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出了门，圣母像也不见了，华尼塔朝着那两个妓女的方向用两只手往头两边一放，像动物一样，扮成两只犄角。西吉斯蒙（无法照样做）对她说，他很羡慕她能禁得住命运的打击。路阴沉沉的，头上的天灰蒙蒙的，他俩看上去像是一对夫妇，所以****者和娼妓都不过来纠缠。
——芒迪亚格《闲暇》
八一公园与我的工作单位隔街相望，我穿过马路靠近八一公园的东大墙时，小心地回头看了眼我工作单位的大门口。还好，汇向那里的人都是匆匆忙忙地往敞开的大门里进，没有人往外出，因而不大可能有人注意到我（收发大伯收发大妈肯定正监视进门的人呢）。我倒不是一定就怕有谁看到我去八一公园，但不被人看到，总要更好一些。
八一公园规模不大，更像是市中心一个闹中取静的大广场（一个被红砖墙圈起来的大广场），没有游乐场也没有划船湖，没有亭台楼榭也没有奇花异石，只有一些普通的树木野生的花草和残破的石桌石凳分布其间；唯一能带上点公园特色的，恐怕只是公园中心部位的喷水池了。这里的门票十分便宜，还为许多持有某种证件的人免费入园提供方便，比如离休证明、工伤证明、残疾证明、劳动模范证明、转业军人证明什么的，所以称它为福利公园也不过分。这里作为公园，较少情侣，基本上是老年人的天下，只是天气转暖后，才多了一些行迹可疑的中青年妇女。八一公园共有两个进出的大门，南边的是南门，北边的是北门。南门口对着的一条小街叫功勋路，功勋路的两侧分别是市文化局和市电信局，由于有这两局像二虎把门一样守卫着八一公园的南门，所以南门口一带显得肃静干净，也就是说，那边没有摆摊设铺的小商小贩。而北门口这边就是另一种景观了。由于北门口对面只是军区家属院的一堵高墙，在公园与军区家属院中间那不足一公里长的英雄路上，（上午十点以前）摆摊设铺的小商小贩完全可以制造出人山人海的效果来。这就是著名的八一早市。因为我现在刚刚下班，最需要的是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所以我的目标是八一公园北门口外英雄路上的八一早市。
一般来讲，进入英雄路上的八一早市这种地方，需要有一些起码的“逛市”经验，准确地说，就是应该有些闯关过隘的思想准备：不论遇到怎样的围追堵截，都要做到不为所动。比如你本来只想吃一份早点，那么那个卖耗子药的即使把他的耗子药宣传成让你垂涎的山珍海味，你也不能以搂草打兔子的心态捎上一包；再比如你只是想修面理发，那么那个带功按摩的即使像强奸似的把你按倒在长椅上，你也不能随弯就弯地把你的颈椎腰椎交给他揉搓。否则的话，你就得把八一早市搬回家去，或者就得留在八一早市让他们为你服务到家。你要是不常来八一早市，从东口进入英雄路时，你最先遇到的将是打皮鞋油的那几个女人，她们脸上东一条西一抹地画得花里胡哨，乍看上去，就像刚为某种仪式做好准备的非洲土人。但好在她们还是用汉话和你交流。她们申请为你打皮鞋油时，恨不得趴在地上抱住你的臭脚先亲吻一番，然后又搞科普似地给你讲你皮鞋的质地与构成，告诉你打什么油将使你的皮鞋分外漂亮，进而使你这个人能更加精神，再进而你就会因脚下的光辉而吸引到女人（说这话时她们好像不是女人）。接着你继续往前走，紧挨着擦皮鞋油的那几个烤肉串的小伙子的话，就该让你不知所云了。他们一律白帽歪扣，胡须上翘，嘴唇翻卷，在烟熏火燎中发出越野摩托车才能发出的那种声音。当那一串抖动的声音发完以后，他们就要把一根根自行车辐条做成的铁钎子刺向你眼睛，唾沫四溅地对你讲一些你根本听不明白的话。他们的唾沫既喷到铁钎子串着的肉上皮上，也喷到你的脸上身上，而你即使把眼睛也串到铁钎子上，也还是看不明白铁钎子上那红赤赤的皮肉来自何种动物，搞不清楚它们是羊的牛的。其实烤肉串的小伙子都是汉人，如果你和他们熟悉了，你问他们刚才发完那种摩托车的声音后说的是什么，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什么。离开烤肉串的小伙子……所以，如果你不是为了买东西或接受某项服务，只是要去八一公园里走走逛逛，那你就接受我的建议，八一早市没散时别走北门，而是由南门入园。至于我，我说过了，我现在朝北门走，是为了解决早餐问题。
