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得生侥幸得立
万历九年（1581），是个平常的年份，但它对朱常洛却至关重要。正是这一年的一个偶然时刻，才衍生了他以及他近4O年莫可名状的荣辱悲欢。
对这个时刻的到来，他那当时年仅16岁的生母王氏毫无精神准备。那时她是慈宁宫里侍奉皇太后的一名默默无闻的宫女，18岁的神宗常去母亲那儿请安，也未对她特别注意。但是这一天，神宗却不知怎么要洗手，王氏就端过一盆水凑近皇上，于是被临幸。一段时间后，王氏的身孕逐渐显了出来，这令盼孙心切的皇太后欣喜异常，便借神宗陪宴的机会，问起这件事。谁知，神宗却态度冷漠地说不曾有过。太后这才明白，这皇帝儿子根本没把她的宫女和孙子放在心上。无奈，只好令人取出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和神宗赏赐何物的“起居注”，当面验对。神宗一时面红耳赤，只好承认确有那么一次冲动。太后趁机安慰说：“我老了，还没见过孙子。这次若生个皇子，也是宗社的福份。”神宗无话可说，便认下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并照太后旨意，先将王氏封为才人，数月后，又封为恭妃。
按照明王朝有关宫廷规矩，如皇帝不承认宫女的身孕与自己有关，轻者宫女腹中的孩子得打掉，重者宫女就得丧命。因此万历如果一念之差就是不承认，或不是皇太后有心，朱常洛根本就不可能来到这个世上。
朱常洛在万历十年（1582）八月十一日出生，便有了皇长子的名份。那时，神宗虽有王皇后和刘昭妃，终因二人都终生不生养而无子嗣，常洛出生，皇太后与廷臣们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以后的太子就是常洛了。所以，常洛在祖母皇太后面前格外得宠。他聪明活泼，无忧无虑，平稳地生活到万历十四年（1586）他的弟弟、皇三子常洵降生。
常洵的降生给他的命运带来了重大变化。常洵是郑贵妃的儿子。郑贵妃极受神宗的宠幸，因此，常洵出生后，神宗借机将其母封为皇贵妃，并为常洵大办庆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
有些大臣怕“子以母贵”，神宗会“废长立爱”，顺此就上奏要求早立太子，而一批摩摸神宗意思，成为郑贵妃朋党的就极力阻挠，因此朝中开始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守正的廷臣、言官们为维护“礼法”和他们的党帮利益，坚持要把常洛立为太子，奏疏雪片般地向神宗飞去，神宗对立朱常洛为太子的请求十分反感，于是上疏的大臣大多因此获罪被贬。然而能左右万历的皇太后却支持“立长”。一天，神宗去请安时，太后问为什么不尽快册立常洛，神宗吭哧了半天说：“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一听勃然大怒，斥责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吓得神宗从此才不敢再公开反对立长子。但他采用拖计，不反对立长子可就是不立，名义上是皇后还年轻，还有可能生出嫡子。
到了万历二十年，嫡皇子还未出生，朱常洛已11岁，却还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廷臣们见短期内册立无望，便纷纷疏请对常洛能按太子预教的祖制，配备一套东宫官属，教他读书，并学习为君之道。这是一种迂回的对策，他们希望造成常洛就是未来太子的声势。不过，万历二十年的预教之请很快就被神宗扑灭了。他抓住礼科给事中李献可联合六科诸臣所进的疏请将弘治年号写错了这一小节，痛斥其欺君罔上，同时，株连贬斥了大学士赵志皋、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等疏请预教最为激烈的11个人，使满朝文武惊骇感叹不已。
但大臣们仍不甘心，仍有不少人拚死上书，加上朱常洛确实也该启蒙教育了，因此神宗才在万历二十一年不得不下令举行预教典礼，一切仪注都与东宫讲学一样。
