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榆林是歌舞之乡。榆林秧歌是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形态，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民间艺术了。秧歌表演时，不但穿插、包容了龙舞、狮舞、驴舞、猴羊舞，竹马舞、鼓舞、火棍舞、高跷舞、水船舞、三山刀舞、霸王鞭舞等种类繁多的民间社火舞蹈内容，而且有歌有舞。且歌且舞，包容了“乐”和“歌”的内容。但不论从音乐角度看，还是从民歌歌词这一语言艺术的角度看，它们都能各自独立存在，分别成为榆林民俗文化的重要艺术形式。
榆林秧歌中“歌”的语言艺术部分，给我们探索陕北民歌的产生提供了一种依据。陕北民歌，包括两句头的信天游和山曲，也包括酒曲、道情以及具有吴越风味和宫廷风味的榆林小曲，还有作为秧歌有机组成部分，多为四句头的秧歌词。这种歌词，由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纵向传播，和彼此交流传唱的横向传播，不断融入信天游、山曲、道情、榆林小曲等艺术形式和内容。通过淘汰增补，修改更换，大大丰富了秧歌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段。而在整个过程中，创作新词和传播旧词的关键人物是兼为秧歌队的组织、主持、导演、指挥、领舞、领唱者的伞头。他集指挥权威和艺术权威于一身。伞头手中的“日照”日照：佛门和道教用的神幡，圆形，千顶，周圈围布，多为黄色。布周边缀以丝穗，寓光芒四射。（后多改为伞）和“虎铮”虎铮：圆圈形，彩色丝绸缠裹，传说是驱鬼除傩的法器。既是神权的象征，又是指挥棒。秧歌舞，又叫“扭秧歌”，是就其舞的主要动作“扭”而言的；也叫“唱秧歌”，是就其唱的部分而言的。不论是扭还是唱，伞头都是秧歌舞的主体。这里姑且不论其“扭”，单言其“唱”。
唱秧歌，伞头实为主唱者，众队员只重复末句，伴和以应。所以，不论沿袭旧词，还是独创新曲，全在伞头的天赋、文采和应变能力。秧歌又因表演场合不同，分为谒庙祀神秧歌、排门子秧歌和彩门秧歌。能应付这多种场面的伞头，必须具备这以下条件：一是嗓弦好。发音圆润，吐字清晰，音域宽广，不管唱到何时，都不干、不哑；二是记性好。必须对本村本社以及能学到的外村外社的秧歌记得滚瓜烂熟。谁掌握的歌词多，谁就有可能胜人一筹；三是文化程度高、才思敏捷。视不同场合，既能用现成秧歌应付，应付不了时，又能即兴创作，出口成章，虽七步也难不倒。更重要的是，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农家子弟，他必须深深懂得农民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难，苦斗和苦苦的追求：辛苦经年，穷乐呵几天，希冀的就是几句吉庆话，祈盼来年有好日子过！所以，他必须深谙世情，广有韬略，随机应变地代神立言，为父老兄弟姐妹祈福消灾，恰如其分地使他们在心理上得到平衡。这对百里挑一的伞头来说，又可说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追求，一种争奇斗胜的艺术。所以不断地创作新词，就成为伞头强烈追求的目标。
在几种类型的秧歌中，谒庙秧歌比较好唱。陕北多神，但庙名、神名和神的主管职能和范围是固定的。因而谒什么庙，敬什么神，就唱什么歌。如，拜娘娘庙时唱：
娘娘庙，盖得高，初一十五把香烧；
多子多福日子好，闹起秧歌先拜庙。
