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蒋介石愿意舍弃大片国土来争取时间，但是却不愿意丢掉自己最后的一亩三分地。这是一种战术策略，也是一种心理安慰。
◎讲好原则不能丢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精华，就是把做人视为人生的大事。孔子就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讲原则是古代君子修身、齐家、治国甚至平天下的重要准则。
做人做事如此，在对外交往上就更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外交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维护国土的完整、主权的统一，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都可以商量，唯独这一点是不能妥协的。五代时后晋的皇帝石敬瑭因为不讲原则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从而招致历史的骂名至今仍不绝于耳，如果说后晋和契丹都属于中国血统，石敬瑭的行为还不能说是分裂主权，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晚清政府在列强的威势之下一次次地割土赔款就真的算是卖国求荣了。蒋介石深谙中国的历史，有时一个熟悉厚黑之道的政治家，他当然知道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可以借助外界的力量，可以依附于某一个比自己力量强大的国家，但是最基本的原则不能丢的，如果他像晚清政府那样只是凭借一味地割地赔款来维持统治，那么他的地位是无法保全的，因为他毕竟立足的是中国的这片土壤，他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够安身立命，所以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还是公私利益兼顾的。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就显示出了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在国际事务中应该坚持的原则。他就对日作战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问题，并同英美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得到罗斯福关于对战后收复台湾主权的要求和中国战后“四大国”之一的地位的承诺，关于成立中国战区及其中国在这一战区中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肯定，关于对华援助，支持中国抗战问题，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争取与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
虽然蒋介石在有些事情上投机钻营是很不讲原则的，但是在国家大事，特别是关系到民族利益的外交事务中，他还是能够尽力讲原则。所以虽然他最后还是以失败、退守孤岛告终，但是他曾经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上做出的贡献还是被后人所铭记的。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也遇到过很多阻力，但他利用当时形势的需要，坚持了原则，拿回了属于中国的领土，还是值得称道的。
对于个人的发展来说，不讲原则，绕道而行有时候会取得一时的成功，但这种成功是没有根基的，如同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一个不讲原则，任意妄为的人很难得到别人真正的信赖，也很难获得真正的人世间的情谊，所以为人处事，要谨记讲好原则不能丢的至理良言。
◎有时也唱空城计
空城计正是一种在危急处境下，掩饰空虚，骗过对方的高明策略。在“二战”的时候，蒋介石就将此招用在外交上，成功地骗过了罗斯福的特使威尔基，获得了大量美国的援助。
在威尔基访问期间，蒋介石命令重庆市警察全体出动，拆除临街破棚屋，把乞丐赶到市区以外，破陋的小店铺在威尔基访问期间关门停业，大街上挂满中美国旗、街道两旁站满挥手欢呼的小学生。蒋介石还安排威尔基接连不断地参加政府宴会、各界要人名流私人宴请及各种招待会，使他在忙于吃喝中搞得精疲力竭。在重庆，威尔基看到的是衣着华丽、手套雪白的军官率领着头戴钢盔、装备精良、正步通过检阅台的专门用于检阅的国军，而不是经过了3个星期的训练，就送往前线的骨瘦如柴的士兵。
蒋介石此番虚张声势的确达到了应有的目的。
在己方无力守城的情况下，故意向敌人暴露我城内空虚。使用此计的关键，是要清楚地了解并掌握对方心理状况和性格特征。当年诸葛亮使用空城计解围，就是他充分地了解司马懿谨慎多疑的性格特点才敢出此险策。蒋介石用此招，也是充分分析了美国想要利用自己对抗日本的目的，所以才有机可乘。
但空城计是一种被动作战的被动行为，当那些实力空虚、因遭受意外压力被迫走投无路的一方，采用此招，目的就是企图蒙混过关或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由于此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有许多主动权和机遇还掌握在对方手里，因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宜使用空城计，同时，此计也不宜重复、多次地运用。
在实际战略中，风险往往与机遇、利益和成功共存。空城计的奇巧之处在于：要善于正确、及时地把握对方的战略背景、心理状态、性格特性等，因时、因地、因人地以奇异的谋略解除自己的危机。
能把传统策略运用在实战中，是蒋介石一种自信的表现。
◎制定策略，依计行事