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常洛很珍惜。他深知父皇对他必定多有刁难。上学后，神宗对常洛的要求，果然无礼而苛刻。按惯例，皇子的“经筵”、“日讲”，以一天的上午9点到11点开始，如遇天气过冷或过热，即传免。但常洛却必须从早上3点到5点就开始，无论多冷、多热，也不得停讲。冬天天寒地冻，神宗却常常故意不传赐暖耳、烤火炉等用具。这一切，常洛都默不作声地忍受了。在还没有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他不想因小失大。不仅这样，他还相当注意表现自己的才华，争取人心。一次，讲官董其昌问：“如何理解‘择可劳而劳之‘这句话？”常洛回答：“就是‘不轻用民力‘的意思。”讲官们都为年龄不大的皇长子能做如此准确、机智的解答，感到十分高兴，到处赞颂他勤于苦读，聪颖不凡；勤于思考，旁通大旨。守正的廷臣、言官们听说了，便更加认为“立长”的正确；神宗得知了，竟追忆起自己6岁时由张居正等大臣预教时的情景。他无可奈何地想，难道真的非册立常洛为太子不可吗？
7年之后。朱常洛终于被册为太子，他的几个皇弟也同一天受封为王。此后不久，常洛又举行了冠婚礼，至此命运之神终于向他微笑了。
地位初定，朱常洛松了口气。然而不久他就发现太子的生活与想象的相距很大，他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那时候，他被安排住在条件非常差的慈庆宫，并规定未奉召不得入见。慈庆宫的供奉很淡薄，不要说跟祖制的太子俸禄无法相比，就是与其他皇子比也让人感到羞涩。而更令常洛难以忍受的，是神宗其实并不维护他作为太子的地位和尊严。出阁讲学，他有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但刚刚开始不到一年，便莫名其妙地给停了。册为太子后，他曾明里暗里几次表示愿意接续下来，神宗却一概不予理睬。万历四十四年（1616），由于廷臣们连疏数百封，神宗下令，在辍讲已经十一年后再重新举行。这次常洛格外恭敬用心，对侍班、讲读官员一律尊称先生，赏赐酒馔。听讲回答，敏捷精妙，博得内宫处廷一片赞誉。然而一讲之后，又是莫名其妙地令停，此后再未举行过。万历三十三年（16O5）十一月，常洛的选侍王氏生了皇长孙朱由校。神宗得知，反应淡漠，给了兴奋得有点失态的常洛兜头一瓢凉水。万历三十九年（1611）九月，常洛生母王恭妃长年抑郁，终于病重。常洛请求再三，才被准许探望。来到宫前，却见大门上着锁，常洛很为母亲门庭冷落而难过。此时，王恭妃患眼疾已双目失明，她用颤抖的手上下摸着常洛，哭着说：“你长这么大了，我死而无憾！”母子俩抱头痛哭。王恭妃死后，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说：“皇太子母妃病故，丧礼应从厚。”神宗未表态。众臣又上疏，这才赐谥肃靖皇贵妃。这件事，常洛一直耿耿于怀。他即位后，立即尊谥母亲为“孝靖皇太后”，并归葬定陵。
在经历了这许多事后，常洛知道自己的地位还很不稳固。而更大的危险，则在于以郑贵妃为首的反对势力，一天都没有放弃使自己的儿子福王取代他而为太子的努力。甚至连郑贵妃的父亲郑成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也都行动起来，组织人力造谣鼓吹，一心想把常洛废掉。这些活动愈演愈烈，于是就发生了明末“三案”中的头一案“梃击案”，从而使常洛的命运又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傍晚，紫禁城高大建筑的屋顶上，隐隐地还有一抹夕阳的余辉。常洛已用过晚膳。明天是端午节，宫中这阵子正为节日用度做准备，他闲着无聊，想出门看看。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了一声惨叫和一阵喊打撕扭声。宫内立刻乱作一团。又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知道事情的经过。原来，刚才有一个汉子，手持枣木棍棒，悄悄闯进了他居住的慈庆宫。那时慈庆宫侍卫很少，整个宫门只有内侍李鉴一一人把守。那汉子潜进来之后，先手起一棍，将李鉴一击倒，迅即向前殿扑去。李鉴一看此人有对太子行凶的企图，于是没命地喊了起来。内侍韩本用闻声立刻带众役赶来，七手八脚将其擒获，并押送到驻守东华门的守卫指挥朱雄那儿，由他们暂为看管。常洛听说那汉子是想来谋害他的，禁不住一阵惊然，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来。
