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电视企业”收购战波澜再起，元老过招一波三折。“郭氏”家族步步紧逼，先声夺人；“邵氏兄弟”则步步为营，静观其变。最后邵逸夫又出奇招，“套现”巨额资金，让这场牵动人心的收购战没有输家。年届九十商场再搏，邵逸夫并无淡出商场之意，又在书写他的精彩人生。
时至1996年，一场新的考验又骤然而至。
当年2月12日下午两点半，《南华早报》和“邵氏”旗下的“电视企业”突然在香港股市“停牌”。据“电视企业”的发言人表示，这两家上市公司将进行资产转移活动，但详情不予透露。
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香港成千上万的股民的关注，都在密切注视这两家公司的动作情况。在股民的追询下，“电视企业”发言人又称，“会于短期内公布详情”。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本来这一天并未预料到会“停牌”，但由于“电视企业”的股价在当天早晨急剧飚升，“联交所”询问该公司的管理会之后，才决定暂停其股市交易。
这种情况，股市行家一看就明白：一场“收购战”已经拉开了战幕。
“电视企业”收市日的报价为2·45元，最高价到了2·79元，最后以2·60元收市，升幅为百分之六点一，成交53·6万股。
第二天（2月13日），《南华早报》提出收购电视企业的建议。股民们这才清楚，原来财大气粗的《南华早报》已经盯上了“电视企业”。《南华早报》盈利可观，据说该报有意到内地筹办财经类的报纸，且计划正在进行之中，其财力自然不容小看。
《南华早报》提出的收购的建议，是以“一新股”换“两股”的形式收购“电视企业”的。这一收购，有可能导致“嘉里集团”与《南华早报》持股量超过三成半。“嘉里”可能会将部分“南早”的股份配售给独立第三者，以避免向“南早”其余的小股东提出全面收购。
根据这一方案，如果“电视企业”所有的股东接纳“南早”的收购建议，《南华早报》需要发行2·1亿股新股，才占扩大后股东后的百分之十二点三。新股东有权收取《南华早报》刚宣布分派的6成中期股息。
《南华早报》的老板是郭鹤年。
郭鹤年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收购战？
1988年底，与邵逸夫私交甚笃的郭鹤年，通过旗下的“嘉里集团”斥资20亿元，从“奔远国际集团”的主席庞雅伦手中收购了三成“港视”（后分为“电视广播”及“电视企业”）的股权。收购完成后，邵逸夫任“电视广播”及“电视企业”的主席，郭鹤年任副主席。但是，郭鹤年很少露面参与“无线电视”的活动。1990年8月，他派侄子郭孔盛出任“电视广播”董事。1992年初，郭孔盛没有出席“无线电视”的台庆活动，圈中人估计他已离开了。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这种“估计”属实。1995年，郭鹤年派去的另一侄子郭孔辅也宣布辞职。
郭鹤年从1989年1月起，已经是香港电视广播董事局核心成员。但是，他也在1994年2月，以“私人业务繁忙”为由，辞去副主席职务。从此，作为大股东之一的郭氏家族成员，在“无线电视”中的人越来越少，而且都一个一个的淡出了管理层。
据1996年3月21日出版的《东周刊》报道，因“电视广播”和“电视企业”有两个大股东，一些高职员曾说“要平衡两个老板意见并不容易，左右做人难”。1994年“电视广播”总经理何顺忍，因健康原因离职后，副总经理何定钧又不想继任，后来只通过“猫头公司”，找来应麒麟这个中立人士走马上任。
郭氏家族成员在“电视广播”及“电视企业”中的淡出，以及公司高层职员的反映，似乎可以觉察到，“郭氏”与“邵氏”两个家族在“无线电视”经营中已经产生了矛盾。不过，是否因此而触发“郭氏”对“电视企业”的全面收购，这就不得而知了，仅仅是某些人的猜测而已。
