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华女中的下课铃声响了，这是周末，一群群白衫黑裙的姑娘翩翩地飞出了校园。她们叽叽呱呱的英语中夹杂着好听的卷舌的北京话。校门口，排着一长溜来接她们回家的小汽车和黄包车。
终于到周末了！天气多么好，多么好！晚霞多么美，多么美！徽因盼着周末回家，从周一回到学校就开始盼。在盼望中，徽因觉得时间过得又快又慢，在盼望中，心被希望和幸福涨得有些轻微的疼痛。
徽因盼着周末回家，是盼着和梁思成相见。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公子，徽因随父亲去英国之前，在两个家庭的往来中，他们就互相认识了。那时，思成已经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科班。清华学堂留美预科班学制8年，1922年，梁思成毕业在即。这一年，他21岁，比林徽因长3岁。在父辈的安排之下，他们由相识而相爱了。
以倡扬变法维新闻名于世的梁启超和立宪派著名人物林长民都曾是声名赫赫的政界名流，又都是儒雅旷达的文人名士、不堪忍受官场污浊而急流勇退的社会贤达。他们之间以才识超群、情趣隽逸而结为挚友。在这两位挚友看来，这门儿女亲事是十分相当的。
北京景山后街雪池林寓，是一座典雅的院落。当初林长民决定买下这个院子，除了这里地处北京的中心、环境安谧外，他还看中了后院那两棵高大挺拔的栝树。搬到这里后，他写诗题字都自称“双栝老人”。正值春天，栝树鳞状的叶片青葱碧绿，鲜黄色的花朵亮得逼人眼目。从院子里望出去，北海公园的白塔玉雕般素雅玲珑地耸立在晴空下。
徽因和母亲居住的小院有一架紫藤，紫藤小小的叶片呈长椭圆形，羽毛般密密匝匝地缠藤绕茎，阳光穿过藤萝架，筛下一地斑斑点点的阳光。
思成常来这里看望徽因。
母亲很中意这个祖籍广东的小伙子。他待人谦和、斯文有礼，腼腆里透着忠厚。个子虽说不高，看上去却十分精神。更重要的是，母亲看得出来，徽因喜欢他。母亲欢喜地看着两个沉浸在快乐中的年轻人，他们像一对小鸽子，只要到了一处，就咕咕哝哝有说不完的话。
每当思成来看徽因，母亲总是吩咐厨师另外精心准备几个菜点。厨师是林长民早年从福州带出来的，做一手好潮州菜，林长民的许多朋友都十分羡慕。
徽因喜欢和思成在一起，他们无论是出身教养还是文化构成都有太多的相似，性情、趣味的相投使他们的交流十分默契。常常是徽因笑谈之中看到思成眼里闪烁着调皮的火花，就知道思成已完全理解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还有许多时候，思成对徽因讲述着什么，徽因会感到惊异，这正是自己想说的话，怎么就让他说出来了呢。这种精神的交融和互相砥砺使他们觉得彼此的心贴得很近。思成并不十分长于言辞，但他却具幽默感。他不动声色的谐谑，常常让徽因忍俊不禁。思成也并不高大，但他的笃诚宽厚却让徽因感到踏实而心安。
思成除了学业十分优异外，还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学过小提琴、钢琴，是校歌咏队队员，管乐队队长。他是校美术社的骨干，担任校刊的美术编辑。他的钢笔画用笔潇洒、简洁清新。他还是清华学堂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他的体操也十分出色，单杠、双杠技巧在同学中出类拔萃。
作为长子，梁启超对他寄予了厚爱和厚望。在父亲的支持帮助下，他在清华学堂读书时期，就与同班同学吴文藻、徐宗漱一起翻译了威尔斯的《世界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部译著。
从1914年开始，梁启超应聘到清华讲学。梁启超担心自己的孩子在清华接受了西方教育，会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每个假期专门为子女授课。他讲“国学源流”，讲“前清一代学术”，讲《孟子》、《墨子》等。父亲对思成最大的影响是乐观开朗、不断进取的性格和学术上严谨扎实的作风。而清华学堂则培养了思成广泛的兴趣爱好和民主、科学的精神。
清华学堂8年的学习生活，使小小少年郎成长为青年才俊，和徽因相爱更让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思成的眼里，徽因简直是完美的化身。徽因的秀美、灵动，徽因的气质、见识，无一不让思成倾心。他对徽因不仅是情爱，而且是欣赏、是珍爱。紫藤架下，他望着徽因，满怀着深深的喜悦之情。他们倾心地交谈，思成觉得是幸福的分享，他们静静地相守，思成感到了内心的满足。
徽因沉浸在爱的幸福中。她第一次知道，真正的爱可以让心变得像白云一样轻柔。温情仿佛从沉睡中苏醒，她想诉说、想欢笑、想歌唱，想把这欢乐带给每一个人。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欢乐，这欢乐来自灵魂。由于从小生活在不幸福的母亲身边，徽因的内心积淀着忧郁和悲哀。两心相许、真挚深情地去爱一个人和被人所爱，是她从少女时代就有的梦想和渴望，而思成让她的梦幻成真。爱使寻常的事情有了灵性，爱使普通的日子诗意葱茏。发自内心的喜悦冲洗了岁月深处积淀的忧郁，生命焕发出了夺目的光彩。
