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镇压民主运动有“理”
在“先安内”的战略目标下，南京政府不仅要平息国民党内的反蒋武力抗争，还要对他们最大的政治对手****及其武装实行“围剿”，同时镇压国内、党内民主力量对******独裁统治的不满与反抗。在******的授意下，戴笠运用所有的人力及物力资源在上海等大中城市制造了一系列的暗杀与袭击事件，对共产主义和民主运动进行镇压。
戴笠的特务处在内部作业方面，一般遵照以下的程序来办：外勤各处送来的情报，送交第一科，按地区分发各股处理。承办人根据其内容拟出初步意见交科长阅签后，送交戴笠批准，按“制裁（暗杀）”、“密捕（绑架）”、“监视”等分别布置行动人员执行。重要的则由统计股缮写，由交通科转送或由戴笠面呈******阅示。批准后戴要签字，并制定出具体的行动计划，由情报科把案卷送行动股执行。习惯的办法是行动人员分为一、二、三线，分负打先锋、监视和策应及幕后指挥之责。一旦得手，人员分别撤退，出现意外则互相接应。当时比较引人瞩目的杨杏佛、史量才被刺等大案都是这样做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积极从事反对******专制活动的高潮期。宋庆龄公开指责******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民主团体与其开展斗争。因为宋庆龄的身份、地位及其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不敢对她直接动手，但对此又不能不问，于是只有命令戴笠的特务组织对位于上海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的宋宅进行严密监视，每天写“监视日报”上报宋庆龄的活动。当时监视活动由戴笠的心腹爱将沈醉负责，为达逼迫宋庆龄搬家的目的，沈曾两次向宋家邮寄手枪子弹并用打电话、写恐吓信等手段进行威胁。为落实戴笠的指示，他还派人打入宋家，意图收买其女仆，甚至试图用“美男计”勾引宋家女佣，但均未成功。
戴笠还曾与沈醉一起密谋以制造车祸来加害宋庆龄，准备把她撞成伤残来阻止她进行反蒋活动，甚或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他们甚至准备好了保险汽车，等待时机下手。但戴笠仍有疑虑，他怕一下害死了宋庆龄把事情闹大，追究起来自己跑不掉。他问沈醉如何做到把人撞伤而不死，沈醉也没有把握。后来，******夫人宋美龄知道了他们的企图，立即下令严厉制止。
******、戴笠不能对宋庆龄下手，就把目标转向她的得力助手杨杏佛。
杨杏佛，名铨，早年加入过中国同盟会，1924年前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随行北上，后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一位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对******政府的独裁暴行极其厌恶。1932年底，他与宋庆龄、鲁迅等一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共同致力于反对******政府独裁内战的活动，积极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营救因抗日救国而入狱的****与民主人士，走在了当时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列。
1932年底，杨杏佛在《文汇报》上发表《再论四一二大屠杀与中国之人权》一文，极大地激怒了******；1933年初，他到华北，设立同盟会北平分会，进一步扩大同盟会组织，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此恨之入骨，下令戴笠对其采取制裁行动。
戴笠领命后，一方面连续给杨杏佛发恐吓信，一方面侦察到他每日的行踪，决定由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负责在其住所附近的上海法租界内下手，实际行动组长是毕业于黄埔五期的陶士能，他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的俄国大菜馆楼上，指挥副组长王克全率行动员6人，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内设立了行动部，并进行了宣誓，不论行动成功与否，绝不暴露组织秘密，如被租界当局捕获，立即自杀，“不成功便成仁”。
