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有一天，我和邬吉成同志聊天时，他谈到以下情况：
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进入北京工作以后，中央安排他先是住在京西宾馆，和纪登奎成了邻居。但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对于房间、设备都很高级的京西宾馆很不习惯，认为太奢侈，太浪费了，就向周总理提出搬家的请求。因为没有其他合适的地方安排，他们老是住在京西宾馆也的确不是办法，周总理与中央办公厅研究，决定让他们搬到钓鱼台国宾馆居住。
搬进钓鱼台国宾馆后，纪登奎住进了2号楼，陈永贵住了3号楼，他们二位还是邻居。吴桂贤住了11号楼。但是陈永贵住在这里感到更不习惯了，认为一个人占着一栋接待外国贵宾的高级楼房，比住京西宾馆更奢侈、更浪费、更不安，又动了搬家的念头。
为此，陈永贵除了提出搬出钓鱼台国宾馆的请求外，还提出了“三三制”的意见：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蹲点搞实践活动，三分之一的时间搞调查。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多年在农村，对城里的生活不习惯，时间长了与外界隔绝。为了同下边保持接触，掌握情况，不脱离群众，请毛主席批准他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
毛主席看了陈永贵的信以后，很感兴趣，批示：“很好，钓鱼台没鱼可钓，请政治局议。”为此，毛主席还专门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和陈永贵握手时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啦，那里没鱼可钓。”毛主席还在会上向其他政治局委员说：“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你们准备怎么办？”随即说：“吴桂贤你也搬出钓鱼台嘛。”毛主席还指出：“下去搞社会调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所有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
陈永贵提出的“三三制”，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和他一起住进钓鱼台的纪登奎拍拍陈永贵的肩膀说：“你又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了。”可是，江青对陈永贵引出的搬出钓鱼台的话题并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却很不满意，她专门找陈永贵发牢骚说：“你有地方住，我搬出钓鱼台往哪住？”陈永贵憨然地一笑：“我只管我搬家，别人就管不了啦。”
大约是1974年下半年，纪登奎、陈永贵同时搬出了钓鱼台，纪登奎搬到了中南海对面的新建胡同，陈永贵搬到了东城区的后恩寺的一个院落。
江青并非没有地方搬，中南海丰泽园不就是一处很不错的住处嘛，她和毛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住在那里。江青压根就是舍不得搬出建筑宏伟高大、居住舒适又习惯了的钓鱼台国宾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