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说了，李渊和老婆窦氏一共生育了四个儿子。三子李元霸早死，遗存下来的是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和四子李元吉。李建成生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李世民生于开皇十九年年初（599）。李元吉生于文帝仁寿三年（603）。也就是说，李建成要比李世民大十岁，李世民则比李元吉大四岁。
俗话说得好，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李家三儿郎虽是一母所生，但性格却各有不同。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老大李建成。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世人对李建成的评价基本上呈一边倒的态势。他的形象相当欠佳，愚昧无能、阴谋家、贪酒好色……种种不一而足。我们之所以会对李建成有这样的认识，其实完全是拜唐史三大权威读本——《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赐。
三者当中，刘昫挂名、赵莹等人编著的《旧唐书》问世最早，成书于五代后晋时期。宋祁、欧阳修等人编纂的《新唐书》次之，成书于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司马光等人编写的《资治通鉴》最晚，成书于北宋神宗年间（1067-1085）。三者有关初唐部分的史料来源却是一致的，都来自于李世民本人的起居注。
我国古代有这样一项不成文的传统，即由史官负责记载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称为“起居注”。起居注是编修国史的第一手资料。秉公执笔，如实记载，不虚美，不隐恶，这本是史家一贯坚持的神圣原则，即便是皇帝都无权过问。因此，历代帝王都不会去看起居注，以保证史官可以无所顾虑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自春秋以来近千年历史沉淀所形成的良好传统。一千年来，没有一位帝王看过自己的起居注。但是，这个不成文的传统到了唐太宗李世民这里却戛然而止了。
贞观十六年（642），心血来潮的唐太宗突然想到要看自己的起居注。他问兼任史官的褚遂良：“我说褚啊，我能看看自己的起居注不？”
褚遂良当时就被雷懵了，想了好久，他才委婉地回答说：“史官撰写起居注，绝对是秉笔直书，善恶皆记，这多少会起到规避君王恶行的作用。不过，迄今为止，还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一个君王会看自己的起居注的。”
李世民有点儿不爽，便直接问褚遂良：“那我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也会记录下来吗？”
褚遂良被逼得无奈了，还是委婉地回道：“这是我的职责啊，不敢不记。”
一旁的刘洎比较强硬：“陛下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就算是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会记着的。”
李世民十分不爽，但也只好把这口鸟气强咽到肚子里。不过，时过一年，他故调重弹。这一次，他不找褚遂良了，改问房玄龄：“史官编写的起居注为什么都不让君王阅看呢？”
房玄龄说：“陛下，这是因为史官要秉笔直书，如实记录君主的功过得失。君王如果看到关于自己过失的记载，就会不高兴。所以，史官都不敢给君王看起居注。”
李世民趁机表态：“哦，这么做是对的。不过，朕想看看自己的起居注，好了解了解自己的过失，以便在以后的日子里加以改正。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君王嘛！”
房玄龄很为难。谏议大夫朱子奢也站出来阻止，说得比较委婉：“陛下你英明神武，看看自己的起居注当然没什么了，可是您的子孙们如果群起而效仿怎么办？万一他们动了掩饰自己缺点和短处的念头，那以后还有信史可言吗？”
但很明显，李世民这一回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脑袋摆得跟拨浪鼓似的，非要看这个起居注不可。房玄龄无奈，只好将起居注删节为实录给他看。
事实证明，李世民他不是圣人。他对自己的许多恶行曲意隐瞒，授意史官进行了修改，从此就开启了皇帝干涉史官的恶劣先例。有关李建成其人的人品与事迹，便在改动之列。
李世民其实是非法暴力夺权，为了证明自己夺权的合理性，他便对李建成、李元吉等人肆意“抹黑”，将其塑造成愚昧无能、贪酒好色的反面典型。究其本质，无外乎就是以坏衬好，借以树立李世民伟光正的光辉形象。
清末民初思想家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明确指出：“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所以啊，《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有关初唐历史的记载存在着很强的政治性和虚假性，相当一部分是不可相信的。真正可信的典籍其实是这一本——《大唐创业起居注》。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只要看看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就明白了。《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赫然就是李渊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温大雅。温大雅本人亲身参与了自晋阳起兵到李渊称帝这三百五十七天内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他是以写日记的手法完成这本书的。也就是说，他每天看到一点儿，就记录下一点儿，并不是集中大量时间进行专门的写作，这就确保了第一手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