终于查清这是一桩谋害案。由于案子牵扯到了郑贵妃的两个内侍庞保、刘成，所以举朝上下，议论汹汹，都指责郑贵妃一家是此案的主谋，要求查办，这意外的结果，又令常洛大吃一惊。他知道郑贵妃为“立储”的事对他十分忌恨，却没料到这忌恨竟到了要致他于死地的程度。他忿忿然。不过他清楚，也仅能止于忿然而已，郑贵妃朋党成群，不能不令人有所顾忌。
常洛对在以自己为漩涡中心的这桩案子里所应取的态度和做法，想了很多，却唯独没有想到郑贵妃会来求他。那时情势的发展，对郑贵妃十分不利，不仅群臣们纷纷弹劾，而且庞保、刘成也都随时可能彻底地出卖她。她接二连三跑去向神宗哭诉，但此案事出有因，干系太大，神宗也没办法，只好对她说：“到了这个地步，朕也不便硬保你，你可速去找皇太子，让他为你解脱吧！”郑贵妃无奈，只好来到慈庆宫。一见常洛，跪倒便拜，慌得常洛手足无措，自己也忙跪了下来。贵妃拜罢，便哭诉冤枉，求太子救她。常洛生性怯弱，见平日不可一世的郑贵妃这副样子，十分惊恐，极想此案能早点有个了结。于是，便命伴其读书的内侍王安代他起草令旨，要诸臣别再纠缠不休；同时启奏父皇，请令法司尽速结案，不要再株连。
他的这种做法，令神宗顾虑全消，于是在辍朝25年之后亲自出面了断此案。五月二十九日神宗下令，凶手处死；十多天后，庞保、刘成也被秘密杖死；其余有关人犯被发配边地。神宗和郑贵妃了却了一桩心事，常洛也松了一口气。
梃击案后，常洛作为太子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了。由于他关键时候帮了大忙，神宗开始对他另眼相待，一应生活用度也着令大为增加。而郑贵妃，眼看废立不成，常洛继承帝位大局已定，心中十分恐惧。她深知自己对常洛多有得罪，为了将来不遭报复，便一反常态，对其加倍逢迎。她借口感激常洛的解救，不仅好话说尽，而且经常赠以钱财、珠宝，还从她的宫女中挑选了八名最美的送给常洛。这时的常洛，境况已大为改观，再也不受压抑、冷遇，所到之处，满目喜风，不觉踌躇满志起来。他将一往的屈辱全抛在脑后，恣意放纵，耽于享乐；酒色财气，无所不沾。那境况如饥似渴，真有久旱甘霖、一下子要补足3O多年亏空之势。
登极治国红丸丧命
万历四十八年（162O）七月，明神宗朱翊钧病情加重，半个月几乎饮食不进。熬到二十一日，终于一命归西。
泰昌（朱常洛的年号）元年（万历四十八年，162O）八月初一，朱常洛终于黄袍加身，当上了大明皇帝。但由于他在太子地位巩固后，为弥补以前的损失，极力纵情酒色，有时一夜竞临幸几个女子，因此在登上皇位之前身体就早已空虚不堪，所以在登基大典上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只能勉强支撑到仪式结束。
朱常洛在当太子期间对于万历时期的弊政看的还是清楚的，因此上台后在群臣的帮助下，主要是办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罢矿税使。他以传谕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诏令说：“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三殿“‘三宫“无钱修建，才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全部立即停止。各处管税的内官一律撤回加派的钱粮，今年七月以前已征的就算了，没征的一律豁免。”这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所以诏书一颁，朝野欢腾。