1933年6月17日，他们按计划进行部署，因遭遇租界巡捕而放弃了行动。次日，赵理君亲自出马，带领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人再次前往。赵坐在车内指挥，行动员则四散在杨的住宅附近，待杨杏佛与其子出门上车后，4名特务立时上前将杨杏佛与司机乱枪打死，其子杨小佛因其父以身掩护而幸免于难。
赵理君在枪响后立即发动车子，特务们狂奔上车，附近警笛大作，过得诚因紧张过度跑错了方向，再回头已来不及，赵理君为防他被捕后泄密，向他连续开枪想灭口，但只是将他击伤。过得诚被随即赶来的巡捕包围后企图自杀未遂，与杨杏佛等一同被送往金神父路文慈医院急救。杨杏佛因伤重不治而亡，过得诚则在供出他在组织内的化名高德臣后，被戴笠派出在巡捕房工作的特务范文珍毒死，对外则宣称“不治而亡”。
继杨杏佛之后，戴笠的特务组织又刺杀了《申报》负责人史量才，这是戴笠在******授意之下以暴力对付民主的又一典型例证。
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因经常发表攻击蒋政府****独裁的言论，1934年夏秋之间，戴笠奉******之命，亲率人员前往上海布置暗杀活动。他们在报馆及其住宅附近的租界内寻找过房子，但鉴于杨案的教训，害怕留下后遗症，迟迟没有动手。后来，特务们通过帮会关系从史量才的司机处打听到他经常外出，遂决定不在租界内行动。
10月间，史量才去杭州调养胃病，戴笠认定机会来了。11月14日，赵理君经过一番“踩点”，选定在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第四区博爱镇距翁家埠四里远的地方，以挂有杭市警局临时车牌和“京字第27号”牌照的两部车配合，伪装途中抛锚，堵截道路，迫使史量才停车。当车停下后，两名特务迅速上前，分别先对汽车前排的司机和同车的邓祖询开枪。
当枪弹横飞时，史量才父子意识到危险，急忙跳车而逃，特务们分别追杀。史量才之子史泳赓仗着年轻，飞快地躲过了3名特务一连20余发的射击，从田野逃逸；而史量才则在慌乱中躲进了附近的一所茅屋，两个特务追来，他又从后门再逃，跳进了房后干枯的一个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他一面大喊：“在这里！”一面开枪射击，一发子弹打中了史量才的头部，史量才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追上来补了一枪，打死了史量才。凶手们见目的已达，呼啸着飞车而去。
这悲惨的一幕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史泳赓才战战兢兢地叫上附近的人返回出事地点，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把三具尸体运回了杭州。
血案发生后，举国震惊，责难纷起。******被迫装模作样地命令沪杭两市悬赏万元破案，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
二 平“闽变”立功
上海“一·二八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以为外患稍平可以继续“安内”了，于是在1932年3月调在上海抗战的19路军入闽，由总指挥蒋光鼐任福建省主席，准备投入“剿共”作战。但19路军官兵经过抗战的洗礼，决计不再枪口对内，他们在老长官参谋总长李济深以及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的共谋策划下，于次年11月间联闽发动了反蒋战争，组织“生产人民党”，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分庭抗礼，并派人与****方面联络和吁请苏俄支援。是为“福建事变”。
早在这年10月间，戴笠安排在福建的组织及上海电台就已侦察到李济深等人的动向，李济深的代表携李济深本人及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四人的签名函抵达****苏区，与****方面订立了“抗日作战协定”，并急电苏俄运输大批枪弹到厦门以补充红军，这些戴笠都有所知悉。11月，福建方面通电与红军“联合抗日”成立新政府。戴笠得知后首先向******作了报告，并派闽籍特务张超、何震等人潜回原籍工作，随后又增派军统女干将姜毅英潜入厦门鼓浪屿建立电台，自己则赴厦门转漳州，策动闽方61师师长毛维寿和60师师长沈光汉暗中投蒋。戴笠的特务周昭琼则奉命做其父粤军宿将周南煌的工作，进行分化瓦解。
南京政府面对闽变，一方面警告19路军于一周内解散“政府”“归队”，另一方面派出三路大军入闽，隔断其与红军的联络。1934年1月，******亲飞福建延平指挥作战，从海上进攻厦门、福州，毛、沈两部起兵接应。由于当时****红军在“左”倾路线控制下排斥了******的领导，认为闽方“中间路线”比******还要危险，因此对福建的支援不力。李济深他们孤军作战，不久便遭失败，陈铭枢逃往香港。其后沈、毛及后来投蒋的谭启秀等部被改编为第7路军投入到剿共战场去了。
