铁的拒绝，“中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时间很长了，中国还可以再等”。
1971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二，二十六届联大开幕了。基辛格访华及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报对提案的辩论形势产生重要影响。既然你们的总统都可以去中国，我们为什么不能投赞成票欢迎中国呢？美国的指挥棒有些不灵了。美国的提案除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外，所有北约盟国都反对或弃权，它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中国的胜利不可避免地到来了。23国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来电邀请中国派团出席联大。
喜讯对于中国来说是出乎意料的，没有思想准备。外交部经过讨论，决定不出席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毛泽东说话了：“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随后，他老人家又亲自点将“乔老爷当团长”。
乔冠华获此殊荣，欣喜若狂。20多年他出国不少，可都是顾问、陪同，这回自己作团长去联合国，总算是独当一面了。
周总理为代表团的派出和制订出席大会的政策方针日夜操劳。11月5日又接见了代表团，他叫着每一位成员的名字，询问他们的情况。
“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工作，国内作你们的后盾嘛！”总理面带微笑，又加重了语气。
“你们去的不是别的国家，而是美国！大家要明白这一点。你们去了之后要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
周总理最后审定了代表团团长在联大的发言稿，详细谈了出席大会的原则精神和政策方针。他还谈到了服饰，脸色庄重：
“在出席正式会议时，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你们可是代表中国啊！”
在动身的前一天，11月8日晚，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亲切会见代表团领导和主要翻译。他显得特别地高兴：
“美国可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啊！我们进了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主席顿了顿，“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査好再说……要好好研究联合国，尽快熟悉。”
提到第二天代表团就要出发，毛主席大手一挥：“这是件大事，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去。”
11月9日，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乘机离京。首都机场锣鼓喧天，周总理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党政领导和首都群众四千多人热烈欢送。驻京60多国外交使节和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方团长也来送行。乔冠华一直都咧着嘴笑，不断挥手致意。总理和每一位成员握手，握得很重、很用劲。
代表团共约50人。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驻联合国常驻代表：黄华；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邢松益、张永宽。代表团成员中还包括今天我们已经很熟知的外交官，像侯志通、过家鼎、施燕华、吴健民、黄士康、李松龄、赵维等。唐闻生和章含之是主要英语翻译。起草文稿的秀才有周南、丁原洪、李文泉等。可谓精英荟萃。
飞机是绕道巴黎再飞纽约。去巴黎的途中，上来一些外国记者，围住乔冠华拍照提问。乔老爷洒脱如昔，应答如流，人群中不时爆发阵阵笑声和掌声。吴妙发先生记录了当时情景：
记者：乔先生，你作为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团长，对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有什么想法？是否感到突然？
乔：我一点也不感到突然。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说，这叫“水到渠成”，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总不能把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老是排斥在外吧。有的国家的外交不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像驼鸟一样，把身子往沙堆里一钻，以为就自得其乐呢！其实呢？它往沙堆里钻得愈深，就愈显得它不聪明。臀部还露在外面嘛！记者：你指的是谁？
乔：各位都是聪明人，还要我明言吗？
记者：你觉得这次联大决议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乔：还是一句老话，中国采取现实主义政策，希望对方也采取现实主义政策，那么事情就会好办得多……我很爱好地图，有空时经常拿出来看看，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讲不承认一个真正的国家，这个国家就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样荒唐的事情，你们是记者，通晓事理。没有这个道理，是不是？……
记者：中国代表团将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
