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心胸狭窄，脾气暴躁，喜怒无常，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其主要原因既有她的出身问题，所处的地位问题，也有她的心态问题和病态问题。但是，江青也是人，她也有七情六欲，并不是每天都在板着脸，都那么严厉，她也有高兴的时候。不过，她的喜怒之间变化来得太快、太惊人，令人难以捉摸。她高兴的时候，可以跟工作人员聊天，有时还说几句开玩笑的话。江青高兴的时候，不但有说有笑，有时还想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做点什么事。
196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对我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通知要求：10月20日之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根据这一精神，坚持正常工作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除毛泽东、林彪到了外地以外，其余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全部迁到北京山区。到了那里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次数明显减少，来往电话减少，阅读的文件资料也有所减少。江青在闲暇之余，除了散步、摄影、休息以外，有时还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聊聊天。
有一天，江青在办公室看了少许文件，打铃叫我。我不知道她叫我有什么事情，就急急忙忙跑去了。我见到她便问：“江青同志叫我有什么事吗？”她那天情绪比较平和，带有笑意地说：“没有事就不能叫你啦？今天我没有什么事，咱们一起聊聊。”那时，我给她当机要秘书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她还从来没有主动提出和我聊天，我真是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她能主动提出来和我聊天，说明她今天的心情好。只有她的心情好，我们工作人员心情才会好，心里才踏实。怕的是：不知道她要跟我聊什么？生怕聊出问题来。聊得她不高兴起来，也是可怕的。她如果不高兴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江青不容我多想，就开始问我了。下面是我们二人的一问一答：
“小杨，你今年多大啦？”
“我今年31岁了。”
“结婚几年了？”
“结婚四年了。”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叫任秀芬。”
“典型的中国妇女的名字，什么花呀，秀呀，芬呀，荣呀的。”
“有小孩了吗？”
“有小孩了，刚出生三个多月。”
“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是男孩儿，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呢。”
“你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你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起了，叫杨同贺。”
“你为什么给你儿子起这个名字？”
“是为了祝贺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同时庆祝我们夫妻生了第一个孩子。”
“名字起得还算有意义，我听你的话音，你们还想要第二个啰？我主张共产党员少要孩子，多工作，孩子多了会影响工作的，你懂吗？”
“我懂，听江青同志的。”
江青又问：“小杨，你知道我问你这些是什么意思吗？”我摸不着头脑地回答：“是对我的关心呗。”
江青表扬我说：“你回答得正确，你很聪明。我的意思是把你的爱人，噢，农村叫老婆或者叫媳妇，调到北京来，结束你们牛郎织女的生活。我是过来人，我有亲身体会，年轻夫妻长期分居是很痛苦的。你在我这里工作，长期不能回家，你爱人的探亲假也有限，很少团聚，这样时间长了我会很不安的。把你的爱人调到北京来，你们两个在生活上互相好有个照应，你也就更加安心地在我这儿工作了。光叫马儿跑，又叫马儿不吃草，怎么行呢！”
我听了江青的话以后，非常激动，就说：“感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今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你好好服务，绝不辜负你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可是，与我一起参军入伍的同志，他们的家属绝大多数没有随军，我的家属来了怕有影响。”
江青耐心地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特殊情况。你在我这里工作就是特殊情况，他们没有在我这里工作嘛，他们可以回家探亲嘛，你却不可以嘛。你不要再说什么了，我下决心要办的事情不能随便改变。你给东兴同志打个电话，就说我说的，把你爱人调到北京来，请他负责给你爱人办手续，并负责安排工作，你去打电话吧。”