对于两个相爱的年轻人的未来，家里早有安排。一待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就送他们去美国留学深造。
思成和徽因憧憬着未来，谈起了今后的专业选择。
徽因告诉思成，她以后准备学习建筑。思成感到很意外，他一时无法把眼前清秀、文弱的徽因和“建筑”联系起来。
“建筑？”思成反问道，“你是说house（房子），还是building（建筑物）？”
徽因笑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architecture（建筑学）吧！”
徽因给思成谈起了她所知道的建筑，谈起了欧洲大陆那些“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
望着自己深爱的姑娘神采飞扬的神情，思成就在这一刻，决定了自己的专业选择。
许多年过去后，梁思成以其开拓性的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建筑学界的权威专家，可他常常向朋友谈起，他最初的选择是因为林徽因。他说，那时徽因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22页。
也许，他们最初的选择还带有一些年轻人特有的盲目，但他们事业的选择和爱情的选择由此结合在了一起。于是，最初的选择也就是他们一生的选择，他们从未后悔过。
冬去春来，紫藤发出了新芽，紫色的小花点缀在毛茸茸的绿叶中。徽因和思成爱得热烈而真挚，亲人们私下里商量着该给他们筹办订婚仪式了。
梁任公欣慰地看着这一桩他亲自促成的亲事，心里有说不出的满意。但他还是主张他们应该先赴美读书、完成学业，然后再订婚、结婚。他认为订了婚就要尽快结婚，而过早结婚势必影响俩人的学业。
最后，父亲的意见得到了遵从，梁思成和林徽因直到1927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才订婚、结婚。
谁也不知道，灾祸会在什么时候降临。
1923年5月7日，思成、思永兄弟从学校回到家中。他们要去长安街与同学们会合，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这一天是袁世凯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
梁家的宅院位于南长街，思成推出了大姐思顺送他的摩托车。他骑了上去，思永坐在后座，他们向长安街驶去。
刚骑到南长街口，一辆小汽车急驶而来，从侧面撞上了梁家兄弟的摩托。摩托车被撞翻了，呜呜地吼叫着，轮子在空中转动。思成被压在摩托下面，昏了过去，思永被摔出去老远。
这是北洋军阀金永炎的汽车，他是大总统黎元洪的亲信、陆军部次长。金永炎坐在汽车里，目睹了自己司机肇事的全过程。他皱着眉头，命令司机开车离开这里。
汽车开走了，思永流着血站了起来，当他发现思成已不省人事时，顿时忘了自己的伤痛。他飞快地跑回家去求救，家里人被他满身是血的样子吓坏了，只听他连声叫道：“快！快去救二哥吧，二哥撞坏了！”门房老王奔向出事地点，把思成背回家中。
梁启超守在思成身旁，呼唤着：“思成，你醒醒，大夫一会儿就到，你不会有事的。”
思成脸色苍白，好大一阵子才有了知觉。他感到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一动也不能动。父亲焦急的模样让他不安，他轻声说：“爸爸，我是你不孝的儿子……不要管我，特别是不要告诉妈妈。”
梁启超努力镇定着自己，他紧紧地握着儿子的手说：“不要紧，别害怕。”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的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
医生来了，做了初步的检查和诊断。他告诉梁启超，思成腰部以上没有任何问题，可能是左腿骨折。救护车把思成送进了医院。
思永是思成同父异母的弟弟，他们从小就十分要好。他恐惧地看着思成一动不能动的样子，和全家人一起跑前跑后地忙着。听到医生说思成生命无恙，看着思成被救护车送走，他松了一口气，歪在一张椅子上就睡了过去。家里人又紧张起来，担心他有什么内伤，把他也送进了医院，兄弟俩住进了同一间病房。医院的检查显示，他只是摔破了嘴唇，腿上有些轻微的擦伤。思永一个星期就出了院，而思成却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
民初时期，中国的西医还十分落后。思成做了全面检查后，医生告诉梁家，思成的腿伤不需要动手术，养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可是，这个诊断是错误的，耽误了及时的治疗。