乔：……对联合国的许多事务，由于多年的阻挠，说老实话，我们很不熟悉。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尽快熟悉联合国有关事务，作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应有的贡献。
飞越大西洋的时候，乔冠华激动万分，写下《过大西洋》诗：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一，万里大洋横渡，一望长空尽碧，此去欲为何？擒虎子，入虎穴。
11月11日上午，中国代表团微笑着飞过大西洋，到达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众多友好国家的代表，联合国秘书处官员、纽约市长的代表等候在机场。几百名从各地赶来的华侨打着“WARMLY WELCOME OUR DELEGATES FROM MOTHER 一LAND （热烈欢迎祖国的代表）”的横幅，用英语、粤语、潮州话向代表团致意。许多人眼中含着泪水，不断挥手致意。他们在寒风中已经站了三个多小时。
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热情的讲话，他说：“中国将在联合国里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的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他还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
代表团下榻罗斯福饭店，先期到达的高梁等6人将14层全部租用，共72个房间。大批花篮摆在走廊，一百多人挤在马路上观看五星红旗升起，旅馆经理带来多层大蛋糕欢迎代表团。
第二天，紧张的工作开始了。乔冠华在联合国礼宾司司长赛能·考尔陪同下，拜会本届联大主席，乔冠华非常坦率地说，“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还没有齐全，对联合国当前的情况也不十分熟悉，所以也许不能立即像所期望的那样积极活动。”这种审慎立场外国记者评述，听了“使人有点感动”。随后又到鲁瓦医院探望住院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13日晚举行招待会，感谢23个提案国和其他友好国家代表团。19H年11月15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当中国代表团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陈楚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时，会场沸腾了。友好国家的代表拥来与他们握手。大会主席马利克致欢迎词，称“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随后各国代表纷纷登台致词，一共有57国。大会一直开到晚上六时四十分，历时约6小时。情绪最热烈的是23个提案国，就好像是自己国家的喜事一样。匈牙利外长竟用中文致词欢迎。美国代表布什的措词很客气，但只有一分半钟。日本则更短，中川先生只说了123个字。乔冠华微笑着，十分专注地通过助听麦克风倾听发言。有一次他潇洒豪放地大笑起来，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抢拍下来，任何人看了那张照片都会被乔冠华的那种自信、那种扬眉吐气的抑制不住的喜悦所感动。最后，乔冠华健步走上讲台。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大厅。这是从心底发出的欢呼，从此联合国不再是美苏随心所欲的表决机器，小国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声音。乔冠华沉着地取下眼镜，清晰而缓慢地宣读那2600字的发言，会场鸦雀无声，所有的人屏气凝神，生怕漏掉一句话。他表现出坚定与自信，坦率与诚实。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宣布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
乔冠华结束演讲后，大厅里爆发出更为热烈的掌声，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又排着长队同他握手表示祝贺。由于握手次数太多，乔老爷的手都有些肿了。共同社的记者称这篇讲话“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南斯拉夫报刊评论道“乔对超级大国的谴责成为联合国的最强音”。
第二天，美国报纸登了一幅漫画：美国代表布什和苏联代表马立克愁眉苦脸地坐在办公桌前，乔冠华将一碗米饭扣在他俩头上……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热烈欢迎。有几个五大三粗的美国汉子就来到代表团驻地，高举“黄华、陈楚投奔自由为时不晚”的横幅标语大喊大叫；还有个别分子爬到对面朱丽亚特音乐学院的顶楼上往下扔臭鸡蛋、西红柿。后来听说这些人可不是白干，每位能得20美元，外加一顿免费午餐。
4.短暂的辉煌
当两位美国黑人，28岁的乔治·鲍德温和24岁的威拉德·博迪把一面长1.2米、宽1.8米鲜艳的五星红旗升上联合国旗列自北端起第23根旗杆，标志着几亿中国人已经堂堂正正地登上了国际舞台。
当乔冠华迈向联合国大会的讲坛时，他也正迈向人生的辉煌。每年的金秋时节，他都要在这里洒下豪气、欢笑和壮美的诗篇。
1971年陈毅曾设家宴请叶帅、王震作陪，为乔冠华饯行。1972年乔冠华去参加27届联大时，陈老总已告别人世。乔冠华伤感万分，作《怀人》一诗：
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柳。
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
今年出国时，景物仍如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这一年联大较为平淡，没有大事争来争去，乔冠华回国途中顺访英、法两国。在伦敦他写了题为《访英》的短诗：
大雨倾盆离纽约，万家灯火到伦敦。
问君何事最难忘？革命情谊比海深。