第二件事是饷边防。他下令由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给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他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它用。
第三件事是补官缺。常洛即位之初，内阁仅有方从哲一人，其余官职也缺很多。他先命吏部右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深信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之，同意方从哲的催请，将何宗彦、朱国祥等四个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启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又根据吏部尚书周嘉谟的奏疏，同意将为“立储”上疏获罪的王德完等33人和为矿税等事获罪的几十人，一概录用，其中，邹元标升为大理寺卿、王德完升为太仆一寺少卿，那时每个寺里大的配备寺卿二至十多人，各寺都满了额数。因此有人感慨常洛矫枉过正，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
八月初十，朱常洛觉得精神不错，听朝回来后，就命人在内廷摆开筵席，酒席闹至很晚，他又乘兴连幸数女，当夜就一下病倒。第二天，是常洛三十九岁生日，也只好传免，到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泄药。服下不久，常洛便觉不适，一昼夜支离床第，竟腹泻了三四十次，顿时觉得委瘁不堪。此时宫内一片混乱。急召内阁首辅方从哲入宫，在交待了一些后事后，朱常洛问方从哲，听太监说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要进呈一种仙药，能治他的病。方说听说过这事，但不敢相信，朱常洛这时病急乱投医，一听真有其事，立即令中使宣李可灼进殿临榻诊视，并让他赶紧进药。李可灼马上用人乳调药，给常洛服了一枚红色药丸，就是所谓“红丸”。服药之初，常洛感觉很舒服，一个劲夸李是“忠臣”，并传谕众臣：“朕用药后自觉身心舒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被召见而未离朝的诸臣这才欢跃而退，只留下李可灼与几个御医。入夜，朱常洛担心药力不足，令再进一枚红丸，这次却感觉十分不好。五更时分，内侍急召诸臣入见最后一面。九月初一，东方泛白的时候，这位年仅39岁、登极只有3O天的皇帝，就带着一腔遗憾，撒手归西了。
由于朱常洛是服用“红丸”后，才病情急剧恶化故去的，所以廷臣们觉得差不多是李可灼断送了皇上的性命，于是演绎起来。人们首先觉得这“红丸”是个疑点，它是个什么药呢？那时，有说是春药的，有说是金丹药的，也有说是补药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药性大燥，对于虚衰日久的常洛，是断不该用的。常洛先是有崔文升下泄药一损在前，这“红丸”又燥益在后，一损一益，都是追魂断命的劫剂。所以，就有说人崔、李都是弑逆，主张处以极刑，同时，查明谁是幕后人。由此引起已有衰歇之象的党争又热热闹闹地兴了起来。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明末“三案”中最后一案“移宫案”已发，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红丸案”才不了了之。
备受冷遇的皇子之谜
神宗为何以认皇子为耻
朱常洛是大明王朝第十五个皇帝，也是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皇帝。可以说，他还没来得及品味皇帝的颐指气使的生活，就带着满腔的遗憾，一肚子的凄凉，匆匆地告别了人世。他这一生，活得窝囊，活得凄苦；三十九年的人生旅途几乎都是在“秋风秋雨愁杀人”的环境中度过的，虽然是尊贵的龙种、显赫的太子，但是，皇宫之大，“无处话凄凉”，只能独自品尝被冷落、受歧视的滋味。