这时，我已从八一公园的东墙外拐到了英雄路上，依以往的经验，我的眼前应该是一派贸易红火的繁荣场面。可我刚一站到英雄路的路东口，立刻发现，眼前的情形不太对头，怎么说呢？就仿佛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瘟疫或者战争。我看到，此时的八一早市冷冷清清，短小狭窄的英雄路因为空旷寂寥都变得宽阔悠长了，那些卖早点的卖耗子药的理发的按摩的擦皮鞋的烤肉串的还有经营其他的小商小贩们，已经全部无影无踪不知去向，只有一些身穿公安服装的摩托车手在这昔日商贩们的领地上逡巡游弋。而我脚下这条平常盛人的街路，也已经变成了专门盛装垃圾的通道，那种零乱肮脏的程度前所未有。低头看去，可以发现，地上的垃圾几乎完整地覆盖了柏油路面，并且这些废弃物的成分异常复杂，品种也称得上丰富多彩，用应有尽有来形容绝不过分。体积大些的有旧麻袋、破帐篷、棘条箩筐、纸壳箱子；体积小些的有菜叶子、烂水果、变质熟食、油污抹布；其他的，还有诸如单只的破皮鞋、撕坏的旧背心、卷了角的学生课本、沾有黑污血迹的月经纸、内装稀溜溜液体的避孕套等没有道理扔在此处的破东烂西。这样的情形匪夷所思。我站在这些垃圾之中，东张西望地想看个明白，这个我几乎天天光顾的地方出什么事了。
嘿——我正满心好奇地左顾右盼，听到一声轻唤从我侧后方响起。那声音显然是从努力勒着的嗓子眼里发出来的，辐射开来，好像是水面受到震动后漾起的一轮轮颤抖波纹。师傅——我还没看清发出声音的人身处何方，我就猜到了，这人可能是在叫我。常来八一公园的人，如果彼此能看着面熟了，一般互相都称“师傅”。师傅，这呢。那人说，嗓音依然勒得很细，似乎是怕惊动远处的警察。我循声望去，看到了半张挤在墙洞子里的脸。那墙是八一公园的北院墙，巴掌大的墙洞子开在齐腰的高度上（估计是有人为了跳墙进公园成心凿出来的），此时那墙洞子被半张歪拧着的脸给堵死了。尽管那张脸露给我的只有半片，但我还是看出来了，这是一张熟人（公园里那种熟法）的脸。
你早哇师傅，我打着招呼凑了过去，这，我用下巴点点英雄路，咋了？熟人小声但却得意地说，这，也不易外传……反正，我是目睹了全过程……熟人的口吻让我反感，我可不是那种吃饱了撑的瞎操心的人。我说好好，我还急着回家呢，就不问了。说着我要离开墙根。哎哎，这回熟人倒着急了，你别走哇。他的半张脸在墙洞子里东挣一下西挣一下，大概是要看看我们跟前是否还有别人。没有别人。他挺吃力地继续说，你还不知道吗？那谁死了。熟人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可我没太留意那是一个我也知道的名字，我以为他是在讲八一早市出了命案才造成了眼下的这么种局面。看着熟人那双乞求的眼睛（乞求我的提问）和那张扭曲的脸（似乎要从墙洞子里钻出来），我便没好意思抬腿走人，转而顺嘴问道，死人啦？同时我也四处瞅瞅，看有没有被保护的现场或残留的血迹。是抢钱还是打架，我问，凶手抓住没？凶手？你可别乱讲，熟人说，是老死的，病都没有。老死的？老死一个人怎么早市就——你听错了吧，我是说那谁死了呀。熟人这回提到死人的名字用了重音。那谁——你是说那个那谁？