真正触发郭鹤年对“电视企业”的收购，恐怕更直接的原因还是“电视企业”拥有的物业价值。据《资本家》杂志1994年第五期报道，计算到1993年底止，“电视广播”的市场总价值已经高达17·47亿美元，而仅“电视企业”的市市场价值也达到了2·05亿美元。
郭氏家族从1991年开始，就开始减少占有该企业的股份，到1996年初，只拥有百分之十五点四的“电视广播”的股权。手上有多项的物业的“电视企业”，在1995年8月，将其在原广播道“七十七号”的“无线”旧厂址，以5·6亿港元的价格出售给了“长江实业公司”，获得非正常性盈利5·5亿港元。“电视广播”的这一举措，引起了人们许多的联想，似乎都在等待“无线电视”企业另一处贵重的物业——清水湾电视城卖不卖呢？
《东周刊》的报道说，虽然“电视企业”的市场价值在1995年底还不到10亿港元，但是，它却直接影响市场价值高达100多亿元的“电视广播”的命脉。因为“电视企业”拥有清水湾电视城中占地26·6万平方英尺的地产物业，租期要到2047年。而它的租户却又是“电视广播”，租期从1989年1月至2000年底，租金每两年调整一次，一年的租金收入最少也接近5000万港元。
在商言商，清水湾电视城有如此大的发展潜力，郭鹤年能不能动心吗？
此时，郭鹤年家族持有《南华早报》百分之三十四点九的股权，而“嘉里集团”持有1·4亿股电视企业的股权，另外，加上“Shang集团”持有的210万股“电视企业”的股权。因此，当“嘉里”手上所持的“电视企业”股权全部换成为“南早”的股份后，那么，“嘉里”所持有的“南早”股权将超过百分之三十五。按照惯例，就可以提出全面收。因此，“嘉里”将出售部分“南早”的股份，使无意全面收购的“嘉里公司”在《南华早报》所持有的股权，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五以下。
由于“电视企业”拥有大量的地产和物业，所以，《南华早报》收购“电视企业”，将有助于扩大《南华早报》的资产基础及经济收益的来源。此外，“电视企业”在近年，还在集中精力，开拓中国内地的出版业务。《南华早报》董事局相信，收购以后，两家公司可以通力合作，拓展中国内地的出版业务。出于以上的原因，所以《南华早报》要发动对“电视企业”的收购战。
一向总是大刀阔斧，以收购别人的企业而著称的邵逸夫，面对郭氏集团的收购战，会甘心束手就擒吗？
1996年2月28日，《南华早报》向其股东和“电视企业”股东发出收购文件，收购战双方正式交火。一出令港人关注的“龙虎斗”正在上演。
作为“电视企业”的两大股东，郭鹤年与邵逸夫持股量不相上下。“邵氏”与郭鹤年的关系也一向不错。早在1971年第一间“香格里拉”在新加坡创建时，邵氏便是大股东。1988年，“邵氏”再邀郭鹤年购入“港视”股份，双方友情更深了一层。所以在购入“港视”后并没发现两家族有矛盾，双方相安无事。
现在“郭氏”旗下的公司《南华早报》要收购“电视企业”，本来相安无事的局面被打破了。据报章称，“邵氏”家族持有股份的“邵氏兄弟”管理层透露，“郭氏”家族提出收购前没有打个招呼，令邵逸夫对收购有所保留。也有舆论说这是一次“突然袭击”。对这个问题，有关报道说，郭鹤年也承认在此之前，没有同邵逸夫接触过。
因为双方持股量本来相当，“郭氏”家族出招收购，必然会通过“邵氏”而使“电视企业”姓“郭”。为了保护家族的利益，“邵氏”必须作出反应。摆在被收购者面前的，往往只有两条路：一是积极应战，采取有力措施反收购；二是接受收购，这实际上等于投降。
“邵氏”自然不甘心接受收购，若走这条路，他多年来打下的江山将拱手让给“郭氏”家族。于是，“邵氏兄弟”决定接受“郭氏”的挑战，坚决进行反击。
郭鹤年旗下《南华早报》收购“电视企业”，一时特别引人注目。尤其是“邵氏”方面的反应，更成了大小报纸记者追踪的热点。
