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率领农民闸沟造地
大寨位于虎头山西麓脚下，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石山区。地势由东南到西北倾斜，相对高差277米。虎头山下，八道大土梁夹着七条大沟，犹如一把把利剑，将山坡劈成七股八岔，山间沟中还有17条小沟。山岭沟谷相间，山高坡陡，纵横交错，起伏不平。山坡岩石裸露，怪石嶙峋。梁上黄土覆盖，天长日久，风蚀水浸，切割得支离破碎。河沟坡度大，平日里乱石滚滚，雨季一到，则山洪暴发，形成灾害。在当地，人们这样形容大寨：“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解放时，全村约800多亩耕地，零零散散地分布成4700多块，大的不到三亩，小的要好几块才能凑一亩，就斜挂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这些坡梁地缺边少堰，缺肥少水，耐不住干旱，经不起雨涝，“地里上肥地边流，冲走肥土露石头”，“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更糟糕的是，一年中，无霜期只有五个多月，多半时间处在寒冷中。自然环境贫瘠，粮食产量自然不高，亩产量一般只有三四十公斤，好年景也不过五十公斤左右。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大寨人，已经习惯了顺从或忍受大自然所带来的恶劣环境，除了祈求上苍风调雨顺，他们不曾想到向大自然挑战。然而，这穷山恶水在社会主义时代，在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人手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说陈永贵率众闸沟造地，得从1951年的天津之行说起。那次陈永贵感触很深，并由此开始思索山区农村的发展之路，立下了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
那年，陈永贵作为山西省农民代表团成员，赴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娘子关，第一次见到了太行山以外的世界。广袤平坦的华北平原，一望无垠的滚滚麦浪，青翠碧绿的满园蔬菜，看得他心花怒放。展览会展台上那一台台大型拖拉机、收割机、五铧犁，更令他钦羡不已。回来的路上，代表们在车厢里热烈地谈论着，平原地区的代表兴高采烈，山区的代表们却有点心灰意冷。陈永贵紧锁眉头，一袋又一袋地抽着烟，不时望望窗外一眼千里的辽阔平原，思绪又回到了大寨那被分割成4700块的800亩土地上。他多次陷入沉思：平原条件优越，无法比拟，山区条件恶劣，但可不可就山区地势作一些改变？想来想去，他竟想出了山区建设比平原建设的诸多有利条件：平川的土地亩数是死的，而山区地势宽，拓展潜力大，闸完了沟，修好了梯田，东一块西一块，串联起来，就能展出十几二十亩地来；挂在山坡上的梯田，一台一台的，哪一块也通风透光，利于密植，这一点平川万万比不上；山里人吃苦耐劳，有精耕细作的习惯，不论地边、地墙、地角，都要种上粮食，不浪费一寸土地；山区还能多种果木，多养牛羊……想到这里，陈永贵眉头的疙瘩解开了，他兴奋地拍拍同来的下思乐村党支部书记王帮寿的肩头，说：“老伙计，咱对平川机械化，一不眼红，二不等待，咱走咱们的路子。粮食产量，咱要跟他平川扳跌（摔跤），要扳过他们。”
天津回来后，陈永贵互助组加强了田间管理，获得农业生产大丰收，但没有搞大的土地基本建设。1953年，初级社成立，土地归集体统一经营，为陈永贵施展抱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建社一开始，陈永贵就在酝酿大寨的十年造地计划。大寨当时300来口人，800多亩零零星星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薄地，稍微闹些灾荒就难免挨饿。要将大寨这块黄土地变成米粮川，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这4700多块薄地并成大块，将七沟八梁治理成平平整整的田地。具体做法是将“沟”垒起一层层石坝，再填上土，使耕地小块变大块，斜坡变平原。
这是一个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按照这一设想，陈永贵将引领大寨人走上一条非同寻常的创业之路。为了和大家达成共识，陈永贵一次次和社委会干部谈，和党员谈，和社员谈。支部会上，他慷慨陈词：“组织起来，就是要显示和发挥集体的力量。过去各户不敢办、办不成的事，咱们不仅要办，还一定要办好、办成功。穷山恶水困扰咱们多少年了，为生存，为发展，咱们首先要向荒山进军，向大自然要粮。”
然而，向大自然宣战，毕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无论是干部、党员，还是普通群众，一开始都心存疑惑，反对者不在少数。吴思在《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一书中详细地描写了一次讨论会上的争论：
庄稼人爱地，不反对修地。可是工程大了，听起来险了玄了，便难免有点二话。
“干甚不成哩？非要修梯田？误工多，得利少，粮食能卖几个钱？”
“劳力少，任务大，什么时候能完成？”
陈永贵感到这个会要砸。村里不少精明人——通常是富裕中农——都对他的十年造地规划不感兴趣。他听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火气一阵阵地往上蹿……
“瞎胡闹哩！”反对的话越说越重了，“你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常言道：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你有多大本事敢跟龙王爷斗？”
“对着哩！河沟是谁走的路？河是水走的路！你把河沟修成地，水往哪里走？一水冲了你，还不是白误工？”
……
“胡来么！”一位姓贾的摇头说，“要是能改，老辈子早改了，还轮得着你？”
陈永贵压不住火了。他最不爱听这话，他就不信他领导的农业社不如旧社会。陈永贵冷冷地问道：“旧社会能改？你旧社会就能改变了？嗯？”他显然抓住了理，连珠炮一般地追问那位说漏了嘴的姓贾的社员：“你怎么改？那山是谁的？地是谁的？你怎么去改变？现在的山是谁的？地是谁的？坡是谁的？过去是什么制度？现在我们是什么制度？”
反对者沉默了。陈永贵训人喜欢抛出一连串的问句，他又问道：“你不创造条件，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天上会给你掉下来？它自己会给你跑出个好条件？它能不能自己跑来？你改造它嘛！已经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了，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你还没有力量改造它？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斗一斗怕什么呢？”
一场激烈的交锋过后，大家的思想仍旧不通。这也难怪大家一时转不过来，大寨的自然条件太差，社员的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除了扁担就是箩筐，凭这，大寨的穷风水能变吗？
第一次会议失败后，陈永贵认为要让大家接受十年造地计划，思想转变是关键，“首先要思想变，土地才能变，技术才能变。思想不变样，什么也不能变。可是，思想不好变，它是活的。变思想要依靠贫下中农起带头作用。集体经济是千里马，贫下中农是千里人，有千里马没有千里人不行。先把贫下中农的思想提高，再去带动富裕中农。”在第二次会议召开前，他就去找过去和他一起扛过长工、打过短工的二十多个老贫农、老雇工商量，研究对策。这些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坚决地支持了陈永贵：“就这么干吧！又不用贴什么，贴也是贴上点劳力，还能贴了咱房屋、土地、牲口、农具？”陈永贵满心欢喜地说：“这就好，只要你们带头干，把大家带动起来，就能成功。”