以常情而言，皇子是王权的象征，他的身边是绝不会少了吹喇叭、抬轿子的人。然而，事情往往有出人意料者，朱常洛就是这意料之外的一个。
朱常洛是万历皇帝的长子，在“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封建社会中，身为皇长子，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这种优越性降到朱常洛身上，就完全走样子，无可名状的苦涩与阴冷几乎成了他的影子，其原因是他的出身的差异。
朱常洛的生母姓王，是皇太后身边的一名宫女。在美女如云的皇宫之中，她实在太平庸了，没有莺声燕语，没有婀娜身体，没有花容月貌，作为女人，她几乎没有一点值得炫耀的资本。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子，竟能使皇帝青眼有加。万历九年（1581年），万历皇帝进后宫探望太后，洗手时，一名宫女为他端来了一盆水，当时，万历皇帝并没注意这名宫女的姿色如何，只是觉得端盆的那双小手玲珑剔透，于是，春意荡漾，欲血沸腾，当时就来个霸王硬上弓，从而结束了这名宫女的少女岁月。由于事先并没准备临幸，所以就没有带什么赏赐的物品，匆忙间，只好赏给这位宫女一副头面。宫女接过皇上的赏赐品，心花怒放，情不自禁地展颜一笑。这时，万历才认真地打量该女的相貌。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万万没有想到，和自己春风一度的女人竟然毫无姿色可言，他真后悔方才的孟浪，然而，生米煮成了熟饭，后悔也无济于事，只好将后悔揣在心里，怅然离去，从此，再也没和这位宫女同床共枕。这个有幸接受万历皇帝阳光雨露的宫女，就是朱常洛的母亲。
更令万历皇帝悔恨的是，他这偶一为之的荒唐，竟然为朱氏王朝种下了根苗。有一天，万历皇帝又一次进后宫陪母亲——慈圣皇太后谈心，说话间太后就问起了他与宫女王氏之间的事，万历认为这是对他荒唐的讽刺，满地都是春兰秋菊，我偏偏摘取了那朵狗尾巴花，真叫人笑掉了大牙，听了母后的问话，立刻面红耳赤，冷冷地、又十分坚决地予以否认。当太后十分兴奋地告诉他，那位宫女有了身孕时，万历除了感到极为震惊外，一点欢悦的色彩也没有，矢口否认了他与宫女间已发生的暧昧关系。太后看到这种情形，知道万历没有将王宫女和即将临世的孙子放在心上，以为他是嫌宫女的身份低，却不知道万历不动心的原因在于姓王的宫女缺乏女人应有的魁力。太后对万历皇帝说：“你不要嫌弃王氏的宫女身份，母以子贵，只要你给她个封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再说，我也老了，到现在还没抱上孙子，这次王氏如果生了皇子，这不是社稷的福分吗？”同时，太后拿出皇帝《起居注》，把万历同宫女苟合的时间、地点以及赏赐的物品一一指给万历看，使万历再也无可否认，在这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万历只好予以承认，而且封王氏宫女为才人。
因为朱常洛是万历视为奇耻大辱的种子，因此，他对这位皇长子没有一点怜爱之心，简直视同路人。对于朱常洛是否享受到皇长子所应有的待遇，是否受到皇长子应受到的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不闻不问。到了他宠爱的女人郑氏生了朱常洵后，朱常洛的处境更艰难了，不但朱常洵的各种待遇都远非朱常洛可比，就是朱常洵的母亲的待遇也远远超过了朱常洛的母亲。郑氏一生朱常洵，就立刻封为贵妃，而生了皇长子的王氏，却仅仅得了才人的封号，而且还是皇太后为她争取来的。万历皇帝这一冷热不均的态度立刻被宫中那些善于观颜察色的势利小人所觉察，他们见风使舵，以万历的眼色为轴心，对于朱常洵，大家像众星捧月一样，问寒问暖，无微不至，生怕侍候不周。对于朱常洛，却是视而不见，朱常洛的皇子府中，到了门可罗雀的程度。除了皇太后和朱常洛的生母，简直就没有一个人还想到这位皇长子。按照千古惯例，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由于万历的皇后没有一男半女问世，所以，朱常洛理所当然的是立皇太子的惟一人选。但是，因为万历皇帝对朱常洛没有一点父子之情，他的太子名位也就受到了严重威胁。朱常洛自己也深切地感受到太子封号的遥远。
