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总布胡同3号，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垂花门廊，方砖铺地，院子里种着石榴树、槐树，还有海棠花和马缨花。
宽敞的居室里，陈设着徽因和思成从旧货店里挑选的硬木家具。沙发旁，有他们在野外考察时捡回来的残损石雕。阳光从南窗射进屋内，照着书架上、案几旁满满的中英文书籍。墙上是梁任公为他们手书的条幅：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训。
徽因、思成开始了在营造学社的工作。思成留美期间，确立了以中国建筑发展史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建筑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一门手艺，由工匠师徒相传，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几千年的古代中国，有关建筑技术方面的书籍仅有两部，一部是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另一部是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营造法式》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建筑术语让现代人不知所云。思成就从较为切近的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受过西方教育的思成不满足于钻故纸堆诠释文字，他更重视对照古建筑进行实证考察。
营造学社社址在中山公园的一排平房里。这里远离游人，环境很清净。梁思成找到两位一辈子在故宫做建筑维修的老木匠，对照《工程做法则例》，开始了对古代建筑的解析和研究。他说：“有《工程做法则例》做教科书，木匠们做教员，清代宫殿做教具，对清代建筑方法和规则的研究开始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徽因则协助思成搜集资料，绘图摄影，研究历史典籍，制作整理卡片。
思成的案头是一摞摞古建筑构件的草图，他指点着图纸告诉徽因，这叫做“蚂蚱头”，那叫做“三福云”。徽因觉得，那些遥远而生疏的名称一下子变得贴近而清晰，她兴奋地说道：“这些名称多么生动形象！古代匠人的想像力不能不令人钦佩。”
他们的工作庞杂而琐细，但又必要而切实，就像在欣赏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之前，必须懂得和熟悉那个国家的文字一样。要研究中国的建筑历史，必须熟知中国历代建筑施工技术、方法的演变，如此才能对历代建筑艺术的年代及其价值予以准确的定位。思成、徽因在这种工作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
他们计划着，一旦手上的工作有了眉目，就到外地去实地考察、测绘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古建筑遗存。
一个凉爽的早晨，金岳霖正在屋里看书，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叫他。他出门一看，什么人也没有。“老金，老金”，这叫声好像来自空中。他抬头向上望去，只见思成和徽因高高地站在前院正房的屋顶上，笑嘻嘻地喊他。老金知道，这是思成和徽因在学着攀援、上房，为以后外出考察做准备。他有些担心那房子的屋顶不太结实，连声说道：“还不赶快给我下来！”
徽因觉得好玩儿，笑着在房上走着。思成扶着她下了房，来到老金家。
老金早已吩咐仆人泡好了茶。闲聊间，老金说：“我送你们一副对联：上联是‘梁上君子’，下联是‘林下美人’。”
老金平时就喜欢作对联，常常把朋友们的名字嵌入联中。他曾以他的朋友兼同事吴景超和龚业雅夫妇的名字作了一副对联：“以雅为业，龚业雅非诚雅者；维超是景，吴景超岂真超哉。”他还给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作过一副对联：“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蓝香静处风。”
他作的这副对联又巧妙地嵌入了思成和徽因的姓。思成听了高兴地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否则我怎么能打开新的研究路径，不还得纸上谈兵吗？”徽因的反应则不同，她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好像只配做摆设似的！”金岳霖《我喜欢做对联》，《哲意的沉思》76页。
