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学六年级的同班同学和一位仅教过他们一年政治课的老师之间的师生情谊，保持了整整五十年，而且还正向下个世纪延续着。这也许算是个小小的奇迹吧！
正月初一凌晨，江雪辰从沈阳来电话，告诉我不要给杨敬纯老师电话拜年，更不要去看她。她现在心脑血管梗塞发作，正静卧治疗，经受不住兴奋刺激。七十五岁的老人了，又一生坎坷，多灾多难，她能熬过去吗？我甚为焦急和忧虑。五月一日雪辰又来电话，说杨老师的病情大有好转，已能下床在室内活动了，沈阳的几个同学已约定，5月6日去看望她。问我前列腺切除后，身体恢复情况，能否如约前往。我连忙说：“我一定去，一定去！”
我们和杨老师的师生情是从沈阳刚刚解放开始的。1949年春季一开学，我们就读的西塔小学来了一位一身女八路装束的青年教师——杨敬纯，立即成为全校的新闻人物，在广大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杨老师担任我们六年级的政治课，和她的接触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我开始和共产党员有了交往。她那朴实无华、娓娓动听的教学风格，谆谆言语，由浅入深的教学艺术；她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师长形象，立即受到了同学们的尊重和信任，尤其是她给我们讲了那么多有关共产党是干什么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讲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夏红秋等抗联烈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那人格的魅力和革命者的风范，磁石般地吸引着我们。我和雪辰、侯振声、黄士信等同学，开始常到她家里去，谈这谈那，她则向我们谈人生，谈理想，鼓励我们读高中、上大学。我们师生之间的情结，就这样开始凝聚了。
1950年初，杨老师调到府北小学任校长，我们也分别上了初中后，还依然常去她家谈心。年末，我和侯振声被批准参军后，她带领几名同学，在北市场一家相馆拍了一张为我俩送别的照片（这张相片虽然已经发黄了，可至今我仍然珍藏着），对她当时喜忧参半的复杂感情，四个月后我才理解。
1951年3月，在我与侯振声即将入朝参战之时，并未将此事告诉杨老师和雪辰，直到入朝后的四月，我才给他们写第一封信。而这第一封信就向他们报告了侯振声同学在入朝后的第十七天，即四月十日就已牺牲的不幸消息。
1953年12月20日。我因公回国，顺便请几天假回家探亲，晚上！雪辰陪我去看望杨老师，他告诉我说，杨老师现在是文庙小学校长。她拒绝了好几位厅局级老干部的追求，和一位某大学历史系毕业，现在是市三十中学历史教师戴舒荫结婚了，就住在文庙小学。我对杨老师这种不慕荣利、不攀附权贵，愿与知识分子结为终身伴侣的操守与志趣，一股无限敬佩之情，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可谁又能料到，正是她这一令我赞叹不已的操守与志趣，造成了她大半生的不幸。
雪辰进屋就喊上了：“杨老师，你看谁来了，”我在门口整理一下军容，也跟着进去了。先给戴老师敬礼，给杨老师敬完礼后，她才认出我来，一把抱住我就哭了起来，边抽泣边喃喃地说：“就回来一个，就回来一个……”我来看望她，固然使她惊喜，但更多的是因为再也见不到侯振声同学而悲伤。她给我摘下军帽，抚摸着我佩带的短枪，仔细端详着我，又破涕为笑了。瞅着戴老师颇为骄傲地说：“你看我的学生多英武啊！”我向他们讲述了侯振声牺牲的情况和我所知道的朝鲜战争大概情况。这些话题差不多了，戴老师才有机会和我说话：“听杨老师说你很喜欢文学和历史，在战场上仍不忘读书学习，这很好。但首先你要读懂、读通、背会这本书。”说着从书柜里抽出系列本的《共产党宣言》递给我，并接着说：“不读这本书，你就不懂中国革命，不知道为什么喊毛主席万岁……”正是遵从戴老师的教诲，我才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文庙小学出来，已是午夜时分，雪下得更大了。
从此之后，我每次回国，都要到杨老师任校长的同泽二校、三十中学新住所去看望杨、戴二位老师。1957年8月，我回国休假，到家的第二天，从小西门上车，去三十中学杨老师家。车到一经街，我从后边看见杨老师从中门上车，我边喊杨老师边向前挤。不料想杨老师神色惶恐地扭过头去，根本不想理我，刹那间我蒙了，不知所措。到桂林街车站，她回头看看我，点点头就下车了。我下车跟在她身后，来到三十中学校门口对面的一小片树林里，待我走近向她行礼后，她流着眼泪对我说：“戴老师已被打成‘右派’了，为了不株连你们，今后不准给我写信、打电话，更不准再来看我，别为我担心……”还没等我醒过神来，她双手掩面，跑进校门去了。我呆呆地怔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真不明白，一个要求我背诵《共产党宣言》、读马列主义的人，怎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呢！在这种情况下，杨老师还在关心爱护着她的学生。她那失神的目光，消瘦、苍白的脸颊，跑去的背影，都已镌刻在我的心中……