这时，万历皇帝和郑贵妃之间，如胶似漆，二人深宫言欢，郑贵妃常常拿他和朱常洛母亲间的偶发事件取笑，将此视为心病的万历听了也并不恼怒，仍是照爱不误。郑贵妃所以了无忌讳，是因为她长得口纤适度，仪态万方，回眸一笑，万种风情齐聚眉梢，万历皇帝一见到她那娇美面容，立刻就会忘记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因此，爱屋及乌，对郑贵妃的爱子朱常洵高看一眼自是情理中的事。后宫的势利眼们明察秋毫，断定皇帝有立朱常洵做太子的意图，于是，推波助澜，鼓动郑贵妃出面争太子名位，并向外散布：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已到大高元殿盟过誓，万历皇帝表示要设法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把盟约装到玉盒之中，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玉盒之约”。朝廷的大臣们听到这个传言，觉得事态极为严重，分析万历皇帝的言行举止，认为这不是空穴来风。原来，朱常洵刚出生不久，首辅大臣申时行曾上书，请万历皇帝尽快立朱常洛为太子以定名分，万历却说：“长子幼弱，以后再说吧？”朱常洵的母亲郑氏因为生了朱常洵立刻就被封为贵妃，而生了皇长子的王氏却只封做了才人，郑氏得了贵妃称号后，才封王氏为恭妃。这种“废长立爱”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因此，一些操守严正的大臣们开始上疏，要求立刻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这些上疏的大臣们全都被万历皇帝贬到外地去。
立太子的宫廷斗争内幕
有一天，万历皇帝进宫给皇太后请安，太后责问他为什么还不册立朱常洛，但是，万历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听了火冒三丈严厉地斥责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这时朱常洛已经九岁了，万历皇帝在这个年纪已经做了皇帝。由于太后的强硬态度，万历皇帝“废长立爱”的念头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却迁怒到朱常洛身上，他把申时行召进宫中，说道：“我不喜欢你们纷纷扬扬议论立太子的事，这是离间我们父子的感情。所以，要把这些奏章全部扣下，如果明年你们不再谈论此事，就在后年册立，不然，就等到皇长子十五岁时再举行！”
在压制群臣的同时，万历皇帝对朱常洛的态度更加冷淡了。朱常洛长到十一岁时，还没有为他安排正规教育，连大臣们请求先为朱常洛进行太子式的教育也没有批准。直到万历二十二年，才迫不得已地安排朱常洛接受太子式的教育，但是那种苛刻是大臣们想不到的。按惯例，皇子出阁受课，每天都是从上午的九点或者是十一点开始的。如果天气太冷或是太热，皇上就会传旨减免，而朱常洛却不能减免，不管酷暑还是严寒，都必须严格遵守时间。夏天还好说，到了冬天，北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平民百姓也很少在凌晨三点就出门的，可是皇长子朱常洛却不敢稍有耽搁。有一天，北京城刀子似的西北风嗷嗷呼啸，飘飘洒洒的雪花在料峭的寒风中坚硬如铁，打到人的脸上像刀扎似的，疼痛钻心，凉入骨髓，在这“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严寒时刻，朱常洛不得不按时向听课处艰难迈进。以常情衡量，不必说龙子龙孙，就是寻常的殷实人家的子弟，也有充足的御寒物资，而身为皇长子的朱常洛，竟然连一副暖耳用的帽子也没有。