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以后，首先把这件事告诉了江青的厨师程汝明。他说：“江青同志今天怎么大发慈悲了，好事呀。赶快给汪主任打电话，请他快点办。她说的话容易变卦，夜长梦多，抓紧时间办。你听我的没错，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否则，你会后悔的。”
我认为程师傅的话很有道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拿起电话就拨通了汪东兴的电话，把江青跟我说的话说了一遍。汪东兴说：“这是一件好事，我来办。你马上报告江青同志，就说我知道了，根据她的意见，我马上就办，免得她改变意见。我事情太多，我把这件事情交给耀祠同志去办，你放心好了。”
第二天，江青见到我就问：“昨天我跟你说的事情你报告东兴同志了没有？”
我说：“报告他了，他说他马上就办。”
但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办起来并不顺利。张耀祠把此事告诉了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办理。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很快就给河北省定县县委组织部发了调令。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组织部门的刘建明是从中央警卫团调到中办政治部去的，原来是我的老领导，他打电话给我说：“老杨，遵照汪主任、张副主任的指示，你爱人的调令我们已经发到你们定县县委组织部了，我跟你说一下。”
我说：“谢谢老首长了。”
于是，我就给我爱人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有这样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大好事，要她不要着急，耐心地等待。
这一等就是七个月，到了第二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爱人带着我儿子到北京来探亲。那时，我见到儿子非常高兴，因为儿子出生10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见到我的小宝宝。我问我爱人，你调北京的事定县有消息了吗？我爱人说没有哇。我劝她说还是不要着急，再等等吧。他们在北京只住了10天就回去了。
这一等又是七个月。有一天，江青问我：“你爱人调到北京了没有？她的工作安排了没有？”
我说：“还没有调来。”
江青不高兴地说：“怎么搞的？这么一件小事，一年多的时间了还没有办成，你也够老实的，也不主动问一问。去，问一问东兴同志怎么回事？你就说我叫你问的。”
我给汪东兴打通了电话，我说：“汪主任，江青同志今天问我爱人调到北京来的事，我说还没有调来，她叫我问问你，此事说了已经有一年多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成？她叫我催催你。”
汪东兴在毛泽东那里，事情比较多，他不可能经常盯着或过问这么一件个人的小事。他听了以后也觉得惊异：“怎么，还没有调来？我马上过问一下，催一催。”
当天张耀祠就来了电话，他说：“关于你爱人调动的事，我查了一下，中办政治部的调令早就发到你们县里去了，我再叫他们发一份。”
定县县委组织部接到中办的第二份调令以后，他们也坐不住了，立刻到我爱人的工厂找他们的领导，质问他们接到中办的调令为什么不给任秀芬同志办理调动手续？这位厂领导说，任秀芬是我们厂的会计、业务骨干，舍不得叫她走。组织部的同志说，你们厂的工作再重要也没有中办的工作重要，要顾全大局，赶快放人，请任秀芬同志去办手续。这些话是刘建明告诉我的。刘建明说，这是定县组织部的一位同志在电话里说的。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进京的手续是办了，但是又遇到了在北京安排工作的难题。张耀祠对我说，你爱人来到北京工作不好安排，叫她先来北京，等待分配，这样行不？我说，这样不好，那就等于她丢掉了工作，再安排工作的话，前边12年的工龄就接不上了，就失去了，还是等安排了工作再来北京为好。
张耀祠说，这件事，我得报告汪主任，请示他看怎么办？
一个小时以后，汪东兴来了电话：“杨银禄同志，关于你的爱人工作问题，请你问问钓鱼台管理处的处长张振良同志要不要？你爱人是个会计，有一技之长，又是共产党员，政治和业务条件都不错，你问问他试试看。”
我按照汪东兴的意见，到钓鱼台管理处，找到张振良，跟他说了此事。他很痛快地说：“我们要，你爱人来了继续叫她做财务工作，我负责给你们解决住房问题。汪主任已经给我来电话了，叫我安排好。但是汪主任不叫说他给我打过电话，你也不要跟江青同志说，是汪主任把你爱人安排在钓鱼台工作的。”
就这样，我爱人的工作问题也解决了。于是，我爱人和儿子于1971年1月23日总算到达北京，安家落户了。
这一年的春节，江青问我：“你爱人调到北京来了吧？”
我说：“调来了，为了我家属的事，一直叫你牵挂，谢谢江青同志。”
江青又问：“你爱人安排在什么地方工作了？”
我说：“安排在钓鱼台工作了。”
她说：“那好，你们在一个地方工作，互相好有个照应，不错，那你就安心工作吧。你们在我这里工作，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今天是大年初一，等我休息的时候，你回家去看看，过个团圆年。”
我说：“感谢江青同志的理解和关心。”
当江青无辜地把我打成“反革命”，把我和我爱人赶出钓鱼台以后，无中生有地对她的第四任秘书刘玉庭说：“杨银禄把他老婆安排在钓鱼台工作，是一个阴谋，他好通过他老婆通风报信。”
在这之前和之后，不管她对我有多么不好，甚至无辜地把我打成反革命，但是，把我爱人调到北京来，为我做的这件事我还是感谢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