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夏，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由成都开始，继而全川响应，出现抗捐抗粮的斗争。清王朝的高压政策，把四川保路运动推向抗捐抗粮的新阶段。抗捐抗粮的斗争，加深了清朝的财政危机，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政府一面急命端方率领鄂军入川“认真查办”；一面严令川督赵尔丰“切实镇压”，妄图用反革命暴力遏止保路运动的发展。
1911年9月6日，在四川铁路股东大会上，有人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榷书》，申言要“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厝皇基于万事之安”。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君主立宪色彩的宣传品。但赵尔丰却捕风捉影，认为《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于9月7日，将保路同志会、谘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张澜等人诱至督署逮捕，并查封了同志会和铁路公司。赵尔丰以为抓了这几个头面人物，就会是群龙无首，从而将保路风潮镇压下去。但事与愿违，赵尔丰的高压手段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成都全城震动。群众扶老携幼，沿街号泣呼冤。数万人手握香烛，头顶光绪牌位，齐聚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受着立宪派思想迷惑的群众，还不懂得胜利不可能用请愿的方法获得。嗜血成性的赵尔丰，竞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者。一时枪声大作，请愿者纷纷倒入血泊之中，“督署院坝，陈尸累累”。受伤者则匍匐载途，光绪牌位扔了一地。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冲撞、践踏群众，死伤不可胜计。城外闻讯前来请愿的民众也遭惨杀，数十人遇害。清政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在这次反革命血腥屠杀中，遇害者绝大多数是下层劳动人民。仅有名可查的26人中，机匠、刻字匠、裁缝、学徒、放马的、卖小菜的、装水烟的就有19人。这说明，保路运动虽由立宪派人所倡导，但参与斗争的，绝大部分是广大劳动群众。保路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成都血案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虚伪和残暴。群众因受立宪派的影响而对清朝皇帝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们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当道横蛮，不能以法理要求”。立宪派散播的“文明争路”的骗局也被彻底戳穿了。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封锁交通邮电，加强对人民的镇压。为了揭露清朝统治者的暴行，号召人民起义，同盟会员龙鸣剑缒城而出，奔赴城南农事试验场，与同盟会员朱国琛、曹笃等裁木片数百，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然后，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水电报”“乘秋潮顺流，不一日几遍传西南”。各地群众闻警，纷纷揭竿而起。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同盟会员领导下起义，围攻成都，未克。后转而分兵攻略各州县，与清军多次激战，掀起四川反清斗争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