娘娘是主管生育的，自然要这样歌颂。如此这般，谒老爷庙时唱“刀尖尖上排战袍”；拜山神土地庙时唱“山神驱赶豺狼爷，土地无私祸包身”；谒龙王、祈其“轻风细雨撒青苗”；拜马王，颂其“骡驹子跟上马驹子跑，庄前庄后你照料”。秧歌本来起源于祀神，颂神当视其为正宗，所以必须庄严肃穆。尽管歌词可以生动活脱，但对善神或恶煞均需颂扬得体；尽管这都是沿袭旧词，也得伶牙俐齿方不致“失场”。
与祀神相应，秧歌还与古代驱傩有关。据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靖边志稿》载：“村民亦各鼓乐为傩、装扮歌舞……义取逐瘟。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85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9月北京第一版。”陕北老百姓认为，新春伊始，阳气上升，蛰伏的鬼魅瘟神也开始萌动。宅院动了响器（锣鼓铙钹），又有大头娃等许多面具怪脸舞动，妖邪瘟疫即被驱赶；加上吉利祝词，便会讨得一年好运。排门子秧歌就是挨户拜年，完成逐瘟祝庆的使命。但本庄各家的境况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壮年老了，孩子大了，媳妇娶了，女儿嫁了；有的家丁兴旺，有的财源茂盛，也有的灾病缠身，失火失财。所以伞头熟悉各家变化，尊卑辈分，各人情性，伦理关系等，从而有针对性地为他们唱几句避凶化吉，恰到好处的祝词。秧歌队进了一家院子，伞头引吭高歌：
进了大门仔细观，柴草打得堆成山，
粮食打了个千万石，十二眼窑里全倒满。
进了二门仔细观，窗子上又贴红牡丹，
众位亲朋都来看，主家大嫂的好手段。
这是根据主人粮多、宅广、主妇手巧勤快的特点加以描述赞颂的。接着，第二家，第三家……“转过一家又一家，这家门上一朵花，我问掌柜什么花？金银财宝转回家。”这样，拜庄稼汉唱：“大囤子圪堆小囤子满”。拜煤窑唱：“掏得快，卖得欢，挣下钱儿堆成山。”拜铁匠唱：“风匣拉，老锤打，打下银子叠宝塔。”如此，排门唱去，老年赞其少，少年夸其智，男性描其勤壮，女性绘其俊巧，经商者祝其“财源茂盛”，失火者禳其“火烧财门开”，使大家都讨得吉利。有时，遇上被贺人家也是唱歌能手，伞头和主人更会妙趣横生地对歌：
客：过罢大年刚几天，秧歌搭在你门前，
虽说秧歌不好看，一来迎春二问安。
主：大红果树长得高，望不见亲朋好心焦，
夜儿听说亲朋到，喜得我一黑了（即一晚上）睡不着觉。
于是，主家摆上炒菜碟子，红枣花生，暖上酒，散上烟；不会吸烟的，也会在耳朵上别一支，以示盛情难却。主人自谦“我的礼物摆得少”，大家推让“所有的礼物都不收，敬上两盒烟咱众人抽”。融洽的气氛，古朴醇厚的民风，令人感叹！
排门子秧歌颇使伞头紧张。出了东家院，构思西家词。要针对主人的特点，要快，要好，要熟。最忌“跌秧歌”，锣鼓一停，就得连贯地唱下去。中途没词儿了，对主人来说是莫大的晦气，虽是神灵的支派，不怪伞头，但都觉得是莫大的扫兴。庄户人辛苦经年，无非是借秧歌的口福，讨几句吉利话。正因为如此，伞头脑子活动高度紧张，所以跌秧歌的事很少发生。万一中途栽了，大家赶紧不断重复上一句，直到想出新词为止。
陕北人严格恪守人际交往规范中的回避关系。排门秧歌因保存了这种回避关系极丰富的原始材料而具有社会学和民俗文化学的研究价值。辈分伦理关系是其主要内容，伞头必须慎之又慎。上下相邻辈（即父子辈或叔侄辈）一本正经，赞词必须严肃庄重；隔代辈（即祖孙辈），“爷爷孙子没正经”，可以互相挖苦、揶揄、笑骂；伢伯子与弟媳壁垒森严，但小叔子、小舅子和小姨子可以和嫂子、姐夫开玩笑。这些规矩，伞头都必须严格遵守。如伞头在一家院里这样唱：“这个老头瘦干猴，少说也活九十九，走路就像驴撒欢，一驮能驮百二三。”因为主人和伞头是祖孙关系，带笑带骂求吉利，唱得主人咧开嘴巴笑，大家也忍俊不禁，夸赞伞头机灵。秧歌又进了一家院子，夸赞主妇道：