这回我听明白了，熟人说的是我们这座城市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他死了跟这早市有什么关系……嗨，这你还不清楚呀，这八一早市不是前几年那谁极力主张建起来的嘛，当时那谁（他这回说的是我们这座城市里一位德低望轻的新领导）就不同意建，可碍着那谁（老领导）的资历，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可这两天那谁（老领导）死了，那谁（新领导）就立刻动手，使用强力取缔这个不是由那谁（新领导）倡议建的市场。喏，熟人说着往我这边努了下嘴，我回头去看，发现对面军区家属大院的院墙上，多出了几个血淋淋的醒目大字：还八一公园以宁静！我问，那今天英雄路上还可以走吗？熟人答，可以。我又问，那今天八一公园也还允许进吧？熟人又答，当然允许，我不就在里边呢吗。我笑了。熟人说，快进来吧，从警察身边走也没事，他们不抓行人，只抓小商小贩。我站直身子，扭扭弯了好一会儿的腰。我得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我说，还饿着呢。那——熟人说，你吃完早饭来这找我。我说，就不一定了，我也许直接回家呢。说着我慢慢离开了墙洞子。
我没朝八一公园的北门口走，也就是说，我没迎着那些骑摩托车的警察走，他们不抓我我也不想靠近他们。我往我的来路走。走出去一段路后，我回头去看，发现墙洞子里，影影绰绰地还挤着熟人的小半张脸。
我重新来到八一公园东墙外，沿着墙根往南走。在一个食杂店窗口，我买个面包（犹豫一下，把店主递给我的可乐推了回去），边走边啃地绕上功勋路，贴着八一公园的南墙继续前行。我是不知不觉地顺墙根走到八一公园南门口的，来到公园南门口时，恰好我手里的面包也吃完了。那面包是一种比较暄软的奶味面包，有点发粘。如果我始终吃它，倒也不会感到不适，反正前一口总能被后一口挤进嗓子眼里，咀嚼只是下意识行为；可一旦吃完整个面包，咀嚼带来的不适才暴露出来，那些被口水浸泡过又糊在了牙床子上的面包屑，好像把我嘴里那些原本个头适中的牙齿都给放大了一样，搞得口腔里胀乎乎的，很不舒服。我试图用舌头把牙床上的面包屑舔刮下来，可不行，越舔面包屑在牙床上贴得越紧。我只好停下脚步，背冲功勋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面朝公园墙，把右手的食指单独伸出，探进了嘴里。可这样的动作我没法做得更加隐蔽，我的手指还没开始工作，就听到了有人对我发出的喊声：嗨，师傅，牙疼吗？我听得出来，喊声来自八一公园的南门口，接着我也看出来了，发出喊声的，是南门口铁栏杆旁坐着的那个看门妇女。
我想逃掉。
不过我是逃不掉的，八一公园南门周遭，根本没有藏人的地方。再说了，即使附近有一个地方可供我躲藏，我能顾头不顾腚地去猫起来吗？看门妇女已经看到我了，我再躲开，至少是失礼。我硬着头皮朝看门妇女凑了过去，由于尴尬，我右手的食指也忘记了从嘴里抽出，就那么像个刚断奶的孩子一样含着一根手指头来到了看门妇女的身旁。
你牙疼吗？看门妇女从她坐着的椅子里站起来，关怀备至地又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我这才想到，应该把手指从嘴里取出。我把手指取出，点了点头，同时还做出副痛苦的样子。也许伪装牙疼可以减少麻烦，尽管这不是我的本意（是别人替我伪装的），但我还是觉得这样做了没什么不妥。看门妇女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就要命。我说是的，我说这是一句俗语，我也知道。