很多业内人士担心，郭、邵二人因“电视企业”之争，将会使他们数十的来建立的友情破裂。对于种种分析评论，郭鹤年和邵逸夫都表示，“电视企业”收购战，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老朋友最后会不会变成仇人。对于这这两位商场原老的态度，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3月7日，邵逸夫出席“上海实业”春茗洒会。这是一次充满喜庆气氛的春茗酒会。“上海实业”以名书家亲笔所绘的《长寿图》借花敬佛，当场献给邵逸夫，称赞他为乡里乡亲所作的贡献。一群“上海帮”相聚一起，气氛十分愉悦。邵逸夫也是喜不自胜。
后来，有人提到“糖王（郭鹤年在香港企业界素有”糖王“之称）”郭鹤年出招收购“电视企业”时一事时，“气功护身的六叔突然称自己的喉咙不舒服，难以启龄”——某报一名《焦点人物》栏目的记者，事后用这样一个标题加以描述，并在文中说，“一提糖王，邵六叔气上喉头。”
当被问及“认不认为是敌意收购”时，“六叔”笑而不答。据报道，《南华早报》方面早已接受其财务顾问的建议，赞成有关收购问题，而“电视企业”方面仍然没有其独立董事委员会的意见。对于是否同意“割爱”而成全“糖王”，邵逸夫只是说：“不知道呀……要等独立董事委员会的意见……等下周吧！”
3月13日，“电视企业”独立财务顾问摩根建议，拒绝“南早”的收购。这个建议被采纳了，“邵氏”开始着手部置反收购战略。
“邵氏兄弟”目前持有电视企业百分之三十四点六四的股权。与其行动一致者所持有的股份为一亿四万六千九百四十五万零八百二十八股，与郭鹤年所持有的股份不相上下。“邵氏”反收购的方案不是“郭氏”的换股，而是现金收购，所涉及的资金达6·97亿元。这也不是个小数目。
相比之下，“邵氏”提出的收购条件比《南华早报》来得更实际。以3月14日《南华早报》收市价每股5元计算，若按1股《南华早报》换2股“电视企业”那么，《南华早报》对“电视企业”的收购价可折算为每股2·5元，数量上不及“邵氏”，且又是以股换股。
郭氏《南华早报》的收购条件显然不具备多大吸引力，除“邵氏兄弟”已表明不接受《南华早报》换股建议外，还有方逸华、利陆雁群及利荣森等人也是支持态度。于是，“邵氏”的现金收购方案一出台，在反收购战中暂占了上风。
“邵氏”走现金收购这条路，也是迫于无奈。如果让《南华早报》取得“电视企业”的控股权，那么清水湾“电视城”的地皮便会成为《南华早报》的囊中之物。“郭氏”攻则就有机会提高租金，与“电视广播”分肥；守则就可以等过几年后将地皮开发，再收一大笔。“邵氏兄弟”与“电视企业”及“电视广播”已建立了长期合作的良好关系。如果让“南华”收购得逞，那么就正如“电视企业”董事局所指出的那样，“会令此种良好关系逆转”。
据报道，“邵氏兄弟”利用这个价格收购“电视企业”股份，所需的7亿元资金在财政上并不成问题。“邵氏兄弟”此时手中掌握的现金量已有5·7亿元，再加上为维持“电视企业”的上市地位，必须出售部分收购回来的股份，届时又可以套回一笔资金，所以财政上并不难应付。
有人认为，对于“邵氏兄弟”来说，这场收购与反收购战，“邵氏”损失的不是金钱，而是“打乱了整体的一连串部署。”
近年来，民间不断传出“邵氏”出售“商业旗舰”的消息。如1995年8月“电视企业”将广播道“七十七号”物业卖给“长实公司”；在此之前的三个月，“邵氏兄弟”将投资物业及戏院卖给邵氏控股；同年5月“邵氏兄弟”及“邵氏基金”将420万股的“电视广播”股权出售给了“皮尔逊亚洲”……
种种迹象表明，有关“年事已高的邵逸夫将退出江湖”的种种推测，已成不争的事实。
据证券人士分析，邵逸夫年事已高，迟早要退休。出售资金的目的，就是尽量让“邵氏兄弟”的公司资产减至最少或者最单纯的程度，以便在日后方便脱手。“六叔”的意向，也有可能转为做一个“收租佬”之意。“建东证券研究部”董事曾瑞昌指出，从以往部署来看，邵逸夫原本有意将“邵氏兄弟”在“电视广播”的股权减至最低，甚至全部出售。但“电视广播”面市价值太庞大，买家难找。如果是跨国大集团来收购，又会受到政府的外资拥有权的限制。于是“邵氏兄弟”只有在控股上打主意。