当他在踉踉跄跄中赶到听课处时，整个身体都有些僵硬了，可是，厅堂上连取暖用的火盆都没有，侍讲大臣看到这种情形，愤愤不平，对朱常洛说：“殿下是宗庙社稷的主人，应万分珍重，天冷如冰，您竟然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一旦受了风寒，将如何向天下人交待？应赶快弄火取暖！”而这时，负责朱常洛生活起居的太监们竟然齐聚密室中烤火，没有人想到皇长子的冷暖，听到侍讲学士的激愤言词，这才抬出火炉。当待讲学士把此事上奏给万历皇帝时，万历皇帝连一点惊讶的表情也没有，更没有惩治宦官们侍候不周之罪。不但是朱常洛，就是侍讲大学士们也为之感到齿冷。
这种情形，对朱常洛来说司空见惯，属于比较客气的待遇，还有更严酷的，简直让人触目惊心。
神宗为什么不怕得罪母后和大臣们，坚持不册立朱常洛呢？原因还在郑贵妃身上。郑贵妃不仅希望自己久宠不衰，更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子朱常洵继承皇位。神宗爱母及子，但又不能公开废长立幼，破坏祖宗规矩。于是故意拖延时日，待多病的王皇后去世，立即册封郑贵妃为皇后，再名正言顺地立朱常洵为太子。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O1年）八月，大学士沈一贯上书，引经据典，希望神宗多子多孙，早封太子，然后封诸子为王，子复生子，根深叶茂。沈一贯的奏疏打动了神宗。这年的十月十五日，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朱常洛贵为太子，却不知生身之母在哪里，自幼孤立无援，郁郁寡欢。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的九月，一名小太监慌慌张张跑到东宫，十分神秘地引领太子往哕鸾宫直奔而去。两扇宫门紧紧锁住，太监从身上摸索出钥匙，打开大门。黑洞洞的殿堂静寂无声，太子不寒而栗。小太监悄悄告诉朱常洛，躺在床榻上的就是你的生母王恭妃。太子颓然扑倒在床前痛哭失声。王恭妃双目失明，听说儿子来了，伸出枯瘦的双手，扯住儿子的衣角，泣不成声地说：
“我儿已长大成人，为娘的死而无憾了！”
太子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他和母亲见上的最后一面。
朱常洵受封福王后在郑贵妃的庇护下，迟迟不去封地，赖在京师不走。皇宫内院怪事连连，不断揭发出妖人诅咒太子、东宫侍卫带刀行刺等事件，而且这些都与郑贵妃、福王有干涉。神宗明知就里，装做不见，一概不予追究。
“梃击案”揭秘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的一天傍晚，紫禁城内外，人们都在为端午节做准备，历经磨难、终于取得太子封号的朱常洛的太子府也在为第二天的节日忙碌着。闲着无事的朱常洛正想到外面散心，突然，从门外传进来撕裂人心的叫喊和一阵激烈的扭打声，常年如履薄冰的朱常洛顿时感到从心底升起了一股恐惧的寒意，直觉告诉他，有人在对他下手了。厮打声平息后，他才知道，刚才，有一名彪形大汉，手持枣木棍，偷偷闯进了他住的慈庆宫，由于太子府的侍卫太少，竟使这个大汉长驱直入，径直闯到慈庆宫外。守卫在门口的，只有一人，名叫李鉴一。那人潜进之后，一棍将李鉴一击倒，毫不停留地向宫中闯进，李鉴一知道这是在谋图太子，因此拼命喊叫起来，这才引来其他侍卫，将大汉制住，并立即押送东华门守卫那里。第二天一早，朱常洛就把谋杀情形向万历皇帝做了汇报，万历却要他不要管这件事，然后，就轻描淡写地让距离最近的法司审理。
经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提审后，报告说人犯名叫张差，蓟州井儿峪村民，言语颠三倒四，像是个疯子，但又不时吐露出“吃斋讨封”等语无伦次的言语。等到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再审时，张差又明明白白供认，自家柴草被李自强、李万仓烧毁，出于气愤于四月内来至京城，想要到朝廷上申冤告状。由于不认识路迷失了方向，恰好遇到两名男子，告诉他：