在我嘟哝我的话时，看门妇女又说，她当姑娘时经常牙疼，一疼起来她就要哭上一天。接着她问我是哪颗牙疼。正像你知道的那样，我只是被面包屑糊住了牙床，并不是牙疼，甚至自我记事以来，我的牙齿就从未疼过。我不知如何回答看门妇女的问题，我担心露出破绽。我假装疼痛难忍地把两腮捂住，问看门妇女，你哪颗牙疼？看门妇女愣了一下，说，是你牙疼呀，我牙不疼。我说我是问你以前当姑娘时哪颗牙疼。看门妇女想了想，指着左脸说，主要是这边下牙。说着她张开嘴，仰起脸，凑近了我。噢哈嗬哄哈哗（你看到洞了吗）？看门妇女口齿不清地问我，还把她嘴里的热气喷到我脸上喷进我鼻孔。我不能不看。我把手从脸上拿开，压下脑袋，看看门妇女大张着的嘴巴。看到了，我说，还挺大呢。这时看门妇女又想说话，但张着嘴她说不清楚，她的嘴巴就开始闭拢。而我不希望她将双唇合拢，合拢了她就可能问我别的问题，同时这一瞬间我还发现，她嘴里的内容煞是好看：那条粉红色的湿润的舌头，条件反射似地缩进探出，舌下部的唾液腺不时制造出又破灭掉几个亮晶晶的气泡，舌表面的舌苔以不甚规则的黄白斑纹形成了向四周扩散的放射状线条；她的整个口腔上膛，光溜溜的，薄得脆弱，红得新鲜，像个宏伟大殿里刚被喷涂过的精致穹顶，一些横七竖八的微凸筋脉是穹顶横梁，舌根部的小舌头则是大殿立柱；她没有口臭，吐气如兰，口腔尽头的嗓子眼很暗很深，口腔外端的牙齿很齐很白……我还是头一次这么细致地观察人的口腔，里边的内容让我着迷。我伸出两手，去捏看门妇女的两腮，以使她的嘴巴能继续张大而不是闭拢。可看门妇女却很敏感，她急忙拉开我的双手，脸色红红地环视左右。让人看见，她小声说，带点责备，也带点娇嗔。我也不好意思地看看左右，然后小声说，没人往这看。
话一出口我脸也红了，我用这样的口吻与她讲话，似乎是要把她与我的关系拉近一层。可实事求是地讲，我并没打算与她加深关系，我与她说话的口吻之所以显得别有意味，其实是受了她的传染。果然，看门妇女听了我的话，在松开拉着我的手之前（刚才她在阻止我捏她两腮时拉住的），使劲地抠了抠我的掌心，使得一阵奇痒从我掌心传递到脚心。没人看也不行，她像个小姑娘那样羞答答地说，咱们可都是结婚的人了。这时我的手已从看门妇女的手里抽出。我讪讪地说，对，对对，那再见了。说着我想转身离去。你要去哪？看门妇女却又把我拉住了，我也没怪你呀。我说，可，可我想回家了。看门妇女说，都走到这了，哪能不进去呢（她是指进公园）？不了，我说，想回家睡一觉去。看门妇女说，得了得了，春暖花开的，回什么家。然后又说，大白天的睡什么觉——你老婆也不上班？她这后一句话才真是别有意味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已不敢再受她传染。看门妇女见我阵脚都乱了，又正色道，再说了，人家求你的事不提不念的，就忘啦？我这才想到，为什么刚才一见到她，我首先想到的是要逃掉。
由于八一公园算不上个正规公园，它的管理人员便少得可怜，凡是到这里多来过几回的游人，很容易就能和那几个管理人员熟悉起来。我一般很少主动与别人搭话，可既然常来常往，也还是和几个管理人员都熟识了，熟识他们的用处在于进门时不用回回都掏证件。当然了，他们中与我最熟悉的，只是这个看门妇女，因为不久以前，她曾借故求我办事和我聊了挺长时间。可她究竟求我办什么事情，我却一时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她好像是求我帮她打听点事，也并不至于让我过分为难。我想重新再问问她，她求我打听的是什么事情，可又觉得不好，我担心会让人家感到我不尊重人，不把人家的托付当一回事。我这时已被她拉进公园的铁门里了，努力去想她求我办的是什么事情。