思成伤得很重，他左腿股骨头复合性骨折，脊椎挫伤。确诊后，他一个月内就动了三次手术。最后一次手术结束，梁启超给远在菲律宾的大女儿写信，他以一贯的乐观自信写道：思成的腿已经完全接合成功，不久就将和正常人一样走路。可事实上从那以后，思成的左腿就比右腿短了1厘米，跛足和由于脊椎病弱而装设背部支架的痛苦从此伴随了他的一生。
徽因很快知道了消息，她赶到医院，眼泪止不住地流着。思成忍着痛对徽因笑道：“差一点就见不着你了。”
从这天起，徽因一有空就来医院陪伴思成。
这桩车祸被北京的报纸报道了出去，北京《晨报》直斥金永炎的恶行。金永炎知道被撞者是梁任公的儿子后，亲往医院探望，表示道歉并承担了医药费。
天热起来了，病房里的空气粘滞而郁闷。
思成的腿上打着石膏，腰背上缠着绷带，躺在床上不能翻身、更不能下地，像陷在沙滩上的鱼，艰难地挨着病房里漫长的时日。
徽因放暑假了，这一年的暑假，她是在思成的病房里度过的。
每天早晨，待医生查了房，思成就朝着病房门口期盼地张望。
思成能分辨出徽因的脚步声，那声音很轻盈，好像风。当感觉到风的时候，风已经到了身边。
徽因来了，带来了当天的报纸，带来了思成喜爱的画册，还带来了思成爱吃的冰镇杏仁酪。
思成受伤的腿和背疼得厉害。为了转移思成的注意力，她给思成读小说，背新诗，讲同学和弟妹间有趣的事。思成行动不便，她给思成擦汗，打扇。
思成感到难熬的卧床的日子不再漫长。
徽因喜欢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作品《夜莺与玫瑰》，打算把它译成中文。病房里，她和思成一句句讨论着，挑选最贴切的汉语词句。
王尔德的童话故事是一首关于爱情的赞美诗：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个姑娘，那姑娘说，如果青年能为她采得一朵红玫瑰，她就答应在王子举办的舞会上与他通宵跳舞。可是青年走遍了花园的所有角落，却找不到红颜色的玫瑰花。青年失望极了，在草地上掩面哭泣。
夜莺在橡树上目睹了这一切，为青年的爱情所深深打动：
“‘爱’果然是件非常的东西。比翡翠还珍重，比玛瑙更宝贵。珍珠、榴石买不到它，黄金亦不能作它的代价，因为它不是在市上出卖，也不是商人贩卖的东西。”
夜莺在橡树上幻想着“爱”的玄妙，决意帮助这痴情的青年。
“她张起棕色的双翼，冲天的飞去。她穿过那树林如同影子一般，如同影子一般的，她飞出了花园。”
夜莺去找玫瑰花。她找到了“白如海涛的泡沫，白过山巅上的积雪”的白玫瑰；她找到了“黄如琥珀座上人鱼神的头发，黄过割草人未割以前金水仙”的黄玫瑰。可是，这都不是她要找的“红如白鸽的脚趾，红过海底岩下扇动的珊瑚”的红玫瑰。因为寒霜已啮伤了红玫瑰的萌芽，暴风已打断了红玫瑰的枝干，红玫瑰已不可能开花了。
在夜莺的苦苦哀告下，凋零的红玫瑰枝叶告诉了夜莺一个办法：“你若要一朵红玫瑰……你须将胸口顶着一根尖刺为我歌唱。你须整夜的为我歌唱，那刺须刺入你的心头，你生命的血液将流到我的心房里变成我的。”
夜莺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换得这枝象征着爱情的红玫瑰，她的前胸扎在了玫瑰的尖刺上，用歌声唤醒了花丛，用心血染红了花蕾。她全部的愿望，就是要那青年做一个真挚的情人。“因为哲理虽智，爱比她更慧；权力虽雄，爱比她更伟。焰光的色彩是爱的双翅，烈火的颜色是爱的躯干。她有如蜜的口唇，若兰的吐气……”
林徽因用诗一般的语言，译出了这部礼赞“比生命更可贵的爱情”的童话，译文刊载于1923年《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这是19岁的林徽因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徽因的爱伴随着思成，她毫不以思成可能终生致残为意，而是暗自庆幸：思成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能够朝夕相伴，相亲相爱，这多么好啊！
当思成可以拄着双拐下地行走时，友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以作纪念。他手拄双拐、腿上打着石膏坐在椅子上，脸上却洋溢着宁静而满足的微笑。
面对两个年轻人亲亲热热的情景，思成的母亲、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却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她出身于官宦之家，兄长李瑞曾任光绪年间的礼部尚书。深谙“妇德”的她看不惯林徽因“洋派”的言谈举止。她认为思成伤卧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闺秀应该低眉敛目、小心回避才是。一个尚未下聘礼的女子怎能如此不顾体统？