“你没有凭据，如何告状！你手拿一条杆子，就可以作为喊冤的证据。”
张差信以为真，初四这天手持木棍进了皇城，从东直门径直闯入了慈庆宫。
胡士相等建议，将人犯立即斩首处死。可是，到了五月十一日，案情又发生了变化。这天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東到狱中发放饭食，最后轮到张差领饭，见他年青力壮，行动敏捷，根本不像疯颠之人。王之東灵机一动，正言厉色地告诫张差，你若如实招供便送饭给你，如若扯谎隐瞒就将你活活饿死牢中。张差看着摆在眼前的饭食低头不语，发了一会呆，慢慢抬起头，低声说：
“我不敢说实话。”
王之東支开身旁的狱吏，再次询问，张差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差小名张五儿，他的父亲病故后，家中无依无靠生计成了问题。马三舅、李外父二人，叫他随一位不肯说出姓名的太监去办件事，答应他事成之后送给几亩田地耕种。李外父骑上马，张差后面跟着，初三那天在燕角铺歇息了一晚，初四来到京城，糊里糊涂走进一座深宅大院。院中的一位老公公一边送饭，一边吩咐：
“你冲进皇城，碰见一个，打杀一个，出了事我们再去救你。”
说着递给他一根枣木棍子，领着张差由厚载门进入皇城。接到王之東的奏报，神宗指令刑部司会集十八位官员开堂复审。张差一进大门，就被刑部大堂的森严气氛吓得魂不附体，胡士相一声喝问：
“张差，还不从实招来！难道你非要吃我大刑不可！”
堂下张差磕头如捣蒜，一古脑招认出来：
马三舅叫马三道，李外父名叫李守才，都是井儿峪老乡。他的姐夫孔道住在蓟州城内。那位不知姓名的老公公叫庞保，在蓟州监修铁瓦殿。张差去的那所宅院是朝阳门外刘成的住所。马三道、李守才经常往庞保那里送炭，庞保、刘成在王皇殿商量，让马三道、李守才逼迫张差打进皇宫，谋杀小爷（指皇太子朱常洛）。
胡士相等本是郑贵妃的死党，他费尽心机妄图掩盖事件真相，但大庭广众下，张差供认不讳，案情终于大白天下。马三道、李守才从蓟州缉拿进京，太监庞保、刘成也逮捕入狱。究竟谁是谋杀太子的幕后指使呢？
郑贵妃的哥哥郑国泰心怀鬼胎，一时慌了手脚，急忙进宫与郑贵妃商议对策。本来，梃击太子一案，全是郑国泰一手策划的。郑贵妃眼看露出了马脚，便跑到神宗面前，使尽浑身解数，央求皇帝为她做主。神宗也被梃击一案搅得十分恼火，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文武大臣哪能善罢甘休，干脆撒手让郑贵妃自己想办法妥善解决。郑贵妃忍了又忍，硬着头皮屈尊去慈庆宫向皇太子求情。神宗也施加压力，令太子朱常洛亲自和廷臣交代。太子本来就软弱无能，哪里经受得了贵妃和皇帝两方面的挟制，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亲自颁发令旨，说张差一案与郑贵妃无关，不要株连。
神宗很满意太子通情达理的做法，于是亲自驾临慈宁宫召见百官，特意让太子朱常洛站立身旁，拉起儿子的手，冲着阶下的大臣们说：
“我这个儿子十分孝顺，我从心里喜欢他，你们做臣子的不要妄发议论，离间我父子的关系。”
说着神宗又令内侍带领三位皇孙走到石阶上，请大臣们认识认识：
“我的几个孙子都已长大，你们不必再说三道四，扰乱人心了！”
神宗侧过身子，对太子说：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趁大臣们都在场全部讲出来。”
太子朱常洛不敢怠慢，责备大臣们说：
“那张差本是个疯颠之人，快快斩首。我父子亲密无间，你等议论纷纷是无视君主的举动，他使我陷于不孝的窘境。”
神宗像演戏般地再三喝斥群臣：
“太子说的话，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在神宗皇帝的调护下，郑贵妃一伙幕后操纵者安然无恙，只是把张差开刀问斩，庞保、刘成二人秘密处死，以此封住了朝廷上下官员们的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