我没忘，我斟酌着词句说，别着急嘛，我正打听呢。看门妇女撇撇嘴说，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打听出来？你们这些当官的呀，根本就不把咱老百姓的死活挂在心上。看上去，她并不为我没完成她交给我的任务而特别着急，这让我也松了口气。看门妇女知道我在哪里工作，在她的概念里，工作在我们那幢大楼里的人都是当官的。我没解释我不是官，我解释了她也不会相信。我还是想再找几句话把她要求我办的事给套弄出来。可正在我琢磨着怎么开口时，她和又一个来公园的人已经亲亲热热地说上话了。我没法再问，只能慢慢地走上通往公园右边的青砖甬路。
一旦摆脱看门妇女，独自走上通往公园右边的青砖甬路，我嘴里的不适又发作了。那些糊在牙床上的面包屑，似乎在刚才我忘记它们的那段时间里经过了发酵，造成的膨胀感更加强烈。我赶紧走下甬路，来到一棵比较隐蔽的老槐树下，迫不及待地把右手的食指又塞进嘴里。由于经过了舌头的反复****，我嘴里的面包屑早成面包泥了，我的手指触摸上去，感觉到它们的表面非常光滑。我估计，如果我能像看见看门妇女的口腔那样看见我自己的口腔，我会发现，它们一定与瓦匠们糊到墙上的那种东西没有区别。我尽量让圆粗的右手食指在嘴巴里边灵活一点，上下左右地来回掏挖，并且每掏挖两下，我就把手指拿出来往空中弹弹，同时还把落在嘴里的面包泥吐到地上。你可以想象，我的样子有多么不雅。在我把右手食指插进嘴里之前，我用手绢将它擦过（前一次也擦过），但手绢和手都太干燥，即使擦了，也不能使其显得干净一些。好在那是自己的手指。接下来，随着手指在口腔内壁的反复摩擦，口腔里又泛滥起一股难闻的气味，那气味一飘出嘴唇就直人鼻孔。我皱皱眉头，幸好那气味也是自己的气味。
后来我用手指清理口腔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吮吮嘴巴，感到虽然以指为帚的这一番打扫不很彻底，但再进行下去也不可能了。我把湿粘的右手食指从嘴里抽出，没立刻弹掉上面的面泥，而是竖在眼前，对着阳光，耐心地看——我期待上边湿粘的东西能在春风里风干。开始我以为，风干以后，没准它们还会回复为面包屑的模样：略微酥脆，仍能人口。可我猜错了，不是那样。如果有兴趣你不妨试试，进过嘴的面包风干以后，只能变成一些形状极不规则的干瘪面渣，并不能恢复原来的模样。我感到失望，把手指上的最后一点面渣也弹到了地上（不再是弹向空中）。在这最后一次弹手指时，我很偶然地低了下头，结果在老槐树一侧暴露出来的树根下边，我看到有一群蚂蚁正在成群结队地拖什么东西，形成了一个壮观的场面。那被拖的东西，足有二十只蚂蚁团在一起那么大个，但蠕动着的蚂蚁却聚积而成了更大的一团，已将那东西覆盖得严严实实，让我无法看到它的本来面目。蚂蚁的搬运卓有成效，那东西转眼之间就被移近了树根，树根下边有一只蚁穴。我很想蹲下去看个究竟，看看那东西是不是我吐出弹出的面包屑，可就在我下蹲身体时，我瞥见树荫外边的青砖甬路上，有一个人在专注地看我。
不用扭头，只凭眼角的余光，我就看清了那人是谁。或者说，是他的轮椅使我做出了他是谁的准确判断。
你找什么呢？我都看你半天了。摇轮椅的男人先开口了，可能为了表示与我的亲近，他还想把轮椅摇下甬路。我不能看着他把轮椅摇下甬路，要是下了甬路想再摇回路面，若没人帮助就太麻烦了。我冲摇轮椅的男人使劲摆手，一边说甭过来甭过来，一边向他走了过去。他的轮椅停在路边，我站在草丛里扶住轮椅。你——好吧？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一支烟，不知道下边该说什么。你找什么呢？摇轮椅的男人把烟点着，继续问我。我咧咧嘴，想照旧用“牙疼”搪塞过去，可没说出口，我怕他再问我牙疼和待在老槐树底下有什么关系。我又想说我车钥匙丢了，来这找找，可我还是张不开嘴，我忘记了丢车钥匙的事我以前是不是曾跟他提过。这个自称当过侦察兵的残疾人敏锐尖刻，我可不想在他这里自找麻烦。我如实告诉他我在看蚂蚁，我宁可被他看成一个无所事事的无聊之人了。蚂蚁搬家，是那么齐心协力，我认真地说。