夫人的不满，梁启超不以为然。思成和徽因感情甚笃，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在给大女儿思顺写信时，他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老夫眼力不错吧，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那第一回的成功，是指思顺的婚事。梁启超为思顺选择了周希哲。周希哲时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总领事，后来任驻加拿大大使馆总领事。
梁启超认为，由他留心观察、看好一个人，然后介绍给孩子，最后由孩子自己决定，“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梁启超担心思成荒疏了学业，为思成安排了住院疗伤期间的学习计划。“父示思成：吾欲汝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
车祸延迟了思成赴美学习的时间，弟弟思永以及与他同届的梁实秋、吴文藻等人已启程赴美。在这一年里，思成在父亲的指导督促下，较系统地悉心研读了一批国学典籍。他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19页。
这一年，徽因从培华女校毕业，考取了赴美半官费留学的资格。
她剪去了辫子，留着当时女大学生流行的发式：齐耳的短发轻微地烫过，刘海和发际蓬松地覆着前额和后颈。看上去，文雅秀丽中增添了几分成熟。
2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的各种思潮和主义潮水般地涌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旗帜高张，各地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连年混战不止，国民政府走马灯似的“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风尚。这时期，北京上层社会盛行各种聚会联谊活动。他们夏天办消暑会，冬天办消寒会，春秋之季办迎春会、菊花会，平日里还有同事朋友中的生日会。刚开始，这些活动只是在金融界、实业界盛行，后来便影响到了知识界。这是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人们为了联络感情、沟通信息、寻求支持、扩大影响而形成的社会风尚。
1923年，北京一些上层知识分子为了聚会的方便，由徐志摩、胡适发起，徐申如、黄子美出钱，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七号租了一个院子，成立了“新月社”，并创办了《新月》杂志。
有人说，“新月社”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的启发而得名。徐志摩说：“‘新月’虽则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徐志摩《〈新月〉的态度》。他十分喜爱“新月”这个名称。20年代中后期，他和胡适、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开书店，办刊物，店名为“新月书店”，刊物名称仍为《新月》。
尽管林徽因从不认为自己是“新月派”的成员，但她确实是从“新月”时期开始，进入了北京知识界的社交圈并从事文化活动。
在石虎胡同七号，“新年有年会，元宵有灯会，还有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徐志摩《欧游漫录·给新月》。在这种怡情自娱的氛围里，新月社的成员们品茶、喝酒，谈政治，谈文艺，一时间名流云集。梁启超、丁文江、林长民、张君劢、陈源、林语堂、徐申如徐志摩父子、王赓陆小曼夫妇、余上沅、丁西林、凌叔华等在这里常来常往，林徽因和表姐王孟瑜、曾语儿也常来参加各种文艺、游艺活动。徐志摩有一首诗记咏这时期的“新月”生活——《石虎胡同七号》：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
温柔，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
的梦境；
雨过的苍茫与满庭阴绿，织成
无声幽瞑，
小蛙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
蚓鸣，
…………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沉浸在快乐
之中；
…………
20年代中期，徐志摩接办《晨报副刊》。他在副刊开辟了《诗镌》栏目，集合了以闻一多、朱湘为代表的一批志趣相投的诗人，倡导和创作格律新诗。他们的创作提高了白话新诗的艺术品质。
新月派诗人陈梦家选编的《新月诗选》，是对新月社诗人和创作实绩的总检阅。其中，林徽因的《笑》、《深夜里听乐声》、《情》、《仍》四首诗入选《新月诗选》。
1924年4月，北京迎来了印度诗哲泰戈尔。