在平定“福建事变”的过程中，除了侦探、策反外，戴笠安排在汉口的工作站还破获了“生产人民党”黄天煜、郑藏等人以“武汉农业学会”为掩护，在武汉组织的“武汉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民主革命同盟”、“第三党武汉支部”的组织活动。戴笠的特务组织为******立下了新功，戴笠也因此增加了吹牛的资本。
三 策动广东空军助力
1932年以后，两广军阀一直依仗胡汉民的声望与南京政府抗衡。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趁机分化瓦解两广，取消西南政务委员会，引起激烈反抗。广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以“抗日救国”为旗号，起兵反蒋，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联军”，向湖南进兵，发动“两广事变”。戴笠的特务处再次投入了对两广的作战。
两广方面的所谓“异动”，戴笠其实早闻密报。1935年6月，他的部下侦知陈济棠将由青岛调防南海之海军海琛、海圻、肇和三艘军舰扣留，编入广东海军司令部，并更换舰长，减发薪饷，引起士兵愤怒。当时戴笠曾令所属原海军军官的陈涤利用与海琛副舰长陈彩文及海圻舰长唐静海之旧谊，策动三舰返归中央。10月15日，他们行动时被陈济棠部下发现，随即陈济棠派出军队以海空两面包围黄埔江面，准备解决之。幸而当时风雨大作，飞机停飞，海琛、海圻两舰冲出包围，肇和舰则因故障未驶出。戴笠向蒋报功，******派海军司令陈策带5万元赴香港慰问。7月9日，两舰北上归入南京海军。
“两广事变”发生后，山东军阀韩复榘联合河北宋哲元于6月21日通电和平，反对中央用兵，云南龙云下令封存在昆明的中行钞票，从经济上支持两广，四川省主席刘湘亦起而响应，形势对蒋不利。当时两广共有40万兵力，海陆空三军兵种齐全，特别是陈济棠为谋反蒋，多年来集中财力向国外购机百架，组成庞大的广东空军，加上广西空军，可以与南京一决雌雄，******为此日夜不安。
戴笠对******提出自己的分析意见，主张仍然使用惯用伎俩，暗中策动两广军队反正，以收兵不血刃之效。******即命戴笠率同郑介民、邢森洲等赴港执行此项使命。
为重点对付广东空军，戴笠先后派吴乃宪、梁干乔、邢森洲、龚少侠等干员在香港、广东侦察并策反，实行分化收买瓦解。先以12万港币买通广东空军飞行员黄志刚，以每架2万元买出7架哥的士霍德驱逐机及3架轰炸机并27名飞行员叛逃至南京。后来，戴笠更化装亲自往访抗日救国军空军司令黄光锐，密谈数个小时，达成了空军北飞的密约。在陈济棠就任抗日救国联军总司令的第3天，7月4日，陈济棠所部空军叛陈投蒋，广西空军也同时叛逃，给两广沉重的一击。而戴笠为收买两广空军所花的钱，已超过了所得全部飞机的价值，******不惜血本的“银弹战术”取得了政治上的超值实效。
陈济棠迷信风水，曾就自己命运前途占卜问卦，得一“机不可失”之言，陈遂以为自己“称王称霸”的时机已到，不惜展开内战。却不想，这一“机”应在了他所掌握的空军身上。空军北飞以后，在戴笠等的策反之下，陈济棠又丧失了新购之鱼雷舰两艘，广东陆军有40余名将校军官率部离陈投蒋，陈济棠终于众叛亲离，不得不自认失败，黯然出走香港。
戴笠侦知广西李宗仁于7月19日在南宁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决心抵抗到底，以桂柳为死守区。但蒋不主张对桂用兵，而是亲往广州，派要员赴广西请李宗仁来广，******先主动去拜见，并公布二人合影，营造修好气氛。在软攻之下，李宗仁只能顺坡下驴，和南京言归于好了。
在事变期间，广西当局曾派南宁军校上校教官段方溪往湖南，找湘省参议员黄任平、熊国璋，绥靖公署参议何柱帆、李君尧、蔡支华等，组织“湖南民众抗日救国会”，企图动员军队响应两广反蒋。戴笠派陈祖康深入调查，破获之。另外，他们还抓获了据称是两广方面派赴宁波鼓动其防守司令起事的陈六安、去上海等地策划学潮的李血泪、哈瓦斯通讯社为两广作宣传的李巧妹等人。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戴笠的特务又为蒋立下汗马功劳。除了两广的特工战，此时戴笠的特务组织还宣称在北方破坏了****陕西省委，逮捕了书记姚权、西安“抗救会”负责人陈克敏、****刊物《生死线》负责人王洪德等20余人；在湖北抓获了鼓动农运学潮的彭石桥、张荣善；在上海抓了“行动委”骨干杨向；在四川逮捕了****省委书记周从民、委员李哲生等。
8月间，******在广州接见郑介民等，大加勉励。回宁之后，戴笠举行了大型庆功宴会，并向郑介民等颁发了******下发的巨额奖金。