接下来，我一边问摇轮椅的男人是不是往战场去，一边就推动了手下的轮椅。摇轮椅的男人看我一眼，点了点头。“战场”是八一公园里最偏僻的角落之一，与平常我喜欢待的地方相距不远。给那个角落取名为“战场”的，是这个摇轮椅的男人和一个玩健身球的老人，他们俩常在“战场”下围棋。在八一公园，下围棋的人极少，而固守在一个偏僻角落里围着一张碎了一半的石板桌子下围棋的人，就只有他俩了。他们告诉过我，他们之所以给自己下围棋的地方取名为“战场”，是因为他们两人都上过战场：玩健身球的老人50年代初上过朝鲜战场，坐在轮椅里的中年人70年代末上过越南战场。
我推着摇轮椅的男人往战场走，他两手悠闲地松开了摇把。我想我得找个由头离他而去，要不然，从甬路这里把他推到战场，可还有挺远的路要走呢。我不是嫌累。我这么高高大大一个老爷儿们，再重的东西放我手里也算不了什么。我是嫌烦，烦我手中轮椅车上推着的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个活人，是个目光敏锐说话尖刻的有残疾的活人。如果这人不是残疾，不是每回见面都主动打招呼热情让烟，我跟他也就不会弄得熟头巴脑，不必从礼貌着眼当他的车夫了。可挺多回了，只要在路上与他相遇，我就很难打个招呼便掉头而去，我总是要一直把他送到战场，然后才折向我常待的角落。这就是习惯，任何习惯一经养成，都会变成甩不掉的负担。
这时摇轮椅的男人仄歪了身子，把又一支烟向我送来。我伸手推开了。不过他的动作提醒了我，我想在我找到离开他的理由之前，我得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先提点什么问题让他回答；不然的话，他抽上烟后，就该没话找话地向我提问了。
我说师傅，可有挺长时间没看见你了？我清清嗓子，抢在他没话找话之前先没话找话。我——病了，摇轮椅的男人猝不及防，他没想到我能先没话找话。他很清楚，一般情况下，我这人并不没话找话。怎么了？我装出挺关心的样子问，是不是到了春天，气候一变就感冒了？摇轮椅的男人笑了笑，是有点自嘲的那么种笑。******，跟气候无关。跟气候无关？我说，那怎么搞的，那天在公园门口我见你和一个老太太一块出园还好好的呢。噢，那是我妈，就是让她给我惹出毛病的。你不是说你妈对你可好了嘛，怎么会给你惹出病来？哼，她来找我回去是让个来路不明的半仙给我算命。算命？准吗？准个屁，胡扯。那也不至于就招出病来吧？嗨，是相思病呀，那个半仙说我还能找着媳妇，然后我妈就满世界地求媒婆去。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一个女人跑了不一定别的女人就不来呀，你可是英雄！这摇轮椅的男人曾经讲过，当年他从越南战场上刚下来时，命还没彻底保住呢，一个女中专生看了报纸上他的事迹报道，就爱上他了。可结婚不久，又离他而去了。我说，那你害相思病思的是谁呀？摇轮椅的男人说，就是呢，有个对象也算我没白病一场，可我根本就没思什么具体的女人，我就是光想有个女人，再成个家，就病了。我安慰道，也许现在没有具体的女人，半仙给你算完命后，再加上你妈一番忙活，你还真就能碰着肯嫁你的女人呢。得了吧，我才不信呢，摇轮椅的男人说，他全是胡扯，居然说我至少杀死过五个人。这不正对吗，我说，你告诉过我和那个玩健身球的老爷子，你一个人打败了越南人一个班。我说过吗？摇轮椅的男人回头看我，顽皮地笑笑，那也都是胡扯。接着他情绪就低落了下去，我是编瞎话逗你们呢。