老金知道，徽因不仅在建筑学研究上十分痴迷，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亦有不俗的成绩。老金很喜欢徽因的诗，每次读到都会对徽因谈自己的感受，肯定徽因的创作，鼓励徽因继续写下去。所以，对徽因的不满他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欣然赞同。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是徽因、思成和朋友们聚会的时间。因为金岳霖是单身，无人打扰，所以聚会通常是在金家，有时也在思成和徽因家。
金岳霖和梁家同住一个院子。梁家住前面的大院，老金住后面的小院。前后院各自单门独户。
后院很小，没有什么树。金岳霖种了一棵姚黄，栽在一个特制的大木盒里，几个人才抬得动。仲春时节，姚黄花开，如火如荼。
老金把最大的一间南房当做客厅，客厅靠北墙摆放着八个大书架，书架上以英文书居多。客厅的南面，围着一圈沙发，墙上挂着邓叔存作的水墨山水。
老金有一个洋车夫，一个会做西餐的厨师。在他这里，朋友们喝咖啡，吃冰淇淋。咖啡是老金特地吩咐厨师按朋友们的口味做出来的。因为老金是湖南人，朋友们笑称这里为“湖南饭店”。
常来这里参加聚会的有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哲学教授邓叔存、经济学教授陈岱孙、国际政治专家钱端升、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济、北京大学教授、作家沈从文，徐志摩如果不回上海，也会在星期六下午到来。
老金精通英文，习惯于用英文思考哲学和逻辑学问题，但他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濡很深。他对中国山水画有很高的鉴赏力，还酷爱京剧，家中收藏有许多京剧名角的唱片，自己也能唱得有板有眼。他还喜欢斗蛐蛐比赛这种游戏，他认为斗蛐蛐涉及到技术、艺术和科学问题。
政治学家张奚若，早年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大学，是一个非常直率而重原则的人。朋友们说他的性格是“完全四方的”。他坚持“述而不作”，一生只写过一篇政治学论文《主权论沿革》，但却以自己的学问和人品在清华的教授中受到敬重。
陈岱孙是一位高大、严肃、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钱端升对国际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明晰的见解。李济曾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这时期正领导着中央研究院考古所对殷墟的发掘。
小说家沈从文是梁家的常客。他创作的湘西风情小说为当时的文坛吹送着一股新鲜而强悍的风。林徽因非常喜欢沈从文小说的风格和他作品中的人物，尽管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距离她的生活是那么遥远。
这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士绅之家，家学渊源使他们自幼熟读经书，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青年时代又接受了五四“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他们走出了国门，立志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期待着中国尽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特定的时空经纬成就了他们，他们学贯中西、文通古今，视野开阔，抱负远大，其人格构成和知识构成都有着传统士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新型质地。
30年代初，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他们大都成家立业，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在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的当时，这批文化教育背景接近、情趣爱好相投的文人学者，需要有这样一个场所来定期交流信息、探讨问题、联络感情。每个星期六下午，他们聚在一起，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感受，在这里交流和碰撞。这样的聚会，对于他们来说，是精神的聚餐，心灵的盛宴，滚滚红尘中的绿洲。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彼此的交流中得到了认同，这种认同使他们在这乱纷纷的世界里确立了自我。