据称，从此以后，戴笠的“特务处”获得了从中央银行无限制支领行动经费的特权。******对其之宠信由此可见。
四 应付日本挑衅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加急，他们在中国各地制造了各种事端，向中方挑衅。******为对付日本的发难，运用了包括特务手段在内的各种方法，试图化解矛盾，拖延时间。戴笠及其组织也不得不为此疲于奔命。
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外出失踪，引发了中日关系的又一场危机。
9日早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打电话给国民政府，要求帮助寻找失踪的副领事藏本英明。下午，日本领事馆正式向中方交涉，污说藏本失踪是中方所为，要求中方在两天内交人，否则动用武力。6月10日起，日本国内舆论如大阪《每日新闻》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中国宪兵警察如何对日本人不友好，暗示藏本失踪与中国军方有关，明确要求日本政府对中方的“太无诚意”兴师问罪。11日到12日，日本海军“苇”号及“对马号”军舰开抵南京江面，意图恐吓。局势十分紧张。
当时，******正在江西指挥“剿共”战事，南京守军仅三四千人，根本无法应付日本的挑衅。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失魂落魄，下令动用一切力量，在南京全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拉网”式搜查。
正在南昌指挥剿共战争的******闻讯着急，他唯恐小事闹大，急电召戴笠去南昌，要他迅速查清藏本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另外搞清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戴笠连忙派出特务处会同军警查寻，自南京直查到苏州、芜湖，并公开悬赏一万元找人，五千元找情报。他们分析6月8日至9日一天内，藏本不会走太远，于是派首都警察厅侦缉队长方超在紫金山一带重点搜查，结果在13日将下山寻食的藏本找到，询问之下，原来他仕途失意而想自杀，又缺乏勇气折返，因不堪饥饿跑到紫金山脚下向一对中国老夫妻购买了食品，这才被人发现。藏本被寻获之后，汪精卫等如获至宝，对其严加保护，将藏本由外交部交还日方。南京政府大员还纷纷前往慰问，表现出对日本挑衅的低调妥协。
后来戴笠的特务了解到：这次“藏本失踪”事件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次阴谋，目的是通过制造外交纠纷，欲派海军陆战队闯入国民政府交通部，抢走当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有关中东铁路的合同书档案，以便日本甩开中国与苏联单独交涉中东路权问题，为其霸占中东路创造有利条件。藏本后来被寻获，日特的计划没有得逞。但8个月后，日本还是以武力控制了中东铁路。
经济方面，日本以大连、北戴河为基点，大肆策动浪人对华走私，阻碍我关税人员工作。1935年9月又对南京政府提出“华北经济提携”方案，使******拒迎两难。戴笠下令潜伏在******的特务搜集有关的材料，得到了驻北平日海军武官桑原少佐9月14日及19日报告《华北经济提携的要旨》及《华北经济提携实情》两份密件全文，使中方充分了解其所谓的经济提携，最终目标是通过控制经济以达控制政治的目的。南京政府对日提议冷淡拖延，最终不了了之。
除了不断挑起事端，日本还对华采取了大规模的特务活动。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关东军成立了以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贤二为机关长的特务机关，在冀东非军事区及通州、唐山等地部署了大批的特工。他们大肆刺探中国情报，进行分化策反工作，到1936年前后，日本特务的活动已经遍及上海、镇江、济南、厦门及河南等省市，他们以当地的租界为掩护，大肆活动。最初他们诱使汉奸殷汝耕出面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又威逼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与日本合作。戴笠刺探到土肥原与宋哲元等交涉经过及宋对日方回应态度的情报，使南京中央及时采取控制预防措施，日本的“华北自治”计划最终不能得逞。