再开会。大家心里还是充满疑虑：“山大沟深，满村不过五十几个劳力，猴年马月才能把地修好？”陈永贵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号召大家：“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们这辈子不行，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只要咱全村人拧成一股劲儿，坚持干下去，总有一天能改变风水，改变命运。”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一次又一次的动员，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也统一了。于是，1953年冬，大寨打响了改造山川面貌的第一场战斗。
第一个改造的目标是白驼沟。白驼沟，长1500米，宽10余米，总面积4.5万平方米，沟掌海拔985米，沟口海拔940米，高差45米，沟两边分布有零星梯田5.2亩，是大寨七条沟中最小的一条。
改造行动在冬天开始。太行山的冬天，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合作化以前，单靠个人的力量造地、修地是根本不可能的。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冬天的大寨人只能偎在炕上，依靠少运动、多睡觉、少吃饭来减少粮食的消耗。1953年的冬天，这里却热火朝天。
为了确保改造工程成功，陈永贵带着贾承让、梁便良、赵大和等到白驼沟，进行实地观察和勘探，确定打坝的数量，又召集支委、社委开会具体部署，并给大伙下了命令：“这是农业社的第一个造地工程，也是实施十年造地规划的头一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只能干好，不能干坏！”
安排部署妥当，大寨五十多个劳动力顶着凛冽寒风全部进了沟，就连71岁的贾金元老人也不顾干部的劝阻，整天和年轻人一起干活，胡须上结了冰凌，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没修下地。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就是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闸沟垒坝需要大石头，梁便良等壮劳力负责抬石头，往往一块三四百斤的大石头从河沟挖出，梁便良将铁绳往石头上拦腰一箍，穿上抬杠，和另一个社员一撅屁股一使劲，就吭哧吭哧抬到了坝上。陈永贵是垒坝能手，带着四个强劳力专门负责垒坝，“二三百斤的大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头上，陈永贵却好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宋立英带领妇女们担土垫地。土塄到处都有，只是冻得厉害，妇女们一镢头下去，刨出的却只是一道白印，但她们毫不松手，不停地挥舞着镢头，等到满身热汗时，坚硬的土被刨下一片。那段时日，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出村进沟，星星眨眼才收工，一天在工地十余个小时，早午饭就吃在地里。天冷路远，刚出锅的热饭，挑到工地上，上面便冻了一层冰，干得满头大汗的大寨人戏称之为“冰碴饭”。梁便良后来回忆说：“冰碴饭不是大寨人实在想吃，因为这也和打仗一样，形势逼着我们非吃不可。”陈永贵后来也说到过冰碴饭：“谁不想吃好的？如果把冰碴饭和热面条同时端上来，谁也是先端起热面条吃。可是，在冰天雪地里，哪里来的热面条？”
这一年，大寨超额完成了国家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好多人白天在山上干高强度的劳动，回了家却吃不上饱饭。但就是依靠这样的物资条件，他们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才休息。刚过完年，正月初三，便又上了工地。就这样，大寨人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共投工1700个，打坝25条，造地9亩，完成了对白驼沟的改造。这是大寨人破天荒地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力量，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初战告捷。大寨人高兴得合不拢嘴。陈永贵更是异常兴奋，他对大伙儿说：“白驼沟是依靠农业社集体力量治理的，没有合作化就不会有这些坝这些地。以后白驼沟改个名字吧，就叫合作沟。”白驼沟，合作沟，这名字起得真好，大寨人由此看到了集体的力量，看到了合作的威力！
治理白驼沟的行动引起了昔阳县委的高度重视。年底，昔阳县推举陈永贵出席了晋中地区劳模大会。陈永贵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他不仅讲得实在、客观，而且口齿伶俐，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地委书记岳忠泰在总结讲话时说：“大寨的陈永贵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这样，集体经济才能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逐步发展出来！”
在治理白驼沟前后，雄心勃勃的《十年造地计划》逐渐在陈永贵头脑中成型。这项规划的目标是：条条荒沟变良田，块块坡地变梯田，变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为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旱涝保收夺丰年。具体做法是：沟里分段打坝，坡梁地打基筑埂，对于土层薄的地块担土垫地，对于坡度大的地块起高垫低。采取的步骤是：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全面规划，集中治理。时间安排是：每年秋后集中劳力治沟，春节到春耕前集中劳力平整土地，夏秋两季抽空打埂，并维护现有土地。
十年造地计划先拿到支委会，又拿到支部会讨论，征得支部大会同意后，又拿到社员大会上宣布。陈永贵以他天生的雄辩口才说服了村民。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造地计划展开了。
到1955年春，战天斗地的大寨人把后底沟闸住了，赵背峪沟闸住了，小背峪沟也被闸住了，昔日的荒沟都变成了能种庄稼的田地了。
事情进行得似乎很顺利。然而，陈永贵领导大家在治理狼窝掌时，却一连失败，两次受挫。
狼窝掌，是大寨七条沟中最大的沟，社员们叫它“黑老山沟”。沟长1500米，宽约13米，高低落差约200米，总面积87912平方米。这条沟山高坡陡，乱石堆积，野草丛生。相传常有野狼出没，因此得名狼窝掌。狼窝掌最险恶的时候是每年夏秋时节的雨季。由于沟深坡陡，高低落差大，每逢大雨，四面八方的雨水汇集到这里，山洪就像凶猛的野兽一样猛扑下来，一块块巨石在洪水的冲击下顺势乱滚，肆虐横行。民间有“狼窝掌三大害，山洪饿狼石头块”的说法。在这样一条异常凶险的沟里打坝造地，只有陈永贵想得出，干得出。
合作化以后这两年，大寨不仅治理了白驼沟，也对后底沟、赵背峪沟、小背峪沟、念草沟、麻黄沟进行了整治，可是要在狼窝掌里动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就有不少人心里犯嘀咕：白驼沟能治、后底沟能治、赵背峪沟能治，难道这狼窝掌也能治？
陈永贵生怕大家不同意，直到1955年冬才提出来，先在支委会上赢得支持，后在群众会上通过。陈永贵善于左右人们的思想，与其说是征求全体社员的意见，倒不如说是逼得大家跟着他走。当他说“同意的请鼓掌”时，会场上一片掌声，再说不同意的举手时，却没有人举手。计划就这样通过了，尽管背地里有不少人反对。