北总布胡同3号的院子外面，一排洋车停在胡同的树阴下，车夫们有的眯着眼打盹儿，有的在聊闲天儿。
金岳霖的车夫王喜，一手提着一壶凉茶，一手抱着一摞碗，招呼相识的伙计喝茶。
一堆人喝着凉茶，漫无边际地闲聊着。突然有人问：“王喜，听我们老爷说，你们家老爷居然有时候会忘了自己的名字！真有这事儿？”
王喜是个老实人，平时不怎么说话，看到大伙儿都瞅着他，想听他说话，也来了精神：“可不！那一回我们老爷打电话，找东局56号的陶先生即陶孟和。，那边传电话的一定要我们老爷报自家个的姓名，可老爷愣是想不起来。他扭脸儿问我，甭说，我还真不知道我们老爷的全名儿。老爷又问，你就没有听见别人说起过？我想想，回答说，只听说人家叫您金博士。一个金字提醒了老爷。这么着，电话才算打通了。”
车夫们禁不住全都“哧”“哧”地笑了起来。
王喜正色道：“我们老爷可是有大学问的人，会说好几国的话，看的书都是洋字码儿。”
此时金岳霖的客厅里，笑语声声，谈兴正浓。林徽因的话题吸引住了在座的朋友。
她正向大伙儿介绍最近看过的一本书——《京师坊巷志》。这是清光绪年间葆真堂刊本，由义乌朱一新所作。该书钩沉考证了元明以后京城街巷的规模建置及其名称沿革，为他们研究北京的建筑历史提供了依据。
徽因谈到，据该书考证，大清门外，即如今的正阳门外，俗称棋盘街，早在元代就极尽繁盛，“四周列肆长廊，百货云集，又名千步廊。”到了明清两代，继续用千步廊作为皇宫前的附属建筑。
“可是，”徽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说，“这本书却没有谈到，早在隋代的汴州，就有这样的桥市。北宋建都汴梁时，正对着汴河州桥一带被称为御街，而两边的廊屋也被称为御廊。《东京梦华录》记载，宫门南面御街阔约三百余步，两边的御廊原本准许市人买卖其间；自宋徽宗政和年间后，此处买卖才被禁止……”
徽因最后总结说：“这样一种形式十分美观的建筑后来被金、元抄袭，用于北京皇城的外围建筑，到明清保持下来成为定制。《京师坊巷志》中的文字证明了这一点。”林徽因《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林徽因文集·建筑卷》344页。
思成接着徽因的话说：“朱一新毕竟是清末的经学家，他宗信程朱，书中杂证各家记载，结以精审的考证，还可见出朴学家的治学精神。如书中对‘胡同’这一称呼的考证，就能看出其用力之勤。”
话题由此引申开去，由北京的胡同，谈到“胡同”名称的沿革。徐志摩道：“早有文字学者研究，胡同是衚衕的省写，与上海弄堂的‘弄’字同源。元人李好古所作《张生煮海》杂剧中，就曾提到羊市角头转塔儿衚衕，恐怕是这两个字最早见诸文字。”
说到这里，他笑了：“北京的胡同中，最为国人所熟知的，要算八大胡同，大概与清末上海的四马路出名是一个道理吧。”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北京胡同名称亲切、谐趣而形象，远胜过美国纽约呆板的什么第几大道。如梯子胡同，是说这胡同看上去像梯子似的，尽是上坡路。口袋胡同和闷葫芦瓜儿胡同一样，是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死胡同。那些住有南方人的胡同，不管他们是杭州人还是无锡人，老北京都统称为“苏州胡同”。北京还有好几处马神庙和马神庙胡同，为什么不叫龙王庙呢？为什么别的地方很少马神庙呢？遥想战国时期，燕昭王就曾为死去的骏马修筑黄金台。打那以后，无论是元代的蒙古统治者，还是清代的满族统治者，都是骑在马背上的民族，靠金戈铁马征服天下，自然会尊马为神、为马修庙，胡同也就因马神庙而得名了。
胡同的名称，还传达出了老北京的生活环境。如城里许多以井命名的胡同：甜水井、苦水井、三眼井、四眼井、高井、王府井；有的胡同名称指点出了旧京城城区的划分：羊市、猪市、骡马市，箭厂、细砖厂、琉璃厂，兵马司、銮舆卫、大栅栏。看到这些名称，人们就会产生许多想像和联想。
不过，后来的人们或者是为了附庸风雅，或者是为了改头换面，许多胡同被改换了名称。如劈柴胡同改作辟才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勾阑胡同改作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让人看了不知所云。
…………
作为“女眷”参加聚会的，还有张奚若夫人杨景任、陶孟和夫人沈性仁。