泰戈尔是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访问的。
就像一幕大戏，尚未开场，锣鼓点儿已敲得震天价响；又像一部交响乐，序曲奏响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为了迎接泰戈尔，北京的文化人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北京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连篇累牍地向读者介绍泰戈尔其人其事。
泰戈尔是印度百科全书式的哲人，他一生写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部剧作，还画了一千五百多幅画，作了几百首歌曲，撰写了大量的论文。他的抒情长诗《吉檀迦利》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但他拒绝了这一封号，以示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抗议。
为迎接泰戈尔来访，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月报》出了《泰戈尔号》专刊，专刊分上下两卷。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泰戈尔的多种诗集。
讲学社委托徐志摩负责泰戈尔访华期间的接待和陪同，并担任翻译；王统照负责泰戈尔在各地演讲的记录和编辑。
新月社成员用英语赶排了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
4月23日，泰戈尔乘坐的火车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车站迎接。
泰戈尔在北京的时间里，日程安排得很满。他出席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会和座谈会，到北大、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作了演讲，拜会了末代皇帝溥仪。林徽因始终伴随在泰戈尔身边，参加了所有这些活动。
当时的报刊上，有这样的记载：“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徐氏翻译泰戈尔的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徐志摩说，如果一时期的问题，可以综合成一个，现代的问题就是“怎样做一个人”。泰戈尔在与中国人所处相仿的境地中，已经很高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是我们的导师、榜样。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样欢迎泰戈尔。
泰戈尔在各处的演讲中多次强调提出，希望中国人不要舍弃了自己宝贵的文化传统，去接受和传播那些无价值的、丑恶的西方文化，不要盲目地追求工业主义、物质主义。可是，刚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正是高举着“民主”、“科学”的旗帜，以提倡西方文明来反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一代人。面对中国的内忧外患，他们认为，在这个强权等于公理的世界，一味宣扬超卓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只会把中国推向灭亡。他们散发传单，组织游行，批评泰戈尔到处宣扬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宣扬封建文化，宣扬精神至上，而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无动于衷。
在抗议声中，泰戈尔以身体不适为由，取消了原计划的另几场演讲。
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骂杀与捧杀》中以他犀利的讥诮语言谈到了当年泰戈尔访华的情形：“……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们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了，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寿辰，北京的一些文化人为他举办了祝寿会。祝寿会由胡适操办，梁启超主持并为泰戈尔赠名。梁启超说，泰戈尔的印度名字为拉宾德拉，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译成中文应是“震旦”，而“震旦”恰巧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泰戈尔中文名字曰“震旦”，象征着中印文化的悠久结合。梁启超又说：按照中国的习惯，名字前应当有姓，中国称印度国名为“天竺”，泰戈尔当以国为姓，所以泰戈尔的中国名字为“竺震旦”。