第二天，治理狼窝掌的会战开始。陈永贵、贾进才、贾来恒等干部打头阵，率领全村58个劳力上了狼窝掌。炮声、锤声、开山打石的号子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在狼窝掌的上空回荡，构成了大寨村特有的创业交响曲。寒冬腊月，凛冽的西北风卷起地上的积雪呼啸着，人们往外伸伸手，都感到如刀割一般疼，而狼窝掌却是一派沸腾的景象。擂捶打石的、凿眼放炮的、拴上铁绳抬石头的、挥起镢头掘冻土层的，一个个浑身冒汗，没有丝毫的寒冷。就这样，全村58个劳力全部上阵，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地大干了一个冬春，筑起了38条石坝，填了几万方土，造出了20多亩地，狼窝掌终于变成了一层层簸箕形的梯田，从沟口渐次升高，直达沟掌，谁看了都赞不绝口。
春天来了，大家满心欢喜地在新造的田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期盼着秋天的丰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夏天，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山洪咆哮而来，将38道堤坝冲得无影无踪，新造的土地被毁殆尽。面对“一冬辛苦一水漂”的局面，陈永贵和大寨的共产党员们、社员们心急如焚，他们冒着大雨冲进狼窝掌，手拉手防洪护堤，腿上长了疮的赵大和跳进半人深的泥浆里，用身体去堵缺口……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社员们心痛，陈永贵痛得更深更切。看着洪水过后的惨景，他的心都碎了。他蹲在一道坍塌的大坝前，不停地抽烟。他没有文化，不懂力学，有的只是经验。经验告诉他，石块小，容易被冲走，根基浅，表土一动坝就塌。因此，石头要大，基础要深。有了这些措施，他还觉得不踏实，决定在上游修一个小水库，使雨水往下冲时有一个缓冲过程。
想好了办法，陈永贵又去动员大家。当时劝他放弃的人不少，说风凉话的人也不少。陈永贵再次找原来的穷苦人要求支持，又找反对者个别谈话，工作总算做通了。
1956年冬天，狼窝掌第二次响起了大战的号子。这次他们总结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将条条石坝的基础挖到了一米半深，坝身由1层加到了4层，石头也全用的是一人搬不动的大石头，还在上游修了一个1亩地大、2丈多深的缓洪坑。整整三个月，30多道大坝又一次筑起，20多亩耕地又一次平展展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工程做完后，人们说：“这下可放心了！”
大家又一次春季播种，夏季锄草，只有陈永贵一到天阴就提心吊胆，一下雨就往狼窝掌跑。然而，老天爷并不体恤陈永贵的心情，又一次大张龙口。半夜里一声霹雳，一阵闪电雷鸣后，大雨如注，陈永贵一骨碌爬起来，点燃一只马灯，提了一把铁锹，就跌跌撞撞地跑向了狼窝掌。他从下往上检查，一道道堤坝查看，见都好好的，不觉有些宽慰。不料快到上面的水库时，忽听一阵沉闷的响声，如脱缰野马般的山洪奔泻而下，摧枯拉朽似的冲开了一道道堤坝，顷刻间所有的田地化为乌有。陈永贵两眼一黑，软瘫在泥地里。
本来五社合一的“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受挫就是一大打击，两治狼窝掌的失利，使陈永贵雪上加霜，打击自然不轻。村子里传出了各种风凉话：“人有人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水闸住，水往哪里流？”“卖豆腐置下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跟上你们白白挨了两个冬天，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不挣工分也不闸这条沟了。”
陈永贵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描述当时的形势：“这一下可不仅是地富反坏反对，他当然反对，贫下中农也动摇了，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群众意见都提得对，不要搞，就是非要搞！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还要再搞？’”
陈永贵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认定的事，一定要干下去，决不会半途而废，而且一定要成功。在他心目中，闸沟造地是展示合作化优越性的舞台，也是捍卫社会主义的阵地。就此偃旗息鼓，既扫了农业社的威信，又给集体脸上抹了黑。可是，再干必须要大家干，必须有必胜的把握。怎样才能通向成功呢？
一连几天，陈永贵一直在狼窝掌转悠，蹲在坝上发愣，站在山坡上凝想，坐在地上不停地抽烟。他在反复琢磨失败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大的石头经不起水冲？有一天黄昏，他望着自家的窑顶出神，突然一个念头闪过：窑顶的上边是一座土山，压力那么大，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窑洞压不塌？他又联想到后底沟有一座石拱桥，人来车往几辈子，它愣是纹丝不动。想来想去，陈永贵的思维集中在了这窑这桥的拱形构造上。一个奇思妙想产生了：变直线坝为拱形坝，拱背朝着上游，山洪泻下来的时候就冲在拱背上，这样定能承受住洪水的冲击。
有了新的方案，陈永贵的心里踏实多了。这时，县领导的鼓励和贾进才等的支持，无疑又给了陈永贵巨大的力量。
二战狼窝掌失败后，县委书记张怀英专程到了大寨，找陈永贵谈心。陈永贵见到书记，一脸的苦笑，伤心地说：“这么多人，吃着冰碴饭……”张怀英想让陈永贵轻松些：“吃冰碴饭那又有什么？你们吃还是坐在那里吃呢，想当初我们打游击，肚子饿了也不能不跑，边跑边朝嘴里塞，塞的都是冰碴饭，一顿饭吃了十几里地。”随后，又是安慰又是鼓励，临走时说了一句：“革命哪会有一帆风顺？失败了再来嘛！”
面对又一次的失败，有些干部没了主意，纷纷询问陈永贵该怎么办？陈永贵当然想干，可苦于没有万全之策，不好明说。一天，贾进才遇见陈永贵，问道：“今年还干不干？”陈永贵仍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反问道：“你说还干不干？”贾进才说：“我说，还干。咱们豁出去三次五次失败，总要把它干成。”
这正好合了陈永贵的心思。于是，陈永贵召集了支部会议和党员大会，将自己的具体想法全盘托出，让大家讨论，最终达成一致。
1957年冬，陈永贵凭着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再一次领导大寨人开始了造田运动，三战狼窝掌的劳动号子又一次吹响了！
开工的前一天晚上，大寨党支部也像前两次那样，召开了三战狼窝掌的誓师动员大会。陈永贵是天才演讲家，他站在高桌子前，一边抽烟一边进行着精彩的演说：“前两次塌了坝，换来了咱们的新套套，叫做坝要拱形，地基五尺，下宽上窄像梯形。上两次石头是干砌干垒的，这次全部用石子填空，灰浆灌缝……咱倒是要看看是洪水厉害，还是咱大寨人厉害！”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陈永贵开始分配战斗任务，领任务者一个个信心百倍，志在必得。
这次的任务比前两次更加艰巨。根据党支部的安排，这次的治理办法是：“坝基要深，坝头要登，石灰灌浆，砌垒三层，打拱形坝，留滴水坑”。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坝是8米多，灌浆用的石灰就要3万公斤。打坝用的石头要从离狼窝掌三里多远的金石坡开采，几万方土被水冲走，又要重新垫起来。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依靠的只是大寨人的两只手和两个肩膀。开工那天，只有60多个劳动力的大寨，竟有70多人出工，其中有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户社员全家上了阵。人们按照预先的安排各干其事，早上和中午照样吃着冰碴饭，狼窝掌又一次沸腾了！