杨景任毕业于苏格兰大学，可看上去，她却更像传统的全职太太。金岳霖谈及她时，说得十分形象：“要看她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听她同宵叔玉太太的谈话。两人都争分夺秒地谈，由赵钱孙李到黄焖鸡到红烧肉。”而同时，家里的一应事务她从来不要张奚若操一点儿心，关心支持张奚若关心支持的一切事情，一对儿女也带得十分出色。
沈性仁则是另一种性格。朋友们说她“入山惟恐不深，离市惟恐不远”，是一个远离人群站在一边的人。可是对于朋友，她则是肝胆相照、利害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以朋友为自己的生活中心。金岳霖说：“……离开朋友的关系去找她本人究竟是如何的人，她的愿望要求等等究竟如何，你只会感觉到一阵清风了无牵挂；可是如果你在朋友关系中去观察她，她那温和诚敬的个性都显明地表示出来。她似乎是以佛家的居心过儒家的生活，此所以她一方面入山惟恐不深，另一方面又陷入朋友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的生活之中……”金岳霖《悼沈性仁》，《哲意的沉思》109页。
金岳霖这段话说得十分精彩，他是在谈沈性仁，但又何尝不是在谈他自己，谈他们这个群体。
金岳霖晚年所写的一批文章，常常谈到自己的朋友。在《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一文中，他写道：“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与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
他又说：“朋友的关系不想则已，想起来却是古怪，血统既不相干，生活方式也可不必一样；它似乎是一种山水画的图案，中间虽有人烟山水草木土地的不同，然而彼此各有彼此的关系，而彼此的关系又各不相同。……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完全靠老朋友，新朋友是不容易得到的，心思情感兴趣习惯等等都被生活磨成尖角，碰既碰不得，合也合不来，老朋友在同一历史道路上辗转而来，一见就会心领意会情致怡然。……”
金岳霖以中国山水画的构图比喻朋友间的关系，是因为他热爱中国的山水画，深谙中国山水画的意趣。
每周一次的聚会，开始照例是大家向张奚若和陶孟和问询一下近来南京政府的政治动向，包括人事安排方面的变动，虽然他们对那些安排其实并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文化艺术方面的话题。
金岳霖是研究哲学的，可他从来不谈哲学，却爱谈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与他同在清华研究哲学的邓叔存，家中收藏有许多中国古代名画，他经常会带一两幅画来参加聚会，让朋友们欣赏。
金岳霖说：“在艺术方面，中国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山水画。古人论山水画，确实有许多玄学。我认为，这许多玄学与山水画都不相干。这不是说，山水画没有哲学背景和根源，这个背景和根源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唐人有一首诗云：‘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位童子对于他所在的这座山是何等放心，何等亲切呀！中国的许多山水画都有这种意境。”
邓叔存不仅懂画、藏画，而且还能书善画。他临摹的明人山水就被一些朋友挂在客厅或书房里。中国画分南宗、北宗，邓叔存欣赏南宗，作画时用笔的中锋，喜欢写画，不喜欢画画。他说，中国山水画与西洋风景画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洋风景画讲究绘画角度，透视要求严格，是一种科学的作画方法。而中国山水画的中心则是意境，而且要求看画的人也要有意境。它与科学无涉，而更多地包含了作者、观赏者的人生态度。
一次聚会时，不知谁提起了几年前王国维先生投水自杀一事，由此说到十几年前梁巨川先生的自杀。这时，徐志摩和陶孟和争论了起来。一向谦和持重的陶孟和对他们的自杀行为持批评反对态度，而徐志摩则高度肯定他们以身殉道的精神。在座的朋友或赞同孟和，或支持志摩，一时争执得十分激烈。
陶孟和批驳徐志摩道：“志摩，不管你对于自杀有什么深奥的见解，我还是认为自杀并不是挽救世道人心的手段。我申明，我所不赞成的是消极的自杀，而不是一个奋斗的殉道者的光荣的死。假使一个人为了信仰被世人杀死，那是我所钦佩的。假使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信仰不为世人所信从，竟自己将自己的生命断送，这是一种消极的行为。所谓‘杀身成仁’，绝不是凡杀身皆能成仁，更不是要成仁必须杀身。”