瑞士联合证券所则认为，“邵氏”可能将其在“邵氏兄弟”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五股权降至百分之五十一，维持其控制权。但买家通过购入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的“邵氏兄弟”股权，就持有约百分之五的“电视广播”股权，这样相得益彰。不过郭鹤年此番出招，多少使这个如意算盘出了枝节，逼得“邵氏”不得不应招。
“邵氏”提出以现金每股2·55元反收购后，一时形势比较乐观。“电视企业”董事局相信，《南华早报》只提供换股建议，“邵氏兄弟”的现金收购建议则给予“电视企业”股东“套现”的机会。除此之外，“邵氏兄弟”董事局对《南华早报》股权能否长期维持高水平深表怀疑。因为《南华早报》的5·55元的股价，已经是1990年上市以来最高收市价。如果换股计划实施，将会影响后来发行的新股份的股价。只要《南华早报》股价上不去，其换股的计划最终将会彻底落空。
“邵氏”提出的反收购条件后，证券界人士纷纷分析郭鹤年可能采取的行动，非常关注《南华早报》对此作出的反应。
证券界人士普遍认为，郭鹤年如果“投降”，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套现”，可获利3·7亿元。有消息指出，“电视企业”曾与“百乐门”商谈，将自己现有的印刷及出版业务悉数转售，“电视企业”则进行私有化。此举将导致郭鹤年处于被动地位，所以他要先发制人搞收购，借此抢回主动权。现在无论谁是收购战的胜方，“郭氏”都已处于不败之地，肯定可以“套现”脱身。
“邵氏”反收购议案提出后，“电视企业”的另一主要股东郭鹤年拒绝就此表态，所以他是否会走“套现”那条路进行“投降”尚不清楚。而《南华早报》董事局则表示，他们将会研究反收购建议，现阶段不作评论。
3月15日，《南华早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取得一致赞成票，通过接纳收购“电视企业”建议。引人注目的是，作为主席兼大股东的郭鹤年并没有出席此会，甚至副主席Roberto V。Ongpin也没有赴会。会议由非执行董事李国宝主持。李国宝主持通过了收购“电视企业”的建议，前后仅十分钟就匆匆离去。
郭鹤年没出现股东特别大会，已让那些记者大惑不解。更为奇怪的是，郭鹤年在当天下午却出席了香格里拉（亚洲）的银团货款签约仪式。“郭氏”并非香格里拉主席，也不是其董事会成员，或许他是以“嘉里集团”老板的身份去出席的。“嘉里集团”是香格里拉（亚洲）的大股东。尽管如此，郭鹤年“厚此薄彼”之举还是令人费解。
那些很敬业的记者对郭鹤年穷追不舍。在郭鹤年出席香格里拉（亚洲）银团贷款仪式上，还不断向郭鹤年提一些有关“电视企业”的收购问题。郭鹤年拒绝就“邵氏”的反收购作出回答。
记者问郭鹤年会否接纳“邵氏”的现金收购建议？也有的问“高原建设”的收购价？郭鹤年三缄其口，实在追问的没办法时，便说了一句：“今天不谈什么事情，只谈香格里拉。”
记者们哪肯放过这个机会，又追问为什么“不谈什么事情？”郭鹤年只好回答说：“事情不是我管的！”他还说，近期并没有与邵逸夫接触，但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关系。
至于郭、邵两人是否会反目成仇，《壹周刊》有文章分析：
“虽然郭鹤年和邵逸夫均表示电视企业收购战，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但二龙争珠的敌意收购攻防战，很难有双赢的局面，既然有胜负兼涉及重大利益，收购告一段落之后，郭邵二人如能做到面和心不和，功力已是很高境界，因为敌意收购总是伤感情的游戏。”