老党员贾进才在这次改天换地的工程中担负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三十多斤重的大铁锤上了山。寒风刺骨，他的双手冻得开了裂，开石时榔头一震，裂口鲜血直流，滴在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开工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上山的路被封死了。贾进才仍早早起来，踏雪进山，扫开工地上的雪，打碎冰凌，便丁丁当当干起来。开山凿石既是一项苦差事，又是一项技术性工作。金石坡上的石头有的大得出奇，几锤下去不见丝毫动静。这天，贾进才就遇上了拦路虎。有一块石头石纹细腻，质地坚硬，是上好的垒坝材料，可无隙无缝，不好开口。老英雄一连砸了98锤，当最后一锤落下时，只听“咔嚓”一声，一道缝才整整齐齐地从大青石上裂开。待其他社员们来到工地时，贾进才已经打好了一堆石头。送饭的这时也挑着饭送到了工地，揭开砂锅一看，稀粥早已冻成了冰疙瘩。有人劝他点火烘一烘，可是地上那么厚的雪，到哪里去找柴火？贾进才端起锅来就吃，还呵呵一笑：“咱是穷苦人出身，身子骨没那么娇嫩，出上几身汗，冰碴饭就变成热的了。”大家听了，很是感动，有人就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又笑笑，说：“狼窝掌二十多条大坝，哪条坝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贾进才就是这样，哪里有苦活累活，他就出现在哪里。在这次改田中，他一个人开出了一千八百多方石头。
开石不易，运石也难。没有像样的路，车马又不多，所有打坝用的石头基本靠大家沿着山间小路一块一块抬到沟里。到了雪天，运料就更加困难了。梁便良、贾来恒等四个人，在没膝深的雪地里从山上往下抬石头，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都滚成了雪人，却天天超额完成运料任务。
贾进才、梁便良、贾来恒等人的实际行动是对陈永贵的莫大支持。
在大家苦干大干的时候，陈永贵这个征服大寨山水的头号决策人更是处处干在前头。这次，他仍然负责垒坝，石头不论大小、方圆，在他手里都是随心所欲由他摆布的东西，放到哪里都合适，而且又快又好。陈永贵一边干活还一边鼓舞士气：“天冷冷不了热心，地冻冻不了决心，寒风吹不倒信心，这才是大寨人的骨气哩！”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有了陈永贵这样的领头人，大寨人哪一个也不愿后退。
凭着这股热情，凭着这股志气，大寨人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干了27天，比计划提前3天完成了任务。狼窝掌，这个大自然给大寨人设置的最顽固的一道堡垒，终于被攻克了下来。
狼窝掌通过前后三次治理，总投工6700多个，打石坝42道，造成沟坪地22亩。
到1962年，陈永贵领导大寨人顺利完成了土地基本建设十年规划。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每个劳动力移动土石方1000多立方米，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强劳力每年往地里担粪、担庄稼五万公斤……如此坚持十年不改，不仅治理好了七条沟，在那里垒起了总长约1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修下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3000多个鱼鳞坑、蓄水池，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还新增了80多亩好地。另外，还把200亩梁地大部分围起了一尺多高的地埂，400亩坡地修起了笔直如墙的石堰，变成了水平梯田，将原来4700多块土地连成了2900多块。这些坡梁地都有了土埂或石埂，既蓄水，又保土保肥，为秋水春用、抗旱防涝、稳产高产打下了基础。在没有水浇、电力和机耕的条件下，他们的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18.5公斤，增长到1962年的387公斤，成为解决当时全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增长与耕地紧张矛盾的成功范例。
二、坚持科学试验
陈永贵是种地能手。解放后有了土地，他成天琢磨着怎样才能把地种好。埋头于土地钻研，他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在他第一次走出山西省界，看到太行山以外的土地，看见外省的庄稼时，便产生过奇想，要在他的这块多石少土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来。段存章在《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书中，这样写道：“不用请算卦先生，我就能断定陈永贵是土命，要不他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那么全身心投入，‘爱地如命，视土如金’。”“爱地如命，视土如金”这几乎成为大寨人和后来常年跟随陈永贵的服务人员对陈永贵的一致评价。
对土地，陈永贵有着一种顶礼膜拜式的虔诚。他常说：“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多，不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少。”说来也怪，他种什么长什么，种什么就丰收什么。这种神来之笔除了得益于他对土地的热爱，还得益于他大搞科学种田。
陈永贵搞科学种田，缘起1953年的两件事。
这年夏天，县里有一位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在大寨辅导科学种田。他告诉大寨人：白发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拉出的粪便仍带有病菌，下到地里会传染庄稼，如果要喂，得把病株的上半截切下烧掉，喂没病的下半截。村民听了不以为然，认为技术员在故弄玄虚，我们祖祖辈辈不都是这样喂的吗？也没有把谷子都变成白发病。陈永贵也有些半信半疑。怎么办？试验。他悄悄地用白发病谷草沤了20担肥，施到了一块八分的谷子地里。出苗、长苗的时候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可一到出穗，果然是白花花一片，100株苗竟有82株染上了病。他新奇地把大家叫到地边，用事实告诉大家：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种地也得讲科学。
也是这一年，县城脚下的东关农业社试种金皇后玉米获得高产，县里组织人参观。陈永贵就向人家要了些种子，还刨根问底打听该怎么种。春天，他悄悄在离村子最远的一块沟地里试着种了两亩。东关是平地，大寨是坡地，金皇后又是新品种，他对试种没有把握，因此没有声张。从小苗出土起，他天天绕道去看。开始，别的玉米长得枝叶茂盛，金皇后还是细秆细叶。但陈永贵没有灰心，沉住气一直等到秋天，别的玉米早已秆枯叶黄不长穗了，金皇后后劲大，秆粗叶壮还正长呢。试验结果，每亩金皇后比其他玉米多打15公斤。