掌声四起，泰戈尔接过了刻有他中国名字“竺震旦”的印章。
祝寿会的压轴戏，是观看新月社同仁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剧作《齐德拉》。
《齐德拉》取材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故事。
齐德拉是马尼浦国王和王后的女儿，也是他们惟一的孩子。她生得不漂亮，国王想立她为储君，从小让她像男孩子一样学习武艺，接受训练。一天，齐德拉在山中行猎，碰到了邻国王子阿顺那。她对阿顺那王子一见倾心，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相貌不美而感到痛苦。她向爱神祈祷，求爱神赐她以美貌，哪怕一天也好。爱神被她的虔诚所打动，答应赐给她一年时间的美貌。齐德拉变成了美女，赢得了阿顺那王子的爱情，与王子如愿以偿结了婚。婚后不久，王子吐露心声，说自己一直在心里爱慕着邻国英武的公主齐德拉。而这时的齐德拉也早已不耐烦冒充美女。于是，她又向爱神祈祷，请求收回赐予她的美貌。她在丈夫面前显露了真实的形象。
剧中，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张歆海饰王子阿顺那，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伐森塔，梁思成担任舞台布景设计。
演出开始前，林徽因在幕布前扮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的造型，雕塑般地呈示出演出团体——新月社。
演出结束后，泰戈尔走上舞台。他身穿朴素的灰色印度布袍，雪白的头发，雪白的胡须，深深的眼睛一扫连日的倦意。他慈爱地拥着林徽因的肩膀赞美道：“马尼浦王的女儿，你的美丽和智慧不是借来的。是爱神早已给你的馈赠，不只是让你拥有一天、一年，而是伴随你终生，你因此而放射出光辉。”
5月20日夜，泰戈尔离开北京前往太原，然后赴香港经日本回国。徐志摩一路随行陪同。林徽因、梁思成和许多人一起到车站送行。
徽因和思成赴美留学的一切手续都已办好，不日即将起程。望着车窗外婷婷的徽因，徐志摩百感交集。这一次的离别将是真正的离别。在接待泰戈尔的这些天里，他有许多机会和徽因在一起。他们筹办各种活动，出席各种集会，一同排练，一同演出。在一起时，志摩只觉得忙碌而愉悦，分别在即，他才强烈的意识到，自己仍深爱着徽因。从英国回到北京后，得知徽因和思成相爱的消息，他曾感到深深的痛苦和失落。也曾想继续追求下去，但徽因的态度阻止了他。事已如此，他只能以英国式的绅士风度接受现实。但这些日子的朝夕相处，使他压抑在心底的感情又炽烈地燃烧起来。他向窗外望去，窗外送行的人们在一声声道着珍重，徽因近在咫尺，徽因又远在天涯，他只觉得五内俱焚，直到胡适一声低低的呼唤：“志摩，你怎么哭了？”他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车开了。从车窗望出去，是无边无际的华北平原，一团昏黄的月亮若即若离地挂在车窗外，就像他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徐志摩伏在茶几上，把满怀愁绪挥洒在面前的稿纸上：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却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志摩写不下去了。他知道，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心情黯然的他把没有写完的信随手扔在一边。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徐志摩，他把这封信收拾起来，装进了手提箱。
以林徽因的聪颖灵秀，不可能不觉察徐志摩的心绪，不安有时会像一片云翳，投影在她的心间。但是，她的心中已是一片波澜不惊的平静。她告诉自己，生命中的这一章已经翻过去了，她不想把一页书翻来翻去的读。尽管这书中又苦涩又甘甜的滋味让她难以忘怀。她很想和志摩说些什么，但许多时候，语言显得多余而没有力量，她希望时间能弥合一切。去美国的船票已定好，即将奔赴新大陆的留学生活使她充满了期待和向往，里里外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一一去做。
1924年6月初，林徽因和梁思成前往美国。这一年，徽因20岁，思成2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