戴笠奉命“以特制特”，以弥补当局不能公开缉捕之不足，先后上报破获所谓“先锋队”、“自治会华北分会”、“护清铲民会”、“中华民主同盟河南支部”、“华南国”、“暴力团”等组织多起，但其实际内幕及效果无法一一验证。其中可以查明的有这年底发现的郑州通商东巷9号“文化研究社”一案，由三名日本人志贺秀二、山口勇男、田中敏夫买通汉奸谋划组织破坏，被特务处郑州站发现，戴笠亲往布置行动，于次年1月4日晨，将山口勇男逮捕，接着以郑州专员公署出面，搜查了“文化研究社”，按照所获汉奸名单将其一一归案。
五 刺杀汉奸有力
南京政府对日本的野心与阴谋一直深怀戒心并竭力抵制，******要戴笠对附日的汉奸杀一儆百，于是戴笠决定对先对张敬尧下手。
张敬尧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知名的北洋军阀将领，曾任北洋军第七师师长，1918年任湖南省督军，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1920年被省内的“驱张运动”和湘军所迫退出湖南，先后投靠直系军阀吴佩孚、张宗昌、奉系军阀张作霖。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张敬尧于1932年2月又投靠伪满，并积极配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华北地区招募汉奸组织伪政权的活动。
日本占领东北后又觊觎华北，于1933年初分兵三路进攻热河，占领承德。为推进华北独立，进一步分裂中国，日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坐镇天津，在华北寻找汉奸头目阴谋组织伪政府。他在原北洋政府的军阀政客中，寻找有野心而缺实力的人来与日本合作。张敬尧正符合了日本的要求，他为一己之私不惜丧失国格，出卖民族以求荣，答应为日方效力。于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任命他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给予经费30万银元，要他趁日军进攻长城一线之机，潜入北平拉起组织作策应。4月底，张敬尧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秘密进城开始活动。据说他的目的是拉拢与他“有深厚关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于4月21日发动政变，宣布华北独立，投靠日本。与此同时，日本还出资1000万元刺杀南京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何应钦。
5月2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驻华北地区特派员郑介民奉命来到北平，执行刺张任务。他找来天津站长王天木和北平站长陈恭澍，要他们在一周内完成任务。由于陈恭澍与组员白世维刚刚建站三个月，人手经验皆有不足，郑介民便要老牌特务王天木出马刺张。根据情报，张敬尧隐居在旧使馆区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是中国政府难以管理的地区，外国人多，环境复杂。王天木带人进住饭店，经过一番侦察，根据一个熟悉的裁缝提供的线索，摸清了张敬尧居住的房间，他们遂决定从天津增调行动人员来动手。但到了7号这一天，王天木、白世维二人在饭店巡视时突然意外地发现了张敬尧就在一间房门大开的房间中，他们认准目标后决定立即行动，白世维当即拔出手枪向张连开三枪，随后逃逸。张敬尧胸部中了两弹，在被送往德国医院后死去。与张同谋的北洋军阀孙传芳，在张死后吓得逃去了天津。日本失去“内应”，阴谋受挫，被迫于5月31日暂时与中方停火，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
刺张行动的成功，虽然不能彻底破坏日本在华北扶植伪政权的计划，但在当时却轰动一时，震慑了一帮准备投日的民族败类。1934年12月，军统北平站的特务又对匿居天津租界的西北军另一将领石友三实施了暗杀，但这次暗杀没有成功。
石友三，字汉章，1891年出生于吉林定春县一个贫穷家庭。1908年弃学从军，先后投靠长春陆军第三镇吴佩孚部和北京陆军冯玉祥部，因做事机灵敏快，得到冯玉祥的赏识，提为贴身护兵。此后，石友三随冯玉祥南征北战，并随着冯部的扩大不断得到升迁，从模范连连长到营长、团长，1924年10月参与了“********”，升任国民军第八混成旅旅长。1925年春，又升任第6师师长，成为冯部的“五虎将”与“十三太保”之一。