15日的《南华早报》股东特别大会除通过了收购建议外，独立董事会李国宝还表示，下周将开会研究“邵氏”所提出的反收购建议对其原来计划的影响。
3月21日，《南华早报》提高收购条件，以更优厚的条件来吸引“电视企业”的股东，收购战升级。郭鹤年与邵逸夫的龙争虎斗进一步加剧。
1996年3月21日，《南华早报》宣布提高收购条件，由原来两股“电视企业”换一股《南华早报》，改为每20股“电视企业”股份可换取11股《南华早报》的股份，或可选择每股作价2·75元现金收购“电视企业”股份。
《南华早报》的此项收购建议，无疑比先前的收购建议的条件更为优厚，更具吸引力。此项收购建议一出，许多人都猜测郭鹤年可能会趁机套现的说法，至此被彻底否决，相反，倒让人们看到了郭鹤年势在必得的信心。
但证券界还有人认为，《南华早报》将“电视企业”的收购价格稍微为提高，是否是郭鹤年这个大股东讨价还价的策略，借此希望“邵氏”将收购价格进一步提高，最终将“电视企业”的股份出售套现。
《南华早报》的新建议出台后，为此还发出新的建议通告。通告指出，以每两股“电视企业”股份 换取一股《南华早报》股份的原收购建议，由于只有郭鹤年家族持有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九五“电视企业”股份接纳，不能成为条件，所以原建议已于3月20日作废。而财务顾问向投资代表作出的新收购建议为：
（一）每20股“电视企业”的股份换取11股《南华早报》的股份，或者
选择；（二）每一股“电视企业”的股份可得现金2·75元。
该通告指出，以《南华早报》3月20日停牌前收市价5·2元计算，《南华早报》新提出的股份收购建议，等于每股“电视企业”值2·86元，比起“邵氏”收购建议每股“电视企业”股份的2·55元来，高出了百分之十二点二一；而《南华早报》的现金收购建议每股2·75元，也比“电视企业”2·55元的建议高出百分之七点八。总之，无论是股份或者是现金收购的价格，都比“邵氏”的高，因此，《南华早报》在收购战中略占上风。
《南华早报》的通告还指出，虽然寄给“电视企业”股东的文件中，计算了“电视企业”的商务价值为3·19元，而经调整综合资产净值为3·314元，但“邵氏”较早前提出每股2·55元的收购建议，亦较两资产净值计算显著偏低，同时相信《南华早报》收购“电视企业”将进一步有协同合作的效益。
按收购有关规定，提出新的收购建议必须获得证监会批准。《南华早报》此项收购新建议能否获证监会批准呢？
对于《南华早报》提高收购价，“邵氏兄弟”又作如何反应呢？
“邵氏公司”秘书阮戍民表示，由于《南华早报》提高收购建议于周四深夜才落实，因此“邵氏”未能立刻响应。但该公司将与财务顾问研究对策，是否会再提高其收购价格，他在22日的发言中拒绝评论。
《南华早报》宣布以较高的收购价向“电视企业”提出收购的新建议，很快获得证监会批准，但附带条件是《南华早报》现在提出新建议，完成日期必须在第一份收购建议完成日期之内。
证监会公司财务部高级总监狄思勤对记者表示，证监会批准《南华早报》再度提出的收购建议，有一个附带条件，即新建议完成时间应与第一份建议提出的最后期限相同。在这样的安排下，《南华早报》不会因为再提出收购建议而获得任何延长收购时间的好处。
根据《南华早报》公布的情况，这次收购在4月29日下午4时若未能完成，将不能变成无条件，日期、时间与首份建议相同。狄思勤指出，证监会在审批时，已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因《南华早报》首份收购建议失败后，便只剩下另一份收购建议，现在《南华早报》若再提收购建议，小股东便有两份建议可供选择，对投资者来说较为有利。
《南华早报》提高收购建议条件已成事实，而“邵氏兄弟”对此是投资，还是反击呢？
