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蒋经国顺利“接班”，蒋介石是煞费苦心，动了许多心思。其中安排蒋经国担任“副职”，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蒋介石明白在很多场合下，有实权的“副职”往往比被架空的“正职”更加重要。
◎早享“正职”乃不祥之兆
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蒋经国已开始蓄意培植儿子，使其具有以后从自己手中“接班”的权威与能力。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蒋氏父子权力交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有序的、渐进的过程。
陈诚在蒋氏父子权力交接中，属于一个过渡性人物。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既是蒋介石“执政”的顶梁柱，又是蒋经国将来“继承统治地位”的铺路人。在蒋经国的政治威权还没有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担负“行政院院长”、“副总统”的实职，还难以“统御众臣”时，蒋介石委陈诚此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权力真空，给蒋经国平稳接班提供了一个缓冲期。正所谓“早享‘正职’乃不祥之兆也”。
1963年12月，国民党中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从陈诚手中接下“行政院院长”的接力棒，老老实实地为蒋经国接替蒋介石的权位修路铺石。严家淦“上任”伊始，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做这样的安排，明眼人不问即可知其用意了。“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与严家淦人际关系哲学大体相似，不过问内部人事，而且，他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做这样的安排，意在把军权让给小蒋。1964年1月，俞大维提出辞呈，请求辞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向严家淦保荐蒋经国任此职务。至此蒋经国已经坐上“国防部部长”的位置，彻底地掌握台湾当局的军权。
1966年，经蒋介石提名，严家淦被选为“副总统”，并兼任“行政院院长”。1969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就正常的正副职关系而言，无疑应该说是蒋经国“辅佐”严家淦，其实不然，这是蒋介石的再一次权力让渡的政治安排，“内阁”实际上已由蒋经国主持，严家淦是在“辅佐”蒋经国从政。这意味着蒋经国的时代悄悄地来临了。难怪有人戏称此时的“严院长”，不过是庙堂里的神像。
蒋经国从1938年前往江西赣南涉政后，到1978年正式就任“总统”，前后经历了40年。蒋经国从“国防部副部长”到“国防部部长”，再到“行政院副院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权力交接过程。到1978年蒋经国出任“总统”，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已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巧立棋子，用作掩护
当“二代”的能力不够的时候，需要一个“领路人”担任正职，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威望抚平人心；另一方面教导副手一些基本的经验和道理，增强副手的能力，为接替自己的正职做准备。许多时候，这样一个“领路人”的角色都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理论和实践能力都很强的人物担任。有了这样的领路人做“掩护”，就不会有太多舆论对“二代”过早参与行政管理指手画脚了。
蒋介石曾经给自己挑选了这样一个用作掩护的人物——李宗仁。
1949年，中国共产党即将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回到老家溪口，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而李宗仁则履行代总统的职责，留在了南京。
但很快李宗仁就发现，自己的命令很少被执行，不管是下属、部下，还是军队、警察。
蒋介石命令往台湾运送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大陆，但是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将军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因为这是老同事的缘故。
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因此，代总统赦免政治犯、遣散秘密警察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此外，他也缺少资金。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旨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钧把50万盎斯的黄金运往台北。从宪法的角度来讲，蒋介石当时根本无权下达这样的命令。
但是，这道旨令却被执行了，一则是因为这是蒋介石下的命令；二则他是在行使国民党总裁的权力。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继续与共产党对抗，因为当时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征服大陆是不可避免的。1949年2月20日，黄金运走了。如果不把这些黄金运往台湾，仍放在老地方，那毫无疑问，李宗仁要以此为条件与毛泽东进行和谈。
李宗仁听说黄金运走了，大为恼火。他严禁中央银行再往台湾运送任何财产；中央银行在战争期间曾没收了大量珍珠、钻石、宝石等，存放在位于上海的地下保险库里。李宗仁派舰艇及时赶到那儿，使这批货物没有被运往台湾。