徐志摩说：“我们讨论一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前提。这里的前提是：我们尊重的不是巨川先生和观堂先生自杀行为的本身，而是他们通过自杀所表现的那种精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往往在最无耻的时代里诞生出一两个最知耻的个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黄梨洲，他们的名字就有永久的象征的意义。他们的死为民族争得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我想，巨川和观堂先生是实在看不过现今流行的不要脸主义，他们活着不能改变什么，决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给这时代一个警告，一个抗议。”
陶孟和说：“志摩，你千万不要以为反对自杀就是爱惜生命而不爱惜主义和理想。假使你认为自己理想的价值远远高于生命的价值，那么你究竟是用自杀的方法去得到那个理想呢，还是活着通过种种努力去实现那个理想？
“当然，我承认每个人应该有自杀的自由，但是如果以挽回世道人心为生命的愿望，就更不应该自杀。老先生一生高洁的行为尚不能唤起世人的敬仰与仿效，他一死就可以唤醒世人吗？救世或醒世是没有捷径的，只有持久不懈的努力，自杀的结果只是损失一个生命，并且使死者的亲族陷于穷困，这种影响也是及于社会的。”
徐志摩笑了：“孟和先生真是一个社会学家呀，一个社会学家分明不能容许连累亲族、累及社会的自杀行为。这让我想起了明末清初的钱牧斋。钱谦益，号牧斋，明末清初诗人、学者，在明官至礼部尚书，明亡后降清，授礼部侍郎。本文提及之事出自《蘼芜纪闻》。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认为此说不可信。他曾拿定主意殉国，雇了一只船，载着他的亲友，想到河心宽阔处死去。可他坐在船头用手探了探河水，却忽然发现河水原来这样冷。于是，他决定不死了，回到温暖的船舱，原船人马摇了回去。还有与他同时代的吴梅村吴梅村，即吴伟业，明末清初诗人，曾为南明复社成员，明亡后为清朝国子监祭酒，不久辞官归隐。，他曾在梁上挂好上吊的绳子，自己爬上桌子正要把脖子套上绳圈的时候，他的妻子家人跪在地上痛哭不已，于是他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那会儿，他的想法也许与孟和先生的见解一致：‘自杀的结果是损失一个生命，并且使死者的亲属陷于穷困，并影响及于社会。’
“我又想起一个近例：蔡孑民先生蔡元培，字孑民，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初因抗议北洋政府当局干扰司法，愤而辞职。在彭允彝彭允彝，1922—1923年间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因遭北京大学生反对而辞职。时代公开宣言他的不合作主义，离开了北京。当时有人批评蔡先生，说他那是消极的行为。胡适之先生针锋相对，在《努力》上发表了一篇极精彩的文章——《蔡元培是消极吗？》——他说蔡先生的态度正是那个时代所能采取的积极态度，代表了进取的、抗议的精神。”
徐志摩停顿了片刻，说出了他的结论：“归根结底一句话，人的行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梁巨川、王观堂先生的自杀，蔡孑民先生的不合作，这些事件产生的影响决不是我们的常识所能测量，更不能用社会学的或者科学的标准所能评价的。在信仰精神生命的痴人看来，只要还有寸土可守，就决不能让实利主义压倒人的性灵的表现，更不能容忍时代的迷信——在中世纪是宗教，在现代是科学——淹没了宇宙间永恒的价值。”
林徽因是赞同徐志摩的观点的，听到这里，她禁不住为徐志摩富有激情的滔滔雄辩鼓起掌来。
金岳霖更欣赏论辩者的“绅士风度”，因此他同情儒雅口讷的陶孟和。当林徽因鼓掌时，他的眉头微微皱起，用德语说道：“偷换概念，逻辑不清！”
林徽因的掌声鼓励了徐志摩，他忍不住地对老金俏皮道：“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坐在洋车上，无意中说起了洋话。想不到惹恼了拉车的那位，他回过头来说：‘先生，你们说的是什么话呀？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这会儿，我也很想对哲学家这样说话。”
…………
争执也罢，嘲笑或自嘲也罢，大家在这一时间里，精神是完全地放松，完全地投入，哪怕红了脸，动了气，再见面仍然是好朋友。一到聚会的时间，顺着北总布胡同的墙根儿，就会排着一长溜洋车。
又是一个周末，下午三点多钟，到老金家的人差不多聚齐了，惟独少了林徽因。大家问思成，思成说：“她有点儿事，一会儿就到。”