1958年夏，我从朝鲜复原回到沈阳。雪辰陪我到大南门外杨老师家里去看望她。向她详细汇报了我决定复员的原因和经过。杨老师说：“一个有家庭历史问题的军官，早点回来也好。”她告诉我说：“戴老师被定为‘极右’正在凌源劳改队服刑改造。组织上已找我多次谈话，要我站稳立场，与老戴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可我绝不离婚，我相信老戴绝不是坏人，更不是反革命，我要尽心抚养好两个儿子，等他回来。”我能说什么呢，一和安慰的话语都是多余的。
我被分配到抚顺工作后，从雪辰信中知道，戴舒荫老师于1960年死于劳改队中。后来杨老师也被撤去了校长职务，到聋哑学校当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被批斗、劳改，直至被清除出党，就连两个孩子在学校也饱受欺凌。在此期间，我和沈阳的几个同学，还是经常去看她。
1994年4月，雪辰来电话说：“咱们几个都已相继退休了，该和杨老师好好聚一聚了。”我和老伴欣然如约前往沈阳。这下子雪辰家可热闹了，厨房里煎炒烹炸，客厅里谈笑风生。几个小学同学海阔天空地闲聊着。杨老师乐了，大家先是给她鞠躬问好，继而簇拥着、搀扶着进入室内落座。她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一直乐得合不拢嘴。看来她和戴老师相继平反昭雪后，心灵上的创伤逐渐在愈合，精神状态也很不错。不过，真的能全部愈合吗？想到这里鼻子直发酸，我急忙点支烟，掩饰过去了。
酒菜摆好，人已落座，可就雪辰却并不急于举杯，而是慢腾腾小心翼翼地为每人调制一杯三色鸡尾酒。虽然这既是兴奋激动，也是要在我们师生面前留一手。当然也博得了热烈掌声。话题是从争排引起大开始的。雪辰举杯声明：“我已改为属鸡了，而且是一月生人，有户口本为证”。并对我老伴说：“称呼你三十多年嫂子，你也够本了……”话音未落，雪辰的三个孩子小宾、小萍、小涛不干了，齐声说：“叫易伯母都这么多年了，我们坚决不改！”引起了大家的哄笑。杨老师笑着说：“难怪我儿子对你们这几位舅舅印象非常深刻。”我立即站起来反对：“此言差矣，岂能以年龄大小而乱了辈分。”其他同学也一致反对这一称谓：这已是早就开始争论不休的一笔大糊涂账。
张长春一口就把鸡尾酒干了。说了句：“这酒什么味，不咋的。”然后用手一指我们几个同学说：“看看我们哥几个，没有一个是坐小车级的人物。这都是因为当年杨老师不给讲升官发财之道啊！”刘嘉舜接话：“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杨老师说：“这样挺好，挺好！”
王之信不紧不慢地说话了：“我说同学们哪！你们还记得不？当年杨老师给咱们上第一堂时，大家鼓掌请她唱一首歌，可她却羞得不得了，竟然面对黑板唱了起来……”我们几个都跟着起哄似的喊道：“记得，记得！”杨老师辩解地说：“你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我哪敢面对面地唱……”可王之信不依不饶地又说了句：“我说同学们哪！当年杨老师可是最偏向江雪辰的呀！”我几个同学又是发出了“记得，记得”的喊声。“他没有父亲，生活十分困难，我对他确是关心的多一点……”杨老师边说边给之信夫妇每人挟一只大虾，并接着说道：“哪有算四十多年前老账的，我也偏向你一回，”说完自己也笑了。此时我们杨老师的音容笑貌无不再现了当年的青春活力。我想，我们几个给予杨老师的慰藉与欢乐，在她晚年的精神生活中，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回顾我们与杨老师五十年的师生之情，可以说是诚挚而又纯洁的，丝毫没有功利主义色彩。那么它产生与发展的思想基础又是什么呢？我想原因可能有许多，但有两点也许是重要的：一是她是我们走上革命道路进入社会的引路人；二是我们都是碌碌无为的平民阶层。至于它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我就更说不清楚了。
五月六日上午，王之信夫妇、张长春夫妇、刘嘉舜、黄士俊、江雪辰和我，今年近七旬的老人，在谈论完今怎样为杨老师过教师节后，一同从雪辰家出来，去看望大病初愈的杨老师，雪辰手捧着缎带字有：“祝杨老师健康长寿”字样的花篮，其他人则拎着奶粉、麦乳精、治疗和保健药品，满怀师生间的深情厚谊向杨老师家走去……
《辽宁职工报》
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