他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谒了马克思墓，面对逝去的伟人，乔冠华感慨万分束发读君书，今来展君墓。
四顾皆荒凉，独此多花朵。
有花无花小事尔，人心向背事才大。
八十九年如逝水，唯有君思翻帝座。
红旗招展古神州，非君之故更谁何？
我亦从君四十年，谒君涕泪双滂沱。
大错小错千千万，赤胆忠心信无过。
迟早终将见君去，促膝畅谈当有所。
来日方长吾即归，且献鲜花寄微慕。
这可以说是他内心世界的自白与总结。满腔的抱负与才华可以施展，面对马克思，他无愧矣。
27届联大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乔冠华又参加中日建交谈判，结束了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1973年初，乔冠华与美国助理国务卿詹金斯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一事。8月他又被指定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在十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随即又率团出席28届联大。
这届联大很热闹。乔冠华“斗志昂扬”，他批评超级大国拼命争夺世界霸权。对于苏联自称是发展中国家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者，他给予深刻揭露和讽刺，“在赫鲁晓夫上台后，由于长期切身体会，例如要求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撤退专家、撕毁合同、侵犯边界、进行颠覆等等，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它们推行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领土扩张主义……”
安理会会议由于中东战争等问题也很紧张。乔冠华同苏联代表两个马立克（是否有一个是马利克？）进行了激烈辩论，充分展示了他雄辩的口才和铮铮铁骨。事后他仿陆游《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写下《舌战马立克》：
前年来此射长蛟，白浪如山意气豪。
去年来此风稍静，归时但见天山高。
今年来此意颇懒，谁知遇敌犹能叫。
虎子不易得，虎穴须常捣。
地球尚年轻，人生惜易老。
帝修未灭心未平，青眼高歌望尔曹。
年底，乔老爷喜事临门，他和漂亮的翻译章含之结婚了。章含之比乔小22岁，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章士钊。1971年毛泽东钦点章含之进了外交部。正是在乔冠华出使联合国，而章含之作主要翻译的过程中，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就在今天，一位顶头上司要与比自己年轻22岁的漂亮下属结婚也是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何况是当时。乔冠华的公子宗淮（现任驻朝鲜大使）是激烈反对的。部内部外传言也不少。然而他们终于结合了。周总理给予了他们安慰与支持。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还批评乔冠华的子女，教育他们应该支持父亲得到幸福。并且让乔冠华“嫁”到史家胡同51号章家去。毛主席知道后，风趣地调侃乔冠华，“这一次啊，乔老爷，你可真是上了轿啦！”
1974年上半年，乔冠华曾要求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毛泽东发话，此人知道的事太多，不宜出任大使。并交待他，“每年联大是你的事。”4月，毛主席指定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乔冠华为助手。他忙了三天，起草好小平的讲话。邓小平在联大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获得轰动效果。
出席30届联大时，乔冠华已经荣升外长了，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他风采依然，在安哥拉内战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问题、裁军等问题上对霸权主义行径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又演出了精彩的一幕。
确实，这几年是乔冠华辉煌的时期，他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英国一家著名杂志称他“具有哲学家的头脑、外交家的敏捷、历史学家的渊博知识、文学家的美妙语言”。更重要的是，他表达了一个声音，那就是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她应有的作用。他所表现出的一股浩然正气使每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和骄傲。
尽管他个人的辉煌是短暂的，也不论他最终卷入什么样的政治旋涡当中，他在中国迈向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在中国外交的伟大成就中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的文稿、他的演讲也永存于历史的宝库。由于他自身的原因以及一系列复杂因素，在国家迎来新的春天后，乔冠华无法在外交战线上继续施雇才干，对他个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及。
5.“批林批孔”批起了周公，乔冠华内疚不已
1974年初，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全国，“批林批孔”运动全面铺开。“四人帮”及其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指桑骂槐，影射比附，宣称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大肆叫嚷要揪出刘少奇林彪之外的党内“大儒”和“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只要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经历这么多年运动，都能明白又是针对当前某领导人的。当“批林批孔”的口号后面又加上“批周公”，当报刊上连篇累版的社论、文章写着“孔夫子有一条胳膊是弯的……”，即使脑袋最迟钝的干部、党员和群众，也该明白所指为谁了。