沈从文笑眯眯地和老金开着玩笑。他二人虽说都是湖南人，但沈从文的话带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老金，怎么不穿你的局绸长袍了？”
老金一本正经地回答：“不穿了，不穿了。我把‘局绸’放进箱子里了。文物嘛，当然要保存起来。”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原来，金岳霖有一件长袍，喇嘛红的局绸面料，白色的猞猁毛皮里子，冬天他到北大、清华上课总穿着。一次，沈从文见了，告诉他，这袍子的面料叫“局绸”，是清朝江南织造局本局所制，原本只有宫里的人才穿得到，是十分珍贵的东西。金岳霖听了，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买袍面的时候，卖料的小伙计就特意告诉说，这是局绸，贵着呢！可当再问他为什么叫局绸时，他却答不上来。当时老金也没在意，被沈从文这么一解释，加之别的人一起哄，说没准儿这袍面还是曹雪芹他祖父监制的，金岳霖从此就不再穿它，让家里的佣人小心收拾了起来。
正说着话，林徽因来了，向朋友们解释着来迟的原因：
她正准备出门时，女仆赵妈叫住了她。赵妈说西隔壁的邻居是一户顶老实的人家，这家人租住的房子下雨漏雨，刮风漏风，可他们家穷得实在没有能力修房子，只好来求赵妈，请徽因去给房东说说情，让房东给修一修。
徽因跟着赵妈过去看了看，那房子破损得实在不像样。她就找到了房东。房东告诉她，这家房客打乾隆年间就租住在这里，都住好几辈人了，三间房每月只付50个铜板，200年来一直就这么点儿租金，因为根据祖上的租房契约，只要是同一个家庭住在这里，就不能提高房租。房东觉得十分委屈，这么丁点儿租金，简直就是白住，再怎么着也不能倒贴钱给他修房吧？
听房东这么一说，徽因认为也有道理。最后，只好自己拿出一笔钱来，作为房屋的修缮费用交给了房东。
听完徽因的讲述，朋友们笑道：“谁说人心不古？这事儿就证明老北京的历史传统依然在民间存在。”
北总布胡同的槐树黄了又绿，绿了又黄，胡同里梁家和金家的聚会却无论冬夏，常年不断。
在当时北京的文化人中，与此相类似的文化沙龙还有以朱光潜、梁宗岱为中心的“读诗会”。经常参加“读诗会”的有冯至、朱自清、冰心、凌叔华、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与北总布胡同文化氛围浓郁的聚会相比，“读诗会”有着更为纯粹的文学色彩。林徽因有时候也参加“读诗会”的活动。
这些活动，构成了30年代京派文化生活的独特气息和魅力。
林徽因喜欢这样的聚会，她习惯通过与好朋友的交谈来表述自己的见解，沟通彼此的心灵。她常想，人世间生活着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在你的生活中来来往往，你认识了他们，甚至你也不讨厌他们，但是，他们在你的生命中却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有极少数的人，你愿意和他分享你心灵的秘密、你的快乐和忧伤、你的热爱和热情，真正的友人是你可以搁置心灵的地方，是上帝给予人生的恩惠和慰藉——林徽因热爱朋友，离不开朋友。每当和朋友在一起，她就思路洞开，妙语如珠，艺术和思想的灵感如电光石火般熠熠闪亮，耀人眼目。凡是当年接触过林徽因的人，对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乾在30年代初，是个刚刚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他的短篇小说《蚕》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后，林徽因看到了。她很喜欢这篇小说，就写信请沈从文带萧乾周末到她家喝下午茶。
“萧先生文章甚有味。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的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
60年代后，萧乾仍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是。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女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够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萧乾的这些记述写于1998年12月他重病住院期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还在写着对林徽因的回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