打那时起，陈永贵便开始种试验田，一种就是几十年。当时有人不理解，问他：“该怎么闹就怎么闹吧，为什么还要搞试验呢？”陈永贵说：“不管什么新技术，都有它产生和推广的条件，都不是灵丹妙药。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就拿来推广，万一大面积上失败了，不就打击了群众推广新技术的积极性了吗？因为，过去一家一户搞生产，庄稼种好种坏，只不过是几亩地、几口人的问题；如今成了集体，集体种坏了庄稼，就是关系几百亩、几百口人、甚至是影响国家的大问题。”关于种试验田，陈永贵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从1953年开始种试验田，地一共换过三回。第一回是找背人的地试验，谁都看不见，原因是怕失败了丢脸。第二回就不怕丢脸了，可是老固定在一块地里搞试验。后来我想：种庄稼和开工厂不一样，工厂里的机器有一定的型号，用多少马力都有谱谱。种地是五谷杂粮甚也种。这样搞试验是不是能适合咱这坡、平、圪梁、洼的情况呢？不能。因为，既然搞试验，白土、黑土、红土这些地的土质、气候、条件都要研究，光固定一块地，试验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所有的地都适应。”就这样，陈永贵开始根据不同的土质、地块搞试验，常常同时种好几块，试验种子，试验肥料，挖地深浅，水分多寡，苗株疏密……通过多年的一系列的试验，陈永贵在选种育种、入种、套种、密植、耕作、施肥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新技术，掌握了一整套别人难以掌握的种地绝招，总结出了一整套几乎包罗大寨所有土地的经验。
他亲自试验选种育种和因地种植。
解放前后，大寨村民主要是依据“母壮儿肥”的传统观念选种，即在长势优良的大田里，挑选秸秆粗壮、穗大籽饱的作物单独收藏，作为家用种子。其中，谷子为大宗作物，品种有毛毛谷、鱼肚白、八叶叶、武安谷、大白谷、二白谷、冒州黄、代州黄等三十余种，其次为玉米，主要品种有大黄、二黄等几十种。合作化后，农作物由个体自由种植变成集体统一按计划种植，要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必须在选种育种方面大做文章，淘汰低产品种，精选优良品种。什么品种产量高？必须靠试验。通过试验，评选出两种优质谷：大寨谷和冒州黄，它们抗旱抗涝又抗风，产量比其他品种高出许多。在玉米种植方面，淘汰了生长期比较短的品种，扩种了生长期比较长、生产潜力较大的金皇后等良种，培育出了“晋杂一号”等新品种。
大寨地形复杂，有沟里的、坡上的、朝阳的、背阴的，它们的土质、光照、湿度、温度等许多条件又各不相同。经过反复试验，从1958年开始，将过去按片安排作物、“一刀切”的做法，改为逐块安排。根据不同的地形、地块，选种不同的品种：沟凹地水分足、地力肥，就种喜欢雨水、需肥多的；阳坡地干旱、地力薄，就种耐旱的、需肥少的；梁地风大、地力差，就种株矮、抗风的；背阴地冷，就种生长期短的。就是在同一块地里种同一样的庄稼，也很有讲究，以播种玉米来说，一块地就有四个标准：朝阳地方深度是三寸半，背阴地方只种三寸；高处株距是一尺八，低处只有一尺五，这样，就使向阳地背阴地一齐出苗，高处低处长得一个样。
他长期密植，试验如何合理密植。
过去，受种籽、地力、肥料等条件的限制，大寨一直有“稀种薄收”的习惯，老辈子的种田经验是：“玉茭地里卧下牛，还嫌玉茭稠”，“稀谷饱，稠谷秕”，一亩地玉米植株七八百株，谷子八九千株。陈永贵不信这些老套套。1952年，他就在互助组开始进行密植试验，将每亩玉米增种到1500株，谷子增种到14000株。当年，谷子每亩增产60公斤，玉米增产116公斤，获得县政府授予的丰产奖。1953年，陈永贵开始大面积推广密植。1955年春季，根据土地肥力，陈永贵提出谷子留苗密度要达到2万株，玉米要达到2000株，但遭到大多数社员的怀疑和反对，大田全部按原计划种植，只留了少量地块试验。秋后，亩均密度1400株的玉米亩产140公斤，亩均2000株的亩产200公斤。群众认识到密植的好处。1956年，谷子种植密度达到每亩2万株，玉米每亩2000株，小麦、豆类等作物也相应增加了种植密度。当年，全社粮食获得增产，平均亩产160公斤，超过上年15公斤。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合理密植”，对不同品种和不同土地的种植密度进行了比较试验。经过反复试验，找到了各种土地不同作物的合理密植数据。其中，“晋杂一号”适宜上等肥土地，每亩密度1800～2200株；“二黄”玉米秸秆硬，抗风力强，宜于一般二坡底，每亩密度2200～3500株；“安东黄”秆矮茎粗，抗风早熟，易在土薄地种植，每亩密度2800～3000株。这样，有效地利用了地力、肥力及作物品种的自然优势，使密植成为大幅度增产的一个有效手段。
当然，密植也不是越密越好。1965年后，大寨连续几年粮食增产速度减慢，但一直找不到原因。一天，陈永贵劳动时，发现有一片玉米苗长得秆粗叶茂，这块地的土质、肥料与其他地块基本相同，为什么长势喜人？经过观察比较，陈永贵发现这块地植株较稀。秋后，这块地的亩产比一般地块增产20%左右。据此，陈永贵提出适当稀植。那年下种不久，陈永贵外出开会，由大队长贾承让负责生产。为保险起见，贾承让将后种的地照原来的密度下种，形成了两种不同种植密度的对比实验。经过对比，发现植株多的地块，玉米秆高大，叶子又宽又厚，不利于通风透光，影响了授粉，造成穗小籽虚，而植株减少的地块，则秆粗穗大，籽粒饱满。秋后单打单收，同为“晋杂一号”玉米，每亩2000株的，亩产500公斤，而每亩1600株的，亩产却达560公斤。从此，种植不再一味求密，而是主张根据地力、通风透光条件和品种来合理密植。
他反复试验如何提高肥效和因地施肥。
合作化以前，大寨的作物主要施用农家肥。谷地、麦地用羊粪，其他农田施用大粪拌炉灰、炕土或经过压熏闷制的熏肥、绿肥等。合作化以后，陈永贵认为要提高地力，光改良土壤还不行，必须在施肥上下功夫。那一年，他在赵背峪沟两分玉米地里施用大粪搅拌炉灰的农家肥做试验，作物秆粗叶大，增产明显。1954年，又在麻黄沟的7亩玉米地里如法炮制，打算做高额丰产试验。不想，事不遂人愿，从夏到秋，庄稼逐渐萎缩，非但没有增产，产量反而比一般地还低。为什么头一年行？第二年就不行了呢？陈永贵组织干部社员、农业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认为问题出在土性上，赵背峪沟是红黏土，上灰渣粪可以减轻粘黏，起到改良土地和增加肥效的双重作用，因而增产。麻黄沟是沙土质地，保水、保肥性能差，再施用灰渣粪，土地变得更加松散，水肥流失加重，所以减产。通过这次试验，干部社员明白了“种庄稼没窍，肥多就好”的旧谚语并不全有道理，施肥也得讲科学。
听说化肥能提高产量，1956年，陈永贵又组织试施磷肥。第一年，夏天把磷肥施到地里，到秋天时刨出来还是白的，没有起任何作用。有的社员说：“这肥料不顶事，何必多花钱！”陈永贵说：“国家花钱修起磷肥厂，难道专门造废品？恐怕是上法不对头吧，咱们再试试看。”第二年，他们把磷肥和农家肥合起来作追肥，效果还是不明显。第三年，他们把磷肥和成稀汤，和农家肥搅拌起来，发酵一个月，使用的时候，再按磷肥的数量，配上5%到10%的氮肥。这回很见效，庄稼秸秆坚硬，倒伏少了，籽粒更饱满了，产量明显提高。
过去收了庄稼，那些秸秆便随便扔在了地里，陈永贵觉得这样既浪费又不好耕种，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将玉米、高粱等秸秆运回去铡碎，拌上水和家畜粪，再搅和后用土蒙起来，让它发酵。40天后，秸秆就腐烂发黑了，再上到地里，肥力大大增加。这种办法经推广后，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秸秆还到田里，每亩有250多公斤玉米秸秆沤肥还田，既有效利用了废物，又大大提高了地力。
陈永贵就这么不断研究着，每年试验着。通过不断试验，他逐渐摸索出了不同土性施用不同肥料的有效办法：红土地黏性大，上灰渣肥；沙土地土性松，施土肥；背阴地阴凉，施骡马粪；阳坡地地性热，施猪粪；沟洼地土层厚、地力肥，施秸秆肥；岭坡地土层薄、地力瘦，施圈粪。这样，有机肥和无机肥的结合使用，弥补了土地板结和营养成分单一的缺陷，使大寨的耕地越种越肥。
他组织试验作物的播期和播序。
按照新技术的要求，作物要适时下种，即要适合地温。大寨山地多，老人们常说：“谷雨前后，安瓜点豆”，“小满玉茭芒种谷，不迟不早正合适”，这些传统经验是否一成不变呢？从1956年开始，陈永贵带头种试验田，领导社员进行粮食作物播期试验。试验发现，小满种玉米弊端多多，此时播种，到玉米抽穗时正好赶上头伏的干旱和大风。因此，陈永贵认为种玉米宜早不宜迟，将其播种期提早了半个月，由立夏提前到谷雨。谷雨前后种洼地玉米，能躲过大风头，又不怕雨季水浸倒伏。而在洪水来得猛的地方，将玉米的种植期提前至清明，这样，等第一场洪水下来的时候，玉茭已长大，就不会被洪水淹了。在播种顺序上，祖辈是先坡地，后梁地，最后种沟地，经过试验改为先沟地后坡地，最后梁地。因为沟地日照短、发育慢，提前下种有利于早出苗，延长生长期。
