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得民心，不是凭屠刀就行。马上得江山，可是要坐稳了江山，还是得靠文治。所以蒋介石把屠刀交给身边人，自己却摆出笑脸做弥勒状，借此迷惑公众。
◎口上安抚，手中磨刀
人在高位上，常会听到不喜欢听的，看到不喜欢看的。有时候心里不满，也不能说出来，只能暗地里想办法除去心头大患。蒋介石常会一面用下属对自己的忠诚感化他们，让他们对于“犯上”的举动产生罪恶感；另一面给他们编排罪证，让他们难以抵赖，同时还要保持对下属的关心和呵护，让他们因为难以摆脱的心理压力，自掘坟墓。
陈布雷从1927年投奔蒋介石之后，一直在他身边尽“文胆”之责，忠心耿耿。他最大的任务是为蒋介石起草文告，到了侍从室后，除非他患病休养，一应重要文告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抱病工作也颇体恤关怀。蒋介石见面必问陈布雷身体近况，每见精神不佳便亲自督陈疗养休息。
1939年12月26日，陈布雷50岁生日，蒋介石还亲自手书一封贺词送他，这让陈布雷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
在陈布雷心目中，蒋介石虽有缺陷，总是“明主”，如“日月之蚀”而已；国民政府虽然腐败，总是正统。抗战胜利后，他也着实为蒋介石本人和蒋记政权卖力鼓吹奔走过。
但是当蒋介石开始发动全面内战，并且公开纵容部下贪污腐化，大肆接收财物的时候，一片忠心的陈布雷不得不向蒋进忠谏，言谈之中，对宋家、孔家也多有涉及。这让蒋介石和宋美龄多少感到难堪。虽然表面上蒋介石对陈布雷也是倍加赞许，但是背后，却密令下属调查陈布雷和家人的思想动态。
一日，在陈布雷向蒋慷慨陈词的时候，蒋介石淡淡地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听说你的小女儿，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参加了共产党……”
陈布雷立刻大惊。
“你不要紧张。”蒋介石安抚道，“保密局给我报告不止一次了。但我是相信你的，你女儿的事与北平地下共党电台一事有牵连，与你无关。”
尽管蒋介石并没有下什么命令，但是忠心耿耿的陈布雷却明白了蒋的意思，主动自杀，以身报主恩。
蒋介石对于陈布雷的这一手口上安抚，手中磨刀演绎得可算是炉火纯青。
得到一个忠诚的人不难，得到一个有才的手下也不难，难的是让一个有才华的人既忠诚，又驯服。蒋介石用甜言蜜语加刀剑，管束出了这样的“奴才”。
◎乔装君子，收买人心
中国的君主历来享有精神统治权，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但不是永久的。人们认为君主是正义的化身。如果他不代表正义，就有可能被取而代之。中国历史上的“犯上作乱”都因此而起。如果君主的所作所为不够正义，那么总会有流民草寇或者前代遗老起兵造反，若失败了，起义者就成为历史上的“叛逆”；若胜利了，起义领袖就会黄袍加身，改朝换代，而被废黜的君主则失去其“天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要拼命塑造自己的君子形象，表现自己的正义，以期得到民众的拥护。
蒋介石就是如此。为了推行儒家道德，他特意在1934年2月19日，发起了一场“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就是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一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就是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初衷。23日，蒋介石在南昌再次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说明，主张以中国固有的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
“新生活运动”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回归、弘扬和提升。蒋介石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了一个熟稔中国传统哲学并虚怀若谷地汲取强国经验的政治家的风度，的确也为他赢得了不少支持。蒋介石为这场运动所确立的基本思想、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等无疑是应当肯定的。没有信仰，没有思想，就会失去前进的指引。他所倡导的以理性和秩序，是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所必须坚持的方向。
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圣人。所以蒋介石坚持把“君子”的形象维持到底，以求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持。
◎大搞正面宣传
媒体是一柄双刃剑。想要利用媒体进行宣传也必须注意把这个武器运用得好，否则，不但不能给自己描摹出伟大的功绩，反而暴露出自身的缺陷，那就事与愿违了。
蒋介石一直很想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以期得到帝国主义更多的支援和帮助。所以他在外国记者、军官等人面前，常百般讨好，希望对方能够为自己做些正面宣传。
抗战时期，海明威夫妇曾经乘飞机来到战时的首都重庆进行访问。作为访问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个美国记者，海明威到达重庆时受到了破格欢迎。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请海明威夫妇共进午餐，还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宋美龄更是亲自当翻译，字斟句酌地遣词造句。
午宴上，蒋介石以介绍战局为名，竭力贬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吹嘘国民党的军事实力是如何雄厚。蒋介石和宋美龄不但矢口否认他们在不久前所制造的“皖南事变”，而且指责共产党军队经常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他们希望海明威回国后能帮助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作些正面宣传，以达到日后投靠美国的目的。
但是蒋介石的目的并没有得逞。海明威对蒋介石的谈话持保留的态度，他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是中国的拿破仑，尽管他千方百计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家，但他的出发点处处都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因此在海明威和周恩来秘密会见后，更倾向了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因为他认为共产党是更民主的一个政党。
这个不太成功的“宣传”，直接说明了媒体的宣传只是一个工具，而真正和宣传效果相关联的，则是被宣传对象的实质。宣传是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宣传不够正面，那还不如不宣传。只有扩大了正面宣传的新闻效应，才能够对舆论形象的树立有良性的帮助。
◎责任手下担，好人自己做
扮好人的领导是最多人乐意拥护的。但是没有规章制度的束缚，很容易导致团队成员的人心涣散。此时最能够起到补救的法子，就是设一个以严治军的二把手，来维持团队的秩序。这既能让底下人对顶头上司有好的评价，又能够保证纪律得到执行。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一把手制订的计划在执行上有风险的时候，派手下人去从事实际上的操作，自己退居幕后，坐享其成，也能推卸责任，在舆论上避免更多指责。蒋介石就曾经用过这手责任手下担，好人自己做的法子。
蒋介石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想要夺权的目的，就利用他的贪心，在国难深重之际，拉他担任行政院长，由汪充当对日外交的总经纪人与筹集浩繁军费的“后勤部长”。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把汪精卫推到前台，主持对日媾和，他居于幕后，潜心策划反共战争，统一军权。
上海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派汪精卫出面，请出了帝国主义当调停人，同日本签订了屈辱条约，把上海人民及十九路军的抗日成果葬送了。上海停战协定告成后，全国人民愤怒谴责汪精卫丧权辱国，违反法律程序，擅作主张签订屈辱条约。而蒋介石则装作对此一无所知，一再对来找他抗议的人们声称自己会严肃处理。
1932年5月21日，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正式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请惩戒行政院长汪案》，称上海停战协定乃行政院不交立法院议决，遽行签字，其为违法，呈请由中央最高监察机关依法办理。同时蒋介石的亲信又添油加醋，推波助澜，更散布一些有损于汪派名声的谣传。
上海停战决策，本来是蒋汪合谋，蒋介石为主谋，可是，汪精卫一人不仅受到舆论界的痛斥，又受到监察院的弹劾，名誉大损。而此时蒋介石却摆出一副中间人的样子，给汪精卫开脱了一点罪责，并调解安抚各方，乘机拉拢了不少人心。
蒋介石的这一手责任下属担，好人自己做的戏码，可算是阴险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