我们终于来到了战场。
有些日子没来这里了，我看到那张碎了一半的石板桌子更加破败，上边落了一层沙土。石板桌旁，有一株粗杨树，翠绿的树叶把阳光从上方筛落下来，涂得地上和石板桌子斑斑驳驳的。有几只小鸟在枝头啁啾，偶尔的它们也会俯冲到地面，把它们相中的食物叼进嘴里，再腾空而起。我把摇轮椅的男人在石桌旁安置好，又帮他把围棋从车上挂着的兜子里拿出来，摆上石桌。
该做的我也算都做完了，我往平常我待的角落张望一眼，想告辞离去。可摇轮椅的男人抢在我告辞之前又递过烟来，坐会儿，他指指他对面石板桌子另一端的大石头。不想坐了。可我嘴上这样说着，不知为什么还是接过烟来。总看那些外国书有啥意思，摇轮椅的男人也往我常待的那个角落看了一眼，你又不做外事工作。我笑笑，没置可否。摇轮椅的男人知道，我来八一公园，是为了“看外国书”。要不，咱俩来一盘？摇轮椅的男人指指围棋，把一枚白棋子按到棋盘上再拿起来。我不会，我说。那怕啥，他热情地说，我教你，用围棋消磨时间过得最快了。我被他这么一说还真动心了，但我担心他是另有所指。我看他一眼，他眼睛挺透明，除了热情没有别的。我坐到身下的大石头上，低头抚摸黑白棋子。棋子浑圆，薄而凉爽，托在手里沉甸甸的。你，我抬头问，是在部队学的棋吗？不，摇轮椅的男人答，我小时候就会，我还在区业余体校的围棋队打过比赛呢。就是嘛，我说，我听说过学艺从小这话，我现在学棋未免太晚了。摇轮椅的男人连连摇头。不晚不晚，又不是打专业队，自己玩嘛。跟我下棋那老爷子，是五十岁上学的棋，你晚什么。我没想到五十岁了还能找着事做，心里不觉又动了一下。你和那老爷子——谁下得好？我又问。我俩？摇轮椅的男人说，差不多吧，不过我们最后一盘棋没能下完。当时他形势好点，可也有漏洞，他太急于求成，就激动了，一家伙趴在这桌子上，把棋弄乱了。我让摇轮椅的男人说得心里发紧，他，血压高吗？他心脏不好，摇轮椅的男人倒挺从容，掬起一把棋子在手里摩挲。如果我腿脚灵便，没准能来得急掏他的救心丸。你没掏着药？我掏出来已经晚了。那他——他就死在了你坐的地方。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战战兢兢地看屁股下边。屁股下边太平无事，只有一块光滑的石头。我又坐下，不好意思地忸怩着身子。多长时间了？我问；接着我好像就想到了什么，说，你是因为老爷子的死，才病的吧？瞎说！摇轮椅的男人似乎被我击中了要害，有点急眼，啪地把一枚棋子拍在棋盘上。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为他病！我怔怔地看他，莫名其妙，很想起身一走了之。但我站起身后，并没走开，我知道残疾人的心理往往更加脆弱。我掏出烟来，递他一支，然后抽着烟在他和石板桌子周围走来走去。我来回踱步的跨度越来越大，我是想把烟抽完后再自然而然地离开。可这时摇轮椅的男人又把口气缓和了。也许你说得对，他说，他一死，我再来这里就没伴了。他的声调有些感伤。我天天摆上棋盘在这里等人来，可路过这里的人都不会下棋，或者说没人愿意跟我下棋。他又盯住我的眼睛，好像在求我。你跟我下好吗？你就学学棋吧。我说，我今天还有不少事呢，想早点回家。摇轮椅的男人说，我可从来不想回家，我没家。然后又说，也是，光有个老妈的家不算家，总得有个媳妇才能叫家。我接不上话，他继续说，你跟我不一样，你有家，不光有老婆还有儿子……
我常待的角落，已经被人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