这家大嫂好风流，浑身上下没毛病：
金丝丝头发胸缨缨，一对毛眼眼花棱棱。
白（格）生生脸脸粉（格）彤彤，
白（格）生生牙牙碎（格）粉粉。
细（格）弯弯黑眉毛（格）茸茸眼，
红（格）丹丹嘴唇浑身身绵。
有时也会唱：“嫩（格）湛湛脸脸桃花花红，柳叶（那）细眉月儿弯弯，身段好像一苗葱，水（格）汪汪一双（那）花眼眼。”说夸张，也不算夸张，“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榆林女子赛貂蝉”么！类似这样的描绘，会使这位大嫂羞答答地不好意思，心里却由衷地高兴。但这里有个主体角色问题，就是歌者和被歌者不仅系同辈，伞头还须是“大嫂”小叔子行列中人。如此才允许从色、光、形体诸方面大加形容，甚至通过触觉描述其体质“浑身身绵”也不见怪。但如伞头无论亲疏，是“伢伯子”，虽系同辈，绝不会，也不敢这样唱，否则会引起反感，且成为谈笑的资料。陕北这种回避关系，是否源于古代婚姻制度的变动？有待进一步研究。
彩门秧歌最难对付，纯粹是一种斗智的艺术。这是邻近各村秧歌的互访。访者一方扮好秧歌去拜年，迎接的一方扮好秧歌且搭彩门迎接。彩门共三道。头道彩门双方互致问候。如主方唱：“锣一声，鼓一声，头道彩门迎亲朋。你们何时出了门？哪里起身到我村？”客方便答唱：“腊月初八把秧歌排，正月初三我带出来，×村上把酒摆，送我们到贵府把年拜。”接着，主方把本队秧歌装扮造型一一亮相，客方便一一拜唱。见到主方伞头手中的日照，便拜唱：“敲起锣鼓撑起伞，二目观见日照官，上搭日照顶了伞，下搭才知你升了官。”如此，见狮子、竹马、地滚子、跑驴等，挨个儿拜唱下去。拜完唱讫，头道彩门才算通过。二道彩门互致赞词，主客双方客气谦让，互道丰歉，颂其对方优良村风。既不能令对方遭贬难堪，又不能牛头不对马嘴地瞎捧。虽是“拉关系”，却也在文采上暗暗较劲，看谁家唱词贴切，文采洋溢。第三道彩门主客盘考，以问答的形式，从天文地理盘到时政农事，问什么，答什么。如：
主问：锣鼓一停我开音，有件事情问先生，
什么人留下个闹五音？什么人留下立彩门。
客答：锣鼓一停我开音，这件事儿我能说清。
孔圣人留下个闹五音，赵匡胤留下个立彩门。
如此问下去，答下去。问答中，既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又要不亢不卑，不能灭了自己的威风。所以伞头必须倾其浑身解数，随机应变，即兴酝酿佳构。三问三答过后，主方唱，“预先备下接风酒，专与亲朋洗尘埃”；客方则“自愧无物致感激”，主客拉手进村。因为实际上互比了高下，自然有逊色的一方。下次互访，暗暗做好准备，力争压倒对方。当然，也有屡屡败北者，这时就看气度了。气量小的，会迁怒于人，找借口械斗。这种陋俗，旧社会为多，新社会鲜见。
在陕北，几乎庄庄都有秧歌队，队队都有其出佻的伞头和后继弟子。如此涌现民间诗人，陕北民歌哪有不发达之理？有人担心，现代文明会冲淡甚至湮没了传统民俗。其实正好相反，作为感应的神经，秧歌会与政治笑话、讽刺歌谣一样，推陈出新，创作出更新更美，更贴近现代生活的秧歌词。如秧歌队在学校唱了一首这样的祝庆秧歌；
来到学校把年拜，念书娃娃全成才，
老师康健字文深，临走说声“咕得拜”。
连外语都融入到秧歌中来了！这样土洋结合，更显推陈出新，真是别有风趣了。有的伞头文学素养深，就能唱：“秧歌好唱口难开，腹空如洗我编不来。记得杜甫诗一句，‘蓬门今始为君开’。”顺手拈来，嵌成佳作，实不亚于文人创作。
如果说，榆林的酒曲是在“酒中有诗”的醉眼中唱的歌，那么秧歌词却是在极其清醒的斗智场面中逼出来的绝唱。其生命力如此旺盛，既可锻炼人的睿智，又可培养人的才能，堪可与南方的对歌，盘歌相匹敌。