一名证券分析员指出，持有“电视企业”近三成半股权的“邵氏兄弟”，应不会接纳《南华早报》的收购建议，相信“邵氏”将会进一步提高收购价进行反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郭鹤年家族可以得到更高的价格出售股份套现。他认为《南华早报》之所以稍微调高收购价，是“讨价还价”，以退为进。
亚洲股份分析员Jannes Miles则持相反意见。他认为“邵氏兄弟”应不会再提高收购价。
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中，证券界人士更多的人认为，由于“电视广播”与“电视企业”关系密切，相信邵逸夫站起来捍卫“电视企业”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邵氏”极有可能提高收购价。
郭鹤年与邵逸夫皆为商界巨擘，同是商战高手。高手过招往往难以捉摸，谁也不敢轻易把“宝”押在任何一边。
3月22日，股市有细微变化。《南华早报》上午继续停牌，午市复牌后跌，收市报价5·1元，跌0·1元；“邵氏兄弟”报价9元，升0·05元；“电视企业”报价2·725元，升0·025元。股民们看好“邵氏”与“电视企业”，是否认为“邵氏”将提高收购价反击呢？
3月23日，某报刊出一篇特写《郭鹤年——最大得益者》。在认为“邵氏”极有可能提高收购价后，甚至算了一笔账：若“邵氏”将反收购价提高至2·8元，以郭鹤年持有“电视企业”1·4694亿股份计算，如果全部出让给“邵氏”，则可套现4·11亿元。
还有些证券界人士则认为，即使郭氏家族因“邵氏”不提高收购价格而将“电视企业”的股份全部售给《南华早报》，以3月22日《南华早报》收市价5·1计算，也一样可以套现4·1亿元。
《郭鹤年——最大得益者》一文在结尾中写道：“因此，此次电视企业收购战，最终受益人是郭鹤年及小股东，而输家，则是……”
尽管“输家”后面用了省略号，但谁都清楚指的就是“邵逸夫”。
出人意料的是，到了三月底，这场牵动人心的收购战却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3月29日，持有“电视企业”近三成半股权的“邵氏兄弟”及有关人士宣布，愿意接受《南华早报》新的收购建议，但只接受其中的现金收购，以每股2·75元的价格出让“电视企业”股份。
这时，有报纸评论说：“电视企业”收购战戏剧性的转变，邵“六叔”出招实在让人难以捉摸！
“邵氏兄弟”3月29日发表通告，表示《南华早报》的新收购建议，较早前的反收购建议（每股2·55元）的价格更高，因此表示不会再进行其反收购建议，而会接受《南华早报》的现金收购建议。
现在回想起来，在以往证券界人士的分析中，都认为郭鹤年提高收购价是“讨价还价”来达到套现目的；而现在看来恰恰相反，是邵逸夫倒是早就有了两手准备。他提高反收购价格却成了套现的“讨价还价”的手段。“邵氏兄弟”只是虚晃一招惹对手还手招架后，已经心满意足地挂出了“免战牌”。
有评论家说“电视企业收购战不惨烈，这话一点不假。”
“邵氏”此举，使那些认为“电视企业是邵六叔命根子”之说不攻自破。相反，“邵氏兄弟”见好就收，在这场收购战中先套现获利，不但反映出“电视企业”在“邵氏”眼中只是待价而沽的商品，更证实邵逸夫无心恋战，淡出江湖一事渐露端倪，问题只是如何部署实施而已。
为时一个半月的“电视企业”争夺战至此最后落下帷幕。收购战大团圆的结局，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郭鹤年因为“邵氏”提出反收购，使《南华早报》加价再战，然后他作为大股东将手头上的“电视企业”股份出售给《南华早报》，套现的金额因而大增。对郭鹤年来说，既将“电视企业”收之于自己旗下，又能套现获得更多的金额，可谓“一石双鸟”。
