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人体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过于天真的决定论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错就错在将“被决定”和“无意识地促动”两者等同起来，仿佛行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了。例如，将所有的遗忘，所有的失误都看做是由无意识的动机所单独决定的。谁要是探究一下遗忘等是否可能有别的决定因素，就会被他斥为非决定论者。
时至今日，除了无意识的动机之外，大多数精神分析学者好象想象不出再有其他的解释。这种观点在神经病学领域里还可以站得住脚，因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神经病症状都确实有无意识的动机（当然也有其他决定因素）。
然而，很多相对而言属于人体的反应，根本就没有目的和功能，也没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动机，因此，以上的观点在人体心理学领域造成了很多混乱。诸如血压高、便秘，胃溃疡之类的反应，更有可能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人体过程的副产品或附带现象。没有人会希望（至少没有人会一开始就希望）有溃疡，高度紧张、冠心病发作等等（暂不考虑间接导致的问题）。
一个人所希望的——对外界隐瞒消极的倾向，压抑胡作非为的欲望，或者努力达到一种理想中的自我，这一切都只有用身体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得到。但这种代价总是出人意料的，肯定是尽量避免的。换句话说，这类症状通常不会像一般神经病症状那样有直接的益处。
邓巴的故事中描述的现象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们的懒散、粗心草率、游民性格，当然更容易发生骨折，但这些骨折现象却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骨折起不了任何作用，没有任何益处。可以暂且假定，有可能（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大）将上述的人体症状作为神经病的直接益处制造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按照它们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命名，将它们称为变形表现症状或者更概括地称为神经病症状。如果人体症状是神经病过程中所意料不到的人体代价或附带现象，那它们最好被赋予其它名义的神经病，或者像我们已经建议过的那样，称之为表现性人体症状。一个神经病过程的副产品不应当同该过程本身相混淆。
在结束这个论题之前，可以提一下最明显的表现性症状。这些症状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机体状态，即压抑、健康、能动性、冷漠等的外在表现或真实部分。一个人如果受到压抑，那就是整个身心都受到压抑。便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显然并非应对，而是表现（虽然，它在另一位病人身上可以很明显是一个应对性症状，例如在一个拒绝排泄粪便的孩子身上，他以这种行为向讨厌的母亲表示他的敌意）。在冷漠中失去胃口、丧失语言功能，健康状态中的肌肉萎缩，或者感情不稳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质等都是如此。
桑塔格的一篇论文可以用来证明，对同一种人体心理紊乱可以做出各种互不相同的解释。这是一位妇女的病历报告，这位妇女患有严重的面部痤疮。这种状况的最初出现以及分为3个周期的复发，都同由于性的问题所引起的严重的感情压力和冲突恰好吻合。皮肤病在3个周期的发作，恰好使这位妇女得以避免进行性接触。可能是出于厌恶性生活的心理，才在无意识之中鬼使神差般生出痤疮来；这或许也像桑塔格所认为的那样，是她对自己的过失的自行惩罚。
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个有目的性的过程。要想根据内在的证据来确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连桑塔格自己也承认，整个事情也有可能是一系列巧合。然而，它也有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机体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机体失调涉及到冲突、压力、焦虑，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表现性症状。
桑塔格的这篇论文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是，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类病例中的基本矛盾，即痤疮既可以被解释为表现性症状，也可以被解释为应对性症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大多数研究者所掌握的资料并不比桑塔格多，但他们却允许自己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得出确定的结论，即在一些病例中确信是神经病症状，在另一些病例中则确信绝非这种症状。
我们必须警惕不要把出于偶然的事情强说成是目的性的。我想象不出比下面的病例更好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必要性，不幸的只是我未能追踪到这一病例的来源。病例所涉及的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他是一位已婚男子，因为暗地里同一位情妇发生着性关系而正在忍受着严重的负罪反应。他还叙述说，每次去会过他的情妇之后都会生出严重的皮疹，不去会她时倒也没有这种反应。
按照人体心理医学界的现状来看，许多医师都会把这当成神经过敏反应，因为那是自我惩罚性的，所以也就是应对性的。然而深入调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极其普通的解释：原来患者的情妇的床上生满了臭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