后来，共产党占领上海，得到了这些珍宝。对李宗仁来说，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银行对于他要求的政府管理费用置之不理。由于没有黄金做后盾，金圆券市值又开始急剧下跌。
在李宗仁发现他的政府手中没有什么钱的同时，他还发现他的个人权力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有一点是特别清楚的——他有权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但是和谈的结果却根本不被行政院承认。很快，除代总统的办公室外，所有政府部门都按时从南京撤走了。李宗仁成了彻彻底底的空头代理人。当他反应过来，自己成了蒋介石的棋子之后，除了暗地大发牢骚，也无能为力了。
◎兼职多多益善
身为一个大家长，自然希望事无巨细能够掌控所有。但是一个人毕竟能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不可能对每件事都全心投入。蒋介石就采用兼职的办法，既能够自由命令该领域的各项工作，随时监督检查，又不用耗费许多时间亲历亲为。
蒋介石在执掌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后，就尝到了兼任各种职务的好处。
蒋介石大量兼职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两职。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当上南京伪政权头子。汪走后，蒋接任汪原来担任的行政院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集党务、行政、军事、议会四权于一身。抗战8年间，蒋介石兼职与日俱增，据初步考证统计，先后担任50多个职务。
其时，蒋介石给人的印象是：大权独揽，小权亦不放过。每逢重大战役，他都要越级指挥至团、营，各级将领往往形同虚设。而且，蒋介石兼职之广，令人瞠目结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之外，还兼有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等职，同时还出任童子军总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中国滑翔总会会长、留日同学会会长、中华复兴总社社长、励志社社长。
蒋介石不愧是黄埔军校校长出身，他特别爱兼任各种校长，如兼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校长、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他兼任的军事学校校长多达20多个，包括陆军、航空、防空、化学兵、机械兵、通讯兵、宪兵等专业，一律由蒋担任校长，另设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
但是蒋介石也慢慢发现有一些兼不了的职。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被地方实力派驱逐下台，蒋介石想自己兼任此职，张治中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且表示他不兼职就没有人能胜任。张治中笑道：“委员长手下不乏将相之才，怎么会没有可用之人呢？再说，委员长兼了省政府主席就是首当其冲，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有损威信。而且委员长在数百里之外遥领主席头衔，遇到事情，难以了解详情，难免失误。”蒋介石听不进张治中的话，厚着脸皮兼任了这个职务，但到成都两次，见识了地方势力的手段后，发现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遂有了退却之意。至此才将四川省主席辞去，由张群接替了这一职务。
◎虽为副手，权力架空
蒋介石虽然坚持独裁统治，但是他非常明白在外人面前，还是需要有一些“民主”的声音。于是他会任用一些信任的人员，给他们足够的物质奖励，同时，也对他们施以必要的警示，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地位，做到不逾矩，不触动家族的格局和利益，并且能够辅助家族完成领导层的更新换代工作。
蒋介石在准备和蒋经国进行“交班”的时候，就动用了一些这样的能够帮助权力交替的副手。他们有着重要的地位、极高的声望，但是却并没有实际的权力。严家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1972年5月26日，国民党举行中常委会议。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蒋介石示意张宝树将谢东闵的举荐信递给“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严家淦看。严家淦看了信，知道这是蒋介石要儿子“接班”。虽然心里有点不高兴，但他想，这种事自己想挡也挡不住，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主动让出职位，以满足蒋氏父子的欲望，反正自己年事已高，也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想到这里，他走到蒋介石身边低声说：“‘总统’，那我今天就在会上辞去‘副总统’和‘行政院长’，并力荐经国先生接替我的职务。”蒋介石见严家淦把话说明了，就说：“‘副总统’就职才6天，不能辞，你只辞‘行政院长’。”
在立法院通过蒋经国的“任命”时，在408票中，蒋得了381票，顺利通过了“任命”。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严家淦继任“总统”。但因此时蒋经国继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实际大权都握在他手上。严家淦也知道自己是个过渡人物，所以尽量少管事。
蒋介石和严家淦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恰好体现了家族利益高于团体利益的投机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