1926年5月，直奉联军与国民军大战南口，国民军败退西北，石不愿去西北受苦，遂与韩复榘共同接受晋军改编，这是他第一次倒戈叛冯。1928年9月，冯玉祥自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后，冯玉祥召石友三和韩复榘归来。石与韩心存疑虑，经冯派人解释，石友三才回到冯部，参加了援陕战役。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石友三被******用巨款收买，又一次与韩复榘通电全国，第二次叛冯，投靠了******。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中，石友三再一次重演归冯叛冯的闹剧。其后他出任******委任的第13路军总指挥，受张学良统率。不料数日后，石友三又叛离张学良。
1931年5月宁粤对立，粤方与石友三秘密联络，许以高官重利，石友三遂于7月18日宣布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发兵北上，攻占北京。但在东北军于学忠与河南蒋军刘峙的南北夹攻下，石部6万余众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便全军覆没。9月初，石友三只身逃往济南，寄居在韩复榘的山东省政府内。
同其他一切军阀头目一样，石友三是不甘长期寄人篱下的。“九一八”事变后，石友三又与日本方面搭上了关系，企图趁国内局面混乱之机东山再起。1932年秋，他在日本特务凑开一的策划与保护下，秘密离开济南，潜赴烟台，乘船到达天津。当时，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后正谋扩大侵略，进入华北，向长城各口派兵。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坐镇天津，纠集中国的失意军人与政客充当汉奸，建立军事武装，制造事端，配合日军对华北约进攻。张敬尧是他们搜罗的第一个重点对象。张被刺后，石友三就接替了张敬尧的位置。
石友三在军界的影响以及在华北的潜在势力都不在张敬尧之下，土肥原对他相当重视。石友三到天津后不久，即与土肥原紧密勾结。根据土肥原的指示，石友三把家安在日租界里，招集旧部，联络各方失意政客，其中有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的白坚武、失意军人任应岐、山东巨匪刘桂堂以及刘锟等人。1932年后，石友三开始组织私人的小股武装，配合日军，骚扰地方。1933年底，石更派遣旧部团长罗自臣、张国乾，与日本特务凑开一勾结土匪冯寿彭等，在冀东玉田一带组织起“河北战区保安队”，进行叛乱性的军事骚扰活动，支援日军，给华北当局带来很大的威胁。1934年，石友三等又参加了土肥原组织“新华北政权”的计划，并拟定这个伪政权的军队名为“定武军”。石友三投靠日本危害国家，已成为一大祸害。
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南京政府就指示戴笠的特务处加强在华北的工作，尤其强调要开展“锄奸运动”，实施对附敌汉奸的刺杀。石友三的叛国活动及其在华北军政界的影响使******不安与忧虑。******早就对石友三的反复无常大为恼火，特别对其1929年在浦口发动兵变，炮击南京抵抗国民党军之事耿耿于怀。现在石友三匿居日租界，不便公开捕捉，******就下令戴笠对石进行制裁。
暗杀石友三的任务被交给了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陈恭澍先派人对石友三在天津日租界的生活起居进行了侦察，觉得石为人处事小心谨慎，诡秘无常，要暗杀他有一定的难度。
石友三自1932年秋到达天津后，仿效狡兔三窟设置了几处住所，对自己的起居与外出小心异常，使外人摸不清他的行动规律。他平时尽量减少外出，也不让一般来访的客人到住宅里来。每次出门，他也不预先告诉随从们到什么地方去，待汽车发动后，才指明目的地，因此连开车的司机事先也不知道他的行车路线。而且他一般不出租界，极少到中国政府管辖的地界活动，这给暗杀他的行动增加了难度。
陈恭澍等人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觉得要暗杀石友三，必须设法在石友三公馆内找到内线，内外呼应，才能获得成功。
陈恭澍先派北平站的老特务王文秘密到天津进行活动。不久后，王文通过天津一家杂粮店老板的侄子刘兆南，结识了石友三的一名亲信侍从副官先鸿霞，并将此人争取过来参加了特务组织。先鸿霞早就对石友三的投日叛国活动不满，他答应王文协助完成暗杀石友三的工作，但他有个要求，就是希望在暗杀的具体做法上，由他自己斟酌情况，便宜行事。同时先鸿霞还向王文反映，他一个人在石友三的公馆里，单枪匹马，力量单薄，有必要在同事中物色一个能配合他行动的搭档。陈恭澍听了王文的汇报后，大为高兴，因为有了内线，暗杀就容易了。他与王文及主管暗杀行动工作的白式维一起研究对石友三的暗杀计划。陈恭澍主张采用强硬的武装制裁，即用枪杀，因为这样不但清除了一个石友三，而且对当时的那些大小汉奸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怎样实施暗杀呢？陈恭澍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在石友三家里行动。但这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先鸿霞单独见到石友三的机会并不多，人多时可以接近石友三却又不便下手，行刺后难以脱离现场。第二个方案是在外行刺，不过石友三处处警惕，难知其行踪，无法事先做出内应外合的规划。