舆论已经开足马力发动起来了，各部门也在中央精神要求下纷纷布置“批林批孔”运动。批林好办，可这批孔，大家心里都清楚，有些人喊些空话，含含糊糊过去了，有些人却想表现表现……外交部也不能幸免。对乔冠华来说，也面临艰难的选择。反右运动差点戴上帽子，反右倾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文革”前期被关在地下室、押到王府井卖小报……现在总算摆脱厄运，专长有了用武之地，是毛主席比较看重的人，国际上也有很高声誉。对他来说，这确实很重要。面对这一汹涌而来的大潮，他软弱了，退却了，他没有勇气和毅力去面对、去顶住——其实，又有几个人能顶得住呢？但令人遗憾的是，他连保持沉默的勇气也没有，或许非不为也，不得不为也；或许真的环境变了，事易时移，他有了某种变化。
他站起来了，面对几十年关心爱护他的领导，面对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已经心力交瘁的总理，面对忍辱负重还不断接受批判和攻击的长者，面对一个已经身患绝症的七旬老人，他揭发了，他批判了。乔冠华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参与了中美、中日谈判。他的揭发批判对某些人来说，是最具说服力的，最直接最生动的。早在《上海公报》之后就影射总理是李鸿章，这下更有了证明和根据。周总理对于自己阵营内的“反戈一击”一定很吃惊，很痛心，但他能够理解他们，谅解他们，毕竟他们不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他们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洞察力辨别运动的方向。这不是他们所能左右的事情。
1975年，乔冠华有一次去305医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望着总理被折磨得已经不成样子，他心酸了，想到那次的批判更加内疚，他诚恳地剖析当时的懦弱，承认自己的发言错了，对不起总理。周恩来没想到他提起这档事，笑了笑，和蔼地说：“这不能怪你，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们的总理总是这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有一次乔冠华出席完联大要回国时，买了一盒苏打饼干和一大盒夏威夷果，又让驻法大使曾涛准备了法国羊角面包，回国后托司机秘密送到305医院，那时总理病情已经恶化了。在一次会见完外宾后，总理留下了乔冠华和章含之，十分动情地说：“你们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收礼的，不过这一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乔冠华噙着泪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短短几句话表达了他们几十年真挚的感情。总理一手将他培养起来，总是委以重任；在逆境中，总理关怀他帮助他，让他摆脱厄运。此刻，乔冠华处在辉煌的顶峰，而总理却正在经受心理与身体的双重折磨、双重痛苦。
6.痛悼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世人敬仰的一代伟人周恩来在与病魔和人间恶魔的搏斗中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吾貌虽瘦，天下必肥”，周恩来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未竟的事业，离开了衷心爱戴他的人民。他把梦想留给了后来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乔冠华得知噩耗之后悲痛欲绝，本来总理7日下午安排了要见乔冠华谈一谈，实际上是和几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老同志作最后的告别。总理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限，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那天中午他实在太疲乏了，医生劝阻他下午不要再会客，第二天上午再见。然而再也没有机会了。乔冠华哭得很厉害，回到家只一句“总理去了”就再也说不下去。
1月10日、11日，经过审查和挑选的首都各界群众1万多人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大部分单位都被告知，要“化悲痛为力量”，不要搞悼念活动，不要有黑纱和白花。周恩来静卧在鲜花翠柏丛中，人们的哭声饱含着莫大的哀痛，泪水把周围一圈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
乔冠华是治丧委员会成员，11日下午护送总理遗体火化。4点40分，灵车徐徐开向八宝山。事先没有任何宣布，然而百万群众早已肃立在凉凛寒风中，肃立在十里长街两旁为总理送行。在这里，他们曾无数次见过总理的车队，而今天却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回。人们为他而涌上街头，任泪水在脸上尽情地流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人民内心的感情，而他，再也不会出现在他们中间。
在八宝山，大家更是哭成一片，这是最后的诀别，乔冠华扶着总理的灵柩边哭边说：“总理啊，你一生无儿无女，今天让我作为你的儿女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了哭得更伤心了。总理没有子嗣，也没有遗产，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揷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总理不正是这最好的写照吗？他最后连骨灰都没有保留下来，他不需要墓地、也不需要纪念碑……