“电视企业”收购战以这种方式结局，对于“邵氏”来说同样有利。首先他不必掏七亿元来反收购，可以大省一笔；其次，“邵氏”目前持有1·27亿股“电视企业”的股份权，将这些股份出让还可以套取到在1·5亿元现金回来。两项加在一起，资金已超过10亿元。
“邵氏”目前拥有“电视企业”的股份，占“电视企业”已发行股本的百分之三十点三。另外，“邵氏香港基金会”、LOUS PAGE及方逸华等有关人士共持有1900多万股“电视企业”的股份，占已发行股本的百分之四点六八。这些股东均表示会在4月12日举行的“南早”特别股东大会上，为新收购建议投赞成票。由于上述公司及个人都只接受现金收购，加在一起共有1·469亿股，以每股2·75元计算，《南华早报》需要付出44000万港元的现金，才能给这场收购战画上最后的一个句号。
在“邵氏兄弟”接受新收购建议的情况下，郭鹤年欲通过《南华早报》收购“电视企业”的控制权已如愿以偿。“邵氏”也在这场收购大战中获益匪浅。总之，这场收购战成了没有输家的结局。然而，有人却对此战会不会留下“后遗症”而担忧。
所谓“后遗症”，说白了就是郭鹤年与邵逸夫的关系。“电视企业”收购战初燃战火之时，外界均对两位商界元老级人物之间的关系感到狐疑，特别是在“邵氏”反击的那一刻，更使人有一种邵、郭“交恶”、“不咬弦”的感觉。在整个收购战过程中，邵、郭两人一直称“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使人难以捉摸他们是敌是友。
前面提到过的《壹周刊》的文章曾指出：“收购告一段落之后，郭邵二人如能做到面和心不和，功力已是很高境界，因为敌意收购总是伤感情的游戏。”不过，从邵逸夫能如此之爽快地首肯《南华早报》的新建议，并最后与之成交的行为来看，大家似乎又要重新评估他们是敌是友这一问题。
更多的人担心日后“电视广播”将受制于“电视企业”。因为“电视企业”拥有“电视城”的控制权，而“电视广播”租用“电视城”的房地产和物业，每月租金超过了460万元。日后郭鹤年如果在租金、租期上作难，郭、邵之间将会产生新的矛盾。
又有报道说，“邵氏”有意通过减缩持股权，来引进一个国际性传播机构入主“电视广播”。如果今后“电视城”租约期满遭到业主迫迁，要另外寻找一块地皮也不太成问题，起码不至于由“邵氏”集团独力承担发展成本。原来邵逸夫早就有了规划，难怪这次收购大战能从容不迫，冷静出招。
另外还有报章刊文认为，郭鹤年与邵逸夫之间的合作已经不是第一次，“香格里拉”、“港视”购股都合作得很愉快，这次收购战又并没伤和气，友好关系将会一如既往地发展。
“电视企业”收购结束了。此时，《东方日报》立即载文称，这将是邵逸夫“金盆洗手”的开始。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邵氏兄弟在这场闪电战中急急求退，不单反映电视企业在邵氏眼中只是待价而沽的商品，更可看到邵逸夫无心恋战，淡出江湖一事渐露端倪……”
这篇文章最后说：“说不定这次电视企业的收购建议，反而助了邵六叔的金盆洗手大计。”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1976年，邵逸夫已经是89岁高龄的老者了。作为一位八十九的老人，在如此风云变幻的商战中，能出此奇招，驾驭大局，最后出奇制胜，扭转乾坤。这种搏击风浪的大智大勇，实在令人叹服。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坛如此，商场亦然。这场“电视企业”收购战是邵逸夫商场搏击中又一神来之笔。
难道这真的是他最后的精彩吗？
难道这真的是他“金盆洗手”的最后一战吗？
难道他真的会从此无心恋战，淡出江湖吗？
非也！还有多少人生的精彩等待他去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