不久后，先鸿霞先争取到了石友三副官史大川的合作，并积极等待时机。为了留下一手备用，他又在石公馆里相中了厨师老褚，下了一番工夫去争取，准备在不得已时给石友三下毒。陈恭澍向他提供了一瓶能在30秒内杀人的毒药。
戴笠连连来电催促他们动手，陈恭澍情急之下决定使用老褚，冒险让他下毒。他们答应事成之后给老褚一笔开饭馆的钱作为酬谢。但在实施过程中，老褚把毒药下在火锅里端上桌来，因心中不安，上菜时竟然双手颤抖不已，把菜汤都洒了出来。警惕的石友三见老褚神态反常，一下便识破了玄机。他制服了老褚，并认定还有其他指使者或同谋，于是命令家中所有部下集中到堂前，厉声迫使老褚指认，一边不断用手枪敲打他的头。老褚是个软弱的人，于是向台下看去，先鸿霞看到时已迫切，不得不做最后的一搏，他拔出手枪意欲行刺，被石友三手下制止，两人当即被捕，行刺行动彻底失败。史大川侥幸逃出报信，而后独自逃亡。陈恭澍及其手下迁怒于居中联系人杂粮店的刘兆南，把他绑架到北平，结果被人以********罪告到南京，陈恭澍亦畏罪离职逃跑，后到南京坐了近半年的牢。这件事给特务处北平站以重创，戴笠不得不改组北平站，半年后他又把陈恭澍放出来委任为天津站站长。
至于石友三，直到抗战开始后的1940年12月，在他准备公开降日之前，******派手下将他诱捕活埋。
六“冒死而去，呈祥而归”
戴笠及其特务处，在“安内”“攘外”中为******解决了不少难题，逐渐成为******的左膀右臂。而戴笠取得******的绝对信任，应该是在西安事变之后。
西安事变刚发生，报纸上还没有刊登出相关消息，戴笠就已经收到了西安站站长江雄风报告事变的来电。戴笠大惊之余先去见了何应钦和复兴社的头头们，又去见了宋子文和宋美龄等人，随即又赶到慧园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去找余乐醒。当时郑介民、梁干乔也闻讯相继赶来。
戴笠哭丧着脸说：“如何是好？领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了，生死难卜。我见了何部长，他主张立即对西安方面进行讨伐。见了夫人和宋院长，则认为要用政治解决，打不得。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也是主张兴师问罪。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
戴笠说完便大哭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无以为对。
余乐醒流着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可是，飞檐走壁的人，一时又到何处去寻找呢？如今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
而郑介民、梁干乔认为政治解决是空想，都主张要打。
看到手下莫衷一是，戴笠倒是冷静下来了，他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别有文章。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有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
他接着说：“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为手段，谈是目的。只有兵临城下，张、杨才能有所顾忌。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众人听罢默然。
12月21日，宋美龄在宋子文劝说下，偕戴笠一同飞抵西安。不料一下飞机戴笠便被张学良扣押，并加以“保护”，关到了张寓的地下室内。