他不断试验禾苗的移栽法。
合作化以前，因旱涝及山害等原因，地里缺苗断垄现象比较严重。传统的补苗方法是补种，在原来的垄眼处开沟或刨坑下种。这种方法虽能保住全苗，但容易形成参差不齐的“老少苗”，影响收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永贵组织大家展开讨论，有个社员说：“往年雨天锄苗，把拔掉的谷苗扔在地边，雨后就活了，移苗行不行？”大家觉得有道理。于是1953年，陈永贵带领大家开始试验移栽谷苗，在间苗前将尚未完全扎根的谷苗移栽到短缺的地方。结果发现，凡是雨后及时移栽的不仅成活率高，而且长势与自然苗无异；凡是墒情差的，移栽成活率很低。通过试验，还找到了谷苗移栽的一些技巧，如移栽时间，要在谷苗长出新根时移栽才能成活，等到白根一变黑，就移不活了。要是遇上阴雨天，谷苗长出新根来，移栽效果最好，移一株活一株。不久，又试验成功按谷苗株距刨坑浇水移栽。
1956年，陈永贵又开始试验在麦茬地里移栽谷苗。这年夏天小麦发黄时，陈永贵问贾承让：“收了小麦能不能再种一季谷子？”贾承让说：“收了小麦小暑了，种谷迟了两个节令了，能行吗？”陈永贵却从移苗补苗中受到启发，说：“能不能把谷子种稠一点，等麦收后匀出谷苗移栽到麦茬地里？”贾承让一想，有道理。说干就干，果真一举成功，移栽的谷子和种下的谷子长得一模一样，秋后打的粮食也不比种下的谷子少。从此，大寨也可以一年两熟种植，结束了只种一季庄稼的历史。
谷子缺苗断垄的问题解决了，玉米和高粱能不能采用同样的办法呢？1960年夏天，大家又着手解决这一难题。开头，有人说玉米根大，移不活，有人说移苗要带籽，要不，即使移活也不出穗不结籽。陈永贵说，不试验得不出结论，试试看吧！试验的结果，玉米、高粱移苗同样能成活，带籽不带籽一样能出穗，能结籽。
他提出玉米三深种植法。
耕作技术方面，陈永贵提出变“三浅”为“三深”。三浅指浅耕、浅种和浅锄。“三深”是与“三浅”相对应的深耕、深种和深刨，具体做法是秋后深耕蓄墒，变秋涝为春墒；春天深种防旱、保苗、蹲苗；夏天深刨蓄水养墒。
1956年秋后收割，沟地玉米亩产300公斤，而坡地、梁地玉米亩产只有50—150公斤。陈永贵琢磨着这其中的差距，逐渐领悟到：沟底里每年淤土，活土层厚，既抗旱又耐涝，而坡梁地虽说成了梯田，水土不流失了，但活土层仍不够厚，长不出好庄稼。因此他认定深耕能加厚活土层，能提高粮食产量。之后，他又组织社员讨论、比较，引导社员认识深耕具有增厚活土层和保墒、保肥的重要作用。合作化后，大寨大部分土地使用牛耕，不能一次耕得很深，陈永贵便用套耕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即前面一犋牛深耕4寸，后面一犋牛在耕过的犁壕里再加深2寸，使活土层加厚到6寸，这样就增强了土壤的蓄水保墒能力，减少了水土流失，变秋涝为春墒，缓和了春旱，促进了农作物的增产丰收。这就是深耕。
昔阳一带长期流传着一句农谚：“深耕浅种，强如上粪。”按照这一传统，玉米一般种2寸深。过去土薄肥少，为了利用表层肥土，浅种是有道理的。但一件事情使陈永贵对这一传统做法产生了看法。有一年，贾承让给一名军属耕地，种得深了，迟迟不出苗，出苗后长得也不好。而陈永贵种得浅，出苗早，长得也壮。但到了拔节的时候，陈永贵种的那块地却越来越落后了，贾承让耕的地里的庄稼越长越好，一亩地多收了六七十斤。于是，陈永贵开始搞深种，经过试验，总结出了因地因品种而不同的播种深度。一般阳坡地和梁地地温上升快，土壤湿度低，出芽快，由原来的2寸加深到4寸；阴沟地低温上升慢，地凉潮湿，发芽慢，由原来的2寸加深到3寸。播种时，下种方法也有讲究，播后用脚踢少许土将种子覆盖，再在上面踩上一脚。如果墒情干旱，要死踩，将玉米种子直接用脚踩实，使种籽和土地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有利于种籽接墒吸收水分，另一方面又能保住墒情不易蒸发。如果土地水分多，就活踩，轻轻地踏一下，以免形成土壤板结。
和深耕深种相配套的是深刨。深种以后玉米的根扎得深了，怎样才能满足深处根系对土壤中空气养分的需要呢？1958年县委号召推广外地深锄的先进经验，陈永贵也想起了一件往事：互助组时，他在小背峪种过半分地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用镢头深刨了一次，刨下有七八寸深。没想到，这一刨刨出了名堂，半分地收了上百斤玉米棒子。党支部研究了这一经验，认为深刨有好处，能抗旱，能抗涝，还能清杂草，决定组织大家推广。这年玉米中耕的时候，陈永贵叫大伙扛上镢头上地，要改浅锄为深刨，刨到七八寸深。不少人不理解，说自古就是用锄头锄草的，从没听说过用镢头刨草地，认为深刨会伤了玉米的根，会跑了墒。开始时，大伙还尽量把镢头当锄头使，浅浅地刨个地皮。陈永贵不答应了，在后边督促着，非让刨到七八寸。一些社员赌气了，他们憋足了劲儿，像打夯一样喊开了号子：“深刨！深刨！深刨！”一镐头下去就是一尺深。这一喊一刨反倒让陈永贵心虚了，不知这一尺深将会是什么结果。等到伏天暴雨一来，深刨的作用显现出来了，镢头刨过的小土坑变成了一个个小“水库”，为玉米的旺盛生长保存了大量的水分。秋后，深刨玉米比上年增产一百多公斤。陈永贵在大会小会上总结经验，讲深刨的好处：能大量蓄水，增强抗旱防涝能力；便于作物生长，不会伤了主根；通过深刨，把犁底的冷、寡、死土翻上来，表土翻下去，有利于土壤的热化；深刨后，土壤空气流通，有利于微生物生长；有利于斩草除根；有利于秋耕。后来，深刨成为大寨人最具特点的一种田间耕作方式。他们在玉米定苗、长到1尺高之前，用9寸的镢头在玉米行间距2寸半到3寸的地方刨一个鱼鳞坑，要刨得深、刨得匀、刨得细。刨的时候，人要光脚入地，有序踩动，刨过后留下一个一个脚窝子，下雨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个盛水的坑。刨的深度因地因苗而异：苗小深刨，苗大浅刨，以免伤根打叶。沙地、漏地（土层薄，下面是石头底子的地）和淤土地不宜深刨，以免水肥下渗流失。经过深刨，早期可以蹲苗发根，以后又能蓄水保墒，还能控制水土流失，防止夏季洪灾。
陈永贵创造的三深法，是经过研究、试验而逐渐完善起来的一套耕作制度，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了深耕，活土层厚了，才有可能深种；深种之后又必须深刨，才能满足深处根系生长的需求，促进作物的正常发育。这一制度先在大寨继而在整个昔阳推广开来。一开始，是陈永贵逼着大家这样做，到了20世纪80年代，没人逼了，昔阳的农民还在深种、深耕、深刨。三深法已经“成为人多地少、精耕细作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提出间作混种，实行“四不专种”、“三不空”。
大寨受地形地力和群众生活习惯的影响，长期以来有这样一个种植传统：沟地、肥地种玉米，坡梁地、瘦地种谷子、豆类和高粱。但沟地肥地不多，每年只能种二百多亩玉米，占粮田种植面积的30%。玉米是高产作物，要提高粮食产量，就得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可是以往坡梁地种玉米一亩只打二三百斤。陈永贵就和下乡的县技术员共同研究，沟地土层厚，每年夏天淤积一层活土，抗旱耐涝肥力高，自然高产，而坡梁地经过几年的改造，土层加厚了，肥料也多了，种玉米说不定也行。于是1957年，调整了作物的布局，扩大了玉米的面积，缩小了谷子、豆类的面积。那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8万公斤，仅玉米就产了8.6万公斤。
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社员生活所需的小杂粮相对减少，生产与生活发生了矛盾。如何既提高产量，又能满足社员的生活需求，陈永贵又带头搞试验，并参照县劳模会上白羊峪公社白羊峪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殿俊介绍的“高产带高产”的经验，试验“四不专种”，实行多种作物间作和混种。
“四不专种”就是不专种豆、不专种麻、不专种瓜菜、不专种高粱，这些农作物都带在其他作物地里。具体做法是：在玉米行里带种大豆或眉豆（又叫菜豆）、芥菜等；在谷子地里带种高粱、小豆或绿豆；在山药蛋地里带种芥菜。带种的原则是：“高埂种瓜，低埂种麻，埂根种高粱。”实行带种，不仅两种作物都能增产，还有“小倒茬”的作用，对改良土壤和保证下一年增产，都很有好处。