为人处事，可以委曲求全，可以忍辱偷生，在面对竞争强大的对手时，可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以退一步，期望海阔天空，也可以忍一时，等待风平浪静。因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只有在还有青山可依靠的时候，才可以忍，才可以让，才可以退。若是我们连自己的一片青山也将不复存在了，就不能再一味地忍让了。
在与各地军阀经过10年的角力后，蒋介石在1928年成为了中国的领导人；1931年日军刚刚占领满洲时，他自责没给对外关系以足够的重视。1931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国内导致我严重忽视了外交工作。”
1933年6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概括了自己的外交策略：“日本与我们有隙，但同时他们从内心惧怕着我们……赤色苏联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英美希望利用我们牵制日俄，但他们对我国没有领土方面的企图，一般可以把他们视作友邦……对于友邦，我们要报以善意；对于旧怨，我们要妥协；而对于敌国……我们要奋起反抗。”
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2年中，蒋介石谨遵着这些原则，只为能够夺回强大的外国掠走的土地，也只为能废除赋予外国在中国港口特权和租界的“不平等条约”。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时刻，蒋介石已经完成了20年前给自己制定的大部分目标。他收复了日本占领的领土，成功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他还看到中国成为了世界四大国之一。同时像他害怕的那样，苏联重获在满洲的帝国主义特权——他所有的外交努力和中国八年抗战都没能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
历史学家也许会指出蒋介石所有外交上的成功都有其他原因：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犯的错误、美国在海洋上取得的胜利、原子弹的作用以及大英帝国的衰落。但蒋介石在外交上是有技巧的。他领导的中国是一个惊弓之鸟般的贫弱国家，但他依靠两种方式摆脱了劣势地位。首先，他竭力将中日双方的冲突上升到多国的范围，这才使他可能打赢一场必败之战。其次，他洞悉了对手国家的需求与弱点——日本与苏联之间互相畏惧、英属印度难以抵抗日本入侵以及美国需要中国成为对抗日本和苏联的势力，他再次将这些变为己方的优势。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孙子的格言同样适用于外交领域。
◎有根据地就有机会反攻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人在社会里生存总要有自己可以回归的地方，特别是在我们被竞争对手打败，暂时居于下风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反思，然后重整旗鼓，进行反攻。
在1929年至1931年的时候，蒋介石是没有实际力量去控制全国军阀的，只有等到1937年，全国的军阀几乎都承认蒋介石的最高统帅权时，他才能调动全国的力量一致抗日。因此，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定，客观上也使战争得到延缓，给了大量备战的时间，蒋介石也在秘密地进行着国防准备。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偕其高级幕僚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乘飞机由武汉飞抵重庆，从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蒋介石这次西南之行的真正动机，一方面固然在于“追剿”红军和统一四川及西南诸省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控制之下；而另一方面，此行对他最终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决策又有着重要的影响。蒋介石一到重庆，就表现出与他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态度与兴趣。3月4日，也就是抵达重庆后第三天，蒋介石在出席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举行的扩大纪念会上作了他到四川后的首次公开讲演《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在讲演中，蒋介石以大量的篇幅阐明了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四川各界应尽的责任。这就代表了蒋介石已经有意，一旦抗日战争爆发，他就有可能将首都迁往重庆，面对日本的强势进攻，他并没有打算负隅顽抗，而是在寻找大后方根据地，最后的历史证明，四川作为抗日的大后方，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蒋介石在争权夺权的政治生涯中，玩尽手法，时屈时伸，需要屈时就屈，需要伸时就伸，屈于当屈之时，伸于可伸之机，这是他的处世方式。但是蒋氏之屈，是为保存力量；伸，是高扬自己。在“退让”中求“发展”，而争权夺利不拘泥于学形式，最终一跃而起。
狡兔尚且三窟，蒋介石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给自己找好退路。无论是在抗战时退到四川，还是最后败退台湾，蒋介石都是事先找好根据地，并进行有效的经营和建设。靠着四川的根据地他最终赢得了战争，靠着台湾他保全了子孙。
蒋介石虽然建设好自己的根据地，并等待反攻的机会，但是他至死都还只是一厢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