戴笠被扣在地下室内两日，他认为自己此番必死无疑，于是写下遗言：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多方斡旋，******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戴笠也被放回南京。******于25日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离开西安，当日抵达洛阳。一到洛阳，******便要求张学良致电杨虎城，要求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等大员。同时，命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致电南京，命已于前一天回京的戴笠封锁******和张学良到达洛阳的消息，并嘱咐戴笠次日蒋、张分乘两架飞机先后到达，命其安排警戒。
26日上午9时45分，******、宋美龄的专机在4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从洛阳起飞，中午12时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随后，载有张学良、宋子文等人的飞机也抵达南京。张学良一下飞机，便由戴笠看管起来，后来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囚禁于奉化雪窦寺，以后又辗转于安徽黄山、湖南萍乡、贵州息烽等地，1947年被掠去台湾。
西安事变后，戴笠因其冒死前往救蒋，使蒋感动，在“公谊”之外增加了个人“私谊”，蒋赋予他“善后”重任，对其表示了高度信任。在他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医院动手术后，宋美龄特地代表******去看望他，并亲自关照医院：没有痊愈，不准他出院。戴笠认为这是他的莫大荣幸，他从此会更加一帆风顺，以后只要谈到西安事变，他就说是：“冒死而去，呈祥而归。”
七 坚辞“中委”的幕后
1938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临时全体大会时，******欲推荐戴笠为中央执行委员，把戴笠叫去谈话。戴笠听后脸一红，连忙向******报告：“我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又怎能当中央委员呢？”
******平时未考虑到这个问题，听了十分惊奇，忙问：“你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又在我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
戴笠说：“我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绝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刻写了一张条子，戴笠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他将纸条捧在手里，坚决表示终生只做蒋的“无名学生”，不当中央委员，“只要校长信任，就感到莫大的光荣了”。
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又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同时被圈的还有郑介民、唐纵二人。戴笠因为有言在先，又怕被把持国民党党务而一贯有隙的“CC派”陈立夫、陈果夫二人“修理”难堪，因此还是坚辞不受，并再三向蒋表示，“唯校长信任是图，‘党、官’二字是无所谓的”。
戴笠后来常借助此事在部下面前给自己“贴金”，他说：“伟大，对这两个字的解释很多。对我们来说，就是‘有功让给人家，有过自己担当’。要以德报怨，推己及人。民国34年，中央开会（指国民党六全大会——作者注）选举中央委员，领袖蒋校长提名要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后来经领袖同意，我推举唐纵为中委。我为什么坚辞不就，就是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人生存于宇宙间，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获得荣誉，只有荣誉，才是最高尚的。否则的话，无声无臭，不识不知，何异于禽兽？”
这次他自己虽然坚辞“中委”不就，但却亲自出面，大摆宴席，串演京戏堂会，邀请大批老牌中委、新牌代表为郑介民、唐纵投顺水人情的一票。只要他的同伴下了海，他自己站在岸上也“不怕龙王不献宝”。意思是将“二陈”操纵党权、垄断选举机器，比作“龙王”，把自己比作孙悟空，没有他这一闹，操纵党权的龙王是不会放松选票和席位的。郑介民对戴笠的这一套心中有数，他当选后向人说：“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戴笠的为人与心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