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在实行“四不专种”的同时，还推行了“三不空”，即地边不空、地墙不空、地角不空。这是根据当地的地块零碎，地边、地角、地墙多的情况提出的。陈永贵组织社员算了一笔账：全大队2900块耕地，一块地一道边，两个地墙，四个地角，合起来总共有2万多个地边、地墙、地角，加在一起约30多亩土地，能种7万多株苗。每亩产量按350公斤计算，可以多打1万多公斤粮食。社员们觉得有道理，就照他说的办了。每年春播、秋种，每个生产队都要固定劳力，专种地边、地墙、地角，使所有土地，不论块大块小，都种得砌边砌堰。来大寨参观的人，看到他们把地种成这样，都不禁点头称赞道：“真种到家了。”
这样，“四不专种”和“三不空”相配合，既提高了产量又顾全了品种。后来，群众对这种搞法你一句我一句地凑成了一首歌谣：“高垄吊倭瓜，低垄种小麻，陇堰根底种高粱，大豆小豆满地爬。春天吃菜有芥辣，秋天摘回大窝瓜。”
有了陈永贵带头科学种田，大寨的试验田搞得红红火火，山前山后、好地差地都有试验田，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试验田，大队长贾承让有试验田，不少村民也有试验田。注重科学种田，将造地和养地相结合，使过去“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贫瘠的土地被逐渐改造成了疏松、提墒、保暖、吸水、高产的海绵田。
大寨农业技术不断出新，粮食连年增产，引起了昔阳县领导的重视。他们经常派干部去大寨蹲点、指导、总结、推广，加速了大寨经验普及三晋大地的步伐。1956年2月，陈永贵和宋立英出席山西省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授予省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大寨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授予“粮食增产先进单位”。1957年2月，陈永贵、宋立英出席山西省农业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各获奖章一枚，大寨农业社受到奖励。1958年3月，陈永贵出席山西省第二次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再次荣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桂冠。
三、号召干部带头劳动
陈永贵曾说：“干部干部，先干一步。”从互助组时期起，陈永贵就坚持了以生产领导生产的工作方法，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每年下来，他实作的劳动日，都超过了一般社员。在他的带动下，大寨的党员干部时时处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劳动本领。
早在试办初级社的第一年，大寨就有些社员说：“集体好是好，就是拉不起困难户，养不起干部”，还有的说：“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他们办社？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不可。”的确，只要算一算大小队干部有多少，就可以看出社员的负担有多重。支书、大队长、会计、妇女主任、民兵连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赤脚医生、小队长、保管员……陈永贵听到这些说法后，马上明确表示：“如果是真正的困难户，我们就是要往起拉，新社会不同于旧社会，旧社会穷人死了也没人管，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对困难户不能看着不管。至于干部，我们保证不叫大家养活。党教导我们，干部是群众的勤务员，如果让群众养活，那不就成了群众的老爷了？”
在入社后的第一个支部会议上，陈永贵就告诫大家：“我们每个人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是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会上宣布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衡量一个干部的标准：谁当大寨的干部，谁就得说在前，干在前；不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的人就不能算好干部！并规定，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委的劳动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支委。这么一来，意味着他这个支部书记的负荷必须超过其他任何人。后来，大寨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逐渐规范化，规定除重病和外出开会，党员干部每年劳动要达到300天以上；四个不能算：开会不能算，检查生产不能算，在村里办公不能算，外出联系工作不能算；五个不准：无特别重大的事情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办公，不准耽误社员的劳动时间，不准在劳动时间内找人谈话，不准借检查生产躲避劳动；四个一样：干部和社员一样出工，一样评工，一样记工，一样编组劳动。干部只能比社员早出工晚收工，不能借口工作忙，迟出工早回家；晚上开会时间无论长短，第二天早上必须按时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干部只能在劳动中当标兵，不能在评工时当标兵，不管多辛苦，报酬不能超过同等劳力的社员。干五活：干部要带头干重活、难活、脏活、险活、关键活，提倡“跟我来”，反对“给我上”。有陈永贵的倡导，又有制度作保障，大寨干部普遍养成了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的良好风尚。
从上述制度看，陈永贵所说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不包含用脑和在办公室办公。在他看来，脑力劳动和办公室工作都不是劳动。直到他生命即将结束时的那段日子，才认识到劳动并非仅仅是卖体力，他忏悔似的对看望他的老朋友说：“过去我老对机关八小时看不惯，以后才明白，八小时工作制还是巴黎公社用生命和鲜血争来的呀！”
陈永贵说到做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用零时间工作，挤整工夫劳动，模范地执行了自己定的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干部群众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和工作时间的分配上，自然会出现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大寨这样的重点村，外地来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支书和主任连应付参观、参加会议、整理材料、制订计划、检查工作也忙不过来。陈永贵工作忙，头绪多，有时候会因一些零碎事情影响到他下地劳动。为了解决劳动和工作的冲突问题，他们一面采取了支委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和全体干部与党员的积极性，一面打破常规，将会议搬到饭场，将办公室搬到地头，支部研究、安排工作、解决问题都通过“三会”进行，即碰头会、饭场会、地头会，不占用任何劳动时间。每天晚上，陈永贵要召开支委碰头会，总结当天的工作，商量第二天的劳动安排。安排的结果就在第二天的饭场会上向社员宣布，边吃饭，边开会，边讨论。饭场会一完，陈永贵等干部就和社员一起下地，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就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开地头会。大家坐在地头，抽袋烟，喝点水，干部们抓紧时间谈些劳动安排或其他事情，这就叫地头会。这种深入实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做法，可以使干部经常保持头脑清醒，做到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