随后的三天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活动。“四人帮”千方百计要压低悼念规格。每天只有一位级别较低的政治局委员守灵，因为有外国使节也去，所以指示外交部上、下午只需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乔冠华得知消息悲愤异常，堂堂大国总理去世，外国使节前来吊唁，居然见不到外交部长，真是岂有此理。他在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就这样，他为了维护一个国家的形象，也为在最后能多表达一点对总理的深情，整整三天在气温零度以下的环境中为总理守灵，直至吊唁活动结束。因为悲伤和疲劳过度，加上受了风寒，乔冠华终于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
天安门广场成为人民悼念总理的中心，成千上万的人不顾禁令聚集在这里，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他们演讲、朗诵诗词和散文，字里行间表露着对人民总理的热爱和对“四人帮”的无比憎恶。乔冠华也被这样的场景所深深感染。“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他毅然来到广场。小山一样的花圈，潮水一般的人群，乔冠华激动不已。人们认出了这位部长，聚在他的周围，欢迎他的到来。
第二天一早，乔冠华神情忧郁，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人民悼念自己的总理。他坐不住了，决定再去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望着巨幅相片上那熟悉的面容和四周堆积的花圈，乔冠华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数十年的往事仿佛一下子涌上心头。或许他想到了西花厅的长夜会议，或许想到了和总理、陈老总的开怀畅饮，或许还想到了总理忍俊不止地点着他的鼻子说，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或许还有很多很多……当他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台阶往下走时，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发现了他，抢着拍他的镜头。章含之问他：“把你拍进去怕不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吧。”乔冠华一摆手，“拍吧，就拍我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
此时的乔冠华迸发出无比的勇气，果敢地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对摄像机，他知道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后果，但他勇敢地面对这一切。总理天上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7.乔的悲剧
乔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乔冠华晚年最爱吟诵的诗句，吟诵之时，他竟会泣不成声。在内心深处，他对于自己所做所为坚信不疑同时又流露出对自己遭遇感到不平，寄希望于历史的公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岁月中，乔冠华试图努力实现人生的辉煌，可以说，他成功了，然而也正是那样的环境下，他的弱点也暴露无遗，并最终导致他的悲剧。1974年江青导演一场要打倒周总理的丑剧，而乔则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揭发批判总理的“右倾错误”。而在1976年4月又参加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示威游行……
乔不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打着算盘的阴谋家。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为了自保，有时可能做出一些无可奈何的，或者连自己都不屑为之的选择。然而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宽容。
在接受审查的时候，乔冠华托人捎给章含之一首诗：
长夜漫漫不肯眠，只缘悲愤塞心田。
何时得洗沉冤尽，柳暗花明又一天。
对于自己被抛出政治舞台他感到十分冤屈，他不明白为什么把自己从人民内部矛盾而狠狠地推到了敌我矛盾的边缘。不管如何，他的功过是非中还是功远远大于过的，至少应该是三七开吧。但很多人只是看你刚才做了什么，而不管以前做过什么。“人情辗转闲中看，客路崎岖倦后知”，许多同事、朋友也不太与乔往来了，史家胡同51号可谓门可罗雀。审查两年多，还是没有一个定论，乔冠华又赋诗一首，以表自己的平常心：
百亩园中尽是苔，艾萧未尽兰花开。
边缘战士今何在？前度乔郎今又来。
不知道这首诗的命运是否像1100多年前刘禹锡的“前度刘郎今又来”那样被打成“企图反攻倒算”？
1983年9月22日上午，乔冠华在妻子的臂弯中静静地走完了人生。
9月2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一条电讯：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乔冠华同志因患肺癌，于今日上午10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短短四十个字，没有生平介绍，也没有任何的评价……乔冠华还有许多要做的事没有做，他把遗憾留给了自己，也留给了活着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