高级合作化后，大寨和周围的武家坪、金石坡、高家岭等合并成一个高级社，陈永贵任社主任，而管理委员会当时设在武家坪。这段时间，陈永贵不得不坐在办公室工作，他在《领导生产就得带头实干》一文中诉说了自己这一时期因不能参加劳动的苦闷心情：
没办法，我只好天天钻在办公室里搞计划，扣数数，作汇报。领导生产不下地，思想工作不见人。没几天，我就觉得肚里空洞洞，实在不得劲。秋收下来，大寨反倒不如其他几个村增产多。社员们有怨言。这时，我再次下定决心：说成啥也不老在办公室钻了。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工作好与坏，先要看生产；要领导好生产，就得去参加生产；要搞好思想工作，就得和社员打成一片。
1958年“大跃进”，工作实在太多了，陈永贵提出：“工作越紧，干部越要参加劳动。”为了在百忙之中能抽空参加劳动，他将试验田搬到了村边，有时候还把下乡的干部请到地里来，一面干活，一面谈工作。这样，他除了外出开会和特殊情况，几乎没有一天不下地劳动。1959年，他就做了486个劳动日，创造产值1000余元。有些亲戚朋友怕他累坏了身体，关心地说：“永贵，你可不能和俺们比，俺们是吃过饭就是个劳动，你公事挺忙，白天黑夜劳累，身体怎能抗住？只要你操心把头领好，大家稍微鼓鼓劲，就能把你的营生赶回来。”他总是笑笑：“过去富裕中农盖三间房，娶个媳妇，还得苦干三年，咱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股干劲还行！况且，不参加劳动就不容易很快发现问题，那怎么能搞好工作！”1963年3月，阳泉、介休、孝义三个市、县的人连续参观大寨三天，陈永贵既要领着他们参观，又要介绍经验，尽管如此，他没有少干一点儿活。每天早上他比社员早起一个钟头，上午劳动到11点，参观的人来了，就领着他们参观，12点左右开始介绍经验，到下午1点左右参观结束。参观的人一走，陈永贵吃过午饭，就又到了地里，晚上再迟一些收工，这样起早贪黑，中午少休息，就把两个多小时的活赶出来了。由于妥善安排了工作和生产，这三天中，两个社员抬石头，他一个人垒，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生产队包给的五丈长、七尺高的一道石坝任务。
后来陈永贵名声越来越大，成了全国的著名劳动模范，会议越来越多，来大寨找他“取经”的人也络绎不绝。但陈永贵一直心系黄土地。许多人事后回忆，陈永贵经常为不能下地干活而头痛。一次他到县里开会，在闲谈中对人说：“哎呀，自从廖部长走后，三个月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中午饭了！”廖鲁言在1964年考察大寨之后，大寨就成为中国农业的一个先进典型，来访的记者、来参观的各方人士越来越多，怀着对这位劳动模范的崇敬，人人都希望能见上他一面，都想与他谈一谈。为了不影响参加劳动，陈永贵就躲在地里，连中午也不回家吃饭。有人见他有了这么高的声誉还在地里劳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总是说：“咱是劳模嘛！不劳动还能当模范！”“文革”初陈永贵当县委书记后，虽说他有一个办公室，除了开一天会中午不能回家在那里休息外，从没有在办公室坐过。即使开会到深夜，他也要回去。如果是白天散会，回到大寨不进家门就下了地。以后陈永贵当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也从没有放松过，只要一回大寨，一进村就直奔地里。
在劳动中，陈永贵总是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什么任务重就承担什么任务。摇耧下种是重活，有人不愿干，他一连干了半个月。帮助妇女学技术，是件麻烦事，他首先去当教师。1959年夏天玉米追肥时，二队老是完不成任务，社员们说主要是劳动定额太高，他就去二队参加生产，并且在劳动中和全村有名的头等劳动健将贾成富展开了竞赛，大大超过了贾成富。在他的带动下，不仅大鼓干劲提前四天完成了任务，还进一步树立了劳动光荣的观念。这一年，通过“红勤巧”劳动竞赛，大寨管理区在农业生产上的32个男劳力，平均每人做劳动日410个，比1958年增加了60%。27个女劳力，平均每人做劳动日280个，比1958年增加了1.3倍。1961年春季锄小麦时，队干部把各个地块都按工分编了号，一些社员掂量着工分挑肥拣瘦。离村不远有一块二亩大小的麦地，几位社员包工后，走到地头一看，发现这块地里的草多，便反悔了，到别的地块去干，撂下这块麦田没人管。陈永贵看见，没说什么，自己选了这片麦田锄了起来。那几位社员见陈永贵闷头干活不说话，预感到陈永贵要发脾气。没想到，陈永贵不但没有训人，还做了检讨。他说：“定额搞得不合理，是我们干部主观，脱离实际。”
赵忠祥曾经写过一篇回忆陈永贵的文章，文中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他1963年在大寨采访时见到的陈永贵：
……我就在离陈永贵不远的地方，一边儿干活，一边儿看着他干活。陈永贵总是在干这一天里最重最难干的活。
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劲儿爆发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样巧妙，看他干活，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队全体人员的头儿，但他不是监督别人劳动的头，他只专注于干他的活儿，在他周围没有偷懒的人。大家从心里服他。
陈永贵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并将参加生产劳动作为衡量、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1956年，大寨和几个邻村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忙于高级社的各项事务，就安排了一个党员负责大寨的生产。这个负责人忙于组织管理，忽视了参加劳动。陈永贵回村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很是不满，立即召开了支部会。会上，陈永贵叫这个党员汇报近段的工作情况。他刚汇报了一半，就被陈永贵打断了：“这三个月你参加了几天劳动？”这个党员借故说事情多，忙不过来。陈永贵说：“我忙还是你忙？我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你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怪不得工作上不去，地头都不到，还能把工作搞上去？”就因为这事，陈永贵和几个支委碰头，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撤销了他代理生产队长的职务。
贾承让在1958年时已担任党支部委员，仍兼任会计。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往往夜深人静后才在煤油灯下清理账目，只读过几天小学的他，常常记账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一早，照常上地。当会计十年来，两袖清风，没错一笔，人称“万笔清”。后来从学校回来了一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